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珍珠获诺奖80周年：她向“优越感”发动了一场持久的战争

近日，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80周年纪念会在镇江赛珍珠文化公园举行。主办方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邀请到复旦大学陈思和、段怀清教授，《大地》1988年版译者王逢振、作家薛忆沩、《大地》最早全译者胡仲持先生之孙女胡孟崮、赛珍珠诗集《爱语集》衍译者眭谦、文艺评论家韩传喜、王雪瑛到会研讨座谈。作家王安忆题词：重温经典，再读《大地》。著名作家格非、叶兆言、陆建德、刘宏伟等来信表示祝贺。

1896年赛珍珠随父母到镇江居住，并在这座江南名城读书学习，在此成人成才成家，镇江是赛珍珠的“中国故乡”，保留了赛珍珠家族的在华遗迹文物，也是赛珍珠其人其著和文学创作思想的主要孕育地。1991年，镇江市外办、文联、社科联召开赛珍珠文学创作讨论会，出版《赛珍珠研究》，为国内赛珍珠研究投下一块基石。新世纪以来镇江市成立了赛珍珠研究会，为全国唯一拥有赛珍珠学术社团的城市。

对此，陈思和表示：“镇江的人民和镇江市政府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赛珍珠，给她较高的评价，这是非常有眼光的。地方政府对一个西方作家给予这样的关怀和评价，是不容易做到的，可能在美国也做不到。《大地》不仅仅是美国文学经典，也是中国的瑰宝。”

段怀清认为镇江的赛珍珠研究会力量不可小觑，不仅仅将赛珍珠作为一个外籍作家来对待，而是大大拓展了赛珍珠研究的外延。

“上个世纪90年代来，中国学术的格局发生改变，地方学术和民间学术兴起，甚至成为地方文史、文学研究方面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我接触过这些地方学者，他们的工作跟专业学术研究并没有关系，但他们热衷于与家乡相关的学术研究，比如浙江海宁的一些学者研究金庸、徐志摩等。他们在地方文献的编纂方面并不逊于专业的学院派。”

用生命体验书写中国的赛珍珠

赛珍珠出生四个月后即随作为传教士的父母来到中国，之后在中国生活了将近40年。她的长篇小说《大地》描述了中国农民的生活，让她在抗战的非常时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让很多美国人借此了解中国。关于赛珍珠的西方身份和中国叙事的特殊性，与会专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段怀清看来，西方的中国叙事，一开始不是写给普通人看的，而是提交给教会的。“一直到传教士二代，他们的中国书写才慢慢开始关注中国大众。而赛珍珠同中国孩子一起长大，这是她的真实体验，不是虚构的。虽然英语是她的母语，但她用英语写作实际上是有隔膜的，缺乏生活实感。中文和在中国的生活对于赛珍珠来说，将语言和生活融合在了一起。她社会体验和对人性的认识基本来自中国，她的自然生命在中国大地上成长和成熟，同中国民间与中国土地是亲密无间的。

陈思和讲道：“赛珍珠在诺奖颁奖会的致辞中说：‘我受到的是中国的教育，我对小说的理解来自中国传统对小说的看法’。赛珍珠曾翻译《水浒传》，译为《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 : Shui Hu Chuan）。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赛珍珠的创作特点包括创作标准都是中国式的，如描写描写农民家庭的更迭，主人公成为地主，儿子一辈衰败了，孙子一辈又起来了，这都是典型的中国理解。《红楼梦》的家族描写也是如此，而西方小说中的家族往往从盛而衰，最后就结束了。”

韩传喜讲道自己作为一个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农村，且在赛珍珠《大地》主要背景地生活了十年、有着深切乡村经验的读者，在阅读赛珍珠的乡土小说时，感触格外独特。“农村生活的生活细节和场景被不断激活，赛珍珠对农村本色、自然的叙写，像一根根引线，牵出我农村经验的千头万绪，坚韧而绵长。”

他认为，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异常丰富，成果很多，但随着后乡土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乡村伦理、乡村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乡土小说作家乡村经验相对匮乏，本土化书写出现了困境。“而像赛珍珠这样本色、自然的乡村书写为乡土小说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意义。与‘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注重政治启蒙和文化启蒙相较，《大地》则有一种平实的‘同情之理解’。”

王雪瑛认为，中国和西方都有着不认同赛珍珠的声音，因为她从来就没有迎合过不同阵营的声音，而是坚守着我思故我在。“比如她对西方教会在中国的做法，有过直言不讳的批评，她对国民党当局也有过批评，这在当时的年代都需要勇气。她的生命力在于复杂性，而不是单一性，对她的作品和思想认识都有着不同的声音，是东西方交流的重要文本，是认识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的重要文本。”

