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可波罗｜“映堂居士”梅辉立事略

袁同礼先生所列书单第一句话，“我国书刊中最早提到马可波罗的，当推同治时刊行的《中西闻见录》，当时并有人征求马可在华的事迹和遗物。”这个说法，学界多认为是出自向达先生。

向达先生的一篇文章

1929年8月，浙江省政府借“北伐告成，南北统一”之机，举办了“西湖博览会”，旨在促进国货出口。为此，1929年5月，上海《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十号）发表了几组文章，介绍“西湖博览会”概况、江浙地区著名物产。杭州文史方面，有两篇长文，一篇是竺可桢的学生张其昀撰写的《西湖风景史》，另一篇是向达先生的《元代马哥孛罗诸外国人所见之杭州》。

向达先生1919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毕业后，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英文见习编辑。1930年被袁同礼先生延揽到北平图书馆当官员。1934年，北平图书馆与大英博物馆达成协议，互派馆员，向达先生遇上了这次难得的机遇，与王重民两人前往。向达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期间，译书之余发表了几篇论文，受到学界注意，这篇文章是其中之一。

向达《元代马哥孛罗诸外国人所见之杭州》，刊载于1929年5月上海《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第十号，第91-102页。来源：作者提供

向达先生根据英国学者亨利·玉尔（Henry Yule）译注的《马可波罗游记》（1903年第三版），译出马可波罗记述杭州的章节。同时，他还从玉尔另一部著作《契丹与通往契丹之路》（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中，摘译了罗马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Friar Odoric, 1265-1331，向达先生译作奥代理谷）、罗马教皇使节马黎诺里（Giovanni dei Marignolli）、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塔（Ibn Baṭuṭah，1304-1377）和阿拉伯历史学家阿布尔菲达（Abulfida，1273-1331）等人书中关于杭州的段落。《契丹与通往契丹之路》共四卷本，1866年初版，1913年再版，是玉尔为译注《马可波罗游记》准备的文献资料汇编，张星烺先生早前介绍过，书名译作《古代中国闻见录》，向达先生沿用了这个译名。

在该文注释部分，向达先生写了按语：

“马哥孛罗，意大利威尼斯人，于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年）至中国，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扈从科克清伯岳吾公主就婚波斯，遂反故国。马哥在中国十八年，历官至枢密副使，宣慰淮东；又曾奉使云南缅甸；在朝时尝参与密勿。归国后，以与热那亚战，兵败被囚，在狱中述游记。中古时欧洲人之于马哥孛罗氏书，几于家弦户诵，哥伦布发见新大陆，亦曾受其影响。至今《马哥孛罗游记》一书，即就莫理逊所藏版本而言，已有四十种之多；各国文字俱有译本。至于我国之研究马哥孛罗氏书者，以余所知，当以同治时同文馆人士为最先。同治十三年三月北京刊行《中西闻见录》第二十一号有映堂居士者作《元代西人入中国述》一文，即记马哥孛罗之事，文末提及玉尔（Yule）译著《马哥游记》，并云‘再传闻博罗氏在元代曾任扬州总管。未审现时淮扬志乘及藏书家诸君子有无记载，尚祈广为搜罗。如有吉金片语，务希邮送京师同文馆，以便续登为荷。’映堂居士不知何人，论中国研究马哥孛罗者，不能不以此君为先河矣。”

同文馆和《中西闻见录》

同文馆一名宋时已有。王应麟《小学绀珠》卷九四方馆条曰：“都亭驿以待辽，都亭西驿以待西番，怀远驿以待交趾，同文馆以待高丽。”北宋时，官设四个旅邸，分别接待来自北（辽）、西（西番）、南（交趾）、东（高丽）四个方向的使者。同文馆当专供高丽宾客使用。

据李心传《高宗系年要录》卷六三，绍兴三年（1133年）二月，“诏以法惠寺为同文馆。初议以临安府馆高丽使者，言者谓，虽在兵间，不可无学，且恐为丽人所窥。因改除馆以待之。”南宋时，将一寺庙改为同文馆，接待高丽使者。同文二字，出自《礼记》中庸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有招徕远人，王者统一之意。

