汉学家印象记︱康达维：令人高山仰止的“中国师父”

还记得我在斯坦福东亚语言文化系读书期间，老师艾朗诺（Ronald Egan）教授得知我要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Seattle）亚洲语言文学系跟随康达维（David Knechtges）教授读博时，曾经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评价——“康达维本人就是一个不可超越的标准。”

这句话在我后来和康达维教授的亲身接触中一再得到印证。相信每一个学生在康达维教授面前，都会被他强大的气场所震撼，怀有一种战战兢兢的崇拜之情和小心翼翼的求学态度。如今康达维教授已经退休，学生遍布美国各个著名学府任教，其著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经典。能够在康达维教授退休之前领略他的课堂风采，于我而言是一段受益终生的经历。

作为西方当代最受人尊敬的汉学家之一，康达维教授在其研究领域——汉赋和六朝文学的成就可谓无人望其项背。2006年康达维教授以中国文学学者的身份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同年当选的还有前美国总统老布什（H.W. Bush）、克林顿（Bill Clinton）以及美国最高法院院长罗伯斯（John Roberts）等人，这一成就足以令所有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研究者与有荣焉。

2014年，康达维教授所翻译的《昭明文选》获得了中国出版业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国家图书奖”。倾注了他40余年心血的英译《文选》被认为是“译文最精当、考据最详实”的译本，也是其“翻译本身是一种高水准的学术活动”这一思想的体现。康达维教授翻译《文选》，不仅因为这部巨著是研究唐以前中国文学的重要资料，也因为这是古代中国文人士子的文学教科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他计划将60卷的《文选》全部翻译成英文，目前已经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册分别是《昭明文选英译第一册:京都之赋》(1982)、《昭明文选英译第二册:祭祀、校猎、行旅、宫殿、江海之赋》(1987)和《昭明文选英译第三册:物色、情志、哀伤、论文、音乐之赋》(1996)，其中涵盖了《文选》中的所有辞赋。

在康达维教授荣休活动上

因为所处时代的关系，康达维教授接触中国事物远远晚于当今的美国年轻人。他1942年出生于蒙大纳州——美国西北部一个地域广阔、人口稀少的农业州，当时他与中国唯一的接触就是一种叫做Chun King Chow Mein（音译：重庆炒面）的罐头食品，而生产这种罐头食品的公司属于一个意裔美国人，和中国毫无关系。在高中的时候，曾经立志成为医生的康达维选学了一门叫做“远东”（Far East）的课程，在这门课上听到了著名汉学家卫德明（Hellmut Wilhelm）的演讲。卫德明教授是出生于青岛的德国汉学家，从小受到中文教育。其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曾是一名传教士，也是非常著名的汉学家，他翻译的《易经》风靡西方世界。卫德明教授的演讲令康达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决定到卫德明所执教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学习。直到现在，康老师还经常回忆起卫德明教授独特的上课方式——没有课本、没有规定阅读、没有期中考试，只有期末考试和期末论文。每节课一开始，卫德明教授就开始在黑板上写下一长串书籍文章的名字，英、法、德、中、日文的全都有。作为康老师的学生，可以感觉到他的治学方式和教学风格都深受其师卫德明的影响。

卫德明教授是当年极少数研究中国赋作的西方汉学家之一，因此在学习中文不久，康达维就进入了赋的研究领域。中国古代的赋具有宏大壮丽的风格、“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气魄，是汉代国家统一强盛、四海升平的标志。赋以气势雄浑的铺陈为美，作者通过罗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意象来展示自己的笔力和才华。赋的语言精深、辞藻瑰丽，多运用排比等气势磅礴的修辞手法，注重声音的和谐与韵律的铿锵，能够把这种感觉用英语表达出来，需要对中英两种语言出神入化的运用能力。在书籍作为珍贵稀缺资源的古代中国，文人会把赋及其注释作为辞典使用，而今日康达维教授所翻译的赋，也是用英文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将赋中提到的名物都找到精准的英文对应，需要渊博的博物知识、严谨的钻研精神和深厚的语言功力。

康达维教授的英译文选不仅准确，还完美传达了辞赋的整齐感和音乐感，可以说将赋从侈丽闳衍的中文作品化为了缀玉联珠的英文，其令人叹服的效果，从对《上林赋》中对河水描写的一段翻译可见一般。这一段深刻体现了汉赋辞藻华丽（epideictic）的风格，以及康达维教授作为译者，如何巧妙地在英文译文中精准表达意义并体现出原文大量使用连绵词的音乐效果。（注：下文从左到右依次是英语译文、中文原文和注音）

阅读康达维教授的作品不足以领略他强烈的人格魅力，课堂就像是舞台，可以将一位学者的个人风格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我有幸上过康达维教授的《文心雕龙》课和《楚辞》课（前者以研讨会的形式为主，而后者则以老师的讲授居多），在课后也得到了老师的许多指导帮助，因此对康老师的风格脾性略知一二。