“赛珍珠是一个深爱中国大地的作家，中国是她生命中的重大情结。我们在评论和分析她的文本时，都不能忘记她对中国深深的眷恋。”

赛珍珠作品的翻译

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最早由胡仲持翻译，1933年在开明书店出版。座谈会现场，胡仲持的长孙女胡梦崮讲述了胡愈之和胡仲持1930年代初到上海拜访赛珍珠的经过。

“那天，兄弟俩应约到赛珍珠居住的旅馆，到了楼下，二人却踯躅不前。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绍兴方言（上虞土话）赛珍珠听不懂。胡仲持虽然精通五国语言，英语特别好，但不善言表。他们商量半天，还是让胡愈之用英语主谈，到楼上，赛珍珠开门迎接，开口就用地道的镇江话表示欢迎。这使得兄弟俩既感到意外，又感到放心，于是三人用镇江话和上虞话交谈，赛珍珠听不懂上虞话的地方，他们就用英语加手势做翻译。赛珍珠当天就授权胡仲持首译《大地》这部名著。”

鲁迅在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指出：“关于《大地》的事，日内转胡风一阅。胡仲持的译文或许不可靠，倘若是，对于原作者，实为不妥！”

关于鲁迅为什么批评胡仲持，胡梦崮询问过她的两位爷爷。胡仲持摇头不语，胡愈之告诉胡梦崮：“胡风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大地》，说该书丑化了中国农民的形象。日本人增田涉认为胡风的批评不对，赛珍珠没有丑化中国农民的形象，为她抱不平，就给胡风的老师鲁迅写了一封信，请鲁迅转告胡风，不要误解赛珍珠。鲁迅答应转告并写了信。鲁迅和胡愈之胡仲持兄弟既是师生关系，又是极为亲密的朋友。胡风对《大地》的批评是否正确？对胡仲持译本是否有错？鲁迅均未作批判，‘倘若是’就是不确定。对于日本友人的要求，也不能推托不转告。对于日本人的看法一时解释不清，鲁迅便以‘倘若是’向日本友人做个交代而已。这是鲁迅的推托和揽责之语。”

胡梦崮讲道：“对胡仲持首译《大地》，香港浸会大学翻译学博士梁志芳的文章曾比较、推敲《大地》的三种译本，她认为胡仲持最为准确地表达了原作者的意思，真正做到翻译《大地》的‘信达雅’。因此她称胡仲持为斯诺、赛珍珠的‘中国知音’。”

作为《大地》的另一译者、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王逢振研究员分享了1988年漓江版《大地》的出版经过。

“改革开放初期有两家比较好的地方出版社。一家是江苏译林出版社，主要出版通俗文学。另一家是漓江出版社，当时主要出版翻译作品。大概是1980年和1981年前后，出版社要出版一批翻译作品，大家提出了很多想法，其中之一就是选择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进行翻译出版。后来要求认领任务。因我当时即将去美国，查资料很方便，便认领了《大地》。出版社又提议将《大地》三部曲全部译出。我当时还推荐了另外几位学者一起翻译。每位的翻译风格和语言自然有些差异，虽然经过统稿，不过确有不足。但必须肯定的是，译者都是科班出身，水平都很高，没有乱来。”

“我当时在美国，为了写好译者前言，做了很多资料的收集和准备。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一是《大地》在当时美国图书馆的借阅量是很可观的；其二，我遇到的大部分外国人表示，他们想进一步了解中国，想到中国来，都是因为看了赛珍珠的《大地》。可见，《大地》当时在美国的影响之大。”

有观点认为此前言是为赛珍珠翻案，对此王逢振也进行了说明：“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前国内对赛珍珠基本采取回避或否定态度。因为新中国刚成立时，政府希望赛珍珠和斯诺等人来为新中国呐喊。但当时赛珍珠拒绝了，我们觉得她很不友好，后来因为她对‘反右’的看法以及对中国政府不太友善的观点，我们开始排斥她。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公正地来看待她。赛珍珠在20世纪50年代是被列入麦卡锡主义黑名单里的。”

复旦大学陈思和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文学批评界最早发文重新评述《大地三部曲》的学者。1989年10月25日《海南日报》发表陈思和的《洋女子笔下的中国家庭》，他依据漓江出版社王逢振译本（他也提到胡仲持译本），认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写赛氏条目的专家“受样板戏的影响，才得出那模棱两可的指责”，还讲到《大地三部曲》中“由阿兰到梅琳，赛珍珠寄寓了她对中国妇女最美好的理想和愿望。”此文与鲁迅博物馆姚锡佩的《〈大地〉和〈西行漫记〉》（载《社会科学战线》第四期）几乎同时发表。陈文虽然篇幅不长，发表于省级党报，但可谓新时期赛珍珠研究的“嚆矢之篇”（裴伟陋见），此文后收入陈思和学术随笔集《羊骚与猴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题目改 。1999年，郭英剑编《赛珍珠评论集》（漓江出版社）亦选录，标题依据《羊》改为《〈大地〉三部曲》。