清代同文馆，为外国语言学馆。咸丰十年（1860年），文祥、恭亲王奕䜣等联名奏请，建议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商大臣、外国语学馆等，获准。奕䜣于1861年被授以新设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负责外交事务。由于1858 年清政府与英国和法国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有英语和法语文本为条约唯一正本的条款，因此，从履行条约等实际事务方面考虑，中国方面也亟需培养训练有素的外语人才。

同文馆于同治元年（1862年）创设，最初的计划是仿照俄罗斯馆例，通过考试，从八旗中遴选天资聪颖、年在十三四岁以下的少年，学习西文和中文。当年诸大臣一份联名上疏曰：“臣等伏思，欲悉各国情形，必当谙其语言文字，方可不受人之欺蒙。今各国皆以重金礼聘中国之人，讲解文艺，而我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者，恐无以悉其底蕴。”

1864年，美国长老会教士丁韪良（W．Martin）作为英文教习加入同文馆。1867年，著名的学者型官员、《瀛寰志略》作者徐继畲被委任为专管大臣，这所学校逐渐有了小型文学院的规模，学制定为8年，前3年专攻语言，后5年攻读各门科学和综合课程。同年，丁韪良回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修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1869年获博士学位返回中国，被任命为同文馆总教习。同文馆是中国最早的外交学院，从中走出很多外交官员，如武廷芳和唐少仪。

1872年8月（同治十一年七月），丁韪良和英国伦敦会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人在北京发行了期刊《中西闻见录》第1号。当时，香港、广州、上海、宁波等地都已有报刊发行，《中西闻见录》是北京第一份报刊。《中西闻见录》每月出一号，每号发行1000份，大部分免费散发，主要限于北京，偶尔也行及外省。刊物由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1861年创建于北京的京都施医院（协和医院前身）主持。除丁韪良、艾约瑟外，编辑中还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尔腾（John S. Burdon）和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德贞（John Dudgeon）。1875年8月（光绪元年七月）《中西闻见录》停刊，总计出了36号。1876年2月，《格致汇编》（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于上海创刊，成为《中西闻见录》续刊。

《中西闻见录》的创办、撰稿、编辑、印制和发行等各方面，都是由丁韪良等西方传教士主持的，他们与京师同文馆师生以及一些洋务官员之间，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由此不难看出他们在近代西学传入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向达先生猜测，我国最先注意到马可波罗的人当是同治时同文馆人士，多半也是因为《中西闻见录》由同文馆人士主办，且文章说如有读者来信，也请寄送同文馆。

1872年8月（同治十一年七月），丁韪良和英国伦敦会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人在北京发行了期刊《中西闻见录》第1号。铅字版，字体考究，版式清晰。第一号有编者按：“中西闻见录系仿照西国新闻纸而作，书中杂录各国新闻近事，并讲天文地理格物之学，每月出印一次，如中西士人有所见闻或自抒议论，亦可写就送至米市施医院艾先生处，或东交民巷包先生处。”来源：作者提供

1991年是马可波罗离开中国700周年。同年10月，中国和意大利两国专家在北京举办学术讨论会，重要论文收入中国国际文化书院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马可波罗》一书，1995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有余世雄的论文《马可·波罗游记中几个主要问题评述》，文中提到，“中国研究马可波罗学的历史，从1874（清同治十三年）出版的《中西闻见录》第21号刊登映堂居士所写第一篇有关马可波罗的文章《元代西人入中国述》开始，已有117年的历史，发表论文近两百篇，著作7种，译作8种。”

该书还收录了顾卫民的论文《中国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1874-1990年）》，文中说：“据著名的中西交通史专家向达先生的考证，中国之介绍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似始于1874年，当时北京同文馆出版的《中西闻见录》第22号上有映堂居士写的《元代西人入中国述》，首先介绍了马可波罗的事迹，并期望读者发掘扬州志及藏书家的记载，搜罗邮寄北京同文馆。”

