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三国｜曹氏建国：一统三国的书面外交战

公元220年，中原大地前后经历了三个年号，分别是东汉的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以及曹魏的黄初元年。年号是帝王的标志，也是一个王朝正朔的代表，三个年号之间的更迭背后，上演的正是曹丕代汉的政治剧目。

曹丕代汉，速度虽然不算慢，但实行起来并非易事。群臣通过一封又一封劝进文书论证了曹丕天命加身；汉献帝用一封又一封禅位诏书解决了称帝的程序正义问题，但还有一个血淋淋的现实不容忽视：天下并没有一统。正如几百年后司马光强调的那样：“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当时孙权、刘备尚割据着江东与益州，曹丕若在未统一天下前称帝，自然会引发敌国的反对和天下人的质疑——这是“功业”层面的难题。

曹丕

后人知道，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曹魏自始至终没有完成统一大业——最终合三国为一朝的，是晋武帝司马炎。那么，曹丕如何在分裂的情况下称帝呢？尽管曹丕在令文中反复向群臣暗示“权、备尚存”“戎虏未灭”，但一众劝进奏章、禅位诏书却对此只字未提。这自然怨不得群臣——“天道深远”可以附会穿凿，天下三分却是客观事实，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三足鼎立的格局也难以打破。站在黄初元年的洛阳向未来眺望，不难想像曹丕内心的踌躇：想要实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梦想，机会恐怕不多。

但历史就是这般变化莫测，曹丕这个新晋皇帝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机会不仅来了，而且来得干脆利落。

孙权称藩：“虞舜舞干戚”的政治诉求

就在曹操逝世的前一年，也就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号称“天下之腹”的荆州上演了一场著名战役：襄樊之战。这一战没有被列入三国时期的“三大战役”，但它却前承汉中之战、后启夷陵之战，对天下局势的影响力比之于“三大战役”有过之而无不及。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在与曹操争夺两年后终于拿下汉中，势力达到极盛。就在同一年，刘备派驻在荆州的名将关羽挥军北伐，一路高歌猛进直逼曹操腹地，《三国志》甚至不吝用“威震华夏”四个字来形容关羽。关羽攻势最强时，曹操甚至萌生了迁都以避其锋锐的念头，所幸被司马懿等人劝住。而后，局势陡然变幻，孙权在向关羽请求联姻不成且受辱的情况下，一边向曹操上书称臣，一边派吕蒙偷袭了关羽在荆州的根据地，并迅速占领荆州，关羽在回援途中被孙权擒杀，一代武圣就此马革裹尸。

当时的局势虽是“三足鼎立”，但曹操的实力要大于孙权、刘备两家实力之和。孙权偷袭荆州后，刘备立誓复仇，于章武元年（221年）亲自率兵东征，“三大战役”最后一役夷陵之战爆发。刘备因为丢荆州失去了理智，但孙权却保持了一个战略家应有的清醒头脑。为避免两线作战，孙权立刻向曹操上书劝进，这一伎俩当然骗不过曹操——曹操将孙权的来信示于群臣，讥讽道：“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而在曹丕称帝后，孙权称藩的低姿态则理所当然地让践位未久的曹丕龙颜大悦，新成立王朝太需要四方来朝以强化其合法性了。

面对孙权口是心非的称藩，曹魏著名谋臣刘晔当即提出了借机一统天下的策略：“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兴师，径渡江袭之。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之半以与蜀，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这段话的论述一针见血。刘晔认为，刘备与孙权力量弱小，若能结盟尚有存续的希望，如今自相攻伐，曹丕应当借刘备东征之时讨伐孙权，孙权一个月内必亡。一旦孙权灭亡，刘备自然无法独活，如此天下可定。然而，曹丕的回应却是：“人称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来者心。”

刘晔

刘晔之论深得兵法之道，曹丕岂能不知？但在“权、备尚存”“戎虏未灭”的情况下，曹丕此时最大的心结依然是天命合法性不足，而孙权称藩正是打开这一心结的关键一步。通过战争平定天下，一切尚需从长计议；而只要答应眼下孙权的请求，江东便在形式上完成统一，这对于刚刚称帝、底气不足的曹丕来说，是很难拒绝的诱惑。从军事角度来看，孙权称藩不过是一个并不高明的计策；但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一事件对汉魏禅代无疑有着一定的助推力。

