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 人人都爱王羲之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祁小春的著作《顿还旧观：以王羲之为中心的魏晋尺牍法帖研究》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本书是祁小春以王羲之为中心研究魏晋尺牍法帖的论文集，书名取自庾翼与羲之书：“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作者为著名书法史论家，更是王羲之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对“二王”以及魏晋书法史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研究。这部新著将继续引领读者拨开王羲之研究的迷雾，还原王羲之尺牍法帖的真相。

全书共分上下两编：

“上编”收录了作者《迈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山阴道上：王羲之书迹研究丛札》两部著作中一部分关于尺牍研究的章节，对其做了诸多修订与补充。作者从本体、横向与纵向三个维度对以王羲之为中心的魏晋尺牍法帖进行研究，即利用《全晋文》所收陆云尺牍，楼兰出土的晋人书信残纸，陶弘景《真诰》所收杨羲、许翙书简，以及唐人书仪，与魏晋尺牍进行比较研究和综合考察。

“下编”收录了作者近年的十余篇研究新论，分别发表于《中国书法》《美术研究》《文艺研究》《美术大观》《书法丛刊》等期刊杂志，论述了王羲之、王献之等书家及魏晋时期尺牍法帖中存在的如单书与复书、“五世亲尽”、尺牍完整性等各类问题。其中对自身旧论的推翻、新证及深化，体现出作者研究的持续性。此书意在将作者对尺牍方面的专门考证从其庞杂的王羲之研究体系中分离出来，使之独立成章。全书资料宏富，考证精详，另附有近百幅相关作品插图，以裨读者寻检利用。

以下特选载其第一章节内容，按公众号阅读习惯略做分段，以飨读者。

一批奇怪的书简

——王羲之的尺牍法帖

文 | 祁小春

尺牍与书法结缘，据已知文献记载应起于汉代，而书法从实用性向书法艺术的转化，也是从汉代开始的。那时的书法已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书写技巧，而是作为文字形体之美的一种艺术被人们尊重和鉴赏。例如史书载西汉人陈遵“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应是反映这一方面情况的较早记录。

进入魏晋时代，随着人们的审美意识自觉地不断提高，对书法之美的理解、鉴赏的意识也随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这主要体现在书体或风格方面。梁庾肩吾（487-551）《书品论》所谓“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道出了碑铭与尺牍的书法审美之不同。

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彼此间在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化诸领域的往来交流，几乎处于隔离状态，书法也自不例外。虽然同样是文字的书写行为，但在书法审美趣味和鉴赏方式等方面，南北之间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当时南方盛行以行草书为主的尺牍书法，梁代书家王褒（513-576）入关之后，擅长碑榜书法的北周书家赵文深曾改学王褒之书，即可见一斑。

自汉代发明造纸术以来，人们可以在纸上书写文字。随着制造技术的进步，纸张这种书写材料日益廉价普及，这对以行草书为主要书体的尺牍书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 王羲之 何如帖 奉橘帖

早在汉代，尺牍书即与草书结下不解之缘。三国两晋时期，国家先后发布了三次禁碑法令。一是建安十年（205）曹操首次下令禁碑，二是西晋咸宁四年（278）武帝下诏禁碑，三是东晋义熙中（405-418）裴松之上表建议禁碑而得准行。所以导致魏晋南朝时期的碑刻数量明显少于汉朝，碑铭书法凋敝不振，同时也促进了以行草书为主的尺牍书法的盛行。

由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这种书风在江南成为书法主流，并且出现了以二王为代表的著名书家群体，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书法流派，奠定了后世法帖系统的基础，最终成为中国传统主流书法的经典楷模。

▲ 王羲之 快雪时晴帖

生活在江南的书法家王羲之时逢尺牍书法大兴的东晋，他在世时书写了大量尺牍，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得以流传后世。但王羲之尺牍的传世只是一个特例，而非普遍现象。因为文献载体的性质往往是决定其能否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般来说，平日往来的日常私书家信，目的在于传达私事，事毕即废弃，不做长久保存。究其原因，一方面，这类书简所述基本上仅限于私事的范围，其内容一般不为外人所知，且外人对此也无兴趣。所以除了某一些特定的人物以外，官方与民间的收藏者很少去收集、保存普通人的家书私信。另一方面，这类书简所含内容缺乏文学性与文献史料价值，因而官方、民间的文史编撰者一般亦不予采录。所以，汉魏两晋时期的私信能以各种形式大量流传后世者，只有王羲之一人而已。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王羲之的书法盛名与“书圣”效应。王羲之在世时其书法就已为世人所宝重。去世后，他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书圣”地位逐渐确立，所以人们求购、鉴赏、珍藏其书迹成为风气。由于历代书家临摹王书，帝王士族收藏王书，好事者趋利伪造王书，王羲之尺牍的复制品大量出现，遂使得王羲之书迹的传世量极大。虽然历经劫难，至今王羲之真迹已经荡然无存，但复制品却被大量保留下来。

