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朝老兵口述｜董成军：二百多人，一场战斗后只剩三十几个

【编者按】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1953年7月，朝鲜半岛战火熄灭。三年间，先后有约290万志愿军入朝参战。1958年10月，最后一批中国志愿军将士从朝鲜回国。值此六十周年之际，澎湃新闻·请讲栏目刊发一组志愿军老兵的口述回忆文章。

口述：董成军（山东籍抗美援朝老兵）

采访：周敏

整理：周敏

时间：2018年8月17日

我叫董成军，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七军二百师五九九团三营八连一班班长，家住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胶北镇律家庄。21岁之前，我在青岛码头干活，农忙时回家帮忙种地收庄稼，就是按部就班地过自己的日子。21岁那年，村里第一次号召前往朝鲜抗美援朝。

我在下面坐着小马扎，听着上面的演讲，“分到土地，你不保，敌人来了还得受罪受穷，是一个中国人就应该保卫自己的国家……”

国民党用兵是抽，就是说律家庄用几个兵你就得出，谁愿意送死，没有愿意送死的吧，所以村里拿钱雇个兵。我那时候当兵就不是那么个事了。解放前，穷人没有地。有地的，比如咱这靠着胶州，城里有些人有钱在咱这买地，咱租他的，得交租。解放之后，地成了我们的了，这就是穷人分到土地，村里没房子的可能还分到了房子。分到了土地，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不想让战争打破这一切，我想保护自己的家人，保卫自己的国家。

我当兵是1953年最后一批。我1951年就要去，但正好犯胃病，就没去，就延到1953年。我都结了婚了，孩子都有了，分家了。从小我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俺娘也没说什么，那时候去打仗谁知道死活？1953年我23岁，正月还没过完就走了。走到八庄，我丈母娘问我，小嫚她爹，你是要去当兵？我说这不是要走嘛。她说：你走了她们娘俩怎么办？我说有共产党。我当兵后，种地有国家给耕种、锄、割。家人干不了，村里出人帮忙割。

上朝鲜前，我到了东北热河省土城子县训练。那个地方冷得要命。我当兵一开始学的是马克沁重机枪，打仗时用的是六零炮，后来我当班长，打的最好的是冲锋枪，我是一级射手。比如说200米，有个人要走，他就走不了。我打得准的，一个冲锋枪，一个重机枪。步枪，俺出去学习，五发子弹我就中了两发，步枪我不大行。我当班长，我训练那个班，并不是让他起来趴下。每人有支枪，冲锋枪就是冲锋枪，步枪就是步枪。我让他们每人出去，我说让他们看着什么鸟就打，朝着鸟打。我趴下就打，不会一直瞄。所以我们班检查的时候几乎每次都是优秀，最差是良好。

六个月后，我们出发了。我们走的是南线吉林省，坐着火车去的。路上有时候会遇到敌人飞机轰炸，一看敌人飞机来了我们就赶紧下车，飞机过去了就上车再走。就这样到了朝鲜前线，到那以后，我发现战争远比想的残酷。

朝鲜分了三个战线：西线、中线、东线。西线是中国人，有飞机，靠近鸭绿江，有轮船协助打仗。中线是中国人，什么都没有。东线是朝鲜人。我是在中线作战。俺那个连队，有一面旗子，写着“钢铁八连”四个字。这是1951年他们打仗，受到嘉奖，弄了这么个旗子。当时剩了七个人在那个阵地里守了一个多礼拜，敌人上多少人都打不下来。坚守的阵地是个山，炮都把那个山的石头打碎了。他们打得都没有子弹了，敌人上来了，就掀石头。最后敌人也没能上去。七点没打上去，军部想这个连队完了。就是敌人占领以后，要用炮打他们。正好一个步话员把步话机扭响了，和军部联系上。军部一听八连还有人在，然后派一个师去增援，把敌人消灭了，找回这七个人。后来上级嘉奖，授予六十七军二百师五九九团三营八连“钢铁八连”称号。

那天，我们仍如往常一样训练，侦察兵跑过来说：“报告连长，敌情……”，我们连长拿起望远镜一看，发现敌人黑压压就如蚂蚁一般涌来，而此时我们只有一个连在此驻扎。我后来每次想起仍心有余悸：就如一部电影《南征北战》里面的场景。在渡江战役时，国民党的一个张军长，让咱们给打的，想不出办法，在一个小屋里团团转。当时我的连长也在一个小屋里面，来回踱步，急得满头大汗，一个连的生命啊！若是没有好的对策，一个连都可能葬送在这里。我在炮班，当时震得耳朵都流血了。当时班长一下子把我拖到一边去，我想你要干什么，他指我的耳朵，然后他又去装了许多炮，我也听不着。就是飞机扔炸弹我也听不着。我们一共二百多个人，战斗结束只剩下了三十几个人。