眭谦是赛珍珠诗集《爱语集》的衍译者。据他介绍，该书由纽约John Day公司出版，Jeanyee Wong负责设计，一共收录赛珍珠23首短诗，赛珍珠的全部诗作应当不止于此。眭谦分享了该书中的一段出版说明：

在公众眼中，赛珍珠并不写诗（虽然她在自传中透露了几首），她一生中写了几十部小说散文。但诗属于她的私人领域，《爱语集》中的诗篇都题写在她的珍藏册和日记中，其中保留了她私密的文字和思想。”总体来看，《爱语集》虽然是由零散的作品编辑而成，但可以视为赛珍珠关于生命、自由与爱之间关系的系统思考。

如何真正读懂赛珍珠的作品？

谈及赛珍珠作品的阅读，薛忆沩分享了 “文学的读法”与“文化的读法”。

关于文学的读法，薛忆沩认为有两个主要问题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如何理解赛珍珠的文学价值。他认为赛珍珠的“碎片化”和不讲究形式的写作风格一方面被动地来自《圣经》写作风格的熏陶，而另一方面正如她自己早年在题为《东西方小说》的演说强调以及后来在诺贝尔演讲里重申的那样，是受到了她自幼就着迷的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

“而翻译在赛珍珠作品形成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是更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赛珍珠曾经强调自己的写作是分两步走的：首先是用汉语完成遣词造句，然后再将语句‘翻译’成英语。也就是说，赛珍珠的作品首先存在一个属于作者隐私的汉语‘初稿’，然后才出现为读者共享的英语‘定稿’。这两种语言相互交流的创作过程在包括《大地》三部曲在内的早期作品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这从那些作品里对专有名词（如中国的人名）、普通名词（如传统甚至新生事物的名词）以及更富情感特征的感叹词的那种‘中式处理’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薛忆沩认为，与文学的读法相比，文化的读法在赛珍珠研究具有更深的意义。他相信这就是最著名的赛珍珠传记（彼德·康Peter Conn出版于1996年的赛珍珠的文化传记 Pearl S. Buck: A Cultural Biography）凸显“文化”一词的原因。

在薛忆沩看来，对赛珍珠“文化的阅读”至少有如下这样一些关键性问题：

首先是占据20世纪人类历史和文学核心地位的“身份问题”。赛珍珠作为一位具有非常特殊的“移民作家”终身都在遭受着“身份问题”的困扰。她曾经说自己在中国人面前感觉自己是美国人，而在美国人面前又感觉自己是中国人。这还只是问题的一角，她还在宗教和世俗之间挣扎，在精英和大众之间挣扎……她遭受的是一种多重的身份危机。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充满这种与身份相关的“多重性”和“危机感”。

第二，赛珍珠式的关于“中国”的写作为什么会在三十年代初期出其不意地击破“偏见的长城”成为美国图书市场上连续两年的头号畅销书并且对随后美中关系（甚至整个西方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产生长时间的巨大影响？赛珍珠的文学传奇为认识文学与市场和社会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

第三，赛珍珠不仅在中美关系“世俗化” （也就是摆脱宗教阴影）的过程里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她在“红色中国”被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接受的过程也发挥过不可替代的影响，同时，她对美国民权运动的形成、对世界女权主义的兴起以及在扭转对智障儿童的偏见等方面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她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当代赛珍珠研究的任务就是重新评估这份构成复杂的文化遗产的价值。

薛忆沩强调未来的赛珍珠研究不应该仅仅是文学研究的分支，而更应该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门类。他尤其不主张在赛珍珠研究里过分突出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因为确立赛珍珠历史地位的关键事情是1930年底在美国具有绝对权威的“每月读书会”对《大地》的发现。八年之后的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个引起争议的重要插曲，不过只是增加了赛珍珠非凡人生的戏剧性。

最后，薛忆沩高度评价最新的赛珍珠传记（希拉里·斯波林，Hilary Spurling出版于2009年的《埋骨：赛珍珠在中国》，Burying The Bones : Pearl Buck in China）的最后一章。他认为引自赛珍珠本人的那一章的题目“优越感的恶臭”（The Stink of Condescension）道出了关于赛珍珠人生和写作的关键词：赛珍珠全部的人生实践就是向“优越感”发动一场持久的战争。她向所有的“优越感”开战：种族的“优越感”、宗教的“优越感”、语言的“优越感”、性别的“优越感”、文化的“优越感”、政治的“优越感”……她的文学传奇正是那一场又一场与“优越感”恶斗留下的遗迹和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