第二，尺牍的书翰性质本身，也决定了王羲之尺牍在数量上超出其他文本类型的书迹。通观历代收藏的王羲之法帖，其中十之八九为书翰尺牍之属，也就是说在王羲之书法中占相当多数的是他平日往来的私信家书。可以想象，如果王羲之每天都能写上几通尺牍，如此日积月累，其数量必相当可观。在古代，尺牍书写的程序模板曰“书仪”，据现今文献数据，最早的“书仪”为西晋书法家索靖（239-303）所书《月仪》，因尚有刻帖传世，据此可知其内容大概。

《月仪》虽然字迹未必真，但其文字似颇有渊源，或即为后人抄晋人文者。同仪按十二月次序编排，供人学习尺牍，可见晋人书写尺牍的风气盛行。王羲之出身于士族大家，既善书，又多与诸名士交游往还，故其一生所写尺牍数量之多可想而知。况且王羲之本人还精于书仪。据《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所引其《月仪》佚文，知他确曾有过书仪类方面的撰著。王羲之勤于尺牍书写，也许有表率“善尺牍”的用意。

第三，士族的日常礼仪家法反映在书简中。东晋士族颇重礼仪而尤重丧礼，丧礼祭祀活动相当频繁，此亦于书简中有所反映。所谓丧吊告答书简，即此之属。在历代书家法帖中，王羲之等南方士族的吊哀告答尺牍所占比重较大，也是此风气曾盛行一时的反映。礼仪在魏晋士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而丧吊告答尺牍既是吉凶礼仪的载体，也是其表现形式之一。身处大家士族的王羲之也曾书写过大量丧吊告答书简，并且流传下来的也相当多。另外在当时，士族们的家族友朋之间可能具备了比较便捷的邮寄传送条件， 因而得以频繁收寄书信。这也是导致尺牍数量增多的可能原因之一。

▲ 王羲之 平安帖

第四，文献的复制和传播方式使然。一般来说，古代文字的复制传播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文献载体的传播形式，另一种是以保存文字形态为目的的传播形式。两者侧重点不同，前者重在传意，其复制特征是传抄（抄本）或刻板印刷（刻本）；后者重在传形，其复制特征是描摹（临摹本）或刻帖以及金石墨拓（拓本）。王羲之法帖文献不但被传意的复制方式保存了下来，同时其书迹也有赖于传形的复制方式保存和流传了下来。这一双重的复制传播，使得法帖得以大量留存。当然，第四点还包括其他类型书迹，并非限于尺牍一种。

历代王朝皇室（内府）或国家机构（秘书省）所搜集珍藏之名迹，由于长期集中于某一处保管，很容易遭兵火之灾而毁于一旦。王羲之等晋人法帖有幸得以保存传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多半散存于民间。据传统的说法，宫廷内府一般不收问疾吊丧之帖。

▲ 王羲之 丧乱帖

宋欧阳修（1007-1072）《集古录跋尾》云：

“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

沈括（1031—1095）《梦溪笔谈》云：

“晋宋人墨迹多是吊丧问疾书简。唐贞观中购求前世墨迹甚严，非吊丧问疾书迹，皆入内府，士大夫家所存，皆当时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传至今。”

董逌《广川书跋》于此更有详说：

“世疑官本法帖……多吊丧问疾，盖平时非问疾吊丧，不许尺牍通问，故其书悉然。余求之故不当尔也。唐贞观尝购书四方，一时所得书尽入秘府，张芝、锺繇、张昶、王羲之父子书至四百卷，汉、魏、晋、宋、齐、梁杂迹又三百卷，惟丧疾等疏，比之凶服器，不及入宫，故人间所得者，皆官库不受者也。唐世兵火，亦屡更，书画湮灭，不能存其一二。逮淳化中，诏下搜访，已无唐府所藏者矣，其幸而集者，皆唐所遗于民庶者，故大抵皆吊问书也。”