1996年，南开大学教授杨志玖先生发表长文《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分两部分刊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3期。文中提到：“在我国，映堂居士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在《中西闻见录》第21号上发表《元代西人入中国述》短文，是第一篇介绍马可波罗的文章。”

以杨先生在学界中的地位和这篇文章的分量，足以说明此事在学界已成定论。

邬国义检出“映堂居士”是梅辉立

2006年，上海师范大学邬国义教授在《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发表《映堂居士究竟是何人》一文，解决了“映堂居士”的身份问题。邬教授注意到，同期《中西闻见录》（第21号）上，载有映堂居士撰写的另一篇文章《英京书籍博物院论》。该文介绍了大英博物馆的建筑外观、阅览室、借阅书籍手续、藏书量、书刊馆藏制度等等，断定若非亲临博物馆，难以写得如此细致入微。由此，提出作者可能是西方人。

邬教授从近代书刊杂志中，检出曾庆榜编著《万国奇人传》（1897年在长沙刊出）卷一之“梅辉立、德约翰、壁利南、丁韪良”条，该条目云：“英国汉文正使梅辉立，字映堂。恂恂雅饰，被服儒生，聪丽权略，望之一若城府深秘不可窥测者。抑能强恕接物，无猜疑嫉妒之心。光绪丁丑，曾惠敏以承袭候封入都，梅氏偕其国人艾约瑟、德约翰、壁利南及美人丁韪良，先后订交。丁氏为同文馆总教习，取西书之有益中国者翻辑成书，梅氏则取中土载籍有裨于公若私者，敷陈其义，撰为西文。”

该条目明确说明，“英国汉文正使梅辉立，字映堂”，与丁韪良、同文馆关系密切。文中还提及曾惠敏在“光绪丁丑”年间，与梅辉立等人有交往。

曾惠敏即曾国藩之子曾纪泽，惠敏是他的号。曾纪泽早年跟随在曾国藩左右，1870年（同治九年）以二品荫生补户部员外郎身份入京，在户部陕西司学习。1872年曾国藩病故，曾纪泽回籍丁忧守制。期间母又病故，至1877年守丧期满，承袭一等毅勇侯爵位入京。光绪丁丑即1877年（光绪三年），这年8月24日（七月十六日），曾纪泽受到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召见。翌年9月，派充出使英国、法国大臣。

邬教授再查《曾惠敏遗集》卷二，有题为《大英国汉文正使梅君碑铭》一文，知曾庆榜编著《万国奇人传》中的文字，多出自曾纪泽这篇碑铭。该碑铭显然是在梅辉立病故后，曾纪泽专为其所作。碑铭云：“君讳辉立，字映堂，配某氏，子二人。”1878年仲春之初，“梅君将暂归其国，过余话别，方携手殷殷与订后会，俄而噩问讯传，则梅君已炎病卒于沪渎，春秋才三十有八耳。”

碑铭还叙述说，光绪三年，曾纪泽来京觐谢，住紫禁城东南，“与泰西诸国朝聘之使馆舍毗邻，于是英国汉文正使梅辉立偕副使壁君利南闻声见访，纵谈竟日。”梅辉立病故后，丁韪良、艾约瑟、德约翰、壁利南等对曾纪泽说：“梅先生得交于上国士大夫莫如子焉，所谓道义之好也。梅先生之逝，子不可以无言。”曾纪泽因此作了这篇碑文，谓西方人习俗并不“以归骨故乡为重”，梅氏后即葬于上海。

陈垣先生尝言：“考证贵能疑，疑而后能致其思，思而后能得其理。”邬教授提出的文献论据充分、有力，合理地证明“映堂居士”即是梅辉立，体现了中国学术的考据精神。2012年，邬教授在《学术月刊》同年第8期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扩充了题目的范围，增补了很多资料。在上述两文中，邬教授对梅辉立生平和学术成果也有相当充分的介绍。