考虑到这一层，便能理解为什么曹丕会痛快接受孙权抛来的橄榄枝。对此，曹丕曾作一篇《太宗论》，将这一心思解释得通透：

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

这几句分别引用了舜、汉文帝不通过征伐而降服有苗、赵佗、吴王刘濞的典故来解释自己不愿意发兵伐吴的理由。当然这里不免有粉饰之嫌，因为刘晔之论终究流于理论，而从实操层面来看，征服吴蜀并非易事。早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曹操南征时，傅干便曾上过一道《谏曹公南征》，细数非战之策：“明公（曹操）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

孙权与刘备依凭长江崇山之险，即使如曹操这般的军事大家也难以克复，更何况曹丕用兵远不及其父，当然更希望敌人以礼来降，这就是傅干强调的“思虞舜舞干戚之义”。出于这一考虑，曹丕在接受孙权称藩时立刻赐孙权九锡、册封孙权之子孙登为东中郎将、封县侯万户。黄初二年（221年）十一月，曹丕连下两道《策命孙权九锡文》和《册孙权太子登为东中郎封侯文》，立刻遣使送至江东。这两份诏书的篇幅一长一短，实质性内容不多。《策命孙权九锡文》言：

……叔旦有夹辅之勋，太公有鹰扬之功，……朕以不德，承运革命，君临万国，秉统天机，思齐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资忠亮，命世作佐，深睹历数，达见废兴，远遣行人，浮于潜汉。望风影附，抗疏称藩，兼纳纤絺南方之贡，普遣诸将来还本朝，忠肃内发，款诚外昭，信著金石，义盖山河，朕甚嘉焉。……敬敷训典，以服朕命，以勖相我国家，永终尔显烈。

叔旦指周公，太公指姜子牙，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希望其能如周公、姜子牙辅佐周王一样辅佐他。“朕以不德，承运革命”一句，则是再次重申自身的天命正统。“惟君天资忠亮，命世作佐”一句，是对孙权称藩的嘉奖，而“敬敷训典”一句，则是提醒孙权称藩后应当肩负的责任。

曹丕派邢贞将《策命孙权九锡文》送到江东，邢贞态度踞傲，立刻激怒了江东群臣。《三国志》记载了“张昭既怒，而（徐）盛忿愤”的场景，可见连赤壁之战时强烈主和的张昭，此时都无法忍受自己的主公称臣了，真是时也势也。邢贞见情景如此，也不得不感叹：“江东将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孙权是如何安抚臣僚的呢？他说：“昔沛公（刘邦）亦受项羽封为汉王，盖时宜耳，复何损邪？”意思是刘邦也曾受项羽之封，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历史上，刘邦最终消灭项羽建立了汉朝，孙权饮马许洛之志，慨然于心。

《册孙权太子登为东中郎封侯文》的内容亦无甚特别，有意思的是文中引用了孙咸的典故：

……由汉光武受命，李氏为辅，王梁孙咸，并见符纬也。斯乃皇天启佑大魏，永令孙氏仍世为佐。其以登为东中郎将，封县侯万户。昔周嘉公旦，祚流七胤；汉礼萧何，一门十侯。今孙将军亦当如斯……

汉光武帝极信谶纬之学，曾在谶文中读到“孙咸征狄”四字，于是提拔了一个名叫孙咸的人为平狄将军，行大司马事。文中的王梁同样如此：汉光武帝在《赤伏符》读到“王梁主卫作玄武”，便将王梁提拔成大司空。同样迷信谶纬之学的曹丕在此颇有以汉光武帝自居的意味，但引用孙咸的典故来勉励孙权、孙登父子，发“令孙氏仍世为佐”“今孙将军亦当如斯”之言，终究令人忍俊不禁。

