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儒学，是对未来世界有深远影响的体认之学

若要问我为何会对明末儒学感兴趣，我的回答是：并非因为明末儒学中有一些西方式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萌芽，而是我意识到，由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矛盾纠葛而催生出的深刻的体认之学，不仅对后来的思想界有重要意义，而且最终会成为我的思想源泉。

我曾有一段用西方的学术方法研究宋明思想的经历，我将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定为《朱子学的存在论》就是最好的证明。那篇论文用西方的存在论分析了朱子学的理论与实践，并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许多共通之处。当时我对自己的观点充满自信，现在看来，这种比较犯了不识自家珍宝的错误。

作者: [日]冈田武彦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出品方: 华章同人

译者: 吴光 钱明 屠承先 译 钱明 校译 / 钱明

出版年: 2023-5

大约四十年前，我对大家研究传统中国哲学的方法进行反思，最终深刻体会到，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是不可能把握宋明哲学的本质的。就中国哲学的实践层面而言，如果只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阐明，不过是提倡尼采的权力意志和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罢了，仍然只是空谈。对于中国古代缜密深刻的学说，如果不用真切的工夫去体认，终究是不能得其精髓的，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如此。

在当今以中国哲学研究为主业的学者中，仍不乏沉迷于依据西欧思潮和西方学风来解释中国哲学的人，他们以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具有创造性的”“崭新的”方法。然而，这些研究方法和真正的“创新”相差十万八千里。关于这一点，我在三十多岁时已有所觉悟，于是从那时起便从外层表面的研究转向内在深层的探索。虽然这样做可能会被误认为崇尚注解和诠释而非真正的内在研究，但我还是心甘情愿地进行这样的探索。

那么，我是出于什么动机而立志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呢？

说来并非偶然。由于种种原因，我曾在中学时代陷入深深的苦恼中。为消愁解闷，我开始阅读哲学书，并对禅学产生了兴趣，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由于家境贫寒，高中毕业后我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想法。幸好我当时遇上急公好义的热心人——日本电气公司的创始人渡边斌衡先生，渡边先生资助我离开家乡兵库县姬路市，进入福冈市的九州帝国大学学习。

我本打算上东京帝国大学或京都帝国大学，师事于和辻哲郎或西田几多郎，专攻西方伦理学，但此愿未遂，只好进了九州帝国大学。当时难免有些愤懑和无奈，不过，也许是上天眷顾我，我在九州帝国大学遇上了德学兼备的杰出导师楠本正继先生，从而决定了我研究中国哲学的方向，这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在整个大学期间，为了从杰出的导师那里学到更多知识，我如痴如醉、竭尽全力地学习。当时先生刚从德国留学归来，我们的对话多以德国哲学为中心。先生也常用西方哲学解说中国哲学，所以我写那篇朱子学的论文是有渊源的。

大学毕业后，我因家庭原因不得不离开恩师，回到家乡姬路市去做中学教师。在那段时间里，倾心于宋明哲学的我虽然把禅作为第一要义去追求，却始终不能专心致志地坐禅。几年后，我如愿返回福冈，重新回到恩师门下聆听他的教诲。那时战争已临近，我仍然坚持在恩师家里阅读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并整理恩师的语录。遗憾的是，我所记的原稿在美军空袭期间被弄丢了。当时我发现恩师的学术风格已不同以往，而我也深刻体会到从事表面研究的弊端和致力于内在研究的重要性。

我之所以放弃西方哲学研究而致力于中国哲学研究，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一点，那就是我从孩提时期起，就常听父亲追思其师长、“播磨圣人”龟山云平先生的逸闻轶事。云平先生是姬路藩儒者（藩主所聘的学者），他遵藩主之命就学于江户（今东京）的昌平黉，其间读过来访的水户藩儒者藤田东湖所著的《弘道馆记述义》，并为之倾倒，返回姬路藩后还出版了《标注弘道馆记述义》一书。云平先生归隐家乡后，我父亲曾在神宫聆听过他的教诲，并在云平先生的长子任校长的小学里教书。父亲喜欢喝酒，沉默寡言，和气温厚，从不对人发怒。因受云平先生的熏陶，父亲常教导我内心修养的重要性。这也许是我内心深处对儒学感到亲切并热心于研究儒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我在恩师门下学习，恩师培养和给予我克服苦恼的信心和勇气。我之所以偏爱陆王心学，正是因为自己在青年和中年时代也有过深深的苦恼。因此，我认为即使是读儒者的书，也是读语录和行状比读论说更能打动人心。这大概是我痛感内在性研究之重要性的内在缘由。

所谓“内在性研究”，就是在研究一个人的哲学思想时，设身处地地感受他的体验，而不仅仅通过科学的实证研究来分析他的思想。我把科学的实证研究称为表象研究，当然，这种研究是必要的。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在西学流入东亚后，都专注于运用这种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东亚的哲学思想，这一成绩应予以高度评价，我也期望大家今后用这种方法做更精密的研究。

不过，考虑到东亚哲学思想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独特之处，我们就应该关注和重视内在性研究，而这一点却正在逐渐被人遗忘。而且，当我们反思东亚哲学思想对于现在和未来思想界的意义与价值时，我们就会强烈地感受到，现在正是内在性研究比表面研究更应受到重视的时候。这是我三十岁至四十岁时的切实感受。此后，我便以曾经激励自己的陆王心学为研究中心，探索其本源及流派的踪迹，而明末哲学思想自然也成了我探索的主要对象。通过这样的探索和研究，我更加懂得了应以真切的体认之学为本，并深刻感受到静坐体认方法的必要性。

四十四五岁时，恩师赠给我其祖父楠本端山的遗书。拜读之后，我被体认之学的深潜缜密所震撼，并最终有了继承道统的自觉。恩师将家学精神融会于学术研究中，形成了与众不同的优良的学术风格，其学术成果可从《宋明时代儒学思想之研究》一书中窥见一斑。端山先生专攻宋明儒学，并继承了山崎暗斋的朱子学，是幕末维新时期的著名儒学家。恩师的学风就承继了其家学传统。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在恩师门下受到这种学风的熏陶比其他人更多。如今，具有这种学风的学者还有几个人呢？

正因为深感内在性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用体认方法解释宋明思想时，与别的学者不同，我会让思想家用自己的语言说明其思想，我在其间只起辅助作用，或者说，我只是履行了“助产妇”的职责。当然，在学术实践中灵活运用体认方法时，可能会产生理论上的矛盾，存在缺乏统一性的缺陷。但我在做理论研究时绝不踌躇不前，否则的话，“以体认为本”的思想之生命力就有枯竭之虞。所以，对这一思想的理解，绝不可陷入教条主义。当王阳明得知有人记录其言论时，他说：

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传习录·序》）

《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实拍图

如前所述，因《王阳明与明末儒学》一书写于三十年前，所以读起来未免有些生硬，但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理解，我都希望读者能顾及我的上述立场。在我看来，明末儒学处于儒学思想发展的顶峰，可以说是对未来世界有深远影响的体认之学。我期望读者能从本书中领悟到这一点。

写作本书时，我以静坐体认为自己思想的本源。我想，三十多年过去了，自己的思想应有所发展。这里虽未涉及这一点，但我想指出的是：运用内在性研究的方法做学问，不仅能领悟东亚传统哲学思想的要义，而且还能进而创造出匡时救弊的具有独创性的哲学。东亚的思想创新与西方的不同，必定从回归传统中产生。我在这里虽然省略了解说，但只要指出无论怎样的创新，其根基必定存在于传统之中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原标题：《冈田武彦：明末儒学，是对未来世界有深远影响的体认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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