▲ 王羲之 频有哀祸帖

历代的朝廷内府搜集书法，确实存在过回避不吉之事，然据唐褚遂良（596-658）《王羲之书目》所著录的内府所收王羲之法帖，其中亦颇见吊丧问疾书简，故宋人所言未必尽然。沈括所云士大夫家藏者皆为朝廷所不要之物，其说虽不知确否，然诚如董逌所言，民间多存王羲之书迹，则应近于事实。

据上举第一、第三两点，知王羲之尺牍多数得以幸存传世，与其书法艺术为世人所重密切相关。在现存古代文献中，王羲之的平日往来私书家信能够流传至今，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若非恃其书法之力，恐怕早已散逸殆尽。故从文献角度来看，当后人面对这些历史上偶存的片鳞只爪的私信家书时，应该还是相当陌生的。大凡临习过王羲之等魏晋南北朝法帖之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这些尺牍书法虽然十分精彩，但文词却不易判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尺牍是古代文献中一批罕见的奇怪文书。那么这类文书属于何种性质的文献，其形式内容如何？以下着重探讨这一问题。

在人们习见的传世法帖中（包括各种临摹本以及刻本），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魏晋六朝士族的尺牍，无论其内容（如文体、用语）还是形式（如书体、格式）似乎都比较特殊。传世文献中也收有不少汉晋人的尺牍文章，但类似王羲之法帖这类尺牍的却极为罕见。若将这两类尺牍相互比较，就不难发现：二者在文体、书式、用语、记述方式等诸多方面均有所不同。

传世文献所收历代名人尺牍文的特征主要可以归纳为：尺牍的文体规整；遣词造句平和流畅，文从字顺；记述富于条理性；贵议论，重主张，少涉私事。所以，这类文献虽名曰尺牍书翰，但即使作为一篇文章来阅读欣赏，较诸正统文学作品也毫不逊色。

然而以王羲之法帖为主体的日常私书家信则与之大异其趣，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1. 文体书式简素；

2. 记述随意约略；

3. 行文跳跃性强，用语隐晦；

4. 多涉私事，非当事者不易解读。

当然，在当时书写这类尺牍者不仅王羲之一人，其他人的尺牍之所以多不见传，是因为内容不符文献采录要求，书迹价值亦不足以传世之故。另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这类法帖尺牍的文字已残损，故难于读解。若文章已非完篇，这当然应是未被采录的理由之一，然也未必尽如此。今传世法帖尺牍虽然有一部分文字残阙不全，但绝大部分还是文从字顺的。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还应在于法帖的文、字比较晦涩，不易判读。人们读之既不易通，自然会怀疑其残阙不全或为赝品。

▲ 王羲之 姨母帖

那么以王羲之为代表的那些魏晋尺牍法帖，和传统意义上的所谓尺牍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文章史上又属何种体裁？其语词何以晦涩难懂？尽管这些问题古人已有过探讨，但并不够系统完善，尤其对于尺牍文本的考察非常少见。到了近现代，才逐渐有人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

余嘉锡云：

“晋人书帖语，率多不可解，甚者至不可句读，固缘当时文体不同，亦由临摹失真，加以草书难辨，释者不能无误故也。”

周一良云：

“六朝人法帖之书札中，每多当时习语不可解处，而文字难于辨识，益增困难，王羲之书札亦不例外。”

余、周将王羲之尺牍难解的原因归咎于时代习语和书迹辨认，而钱锺书则对王羲之尺牍文的特殊性及用语的神秘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羲之杂帖。按六朝法帖，有煞费解处。此等太半为今日所谓便条、字条。当时受者必到眼即了，后世读之，却常苦思而尚未通……家庭琐事，戚友碎语，随手信笔，约略潦草，而受者了然。顾窃疑受者而外，舍至亲密契，即当时人亦未遽都能理会。此无他，匹似一家眷属，或共事僚友，群居闲话，无须满字足句，即已心领意宣；初非隐语、术语，而外人猝闻，每不识所谓。盖亲友交谈，亦如同道同业之上下议论，自成‘语言天地’……彼此同处语言天地间，多可勿言而喻，举一反三。”

钱锺书对六朝杂帖所下的定义是“便条”“字条”，这很值得注意，因为这意味着此类文字在传统意义的文章中并不具备正统性，故文献多不收录，世人知之者亦鲜，遑论研究。

面对这类“奇怪书简”，应该如何去研究？由于上述的特殊性，可采用归纳与演绎法，从尺牍本身归纳、概括其特点，以寻求一般的共性，即尺牍的本体性研究。

▲ 王羲之 乐毅论顿还旧观：

以王羲之为中心的魏晋尺牍法帖研究

原标题：《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 人人都爱王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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