这样大大小小的战斗还有很多，而且驻扎地还会有奸细混进去，随时会有敌机来轰炸。有时战斗会持续很久，也顾不上喝水吃饭。喝水得去几公里之外去打水，有时还打不到水。我发现口吐白沫说明口里还是有水的，因为有时我的口里连白沫都没有。有时好几天吃不到饭，送过来的也是那种压缩饼干，很硬，我现在的假牙是咬不动了。我一开始用的武器是马克沁重机枪，土话叫水压机关，这种枪得装水。我们用的水壶装七壶水来冷却，要不然打时间久了就容易卡弹。

那时候家里人也为我担心。有一次我听一个老乡说马上又要上战场了，我想这一次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就给俺娘写了一封信。后来我回家才听家里人说，你写封信不要紧，娘一个月没睡觉，白天就在院子里转，看了这封信一个礼拜。

打仗中那些负伤的、不能动弹的可以被送回国治疗。一打仗跟着五六个卫生员，俺们本身在腰带里就串着四个绷带。里面那一块就是布口罩，就是原先那种白布口罩，特别厚的那种。里面有一块专门用药浸过的，如果胳膊被打穿个眼，使绷带把它绷住了，不会发炎，相当厉害。那时候子弹穿个眼不能回来，得把腿打断了才能回来，八庄的匡宝洁（老乡）死了，就是因为把腿的膝盖打去了。他那个班长跟他挨着，把两跟肋骨打去了。他被打了膝盖不能动弹了，就用担架抬着。担架走得快，他那个班长腿能动弹，不能使用担架，得自己走回去。班长走回去十多天，匡宝洁用担架，四五天到医院了。

俺打仗那个地方叫大白里，大白里东西向，一侧是高山，另一侧能出去。医院就在头上，俺正好走了没几天，让敌人发觉了。匡宝洁正好回来，第一天还是第二天让敌人发觉了，用飞机炸了。他那个班长走得慢，走到那里以后，那个地方让飞机炸平了。敌人怎么能发觉咱在这住？因为特务穿着我们的衣服。俺团里还抓着一个，要不谁能知道？穿着志愿军衣服，带了小玻璃镜，这个小玻璃镜是特射的，能射四千米。侦察机来了，下面这个特务就用这个射向飞机，和飞机对上光，就知道下面有人。

在朝鲜的那些日子，我看到了朝鲜人的生活，就像抗日战争时期的我们一样。为了躲避战火，他们躲到深山中，没有吃的，蚊虫叮咬，但是还是要活下去。我当副班长的时候，有一年夏天，我半夜起来要去查岗。醒来发现蚊帐边上有个朝鲜女人，吓了一跳！我把蚊帐一拎，那个朝鲜女人坐起来了。我顾不上查岗，赶紧跑到连部。连长懂几句朝鲜话，把他拖来后，他说没事，你犯不了政治错误。这个女的是被蚊子咬的，来这躲蚊子。我有时也会去朝鲜人民家里帮忙。停战后我们去修路割草，会住在老乡家里，跟他们同吃同住，空闲时会一起聊天，也会一起喝酒。他们喝的是玉米酒，没咱的度数高，我喝那个就像喝水一样。有一次，我请他们喝酒，天津的白酒，62度。一小铁碗，他们以为和玉米酒一样，一口气喝了。结果两天两宿没起来，之后说中国酒太厉害了，再不喝了。

战争停下来后，我们在朝鲜停了六个月学习文化。我上过旧私塾，学过“人之初，性本善”。小时候只顾贪玩了，也没怎么学。现在，我想，我也去好好学学吧，给自己的孩子带个好头，若自己能平安回去，也送自己的孩子去上学，希望自己的娃娃能够好好学习，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学点本事，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

1953年7月，咱胜利了。美国总统杜鲁门曾说美国自建国后就没打过败仗，就这次输在了中国手里。

回国后，我就退伍了。那时候的复员证很大，上面盖的是朱德将军的章，之后又改了一个小复员证。我现在每月领1690块钱，但是因为皮肤病，所以开销也挺大的。我现在没事的时候会出去逛逛，也出去旅旅游。好多年也没见过战友了，也没什么机会见个面，希望能有机会再见一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人民志愿军驻防朝鲜问题研究（1953-1958）”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8年暑期社会实践学生自组团队“寻光者”访谈成果，指导老师田武雄，团队参与人：赵楚楚、史龙飞、方超、李瑞敏、赵静、朱浩颉、韩一苇、林小龙、马雯佳、田爱容、李扬、周敏、苏培英、向瑶、杨新茹、王天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