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龄留学：“旷野”还是“围城”？｜特稿

2018年，香港到柳州的火车上。32岁的Stephanie接到中介的电话，通知她去往澳洲的签证已被批准。2022年，北京。44岁的江莉守候在凌晨的候机室中，和几位年轻的留学生们一起等待着飞往加拿大的班机。

彼时不再年轻的她们走出这片承载着成就与羁绊的故土，义无反顾踏上陌生的他乡。在“大龄留学”的标签下，她们怀抱着“重启人生”的理想，在打破与重塑中寻找自我与人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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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次“愚勇”

Stephanie的钱包夹层里一直放着一张50元的澳币，10年后，她终于有机会去花掉它。

2007年，还在江西南昌一所二本大学读本科时，她曾离赴澳留学只有一步之遥。彼时，她已经顺利拿到澳洲八大名校之一的莫那什大学的奖学金。她马不停蹄办好停学，收拾行囊，以为自己离南半球只差一张机票。临行时，意料之外的拒签将她困在了原地。

对Stephanie来说，这不仅是一次理想的破产，更让她认识到：“人生里有一些东西是无法控制的，和努力程度没有关系。”

2016年，Stephanie得以去澳洲旅游，那里开阔的自然环境让她愈发喜爱。年少求而不得的经历又被唤起，经年累月，逐渐成为Stephanie心中的一道执念。澳洲工作的表哥过年回家时给了Stephanie一张50元的澳币，它被安放在钱包夹层里，陪伴她回到学校继续学习，直到毕业回到家乡柳州进入国有银行。2017年，她获评“柳州市十佳金融青年”，登上了柳州日报的版面。

受访者摄于悉尼港湾大桥

光鲜的荣誉背后是超常的工作时间和工作量。在银行的8年时间里，Stephanie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周末，甚至“连五一长假都要去上班”。大量重复的、无意义的工作任务更是让她身心俱疲。2018年，一段备受伤害的感情经历让她下定决心改变现状——留学澳洲开启一段崭新的人生。

出国留学的想法似乎总是和对现状的不满相联系。

2020年，因为公司的人事变动，江莉在新的部门里遭到了同事的排挤，工作得不太顺遂。没有过多考虑未来，她在冲动之下从世界500强外企裸辞。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辞职后的生活更不顺利。40岁出头的她辗转面试却总是败兴而归，在日复一日的期待、等待与失落中屡屡碰壁，“碰到头破血流”。

裸辞的背后还有另一重目的，江莉一直想要换一种生活。早在2018年初MBA（工商管理硕士）毕业时，她就开始考虑起人生的下一站，留学的想法就在那时闪入过她的脑海。辞职让模糊的想象逐渐清晰，她正式开始了远赴加拿大留学的准备。

在找工作的同时，江莉兼顾雅思备考。受益于外企的工作经历，她的英语基础不错，即便如此，她还是会在空闲时一天学习七、八小时。为了取得更高的分数，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总共参加了5次考试。

“这个过程真的蛮累的。”她如是说。辛苦的备考之外，她也承受着家人的不解：“北京的生活挺好的，为什么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读书?”但当时的她没有多少犹豫。

即使也会为不确定的未来而迷茫，大部分时间里她还是相信，新鲜的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足以支撑自己扎根陌生的土壤。

Stephanie的情况略有不同，因为大学被拒签的“黑历史”，她最担心的就是能否顺利拿到签证。从5月申请到8月拿签的3个月里，Stephanie不敢辞职，直到在火车上接到签证通过的电话。在周遭乘客疑惑的目光中，她从香港哭着回到了柳州。

“那一刻我觉得人生像个圆，可能在某个时刻那圆并没有画完，原来10年了，这个事情依然没有结束。”一回到柳州，Stephanie立即开始交接工作，退掉还没到期的房子，打包收拾行李，在忙碌中期待新生活的到来。

她知道银行业极看重资源积累，将万丈高楼一朝推倒，她做好了从零开始的准备。

“这个决定就是我自己讲的愚勇。”后来，Stephania这样回忆，“我以为自己能想清楚，但在这边你永远都不清楚会遇到什么困难，当你遇到了才会发现，原来困难永远比想象中要多得多得多。”

日剧《重启人生》剧照（图源互联网）

02

“围城”

江莉在8月下旬抵达加拿大温尼伯时，幸运地抓住了夏天的尾巴。没过多久，仿佛就在一夜之间，这座位于西加拿大的小城市便进入了漫长的冬季。南下的冷空气在北美大平原上肆虐，最低温度一直徘徊在零下20度，积雪始终不化。江莉在这里度过了一整个冬天。