1878年一则关于梅辉立的讣闻

梅辉立并非籍籍无名之辈，迄今尚未被学界注意到的相关文献资料仍有很多，其中一些值得补充。

梅辉立本名威廉·梅耶斯（William S. Frederick Mayers），1831年生于澳大利亚，父亲是牧师。梅辉立早年所受教育情况不详，28岁那年（1859年）来到北京，在额尔金（Lord Elgin）所率侵华英军中担任见习译员。1860年，梅辉立被任命为“联合委员会”（the Allied Commission）译员。当时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这个委员会由3人组成，英军、法军各派一人，加上译员，相当于广州临时政府。

1861年，英法联军撤出广州，梅辉立任广州领事馆译员，1863年任副领事。1870年，转任烟台芝罘（Chi-fau，Chefoo）领事，当时英国在芝罘港设置了一个领事馆。1872年，梅辉立被任命为英国驻北京公使馆参赞。1878年3月24日，梅辉立在上海死于斑疹伤寒，时年47岁。曾纪泽为其撰写的碑铭中，称其“春秋才三十有八耳”，有误。

1878年出版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年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78, Vol.10）刊布了一则讣闻，称梅辉立的病逝之于英国“汉学界”（Chinese scholarship）和外交界都是“一个重大损失”（a severe loss）。讣闻说，梅辉立在中国的这一时期，英国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谈判和交涉频繁。梅辉立先生作为使馆译员，任务非常艰巨，但他仍抽出时间，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章。根据莫伦多夫（Mollendorff）编写的《中国书目手册》，到1875年年中，梅辉立在国内外不同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不少于59篇。梅辉立还出版了多部著作，它们“不会昙花一现”（will not be ephemeral）。他的《汉语词汇手册》（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将是今后几年首屈一指的汉语教学参考书，《英中历史纪年对照手册》（The Anglo- Chinese Calendar Manual）、《论中国与外国的条约》（On the Foreign Treaties with China）以及他与丹尼斯先生（Mr. Dennys）共同编辑的《中国通商口岸》（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都可以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他去世的时候，另一部书《论中国政府》（On the Government of China）正在排印中。大家也都知道，他已在朝鲜语语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篇讣闻最后一句是，“我们必须要记住，他最主要的功绩，是最近为大英博物馆获取了著名的《永乐大典》（Imperial Compendium of Chinese Literature）为数不多的副本5020册”。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年刊》（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78年 Vol.10，pp.XII-XIV，刊布的梅辉立讣闻，明确说明他为英国劫取了《永乐大典》5020册。来源：作者提供

《永乐大典》之散失

《永乐大典》之纂修，始于永乐元年（1403年），于永乐六年（1408年）十二月全书告成。《大典》全由楷书缮写而成，共有22877卷，凡例并目录60卷，装潢成11095册。每册书高约一尺六寸，宽约九寸五分，封面硬裱，以黄绢连脑包裹。

《大典》编纂抄写完成后，置于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年）还都北京，《大典》随之，置于北京皇宫文楼。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宫中失火，虽幸未损，然明世宗担心散失，于是下诏摹写副本，至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始毕。原本仍存于北京文渊阁，副本存于皇史宬。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破北京，纵火焚城，《永乐大典》原本被毁，副本亦散失十分之一。

清世祖顺治时，乃将《大典》副本自皇史宬移至翰林院。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四库全书》馆纂办《大典》佚书之校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校勘纂修官黄寿龄遗失《大典》六册，高宗降旨查明严缉，盗者不敢存留，置书于御河桥畔，遂失而复得。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京。繆荃孙《永乐大典考》追记亲见亲闻云：“原书万余册，恭庋敬一厅，蛛网尘封，无人过问。咸丰庚申（1860年）与西国议和，使馆林立，与翰林院密迩，书遂渐渐遗失。光绪乙亥（1857），重修翰林院衙门，庋置此书，不及五千册。严究馆人，交刑部，毙于狱，而书无著。”

