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观察上海，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

电视剧《繁花》迎来大结局。剧集的热播，使得90年代初的上海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之一。当时整个城市正经历着“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高速发展，到处都有新的工作机会和投资机会。

电视剧《繁花》台词：“一只龙虾就是一个机会。”

其实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就被称为“不夜城”。习惯于夜间写作的鲁迅曾写有一组描写“夜上海”的文字，包括《夜颂》《弄堂生意古今谈》《秋夜纪游》等，都可以看作是上海都市文化的观察，并且处处显示鲁迅目光的犀利。

钱理群教授在《钱理群讲鲁迅》一书中曾介绍鲁迅和上海的故事，他将鲁迅及其作品置于特定的“空间”与“时间”来进行考察与阅读。鲁迅笔下30年代的上海有哪些令人深刻的时代细节？在《夜颂》中鲁迅强调的要有“看夜的眼睛”隐藏有哪些深意？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钱理群教授的讲析《鲁迅和上海的故事》。

鲁迅和上海的故事

本文为节选，原刊《钱理群讲鲁迅》

鲁迅一生中有几次重要的空间转移。自从一八九八年，十八岁的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矿路学堂学习，他就辗转于“南京——东京——杭州——北京——厦门——上海”几座城市之间；而每一次转移都对他的人生之路、文学之路产生重大影响，留下鲜明的印记。其中日本东京这个东方大都市，为他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是他独立的人生之路与文学之路的起点，意义自是十分重大；而居住时间最长、体验最深的，是一个乡镇——他的故乡绍兴，与两个城市——北京与上海。他的创作激情正是源于从这三大空间所获取的乡村记忆与都市体验，而他由此而创造的“鲁镇（绍兴）世界”、“北京世界”与“上海世界”构成了鲁迅文学世界的主体。

在经历了“五四”的落潮以后，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厦门、广州，目睹了革命高潮中的混乱与失败后的幻灭，于一九二七年末起，作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定居上海。这是一个适时的空间转移，中国文化、文学的重心，正由北京为中心的大学学园转向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化、文学市场；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都市化、现代化发展也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正是身处这样的旋涡中心，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深切体验，成就了杂文家的鲁迅。

我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特定历史时空中所发生的故事。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鲁迅在这样的时间的流动、空间的转徙中的心理反应和心态。也就是说，我们所要讲的故事，主要是一个“心灵的故事”——这可能更是文学化的观照。但能够提供做这方面的考察的材料很少，我们现在只能利用书信与日记里的一些线索。

初到上海，无法融入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鲁迅来到上海。这是鲁迅在这一天的日记：“晴。午后抵上海，寓共和旅馆。”十多天以后，鲁迅写信给他的广东学生，说：“这里的情形，我觉得比广东有趣一点，因为各式的人物较多，刊物也有各种，不像广州那么单调”，看来上海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不错的。但他也谈到了自己的某些不适应：“熟人太多，一直静不下，几乎日日喝酒，看电影。倘若这样下去，是不好的，书也不看，文章也不做。”还有一点也让鲁迅感到不安：“我初到时，报上便造谣言，说我要开书店了，因为上海人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但鲁迅仍希望能最终“静下来，专做译著的事”。“我仍想读书和作文章”。

但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敏感的鲁迅发现，这一切其实都是上海的常态，是这座城市所固有的：“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上海的出版界糟极了，许多人大嚷革命文学，而无一好作，大家仍大印吊膀子小说骗钱，这样下去，文艺只有堕落”；“上海到处是商人气（北新也大为商业化了），住得真不舒服”；“终日伏案写字，晚上是打牌声，往往睡不着，所以又很想变换变换了，不过也无处可走，大约总还是在上海”；“一点也静不下，时常使我想躲到乡下去。所以我或者要离开上海也难说”。鲁迅终于明白：上海其实并不适合他，他无法融入这座城市，至多只是一个客居者。

“真的知识阶级”的立场与眼光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鲁迅到劳动大学作了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提出了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其内涵有二：一是“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二是永远“为平民说话”，并且“不顾利害”，“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鲁迅的自我宣言。他在上海的最后十年，正是坚守了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基本立场。这就意味着，鲁迅是作为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以平民本位的价值观念去观察与表现上海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正经历着一个工业化、商业化的进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文明得到畸形发展，消费文化也有了极度的膨胀。这样，历史又给鲁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使他在对他所说的“古之京”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以后，又能够对“今之海”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进行近距离的考察，并且作出即时性的反应。

