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锐的麦芒：没有结束的《麦收》之争

《麦收》成了“主义”主义者的《哈姆雷特》：不同的话语体系通过解读，完成了它的再次创作。遗憾的是，由于“女权”和“男权”，“中产”和“底层”被粗暴划分，双方更愿意封闭在自己的话语体系里积累草根的愤怒、中产的失望。可是，无论女权与否，草根与否，“主义”本身包含的偏见，预设的立场和先入为主的拍他性，使得它在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带着那场徐童目睹过的“集体狂欢”的暗影，而明天胜利的，还是站队伍文化。

《麦收》海报

没有结束的《麦收》之争

撰文：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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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收》在香港“翻红”那天，导演徐童没在场。不过从9月26日决绝影展的回馈中，他大概能想象那两个小时，有点煎熬，意料之中。

抗议者有备而来，他们拥挤在狭小的走廊中，举起黑旗挡住放映机，拨亮手电筒随时准备晃屏幕...不过民间武器没能派上用场-《麦收》以叫停的方式结束了这场冲突。

抗议者胜利了，在影展方决定以辩论和民主投票得到放映许可的那刻起。“他们初现之时，即使笃定要阻止放映的“暴民”。”策展人闻海回击到。

香港并不是第一个发起抵制麦收放映的城市-北京、云南、上海...女权、妓权和其他NGO组织将矛头从导演本人扩大向独立记录片拍摄方式甚至是自我道德层面。这场旷日持久的针锋相对，一晃已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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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苗并不知情。她正忙着做饭，父亲趴在炕上，架子上挂了半瓶剩下的点滴。吃过饭，苗苗递过一沓钱，母亲接了，粘上口水，一张一张点过，整平塞进褥子。“你得够花了。”母亲边点边安顿。

“要不你再给回我十个？”

2008年的夏天，北漂苗苗锁好城中村10平的租屋，跨上自行车回老家高碑店，电线杆和麦田在前方张开，又在身后缓缓合上。

父亲病了，她不得不频繁地往返于老家的麦地和医院，挂号，取化验单，买药，有时候在门诊，也有时候去妇产科。楼道狭窄无光，她孤零零坐在塑料椅子上，等待意外怀孕或妇科炎症的宣判。比起疼痛繁琐的检查，苗苗很是心疼钱。“小姐”的生意不固定，单次一百，包夜三百多， “妈咪”要抽将近100块的回扣。苗苗抽完一支烟，骂了句脏话。

开塔吊的“对象”常来吃烧烤，吃着吵起来，一杯啤酒下肚又和解。城郊的麦子熟了，风雷翻滚，暴雨接踵而至。“对象”被姐妹抢跑，打来电话分手，文绉绉地背起来“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她挂了电话。

“到底怎么回事儿啊？”徐童问。

“背着我嫖娼。”苗苗站在田埂上，泥水如同时间，在土坷中蚀出沟痕。

没客人的时候，姐妹们聚在一张床板上，议论嫖客或讲黄段子。她们拉上红窗帘，放开音乐跳舞，暧昧出一幅岁月静好。不过，对摄影机和导演身份的不适渐渐浮出水面，“妈咪”以及其它“小姐”的抗拒姿态出镜。捏起大约一分钟的捂脸，摆手，"别拍"等场景，徐童把雪球扔给观众。"纪录片的导演是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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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童出生于六十年代，天安门给日头烫得红艳，人们热切将意识形态的对垒化成手中具体的仇恨。男孩儿趴在墙头，听见谁的妈妈被判成“五一六”，谁的爸爸成了“右派”，并不知道自己将被命运卷入一场相似却更漫长的风波。

镜头对准苗苗的那天，徐童已过不惑之年。二十多年来，在社会罅隙间奔走谋生，长期混迹于城中村的农贸市场、五金店或者小理发店，徐童感到“扑面而来的生活，不拍都对不起它。”

《麦收》袒露出"大器晚成"的慨叹，他把'数字电影红变色龙大奖'从高楼林立的首尔带回老家，高碑店的秧苗换了新茬。他记得，苗苗曾赤脚踩在去完麸皮的麦粒上，细心将麦场摊匀，麦子需要阳光，而生活是沉重的。

《麦收》陆续受到电影节和学术讨论的邀约，夹在掌声间，不乏缄默、质疑和愈演愈烈的声讨。一元公社、紫藤、女权之声以及其它NGO组织先后发起了抵制运动。相较于徐童构建起底层社会的“野心"，反对声尖锐而具体。在微博上拥有18.1万粉丝女权之声抗议到，徐童带来的震撼是以对性工作者的隐私侵犯为前提。