繆荃孙说，他于1867年入翰林院，前辈云，“尚有三千余册”。至丙戌（1886年），“前后阅过九百余册”，余则“零落不完”。“癸巳（1893年）起复询之，则剩六百册。”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四库藏书，散佚过半”。后经清廷检理，《永乐大典》仅存一百余册，遂交学部收存。由是，《永乐大典》几于散尽，现多存于英国。

繆荃孙是清末著名学者，他说得很清楚，《永乐大典》大部分，失于1860年至1889年间，因使馆与翰林院比邻，“无人过问”，渐被西人设法劫取。

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发布的上述讣闻，印证了这一事实。梅辉立死于1878年，他为大英博物馆劫取了5020册。威妥玛（Thomas Wade）担任英国驻京公使有10年之久，于1883年返回英国。威妥玛的中文水准也是一流的，他于1888年向剑桥大学赠送了4304册从中国劫取的“珍本书籍”，因之而谋得了一个教授职位。他带回多少《永乐大典》副本，未见剑桥大学图书馆详细说明，但从梅辉立一事看，数量当不会少。

《永乐大典》的价值无可取代。1941年夏，杨志玖在西南联大读元史方向研究生，指导教师是姚从吾和向达二先生。向达先生让杨志玖阅读他从大英博物馆摘录的《永乐大典》副本笔记，杨志玖在向达的笔记中，发现《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经世大典·站赤》中一段重要文字，据此撰写了成名之作《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

梅辉立的《汉语词汇手册》

梅辉立的代表作是《汉语词汇手册》，书名的副标题是“人物、历史、神话和文学”（biographical, historical, mythological, and general literary reference），于1874年由上海美国长老会传教团出版。除了这个最初版本外，目前至少还有另外两个版本：1910年伦敦版和1968年美国底特律版，足以证明这本书有其价值，不是“昙花一现”。

仅看该书所列出的部分中文参考书目，就能感受到作者之不同凡响：萧智汉《历代名贤列女姓氏谱》（1793年，共100卷）；廖宾于《尚友录》（1617年，20卷，1000多个人物传）；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1777年，3卷）；李兆洛《纪元编》（1800年前后）；钱大昕《疑年录》（1818）；吴修《疑年续录》（1818）；《列仙传》（两卷，道教神话人物）；王应麟《小学绀珠》（《玉海》第76-78卷）；王世贞《凰洲纲鉴》（30卷，明代）；应劭《风俗通义》（东汉，考古价值高）；《淮南子》（题《鸿烈解》，占《汉魏丛书》5卷）；顾炎武《日知录》；《康熙字典》；陶潜《群辅录》（晋代编，公元前5世纪始）；董斯张《广博物志》（32册，50卷，1607年，价值很高）；华希闵《广事类赋》（40卷，《事类赋》扩充）；赵翼《陔馀丛考》（很有用的笔记，8册，43卷）；司马迁《史记》；朱熹《通鉴纲目》（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基础）；宫梦仁《读书记数略》（54卷，1707）。当然，该书所引用的书目，远远不止于此。

梅辉立《汉语词汇手册》（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实际上是一本汉英字典。这是1874年上海版，第二部分，第354页。来源：作者提供

梅辉立写马可波罗一文的意图

了解到梅辉立的中文程度和学术水准之后，就不难理解他“闻声见访”曾纪泽，二人何以一见如故，“纵谈竟日”了。也可认真读一读这篇题为《元代西人入中国述》、署名“映堂居士”的著名文章：

考元世祖时，有泰西义大理越尼思地方人博罗氏兄弟者，以贾为荣，尝货殖于泰西迤东各回国。

宋景定间，行至钦察地方，见其可汗，颇优待之。适有元使臣至彼，闻博罗氏弟兄之名，请见之。与言甚洽。公事毕，将反命，顾谓博罗氏曰：“今吾与子同往和林，可乎？”曰：“可。”于是驰驱就道，寒暑阅四时，始至。引见世祖，命侍左右，细询泰西诸邦国制，以及山川道里风土人情。博罗氏备述以对，世祖善遇之。