如果说鲁迅对他的故乡绍兴的文学表达（散文与小说）是回忆性的，是以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为前提的；那么他对上海的描述与评论却采取了杂文的形式，如鲁迅所说，“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这样的“现在进行式”的社会、文化观察与文学表达，是别具魅力的。

夜上海

我们首先要读的是一组描写“夜上海”的文字：这是最具典型性的上海风景与上海意象。

鲁迅在《夜颂》里提醒我们，观察上海，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要能够在“白天”的“热闹，喧嚣”中，看见“惊人的真的大黑暗”。这是鲁迅才有的都市体验：人们早已被上海滩的五光十色弄得目眩神迷，有谁会看到繁华背后的罪恶，有谁能够听到“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黑狱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冤魂的呻吟？鲁迅一语道破：“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这样的都市文明观对于许多人无疑是一服清醒剂。

于是出现了夜上海风景中不可或缺的“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马路边的电光灯下，阁阁地走得很起劲，但鼻尖也闪烁着一点油汗，在证明她是初学的时髦。”这“初学的时髦”又未尝不可看作是上海自身的象征。

还有在夜上海如鱼得水的上海娘姨阿金。她的主人是洋人，又会轧姘头，在弄堂“论战”中常占上风，就总能聚集一大批人，搅得四邻不得安宁。

习惯于夜间写作、自称“爱夜者”的鲁迅，于是就与摩登女郎、阿金“同时领受了夜所给予的恩惠”。

而且还有迥异于北京的街头小景：北京古城是空寂的——老舍先生就说，北平的好处“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而上海大都会则是拥挤、热闹的，推、爬、冲、撞、踢，就成了人们见怪不怪的街市景观。唯有鲁迅，以其深邃的目光、非凡的联想力，揭示出其背后隐藏的都市文明的残酷与血腥。

这是鲁迅眼里的“推”：“洋大人”“只将直直的长脚，如入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高等华人”“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鲁迅说：“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也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这时就只剩下高等华人颂祝着——‘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推”的背后是上海社会结构中的新的等级压迫。

鲁迅在一篇演讲里这样谈到上海的“租界”社会：“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之类，是懂得外国话，熟悉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三十年代的上海，不过是租界的扩大而已。也就是说，三十年代上海的都市化、现代化是以自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为代价的：这个事实正是许多人至今也还想遮蔽甚至否定的。

还有“爬”。鲁迅的老对手梁实秋曾将据说是无限美好的“资产文明”推荐给中国老百姓：“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地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也就是只要努力往上“爬”，就可以爬到富翁的地位，天下也因此而太平。鲁迅眼里的“爬”却是另一番景观：“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大多数人却还只是爬，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们大都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没有休止的。”在被“梁实秋们”无条件地认同与美化的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背后，鲁迅看见的是血淋淋的倾轧和压榨。

“京派”与“海派”，北人与南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间，曾有“京派”与“海派”之争，鲁迅根据他在北京与上海两座城市的观察与体验，做了这样的概括：“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后来他又发现了“京海杂烩”：“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其实这是更深刻地反映了（北）京、（上）海两座城市的文化与知识分子的发展趋势的：不仅充当“官”的帮忙、帮闲，而且是“商”的帮忙、帮闲。

鲁迅还有一篇《北人与南人》，鲁迅说，这是由“京派”与“海派”的讨论而“牵连想到的”，其中自然就包括了他对北京人与上海人的观察，那确实也是入木三分：“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指顾炎武）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

当然，也还有另一种存在。鲁迅曾引用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一句名言，来说明现在的中国与上海：“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鲁迅同时指出，那些“庄严的工作”着的人们，那些为中国的现在与未来“前仆后继的战斗”者，“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沉重之语：“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鲁迅因此提醒人们：要真正认识中国，“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我们也因此懂得了鲁迅说要有“看夜的眼睛”的深意：不仅要看到被“光明”的外表掩饰的黑暗，也要看到“消灭于黑暗中”的真正支撑着民族精神的“筋骨与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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