她为期一年的研文课程并不轻松（研文：指毕业不会拿到硕士学位证而只能拿到研究生文凭的研究生课程），全英文环境和老师的严厉给了她不小的压力。因为两年的课程被压缩到一年，在第一学期，江莉的周末是属于课程作业的。

在澳洲的Stephanie同样为学业烦恼。她就读的项目需要拿到CPA（注册会计师）才能毕业，但尽力备考之后，她还是挂掉了一门考试，并因此只能延迟一学期毕业。在找来高分同学一点点梳理理论框架，从头到尾重新理解后，她才恍然发现原来中西方的思维习惯和理论框架如此不同，“但它考的就是思维模式下不同的东西”。

受访者摄于悉尼麦考瑞大学图书馆

在学业之外，江莉的生活往往像加拿大的冬天一样单调乏味。高昂的物价让她对一些娱乐活动敬而远之，只能把逛超市作为消遣的方式。江莉经常选择在打折时间采购食材，而在平时，大部分食材的价格都至少比国内高出两到三倍，连普通的辣椒也需要十三四元一磅（约合人民币七八十元一斤）。尽管食材价格不菲，江莉还是尽量自己下厨，毕竟“中餐厅的一碗兰州牛肉面都需要100多块钱”。

“消费降级和生活质量的下降可能是来这里的每个人都需要面临的问题。”很少担忧过经济情况的江莉在加拿大学会了精打细算。

Stephanie在澳洲的情况也如出一辙。为了补贴高昂的生活成本，她选择兼职打工。备考CPA期间，她找到了一份华人超市的兼职，银行工作培养出的认真细致让她常被安排上冻货的苦差事。

在Stephanie的回忆中，超市的冷冻柜“好像有500多米长”，没有尽头地向前延伸；冷冻产品多如牛毛，光饺子就有几十个品种。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她要将冷冻商品一个一个登记入库、摆放整齐、调整角度，一天只有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每到周五上冻货的时间，Stephanie都会穿上厚厚的防水羽绒服，如果在生理期还要吃上止疼药，却依然抵挡不住彻骨的寒意，“有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死了”。

加拿大的冬天漫长而寒冷，刚来时的新鲜感已经所剩无几。江莉时常会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花钱买罪受”：“就像你奋力冲出了城，才发现城外的人想进去。”在留学期间，江莉时常会想起“围城”的比喻。她会忍不住问自己，如果当时没有很快拿到学签，自己是否会坚持来到这里。

“说实在的每个人都为此付出蛮多的。”留学时，她还是会时不时浏览国内的招聘网站，又因为岗位的年龄要求而摇摆不定。反复犹豫，江莉还是留在了加拿大。“我也可以放弃，但是放弃的话之前的付出就成为沉没成本了。”

没有一味消极，有时她也会想，如果把一切经历，好的坏的，都当作不同的生命体验，“好像也是OK的”。

03

和自己相处

现在，Stephanie在悉尼一家财富管理机构工作，距离她决定出国留学的那一刻已经过去了六年。在不用上班的周末清晨，Stephanie喜欢慢慢开车驶过散发着咖啡香气的街道，再缓步走到熟悉的咖啡店。和老板打过招呼后，与同样喜爱咖啡的朋友们彼此分享世界各地的咖啡，大家漫无边际地谈天说地。这里被Stephanie形容为“精神家园”。

受访者摄于去咖啡聚会的路上

Stephanie对咖啡文化的兴趣由来已久，不过在澳洲的第一杯咖啡，远没有那么愉快。买两杯以上咖啡需要杯托，当时的Stephanie本对此了然于胸，然而当澳洲店员反复笑着问她需不需要杯托的时候，因为不知道杯托的英文单词，她还是纠结了很久。“他是不是在嘲笑我呢？”她在心里反复问着自己。

Stephanie将那时的怀疑与纠结归结于自信心的缺失：“如果说大学的拒签是我人生第一个低谷，那么来到澳洲就是第二个。”陌生的环境中件件小事累积，一度将她的自信心拽入谷底，比如那次打工。

那时她在一家华人面包店里做收银员，因为一次收银的失误而被带到后台，作为同乡的老板呵斥她道：“别看你现在30多岁，你的能力到我的面包店打工都是不够的，你的英语那么差，能力也差……你要打一辈子零工吗？”