她们认为，徐童既没有告诉被拍摄者他的目的，又没有理会拍摄方的“严正交涉”。据女权之声披露，苗苗在抗议无效后选择了沉默，她的同伴格格在网上留言：“我觉得我马上就活不下去了…徐童，你站在我的角度为我想好不好。难道你真的想把我们都逼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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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苗在前面走，徐童跟在后面。她停下来，身旁铝合金门上挂着鲜红的“福”，那是第一个“老板”陈哥租的炮房。时逢公安局严打，下了四道通缉令，陈哥以“组织卖淫嫖娼的黑恶势力”被抓，连带着买好了票，第二天要回家过年的“小姐”。

反对声并非毫无道理。经历了十几年松散的管控后，性产业正在当局的打压下步步退守。根据潘绥铭教授在2015年的调查指出，当局对性产业的打击，主要因为既得利益团体被认为形成，甚至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事实上，轰轰烈烈的“天上人间”扫黄打非，就发生在两年之后。所以只犯了治安处罚法的陈哥，会以“黑恶势力”的罪名被判处五年。

而在大环境隐秘博弈的背景下，《麦收》中，正是势单力薄的个体成为“游民”和“性产业”这两个边缘话题之上易捕的浮尘。而苗苗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承担如此宏大的命题？在80多分钟泻尽的日复一日里，人们的房前屋后，一蔬一饭，欢愉和苦处，相聚与别离，大抵都是一样的。

指控不止于隐私，关于《麦收》的争议似乎脱离了徐童的本意，向着学术的罗生门奔去。2011年底，在上海举办的“华人女性与视觉再现国际研讨会上”，吕频（自由职业者，女权主义者）抨击徐童“男权主义”以及"中产阶级"，几次高喊要让徐童道歉，场面一度失控。对此，吕新雨教授详尽地重梳了《麦收》争议，这里不再赘述。

只是，也许吕频并不知道的是，对徐童影响颇深的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正是一个强硬的女权主义者，也是她说出“别忍着，叫那混蛋滚。”正像吕新雨也许并不知道，在她看来激进的紫藤组织，曾在香港的街头和社区，真真正正地帮助很多“小姐”躲避警察和司法处理。

至此，《麦收》成了“主义”主义者的‘哈姆雷特’：不同的群体通过不同的话语体系解读，完成了自己第二次，第三次…的重塑。遗憾的是，由于“女权”和“男权”，“中产”和“底层”被粗暴划分，双方更愿意封闭在自己的话语体系里积累草根的愤怒、中产的失望。可是，无论女权与否，草根与否，“主义”本身包含的偏见，预设的立场和先入为主的拍他性，无论在哪个时代，都带着那场徐童目睹过的“集体狂欢”的暗影，而明天胜利的，还是站队伍文化。

在“当权者控制主流媒体话语权”趋势下，如何增强中、底层的话语力量，似乎成中最不重要的问题，让位于与摄像机的角度，拍摄者该是男是女，导演有没有“嫖”。

苗苗在徐童的镜头里轻唱，“伸出你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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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童曾在某次访谈中感谢了“那些坦然分享生活的人”，因为没有她们，自己无法跨过纪录片道德的深渊。人们奉献出对导演的钦佩，并乐于想象这样一群人，身怀热血与勇气，深入草根之间，揭开游民社会粗粝的生活图景。

然而苗苗，格格，“妈咪”红姐，以及更多纪录片中的被拍摄者，只是以"完成时"出现在争执或辩解里，接受人设上的评价以及强制性的保护。他们在面对曝光时压力，在拍摄过程中的付出的时间、精力、忍耐和妥协，在拍摄之前所鼓起的勇气和热血，却鲜少得到观影者同等的敬意与感谢。

正如非虚构作家伊莎贝尔维尔克森所说，我们无法想象自己的故事会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有超过100万人接触你最内在的想法。《麦收》仅在某视频网站的播放次数是2200万，不乏过激的弹幕，猎奇的观众。所以，即使纪录片排除万难，即使影展和组织不断努力，在社会拥有更宽容开放的空间之前，在观众成为"好观众"之前，《麦收》引出的多方的失望依旧是意料之中。

“勿同情，勿惋惜，勿憎恶，唯求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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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童已经倦于解释，“决绝”需要帮助的秋天，离高碑店的麦田被齐齐刈去已过10年，离吕频在会场上大喊“让他道歉！”已过7年。正在云南参与拍摄的他转来一位教授的评论。

另一个秋天，父亲的病更重了，随时可能因为脑缺血或心脏骤停而死。灯光窸窸窣窣撒在床上，床上被子散乱，苗苗坐在被子的空旷里，如同身处收割将尽的麦田。

哭着哭着，苗苗抬起头问：

“还拍不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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