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坚勇“宋史三部曲”引发热议：用文学视角、思想光芒照亮历史的天空

刚刚过去的2023年，作家夏坚勇创作满五十年。他1993年创作历史文化散文，从《湮没的辉煌》《旷世风华——大运河传》，到历时八年合璧出版的“宋史三部曲”，夏坚勇这三十年的文化散文创作可谓成果丰硕。正如有专家指出的那样，夏坚勇将历史研究的严谨与文学创作的自由相结合，不仅是对宋代历史的再现，更是对当下社会的思考，在如何诠释和传承时代精神、如何实现文学可读性与艺术性的同一上，他交出了一份完美答卷。

刚刚过去的2023年，作家夏坚勇创作满五十年。他1973年发表处女作，此后出版了几部小说作品，发表过两部话剧剧本，也获得了一些重要奖项。1993年，他转而写起历史文化散文。从1997年出版的与余秋雨《文化苦旅》并列为文化散文之翘楚的《湮没的辉煌》，到2002年出版的在潜心研读大量史料之余、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徒步考察才写就的《旷世风华——大运河传》，再到历时八年终于合璧出版的“宋史三部曲”，夏坚勇这三十年的文化散文创作可谓成果丰硕。这或许可以解释，《钟山》杂志赶在2023年底前赶制出创作五十周年纪念杯，并在12月30日于南大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夏坚勇‘宋史三部曲’研讨会”上颁发给夏坚勇，也主要是为了嘉许在散文创作上取得的重要成就。

以宋仁宗为主角的电视剧《清平乐》

相比而言，“宋史三部曲”或许更可视为夏坚勇历史散文创作的集大成之作。恰如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郑焱在致辞中所说，夏坚勇由《绍兴十二年》《庆历四年秋》《东京梦寻录》汇集而成的三部曲，是集他的文学功底和历史洞见为一体的三部作品，“‘宋史三部曲’将历史研究的严谨与文学创作的自由相结合，不仅是对宋代历史的再现，更是对当下社会的思考，在如何诠释和传承时代精神、如何实现文学可读性与艺术性的同一上，夏坚勇交出了一份完美答卷。”

转型文化散文写作，追求“更自由的表达”

夏坚勇能交出这样一份答卷，显然得益于他的选择，他的坚持，还有三十年如一日的付出。在去年7月1日第十三届江苏书展现场举行的“夏坚勇‘宋史三部曲’新书发布暨分享会”上，当被评论家汪政问到为何转向写历史文化散文，夏坚勇回应道，这是因为他想追求一种“更具自由的表达”，“我说的自由有两个层次，一是在审美层面上，那时我的阅读趣味、情感熏陶方式等都发生了变化，转型也就成了必然；具体到写作，我比较多由很小的具体线索出发，如追问某个人为什么会做出某件事，由此触发灵感，这是我创作转型中的‘偶然’。”

“宋史三部曲”首部《绍兴十二年》，即脱胎于一个很小的具体线索：宋高宗为什么一定要杀岳飞？这看似宋史中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夏坚勇却认为不简单，套用莎士比亚的名言：杀，还是不杀？这的确是个问题。因为以他的理解，在千百年来被标签化、符号化理解的这一事件背后，隐含了很多为后世忽略的人性的多面与复杂，“一般地理解，宋高宗是一个昏庸之主，杀岳飞是心血来潮、意气用事。但这中间牵涉到一系列根本性的政治原则问题。宋高宗是把诛杀武将作为一个标志性动作，宣告南宋王朝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新时期。”由此，这本书便以这个看似没有什么悬念的悬念开篇。但刚开始写作时，夏坚勇首先想到的却是全书结尾的最后一句话，“绍兴十二年的雪停了吗？”有了这句话，全书的氛围便定下来了，他在笔下“捕风捉影”也就有了可能。

