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朝老兵口述｜黄春惠：从朝鲜战场回来，我又做回了农民

【编者按】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1953年7月，朝鲜半岛战火熄灭。三年间，先后有约290万志愿军入朝参战。1958年10月，最后一批中国志愿军将士从朝鲜回国。值此六十周年之际，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刊发一组志愿军老兵的口述回忆文章。

口述：黄春惠（江西籍抗美援朝老兵）

采访：刘汉美（老兵外孙女）

整理：林小龙

时间：2018年8月30日

我叫黄春惠，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三五四部队的一名通讯兵，生于1930年，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凤岗镇大塘村上西坑人。我于1953年3月参军入朝，1957年4月回国。在朝四年，主要在后方做电报收发任务，未曾上过战场。

新中国刚建立那年，我二十岁，在农村是要立业分家的年纪了。应该说实际上要更早，往往十几岁的时候就要找事儿做，至少养活自己。十几岁的时候还是战争年代，我所在农村虽然影响不大，但是因为家里兄弟多，父亲又去世得早，还是切实感受到活着的艰难，时常饿着肚子整天都想着怎样能吃饱。那个时候虽然有一份事做，给庙里做那种敬神用的香，但是菩萨常常能吃饱我却不能。

解放之后连这份事也不能做了，生活就更困难了。建国之初，情况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能吃饱还是最大的期望，尤其是分家以后，要当起一个家来就更难了。那个时候国家宣传美国佬在打朝鲜，说朝鲜就在中国边上，弄不好要打到中国来，所以我们要去朝鲜打美国佬。村里宣传征兵，虽然又要打仗了，但是很多人一开始想到的不是打仗会死人，而是当兵可以吃饱饭。我也这样想过，家里人也鼓励我去当兵，毕竟比饿肚子强，而且这么年轻如果无着无落连自己都养不活会让村里人笑话的。

报名、体检、发衣服，走完一套程序，等来接兵的车，上车跟上部队就走了。村里的传统对于出远门很重视，但那年代很多东西都很难顾得上了。尽管我这还不是一般的出远门，而是去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多远的远方。反正跟着部队走就行了，当时不知道有多少一样的车，拉着多少跟我一样的人，奔着同一个方向。但是大概能感受到这么多人肯定是要去做一件很大的事，跟之前无着无落时候的感受肯定不同了。

1953年，部队开到了山海关外，我们就从那里出国。3月16号，我们开始渡江。我看不到鸭绿江有多宽阔，但肯定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河。那个时候天气还很冷，不过江面上还没有结冰，所以部队通过浮桥渡过鸭绿江。作为志愿军入朝的一条生命线，美国鬼子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果然第二天晚上就有几十架美国飞机前来轰炸，情势十分危急。我方战机立马出动，与敌机激战于鸭绿江上空，地上的高射炮同时辅助，夜幕下织成一张立体的火力网。所幸的是我们部队接到通知，16号晚上顺利渡江，17号晚上已经安全到达朝鲜。

3月17号晚上，部队开到朝鲜，便与先头部队联系，先安置下来。为了安全起见，部队不会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所以在朝鲜那几年，我跟着部队时常换不同的营地。因为我是通讯兵，一般不会上战场，主要在后方负责电报的收发。所以除了一般的任务和部队生活，与当地朝鲜老百姓的日常来往就会比较多。身边的战士来自中国各个地方，方言有所不通，一般都是以普通话交流。跟朝鲜老百姓沟通难免会有语言障碍，不过因为与当地老百姓的往来沟通是必要的，所以我们部队的战士基本上都能学会一些日常所用的朝鲜话。所以日常沟通往来还是没有什么问题，况且我们当兵的，大多都是跟他们一样的贫苦人民，不远万里来帮助他们一起赶走侵略者，是朋友、是兄弟姐妹，所以在朝鲜那几年我们与当地老百姓相处得很融洽。日常无任务时就帮他们干点儿活儿，打井、担水之类，就跟一个村的乡亲一样。

身在后方，部队的日常就比较简单。我们每天除了一般的通讯任务，主要就是训练和学习。训练的时候也是摸爬滚打，一般不打枪。在朝鲜那几年我也就打过一回枪，也就三发子弹，所以很难想象前线的枪林弹雨。不过后方也并不是那么安宁，敌人的飞机炮弹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什么地方炸响。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到汽车连去学习，学开车。停战之后，留在了汽车连守仓库。有一次就亲眼看到敌机在天上飞，然后往下扔炸弹，有朝鲜小孩在河里玩水，情况真是十分危急。所幸，炮弹掉下来只是劈断了一棵树，并没有炸到人。因为敌机对我后方的威胁，当时部队往前线运送物资的汽车一般都不在白天行动，都是在晚上。即使晚上也很少开灯，公路沿途还有哨兵守卫，一旦发现有飞机便会鸣枪提醒关灯。

在朝鲜的时候，是可以给家里写信的，可能因为我们在后方，所以写信还比较自由，反正你想写就可以写。规定满三年的兵可以有一次回国探亲的假，1955年12月的时候，我当兵刚好满三年，也可以回国一次。那一次，好多满了三年的老兵都要回国探亲，当时很热闹。不过真正回到家也待不了多久，就二十天。我也没什么可做的，因为母亲当年春上就走了，家里人并没有写信告知我，我回到家才知道，要是早知道我就不回家了吧。母亲走了，家老早也分了，探亲在家的那些日子我实在是没什么可做的，唯一就是等着回部队了。

回部队后，依然是训练和学习，然后就是等待回国的指令。比起战时状态，情势倒是更加缓和，等待回国也并不急，因为部队是分批回国的。1956年的时候，在朝志愿军号召了一批战士前往大西北垦荒，搞集体农庄，虽然我对大西北没有什么概念，但我却有意向跟着去，可能是对部队有感情了吧，毕竟这么多年了，部队是个大家庭。可惜当时我所在部队没有落到这个指标，所以我也没去成。朝鲜，也算是我这辈子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了吧，1957年4月，我随部队回国。

别了朝鲜，到了安东（今丹东），这座祖国的大门也是中朝的分界，走进国门，它也成了我人生的一道分界，我的援朝岁月在这里划上了一个句号。

回到家后，做回了农民。当时有些老兵可能会想政府会不会有什么工作分配，以至于因为地方精简机构，部队还晚了些日子回国，就是因为担心有些战士会有情绪。所以专门动员我们复员回去后要好好劳动，要体谅国家的困难，要服从地方政府的安排。其实因为是特殊时代，而且当兵的很多是贫苦农民，本来就没有许多要求，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人还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听政府安排，该回农村还是回农村。而且农村的情况已经比入伍前有了较大的变化，在朝鲜那几年，农村正在搞合作社，加上队上的参军补贴，所以我回家后可以盖起自己的房子，回国那一年还结了婚。生活这样，可以说是过得下去了。后来，大概到上世纪90年代，政府又开始给老兵发一定的补贴。开始只是每个月二十块，后来慢慢多了，到现在大概能拿上千块钱，应该说政府对老兵还是蛮照顾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人民志愿军驻防朝鲜问题研究（1953-1958）”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8年暑期社会实践学生自组团队“寻光者”访谈成果，指导老师田武雄，团队参与人：赵楚楚、史龙飞、方超、李瑞敏、赵静、朱浩颉、韩一苇、林小龙、马雯佳、田爱容、李扬、周敏、苏培英、向瑶、杨新茹、王天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