《策命孙权九锡文》写得中规中矩，其意图其实早在曹丕回复刘晔时就已挑明：“疑天下欲来者心”。毫无疑问，除却辽东那个不成气候的公孙渊，曹丕距离天下一统只剩下孙权、刘备两个势力，如今孙权已经主动称藩，还有谁是“欲来者”？还有谁配当这个“欲来者”？当然只剩下刘备集团。曹丕的军事才能虽然无法企及其父曹操，但自然看得出孙权并非池中之物；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接受孙权称藩，并试图通过对孙权的优待引导刘备来降，或许说明曹丕内心未必一定要在实质上征服吴蜀——先通过羁縻吴蜀的方式建立一个不那么集权的封建制王朝，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刘备若能效仿孙权称藩，曹魏便在形式上完成了“君临万国，秉统天机”的政治任务，至少能先解决当下曹魏天命不够充分的难题。只要刘备来降，哪怕日后复反，那也有了叛逆之名，届时平叛，可谓师出有名、名正言顺。

寄命交州：孙权的卑辞上书与毅然改元

孙权、刘备都是枭雄英主，但曹丕的如意算盘未必没有实现的可能。刘备实力弱于孙权，无论在夷陵之战中险胜或失败（以当时的情况而言，刘备大胜的可能性极低），都将大伤元气。届时曹丕若挥师南征，刘备在难以抵抗的情况下，称藩将会是一个具有可能性的选择。而一旦这个可能性成真，曹丕通过羁縻吴蜀实现一统天下的目的就算达成。以蜀汉为正统的史学家或许会提出，刘备是以曹丕篡汉为理由立国的，一旦认可了曹丕，岂不危及自己的合法性？

其实这真是“看三国掉泪，为古人担忧”。如果蜀汉的政治局势已经恶化到不称藩即亡国的地位，两全的理由自然会被构想出来。比如，刘备称帝时益州传言汉献帝已驾崩（这个谣言很可能就是刘备本人炮制的），并像模像样地定下了“汉愍帝”这个谥号，结果到头来发现这是一场“误会”——曹丕是从汉献帝手中合法接过皇位的，那刘备作为汉臣承认先帝的禅位岂不是顺理成章？退一步而言，日后孙权称帝时，蜀汉既没有放弃天下共主的地位，又同时认可了孙权帝位的合法性，这一自相矛盾的妥协也并没有动摇国本。

孙权

曹丕当然不会不知道孙权的野心，于是在封孙权为吴王时，一方面要求孙权将孙登作为质子送至洛阳，另一方面要求孙权进贡象牙、犀角、孔雀、翡翠等珍玩。对于后者，孙权看得很轻，认为“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对于曹丕的予取予求，无不答应。但对遣送质子一事，因事关国本，孙权便表面允诺，实则找尽各种理由推脱了。夷陵之战后，孙权立刻遣使向曹丕禀报战绩并邀功请赏。这同样是一个“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计策，但曹丕既然已经是孙权名义上的主公，自然也要接招，于是在黄初三年（222年）下了一道《诏答吴王》，要求孙权“勉建方略，务全独克”，责令其消灭刘备。其实除曹丕外，曹魏朝廷上下一致认为孙权必叛，“三公”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太尉钟繇联名上奏，罗列了孙权十五条罪状，希望曹丕罢免孙权官位、削去孙权封土，否则便移兵进讨。华歆等人所料不错：孙权向曹丕称臣是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如今刘备已被击溃，曹魏又成了最大的敌人，孙权如何会听命继续进攻蜀汉呢？

很快，孙权便亲笔写了一封《与刘备笺》，向蜀汉求和。这封信由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呈送，姿态同样很低：

……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暂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於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如反掌。

孙权在袭杀关羽之后，反过来劝刘备不要因为顾及关羽这一小仇，而忘记了曹丕篡汉这一大仇，颇有慷他人之慨的“风范”，刘备心中的愤恨不难想象。不过在这封信中，孙权首次称呼刘备为“陛下”，这是孙权承认蜀汉政治合法性之始。之前为了联魏拒蜀，孙权可以承认曹丕为帝；此时为了联蜀抗魏，孙权同样可以承认刘备为帝，作为政治家的孙权无疑是能屈能伸的。