老板的刻薄刺伤了Stephanie，她将承载着青春与骄傲的那张报纸——那张刊登了“柳州市十大金融青年”的报纸——发给老板，试图以此捍卫摇摇欲坠的自尊心。老板对此不屑一顾：“这些荣誉有什么用，在这里你什么也不是。”

人生可以一键重启吗？

“大不了从头再来”的念头经常在中年人的脑海中百转千回，可谷底与山顶的差距摆在眼前，轻装上阵远比想象中更难。

在加拿大留学的一年时间里，江莉见过在奶茶店打工的前基金经理，也认识做寿司的前国企员工，从白领到蓝领的跨越在这里不是新鲜事。但无论他人感受如何，江莉并不想以这种“阶层下滑”的方式留在这里。

毕业后的两个月里，她在加拿大投出了近200份简历，邮箱中堆满了系统自动回复的邮件，却只有3家公司的面试通知。不知是因为移民竞争激烈而她缺乏在加工作经验，还是单纯的“运气不好”，江莉的每场面试都失败了。“真的是从零开始，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从负数开始。”江莉这样总结。

2000年-2022年加拿大移民数量变化（图源互联网）

对Stephanie来说，计划之外的延毕让原本的积蓄有些捉襟见肘，为了解决收入难题，她希望能在延毕期间解决就业。Stephanie想过转行会计，然而她既没有相关工作经验，也尚未获得澳洲学历，在就业市场上寸步难行。她也申请过当地银行，最终却一无所获。

一次又一次的拒绝让Stephanie认识到：“现实就是这样，国外非常看重海外工作经历，你在国内的工作经验他们不认的。”

大龄留学是一次“重启人生”的召唤，剥去勇敢的、叛逆的、理想主义的滤镜，或许只是另一条跌宕起伏的路而已。

向澳洲当地银行求职无果，Stephanie最终幸运地被一家中资银行的澳洲分行“捞”了起来，这是她在澳洲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兜兜转转又进了银行，这只不过是形势所迫的权宜之计，不过Stephanie已经和当时出国的她不一样了。

“那之后我才慢慢找回那种职场人的自信。”现在回想起来，Stephanie非常感谢这份工作。曾经的工作经验并没有白费，她慢慢找回了职场的状态，得到了久未拥有的正向反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两年后，Stephanie转战财富管理，在悉尼有了自己的立身之地，也有了真正想为之奋斗的事业。

受访者摄于澳洲入职第一天

“留学这个东西，更多是和自己相处。”Stephanie在澳洲目睹留学生们来来往往，有人如鱼得水，也有人遍体鳞伤，“在陌生的环境里，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自己来陪伴自己，你就容易丢掉自我。”

如果有朋友打算出国留学，Stephanie会建议他们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三样东西：想要获得的东西、将要放弃的东西和愿意为此付出的东西。“那张纸会在至暗时刻浮现在脑子里，如果那时你觉得一切是值得的，那就是值得的。”

一路走来虽然辛苦，但Stephanie并不后悔当初的决定，她感谢曾经的“愚勇”，也感谢凭借这番“愚勇”历尽千帆的自己。

来到澳洲，Stephanie最大的收获是“自我意识的解放”。就像小孩重新学会走路，“这里的一切都是我靠自己的双手重新建立起来的”。正因为如此，她现在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知道时间该花在哪里，我喜欢怎样的人”。

她非常庆幸，在将近不惑的年纪寻找到了自己。

“国内活给别人看，出国是活给自己看。”江莉曾在飞机上听一位赴加陪读爸爸这样说。她在裸辞后的求职期内曾遭遇过“赤裸裸的大龄歧视”。在一次面试中，HR的一句“你身体还好吗”让她感到既气愤又无奈。

来到这里后，江莉也发现，加拿大除了有人们常说的“清新空气”和“轻松的工作氛围”，还有激烈的移民竞争和生存考验。

“其实两边各有利弊，这个选择是好是坏因人而异。”反思过去的经历，江莉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优势，知道客观环境的优缺点。”

至于未来的方向，江莉还在寻找。结束了两个月辛苦的求职期后，江莉暂时回国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她还是打算回到加拿大寻找工作，至于能不能找到，她并不确定。

前方是什么，她只能且行且看。

（文中江莉、Stephanie均为化名）

采访：梁子祺 解乔茵 范欣馨 王诗怡 郭睿曦 刘昕宜

文字：梁子祺 张轩 欧阳远

编辑：王诗怡

图片来源于受访者及网络

原标题：《大龄留学：“旷野”还是“围城”？|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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