上康达维教授的课，有一种高山仰止的压迫感。记得《文心雕龙》课的开始，他先点出十几种古籍作为阅读作业之外的参考，在我心想“这么多”的时候，他又干脆利落地列举了日本学者的研究，声情并茂地朗读了一段精彩的法语译本，推荐了一串德国汉学家的好论文，并且发给我们一些梵语资料，开始讨论《文心雕龙》中的佛教思想……初次经历这种暴风雨式的知识洗礼，用“目瞪口呆”来形容也不过分，令我霎时间感到老师的学养是“沧海”，而我们的知识只有“一粟”。所有的这些知识和信息，在康老师手中都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传授给学生的都是逻辑严谨、条理清晰的真知灼见，取精用宏，非学问大家所不能为作为汉学家，应该通晓多种语言，广泛吸取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康老师所一直坚持的，因此康老师的学生除了广泛的阅读，都积极学习拉丁语、法语、日语等语言，但越是学习越会发现，能够说几句日常用语和将某种语言游刃有余地用于学术研究，实在是天壤之别，如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学者依然凤毛麟角。

听康达维教授讲课，还有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一般来说，无论是对学生的课堂发言还是课后论文，老师的评价基本是3：2，即鼓励为主，建议为辅，即使缺点的部分可能才是老师真正想要说的。但康达维教授的评价向来直截了当，绝无一定之规，对于满意的回答，从来不吝惜夸奖，甚至拍案叫绝，对于问题和毛病，也绝不留情，不会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受康老师这样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影响，学生有时候不免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在论文中囊括各个学科、语言的研究，事实上自己并未消化，看似涉及了不少内容，实际东拉西扯而不得要领，这是逃不过老师火眼金睛的。一位同学曾对我说他雄心勃勃地将规定十页的论文写成二十页，但却得到康老师的一句评语——你这就是gallimaufry（大杂烩）！这种一针见血的批评令人感到治学并无捷径可走，广博的涉猎绝不仅仅是走形式，而是要坚持博观而约取。

不仅是对学生，更难得的是对于其他学者，康达维教授点评起来也是直抒胸臆，毫无客套，有时很是犀利，但绝对有理有据，鞭辟入里。因此在课堂上，每当康老师要评价各位学者，大家都会精神百倍，因为不仅能够大有收获，还有机会听到许多精辟的妙语。比如一位知名教授把中国古代诗歌中雪白的皮肤用alabaster（雪花石一样白的）这个词翻译，似乎很优美，康老师直接指出——死人苍白的脸才叫alabaster！后来我自己查了查，原来现在英文的俗语里确实会用这个词形容雪白的皮肤，但这一用法的最初来源是用雪花石制造的棺材雕像。康老师的同事和学生都知道他非常喜爱马提尼（Martini），对其他酒不屑一顾，而我觉得他耿介的言行就像马提尼一样，有一种毫无矫饰的纯正和辛辣。

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没有听过康老师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多年一直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学基础课，因为我到华大时康老师临近退休，已经不再担任这门课的教师，不过课上所用的仍旧是他所编写的教材。作为基础课程的教材，其体量之大十分惊人，单是魏晋南北朝一册就有一部学术专著那么厚，内容按时间和文体排序分类，除了包含对大量作家、文学体裁、文学流派和重要研究课题详细准确的介绍，还有非常权威的参考文献列表。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参考文献都是康达维教授仔细阅读、悉心甄别后挑选出来的，内容之丰富、涵盖之广泛令人叹为观止，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宝贵的敲门砖。在千呼万唤中，这些参考资料终于在近年出版，名为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A Reference Guide。作为用英语研究中国文学的学生，这本书和著名汉学家、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亚洲语言与文明系柯睿（Paul W. Kroll）教授主编、康达维教授参与编写的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Classical and Medieval Chinese，可以说是每天都要用到的“枕中秘宝”。康达维教授另有一门著名的治学方法课，专门教授学生如何查书、做研究，听过这门课的同学都说受益匪浅，但在我上学期间没有开，只能作为终生憾事了。

最令我珍视的是康达维教授在治学中的人情味。在课上每提到一位著名的学者，康老师都会讲到这位学者的人生经历、治学特点、与其他重要学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几件趣事，让这些学者的形象瞬间鲜活，也能让学生增加学术源流方面的知识，在课堂上也经常会提问学生：某某教授在哪里读书、师从何人、后来在哪里执教、有哪些重要作品等等，帮助学生在心中建立人物关系网。这本是学习中国文学历史的传统，但如今的学生在这一方面已经渐趋薄弱，把知识和做学问的人割裂开来，死记硬背，以至于许多博士生对本专业仍然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自己的研究的东西也流于机械，毫无个人感情。是康达维教授让我深切感悟到学习古代文学是与古今文人学者心灵的交融和灵魂的碰撞。他与许多中国学者都是很好的朋友，记得最初与康达维教授通信时，他得知我是北京人，就提到自己每次去北京都会和袁行霈教授相聚，还附了一篇有两个人合影的文章给我。还记得康老师在课上谈起当时还在世的饶宗颐先生，不仅高度评价其治学，还津津有味地描述饶宗颐先生如何在八九十岁时给自己表演盘腿打坐的标准姿势，末了还风趣地加上一句：“我自己四十岁以后就绝对做不了这种姿势啦！”