迨后，世祖特给文书令其持回泰西。于宋咸淳二年启行，在途三载，乃至越尼思原籍。见长兄所生之子名玛格者，业已年十有五。家居仅二载余，遂携博罗玛格东往。旅行三载有半，抵蒙古国都。

世祖见博罗玛格仪表聪明，便令在朝供职，御前随侍。后十七年，又从世祖入中华，曾为扬州总管。暨出使缅甸，安南各国，均不辱命。复充内臣多年，于元至元二十六年乞休归国。从海道回泰西，至成宗元贞元年，博罗玛格随同父叔始克旋里。

斯时也，博罗氏出疆二十有六年矣。其归也，乡党宗族觌面初不相识。之三人者，于本国语言亦多所遗忘。迨博罗玛格年老，始将平生遭际，并在蒙古、中国等处所见闻者，辑成一书，颇称赅备。及博罗玛格故后，其书经人钞写流布。至前明中叶，已历二百余年，其书始行刊刻，厥后次第翻译各国语言。

现因各国来中国者众，参阅中国历代载籍，更得其详。是以法国博学之士，曾于数年前将此书译成法语，同时亦有英国精通地学、史材兼备之致仕武员，译成英文。复以元代著作中西各书，详加考核，与博罗玛格所传，颇属符合。先时从博罗所传，未甚明晰之处，至此方称了然。迩日将所译此书，从新刊印，庶观者不无裨益，亦可藉传永久云。

再传闻，博罗氏在元代曾任扬州总管，未审现时淮扬志乘及藏书家诸君子，有无记载，尚祈广为搜罗。如有吉金片语，务希邮送京师同文馆，以便续登是荷。

在这篇文章里，梅辉立将意大利威尼斯译为“义大理越尼思”，将马可波罗译作“博罗玛格”，虽觉不便，但对文章无伤。该文只有700余字，遣词用句都很讲究，对马可波罗故事的叙述很完整，要点无一遗漏。文章中，有几处值得指出：

（1）几个年代，宋景定间（1260-1264年）、宋咸淳二年（1266年）、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马可波罗书中自然是没有的，颇节和玉尔的书也不会这样写，只能写公历。梅辉立在《汉语词汇手册》中的第三部分，订定了中国历史纪年表，所以他能够根据学者们估计的年代，换算成中国历史年号，以方便中国读者。在当时的西方学者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也屈指可数。我国历史学者要到1905年后，逐渐开始具备了这方面的知识。到1926年陈垣先生发表《二十史朔闰表》后，才有了一本对照中西历史纪年的工具书。 

梅辉立《汉语词汇手册》（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第三部分是中西历史纪年对照表。这是1874年上海版，第385页、286页。来源：作者提供

（2）梅辉立简要介绍了马可波罗书在欧洲的流传过程，提到“法国博学之士”数年前将此书译成法语，“同时亦有英国精通地学、史材兼备之致士武员，译成英文。”这里所说的“法国博学之士”，无疑指的是法国汉学家颇节（Guillaume Pauthier），颇节这个译名为冯承钧所用，方豪译为包梯爱，耿升译为鲍迪埃。颇节的书于1865年在巴黎出版，是对一个古法文原本的注释本，扉页有一中文副标题“忽必烈枢密副使博罗”。这本书至今仍是最有权威的法文《马可波罗游记》注释本，至今仍在出版。颇节的注释本有两大卷，价格高昂。法国人沙海昂（Joseph Charignon）把颇节的书简写，于1924-1928年间在北京出的一个现代法文本，原书副标题为《蒙古军大元帅马可孛罗》，冯承钧译的中文译本所依据的就是这个版本。

