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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会在大脑里留下痕迹——我们如何逆转伤害?
Via:Pixabay作者 | Alon Chen
翻译 | 卢晨曦
审校 | 酷炫脑
美工 | Jenny
编辑 | 加薪
研究小组对小鼠进行的实验中发现,婴儿时期经历的创伤会导致大脑发生变化,但如果尽早治疗,这些变化是可以逆转的。
以色列儿童人质从哈马斯的囚禁中获救的照片让人们心里吊着的石头终于落了下来,但对大多数这些儿童来说,解放只是漫长的恢复过程的开始。无数的研究早就显示,童年时期受战争的折磨、虐待,和其他的创伤性事件会大大增加日后出现健康问题、社会问题和心理疾病的风险。如今,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得到的实验结果点亮了积极的一盏灯。
由阿隆·陈(Alon Chen)领导的研究小组对小鼠进行了实验,并发表在学术期刊《Science Advances》上。他们发现婴儿时期的创伤经历会导致大脑发生变化,但如果尽早治疗,这些变化是可以修复的。我们的大脑有一个完美的能力——可塑性。我们的一生中,大脑都有改变的能力。
正如我们所想的那样,生命早期时,大脑还在发育时,它的可塑性达到顶峰。比如,可塑性出现在语言的习得中,但这种能力也有令人痛苦的地方,它对创伤事件极度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伤留下的伤疤不断增生。许多实验都为创伤之后的影响提供证据,但很少去研究幼年时的创伤暴露时如何影响着不同的大脑神经以及成年后大脑神经之间的交流。
我们在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实验室致力于研究分子和行为方面对压力的反应。之前的实验里,陈的团队检测了孕期的压力是如何影响着发育成熟后的小鼠后代。现在的研究里,由阿伦·柯斯(Aron Kos)博士带领的一群科学家研究了在出生后不久就经历过创伤的小鼠是如何影响他们之后的生活的。
为了进一步加深对这个话题的了解,此团队的研究员采用了陈博士的研究室的优势:利用单个细胞水平的基因测序,用尽可能高的分辨率来探测大脑里的分子过程;在高度模拟自然生存环境的实验室里,用镜头来追踪数十种行为变量;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工具来处理这种环境中产生的大量数据。
这项综合的行为地图透露出,出生后的小鼠经历过创伤事件后(在这项研究中,他们被他们的母亲忽视)会表现出各种行为,表明他们发现自己处于支配等级的底层。“放到人类的行为上来讲,可能包括高度的内向、社交焦虑,以及发展出回避性人格,这些都是创伤后的特征”,胡安·巴勃罗-洛佩兹(Juan Pablo Lopez)博士说道·。(他曾在魏兹曼和慕尼黑马克斯·普朗克精神病学研究所的陈博士联合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任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研究所神经科学系研究小组组长。)
γ-氨基丁酸抑制性系统接下来的实验中,研究员把在婴儿时期经历过创伤事件的成年小鼠放到高压的社交环境下:被其他老鼠霸凌。
最终,他们划分了四组不同的成年小鼠:完全没有经历过任何创伤事件的小鼠组;在婴儿时期没有经历过创伤但成年后被霸凌的小鼠组;只在婴儿时期经历过创伤的小鼠组;婴儿时期和成年时期都经历过创伤的小鼠组。
为了发现早期创伤是如何扰乱大脑的,以及成年后这些创伤带来的影响,研究成员对四组小鼠进行了一丝不苟的对比研究,在海马体里用单细胞层面的RNA基因测序来探测差别,海马体对社交功能有着重要作用。
对比研究发现,早期创伤对不同的细胞都刻下了印记,尤其影响了两个神经元亚群的基因表达——谷氨酸兴奋性系统,以及γ-氨基丁酸抑制性系统。
这种影响在童年和成年后都经历了霸凌的小鼠中最为明显。
大脑中的神经元通过电信号与其他神经元交流,既可以是兴奋性电信号(也就是刺激性),也可以是抑制性。兴奋性电信号促进大脑神经的交流,而抑制信号则阻断交流,如汽车的油和刹车板。正常的大脑运作模式需要兴奋和抑制性信号之间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在许多精神疾病的患者的大脑里是缺失的。有一种方式可以测量大脑里兴奋与抑制性信号之间的平衡——用电生理技术测量。
魏兹曼科学研究所前科学家、现任药物电生理学家朱利安·迪内(Julien Dine)博
士在小鼠的海马体中进行了分子研究,并发现:幼年时期遭受的创伤破坏了成年后兴奋信号和抑制信号之间的平衡。
发现了早期创伤会改变成年后的大脑机制,以及发现了兴奋与抑制信号之间的不平衡,研究人员正着手于找到一种方法修复它。在早期创伤后不久的短暂治疗窗口期,他们给小鼠服用了一种众所周知的抗焦虑药物——地西泮(市场名为安定),这种药物会影响γ-氨基丁酸抑制性系统。
这个短期的治疗产生的结果过于惊叹:接受治疗的戏哦啊叔能够完全或几乎完全避免创伤之后的行为特征,不再处于社会阶梯的底层。
柯斯解释道:“了解了分子和大脑机理后,我们可以在创伤事件发生后的短暂时间内用药治疗,以中和创伤带来的消极行为影响。
“当然,这不应推荐对幼儿创伤患者进行药物治疗,但我们的研究结果确实强调了早期治疗对成功恢复的重要性。
在任何年龄阶段,强烈的、持续性的压力都会导致疾病,从精神疾病到肥胖和糖尿病等。但生命的早期阶段以及在子宫中,这种压力会产生严重的结果。
陈提到:“以色列、乌克兰、苏丹,和其他地方发生的战争,以及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前所未有的全球难民危机,再加上人们对年幼时期遭受战争和暴力所造成的长期伤害的认知不断提高,这些都凸显了提高心理康复能力的必要性”。
“我们的研究识别了对童年创伤尤其敏感的关键的大脑机制。但最令人激动的是,我们可以研究幼年大脑的可塑性来帮助儿童回复,避免这些创伤为成长带来负担”。
Via:《哆啦A梦》参考文献(点击滑动查看)
1.Kos, A., Lopez, J. P., Bordes, J., de Donno, C., Dine, J., Brivio, E., Karamihalev, S., Luecken, M. D., Almeida-Correa, S., Gasperoni, S., Dick, A., Miranda, L., Büttner, M., Stoffel, R., Flachskamm, C., Theis, F. J., Schmidt, M. V., & Chen, A. (2023). Early life adversity shapes social subordination and cell type-specific transcriptomic patterning in the ventral hippocampus. Science Advances, 9(48), eadj3793–eadj3793. https://doi.org/10.1126/sciadv.adj3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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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创伤会在大脑里留下痕迹——我们如何逆转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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