蜀汉的威胁解决后，孙权对曹丕便“礼敬转废”了。为此曹丕极力催促孙权送质子，却只换来孙权极力的搪塞推脱。愤怒之余，曹丕于黄初三年（222年）一边兵临长江，一边写了一封《又报吴主孙权》责备孙权，言辞激烈：

……朕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即日下诏，敕诸军但深沟高垒，不得妄进。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

这封信写得性情：你孙权都已经认我为君主了，难道我曹丕愿意兴师动众去讨伐吗？孙权若早晨将孙登送到，曹丕傍晚就将大军召回。孙权当然没有将孙登作为质子送上，而是继续发扬其政治家风格，写了一封《卑辞上魏文帝书》：

求自改厉，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

的确，这份上书言辞极为卑微。孙权提出，如果曹丕还要降罪于他，他愿意奉还土地和人口，去交州度过余生。当然，书面上的卑微和事实上的强硬完全可以并存，同年，孙权毅然改元黄武——虽然没有建国称帝，但这也意味着孙权不再奉曹魏为正朔了。

政治家之间的战争与军事家不同。只要孙权不称帝，曹丕就可以假装孙权还是自己的藩王，维持其已经完成了统一江东这一形式上的功业。对于自保有余的孙权，曹丕软硬兼施也无法再进一步，但对于刚刚受到重创的蜀汉呢？

这可以讨论。

书信外交：王朗的攻心与诸葛亮的反制

夷陵之战后的第二年，也即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刘备新丧、刘禅即位。蜀汉立国未久，作为主心骨的开国君主便驾崩，数郡立刻造反，蜀汉陷入了不小的动荡。曹丕见状，立刻授意华歆、王朗、陈群、许芝等重臣名儒致书于诸葛亮等大臣，“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籓”。这其中，以王朗写给许靖的三封《与许文休书》最为著名。

王朗

王朗，正是《三国演义》中被诸葛亮骂死在两军阵前的那个王朗。其实历史上的王朗是当时一流的经学大家，一生可谓著作等身、名动八表，绝非《三国演义》中的跳梁小丑可以相提并论。许靖同样是当世耆儒，其地位在蜀汉非同小可——刘备进位汉中王、蜀汉皇帝时，联名劝进的群臣中许靖不是第一便是第二，其排名比诸葛亮还靠前。许靖地位之重，还和他年轻时曾与从弟许劭共同组织月旦评有关，刘备入蜀后，虽然未重用许靖，但依然封以高官厚禄。

写信之人和收信之人均为当时顶尖大儒，《与许文休书》的份量可想而知。

消息平安，甚善甚善。岂意脱别三十余年而无相见之缘乎！诗人比一日之别于岁月，岂况悠悠历累纪之年者哉！自与子别，若没而复浮，若绝而复连者数矣。而今而后，居升平之京师，攀附于飞龙之圣主。侪辈略尽，幸得老与足下并为遗种之叟，而相去数千里。……是时侍宿武皇帝于江陵刘景升听事之上，共论道足下，至于通夜不寐，拳拳饥渴，诚无已也。自天子在东宫，及即位之後，每会群贤论天下髦隽之见在者。……每叙足下，以为谋首……（《与许文休书》之一）

……岂自意得于老耄之齿，正值天命受于圣主之会，亲见三让之弘辞，观众瑞之总集，睹升堂穆穆之盛礼，瞻燔燎焜曜之青烟。于时忽自以为处唐虞之运，际于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携子之手，共列于世有二子之数，以听有唐钦哉之命也。……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窃让名，然后绶带委质，游谈于平勃之间，与子共陈往时避地之艰辛，乐酒酣燕，高谈大噱，亦足遗忧而忘老……（《与许文休书》之二）

……皇帝既深悼刘将军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气类之徒，遂沈溺于羌夷异种之间，永与华夏乖绝，而无朝聘中国之期缘，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陈平违楚而归汉，犹曜德于阿衡，著功于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遗孤，定人之犹豫，去非常之伪号，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荣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与事并，声与勋著，考绩效足以超越伊吕矣……（《与许文休书》之三）