颇节的书于1865年在巴黎出版，两卷本，是对一个古法文原本的注释本，第一卷扉页有中文副标题“忽必烈枢密副使博罗本书”。来源：作者提供

颇节、沙海昂的书名以及“孛罗”这个译名，都包含着一个历史学上的错误，就是把马可波罗与元代历史中的“孛罗丞相”混同为一人。这个讹误源于意大利学者，通过颇节而影响了很多人，其中包括玉尔、沙海昂、张星烺和向达。向达先生前文也有“马哥在中国十八年，历官至枢密副使，宣慰淮东。”英国史学家巴克尔（E. H. Parker）1904年1月在英国《亚洲评论季刊》（Asiatic Quartly Review）发表文章指出了这个错误，说《元史》清楚地说明，孛罗早在1275年马可波罗到来之前，已经被忽必烈汗授予很高的职位。1929年，伯希和确认了巴克尔的结论，这个错误才改正过来。1936年冯承钧所译的中文本书名，并没有采用沙海昂的原有的错误书名，而是直接称为《马可波罗行记》。

梅辉立文中所说的“英国精通地学、史材兼备之致仕武员”，自然指的是亨利·玉尔。玉尔是张星烺用的译名，冯承钧译为玉耳，耿升和张绪山都用裕尔。玉尔曾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军队中服役多年，退役回欧洲后，专心学术，以亨利·玉尔上校（Colonel Henry Yule）闻名。玉尔于1889去世后，他的朋友、法国汉学家亨利·考迪埃（Henri Cordier）撰写的纪念文章，题目就是《亨利·玉尔上校》（Le Colonel Sir Henry Yule）。所以，梅辉立特意提到他是“致仕武员”。

（3）“再传闻，博罗氏在元代曾任扬州总管，未审现时淮扬志乘及藏书家诸君子，有无记载，尚祈广为搜罗。”这句话是该文写作意图。

亨利·玉尔书致谢名单中有梅辉立

玉尔的《马可波罗游记》英文本于1871年出版，1875年初就出了第二版。之所以这么短时间就重新修订再版，玉尔在第二版前言中解释了其中的原因。首先，该书甫一出版，即得到了出人意料的热烈反响，尤其是在中国。当时在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都已有由传教士、使团官员和商人组成的西方人的圈子，他们通过发表文章和通信等方式，对该书一些内容，尤其是中国地理问题提出意见。玉尔首先感谢了在上海的英国圣公会牧师伟烈亚力（Mr. A. Wylie），说他对该书修订做出的贡献最多。玉尔列出的致谢名单中，也有梅辉立的名字。

亨利玉尔《马可波罗游记》第二版前言所列出的致谢名单中，也有梅辉立的名字“Mr. W. F. Mayers, of H.M.’s Legation at Peking”。 来源：作者提供

第二个原因是，自1871年之后，在中国和中亚都有很多重要的地理发现，亟需将这些内容补充进书中。德国地理学会会长李希霍芬（F. vox Richthoiex）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在中国内陆进行了长途旅行，提出了“丝绸之路”概念。英国人伊莱亚斯（Ney Elias)在1872年从张家口（Kalgan）到阿勒泰，穿越几乎不为人知的西蒙古地区。1872年9月2日，英国驻北京使馆派出一支考察队，穿越长城进入内蒙古，在多伦诺尔西北约25英里处，找到马可波罗描述过的上都（Shangtu），也是英国著名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梦境中的“Xanadu”（上都）。该遗址东面是木兰围场，再向南是热河城（承德）。考察队还重走了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道路，经古北口返回北京。考察队的报告在英国引起了轰动，1874年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特别奖项。

梅辉立1861年就已成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他也是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员。1872年，梅辉立曾回英格兰探亲，并接受英国外交部的任命。当年8月，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在布莱顿召开研讨会，梅辉立宣读了他写的一篇论文《云南之路》（the Pathays of Yünan），讨论了从云南通往四川、缅甸和安南（越南）的主要道路，这些路都是马可波罗曾经走过的，也是英国当时非常急于了解的。