作者与康达维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系田晓菲教授合影

有着振聋发聩的名望和严格的治学态度，康达维教授在平时的相处中绝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子，还非常随和幽默。康达维教授的姓氏“Knechtges”源自德语，有时即使美国人也拿不准发音，他就告诉学生，其实将“connect us”连起来读就是Knechtges了，而且特别喜欢学生干脆叫自己“康老师”。一次课堂上的阅读材料里有姓康的神祗还是高官，康老师就开玩笑地说：“我不知道我的祖先在古代就这么厉害！”康老师已经年逾七十，但精力之充沛令人吃惊，对于求教者几乎是有求必应。我曾经需要把一篇课堂论文再度修改，请康老师提提意见，康老师不仅慨然允诺，对文章内容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还对句子的组织、用词的挑选、甚至标点的使用都给予了精细的点评和修改。一个外国学生用自己不熟悉的语言做论文，无论多么努力，也有一种消除不掉的隔膜感，而语言上的生疏笨拙，作为教授是没有责任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一一修改更正的，收到写了满满批注的纸页，感动不已的我常会想到《藤野先生》中的情节。我曾在一本学术专著的序言部分看到作者大力感谢康老师，并生动描述起每次学术会议散会后，康老师走到哪，哪里就自动形成研讨小组（impromptu symposia that spontaneously take shape around David）的画面，而这样的表述在其他学者的书中也多有出现，因为很多学术专著的出版都离不开康老师的意见和指导。有一次康老师到其他城市开会，结束了一整天的学术会议后，在晚餐时还和大家聊得非常尽兴，因为当时与会者几乎都住在一家酒店，晚餐结束后，康老师看大家还簇拥着自己，就说可以到酒店大堂继续谈，在第二天清晨还要赶飞机的情况下，一直与大家谈到凌晨一两点，这样的热情和精力，即使年轻人也自愧不如。

记得第一次在重要的学术会议上演讲，博士一年级的我感到十分紧张，康老师在会议开始之前鼓励我之后，与我亲切地握了握手，转身准备入座，可能因为我的手当时就像冰一样凉，已经转过身的康老师又回身对我说“不要紧张，你一定能够做好”，并且再度和我握了握手。康老师平日里对待学生认真严格，能够得到老师的一个笑脸、几句褒扬，在我们看来都是极其珍贵的，而貌似严厉的外表下，他对学生的爱护鼓励，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2015年康老师退休，将办公室中的书籍都赠予了学生们，我看到老师花白的头发，满面笑容地坐在那里任由年轻的学生们在书架上翻找挑选，又想起上《楚辞》课的时候，老师带来很多的参考书摆在桌上，形成一道半圆的书墙，他自己坐在中间，穿着金棕色的西装外套，粉衬衫红领带，容光焕发，面露亲切的微笑，那慈爱的面相就像佛像一般。康达维教授的学生、现在也任教于华盛顿大学的王平教授曾说：“康老师在自己领域的渊博精深已经做到极致，后来的学者只能另辟蹊径了。”康达维教授的退休，令人感到北美汉学研究一个时代的结束。

康老师在华盛顿州度过了接近70年的时光，在课上讲到描写生动的文学作品，也会谈起一些自己童年对自然的观察和钓鱼、做木工活的趣事，顺便调侃道：“或许你们还不知道，我小时候在西雅图郊区当农民的一面。”说完自己哈哈大笑。如今康老师和师母张泰平教授已经搬到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定居，熟悉康老师的人会感到有些惊讶，因为他对西雅图有着很深的感情，但对于如今的康老师来说，住在和外孙女、外孙距离五分钟车程的地方，做慈爱的“姥爷”，显然更加重要。大家都知道康老师年轻时手风琴拉得极好，得到过北美第一名的成绩，曾立志做一名音乐家，如今我们仍可从他的治学中窥见其细腻的艺术领悟力和追求完美的精神。通过和康老师的接触，可以深刻感受到他是一位富有活力而感情充沛、眼界开阔而内涵丰富的学者，丝毫没有故纸堆里的沉闷感，和当今许多年轻学者还在做学生时就已经是老气横秋的井底之蛙有很大不同，他是众多薄如纸片的学者标签中一个高山仰止的形象。而在学生面前，我始终觉得与其说康达维教授是一个美国的“professor”，不如说他更像一个中国式的“师父”，他是极其严厉而又非常慈爱的，让人敬畏也令人爱戴的，既会毫不留情地批评你，更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你，这种师生间的纽带，那种心底紧密联系的传承感，从未有一天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