这三封信固然文情并茂、感人肺腑，但在特殊的局势下，它们无法回避外交文书的实质，因而暗藏攻势。第一封信中，王朗主打“感情牌”，从老友叙旧开始，渐渐将话题转到魏朝君主对许靖的欣赏上：曹操在江陵时便对您赏识有加，如今曹丕更是对您大加推崇。第二封信，王朗将话题转到汉魏禅代，认为曹丕代汉是罕有的盛事，如今天下在曹丕的领导下正处于尧舜般的盛世图景中。王朗继而自谦说如果许靖来降，王朗将退位让贤，继而遨游四海、谈笑鸿儒，而这本身也能成全王朗让贤的美名。第三封信，笔锋略转凌厉，先是申明了蜀汉立国于羌夷之地的事实，再对许靖身处与中原隔绝的“异种之间”深表同情，最后提出其向曹魏效力、立不朽功勋的建议。王朗不愧为文章大家，这几封信句句都是劝降而字字不提劝降，笔力老道体面。

曹丕的意图很明显，通过这场纸面上的外交战，即使不能令诸葛亮“举国称籓”，至少也要策反几位蜀汉重臣，进而实现羁縻吴蜀的战略目标。只是，曹丕低估了诸葛亮的决心。很快，诸葛亮发布了《正议》，痛斥曹氏篡汉的罪行，言语犀利，字字如刀：

……据道讨淫，不在众寡。及至孟德，以其谲胜之力，举数十万之师，救张郃於阳平，势穷虑悔，仅能自脱，辱其锋锐之众，遂丧汉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获，旋还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继之以篡。纵使二三子多逞苏、张诡靡之说，奉进驩兜滔天之辞，欲以诬毁唐帝，讽解禹、稷，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翰墨者矣……

外交战重在攻心，对于曹丕而言，不胜即是败。诸葛亮的《正议》传遍中原之时，也正是曹丕试图通过外交文书不战而一统天下的梦想破灭之日。后人们已经习惯了三足鼎立的历史线条，当然会觉得曹丕这场“纸面战争”打得有些异想天开——但若能设身处地为曹丕着想，便不难发现这一切背后都有着统一且自洽的政治逻辑，那就是通过羁縻吴蜀这一外交手段，实现政治层面而非军事层面的一统江山。假设刘禅、诸葛亮能如孙权一样称藩，哪怕只有一天，那在这一天的短暂岁月中，魏朝也将成为实至名归的大一统王朝。

或许对于曹丕来说，这样的结局也已经足够。

汉魏禅代一事，无论从新晋皇帝的天命论证这一实质角度，还是从劝进禅位这一程序角度而言，都堪称全面充分，但在统一大业未竟的现实面前，曹丕的内心终究有些底气不足。当然，这并非曹丕一人的困惑：刘备于成都称帝，臣僚费诗便以“未出门庭，便欲自立”为由劝诫。刘备驾崩后，益州豪族雍闿立刻造反，理由依然是“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天空容不下二个太阳，九州也容不下三个帝王，不能一统天下，“皇帝”二字终究是有些自占身份。

曹魏黄初七年（226年），曹丕驾崩，年仅四十。这位开创曹魏的魏文帝，终其一生既没能在军事层面征服吴蜀，也未能从政治层面羁縻吴蜀。曹丕从曹操手中接下了“中国十有其八”的江山，又将这份土地原封不动地交给了他的儿子、魏明帝曹睿。他的子嗣能奋二世余烈，完成统一大业吗？

保有“小国之利”的孙权和诸葛亮不会再轻易给敌人以机会。刘备驾崩后不久，诸葛亮便派使臣邓芝面见孙权，试图推进吴蜀联盟。蜀汉建兴六年、孙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诸葛亮力排众议，不仅派遣使者庆祝孙权登基，更进一步与孙权签订了《中分天下盟文》，约定双方以函谷关为界，通过外交方式在纸面上尽数瓜分了曹魏的土地。

曹丕处心积虑挑起的外交战争，最终被孙权和诸葛亮的另一场外交战争所吞灭——三个国家的疆界没有因此出现一丝一毫的变化，这既是政治家的深邃之处，也是政治家的可笑之处。但是，这一切都不会改变汉魏禅代的事实，作为曹魏王朝的开创者，曹丕魂归九泉后，应当也无愧于曹操“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的期许了。

大约的确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