梅辉立对于玉尔的书、当时的学术动态、英国使馆派遣考察队等事，理应非常了解。他在文中提到，玉尔所译的马可波罗书，将“从新刊印”，以期“藉传永久”。梅辉立了解马可波罗书中说，他曾在扬州任过总管，而这方面的文献，特别是淮扬地方志，尚未经过仔细翻检。梅辉立希望中国藏书家能够留意，或许能得到证实这一说法的“吉金片语”。

亨利·玉尔书引文中有梅辉立

目前通用的玉尔《马可波罗游记》版本是1903年第三版，由考迪埃负责编辑。第三版第二卷第134页，有个注释。玉尔写道，关于《马可波罗游记》（第一版）第二卷第97页“火葬”（Burning of the Dead）一条，“一位重要的汉学家”、英国驻北京使馆的梅辉立先生在1874年9月19日从北京来信，提供了一份材料。

关于火葬问题，顾炎武（Ku Yen-wu）《日知录》卷十五，有题为“火葬”（Huo Tsang）一文，云：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自宋时已有之。《宋史》：“绍兴二十六年，监登闻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惟恐不至，死则䕰蒸而捐弃之。国朝著令，贫无葬地者，许以官地安葬。’”【梅辉立英文译文：The practice of burning the dead flourished (or flourishes) most extensively in Kiang-nan, and was in vogue already in the period of the Su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the Sung Dynasty, in the 27th year of the reign Shao-hing, a.d. 1157, the practice was animadverted upon by a public official. Here follows a long extract, in which the burning of the dead is reprehended, and it is stated that cemeteries were set apart by Government on behalf of the poorer classes.】

“景定二年，黄震为吴县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状》曰：‘照对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济，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为焚人空亭，约十间，以罔利。合城愚民悉为所诱，亲死即举而付之烈焰，馀骸不化，则又举而投之深渊。’”（梅辉立英文译文：“In A.D, 1261, Hwang Chen, governor of the district of Wu, in a memorial praying that the erection of cremation furnaces might thenceforth be prohibited, dwelt upon the impropriety of burning the remains of the deceased, for whose obsequies a multitude of observances were prescribed by the religious rites. He further exposed the fallacy of the excuse alleged for the practice, to wit, that burning the dead was a fulfilment of the precepts of Buddha, and accused the priests of a certain monastery of converting into a source of illicit gain the practice of cremation.”）

梅辉立提供顾炎武的文章，是为了说明在宋代，江南也有火葬之习俗，附和马可波罗的说法。梅辉立对这两段话的翻译似乎采取了不同的译法，前一段是直译，后一段是意译。两个年号，宋绍兴二十六年和景定二年，他分别注明是1157年和1261年。这自然也是《日知录》原书中所没有的。

玉尔在其书第三版第二卷第150页，关于1276年伯颜丞相率蒙古军攻取南宋一节，引用了梅辉立1868年在香港杂志《中日释疑》（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马可波罗关于伯颜的传奇》（Marco Polo's Legend concerning Bayan）。梅辉立在文中说，元代陶宗仪《缀耕录》一书有江南谣（Kiang-nan Prophecy）一条，引《玉堂嘉话》云：宋未下时，江南谣云：“江南若破，百雁来过”（If Kiang-nan fall, a hundred wild geese will make their appearance），时莫喻其意。及宋亡，盖知指丞相伯颜也。”

在中文里，伯颜和“百雁”、“百眼”谐音。马可波罗书中说：“伯颜丞相，犹言百眼之伯颜也。先是，蛮子国卜其国运，知其国只能亡于一百眼人之手，其心遂安。盖世上绝无百眼之人，缘其不知此人之名，因而自误。”梅辉立认为，中国历史上常有类似谚语，这一条只因其与马可波罗的故事联系起来，才值得注意。

梅辉立另有几篇论及马可波罗的文章，限于篇幅，留待其他题目时再讨论。简而言之，在中国马可波罗学术史上，“映堂居士”梅辉立自然是无法被轻轻略过的一个人，他是历史上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应该为他写一篇专文，立个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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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景祥，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