第二部《庆历四年秋》，他则是从庆历新政入手，拨开北宋兴衰转折之迷雾，再现士人精神“湮没的辉煌”，书名中的“秋”，隐晦揭示了这本书的总体色调。而他的着眼点却更多在于和世态人情有关的鸡毛蒜皮，从一个公款吃喝案引起朝廷政局动荡写起，宋仁宗在历史上是一个仁厚的皇帝，对这个案子却处理很重，极为反常，他正是由这个线索引发开去，慢慢探入庆历新政波诡云谲的深远背景。他写第三部《东京梦寻录》，也是《宋史·真宗本纪》结语中的一句话触动了他，在总结大中祥符年间长达十多年的举国胡闹时，《宋史》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而夏坚勇对宋史感到兴味盎然，显然不是源于近年兴起的宋史热，但他之所以对这一朝代投注热情，却与绝大多数宋史研究者，乃至宋史读者有颇多相近之处。提到宋代，我们会不约而同想到那时辉煌的文化成就，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等一大批杰出的文人，至今仍熠熠生辉，正应了史学大家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欣赏这些人物的同时，我们也自然而然会对他们生活的时代产生浓厚的兴趣，宋代社会里蕴含的现代文明的萌芽之多，也正在被现代学者深入挖掘，乃至被认为是现代世界的一个“黎明时刻”。也因此，在中国多个历史朝代中，宋是备受现代人青睐、有浓厚亲近感并深入探究的一个朝代。夏坚勇还特别提到，宋代的气质和秦汉、唐代完全不同，市民阶层的崛起，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标志着宋朝几乎已经踏进了近代社会的门槛。但宋代的军事相对孱弱。在一般认知中，宋朝是“软弱屈辱”，战场上节节败退，不得不重金求和，这也导致在宋史热兴起以前，其在文化方面的巨大贡献被遮蔽。

“文学地”打开历史，作品才有温度、情感、个性

也正因为宋史热，近些年出版的宋史研究著作非常多，夏坚勇的“宋史三部曲”能从中脱颖而出，有赖于他的独门绝技，除了善于抓住具体线索，他对时间节点的把握，也很有讲究。在“宋史三部曲”中，他分别以南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北宋仁宗庆历四年、北宋真宗大宋祥符元年这三个深具代表性的历史时段作为叙事节点，并且从岳飞被杀、庆历新政、宋真宗东封三个富有意味的历史事件入手，就因为他觉得其间包含了颇具意味的东西。在他看来，意味不同于意义和意思，意义奔着一个主题去，有趣好玩才是有意思，而有意味则是前两者的相加，既包含了意义，又包含了意思。三部曲正是通过一个个“有意味”的历史细节，展开引人入胜的历史长卷。

夏坚勇能写出“有意味”的历史细节，也有赖于他总是能发掘出那些“有品位”的史料，亦即那些在他看来角度独特，前人很少使用，又能为后人提供广阔想象空间的材料。比如《东京梦寻录》开头写到士兵背粮的情节，东京士兵有一百万，粮食从汴河城东码头运来，驻军都在城西和城北。宋太祖赵匡胤定下规矩，士兵的粮食要由自己前往运河码头去背，这也是为了增强士兵的战斗力。但是到了宋真宗朝，背粮已流于形式，早已养尊处优的士兵们每到背粮时，就骑着马欣赏城中的风景，然后雇人背粮。这个日常化的细节就反映出了赵宋当时的政治生态，为后文宋真宗思想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这也为夏坚勇“文学地”打开历史准备好了前提条件。他始终认为，知识性的史料细节本身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关键是细节如何发展为一个情节，甚至成为一个章节。他也把史料运用的有机性，作为衡量作品完成度的标准之一。回看《绍兴十二年》中两处有关宴会的描写，夏坚勇认为“一得一失”。写得满意的一处，是宋高宗宴请拥兵自重的蜀帅吴璘时，关照下面务必准备蜀地名菜水煮牛肉，并用川盐调味。但官家愈殷勤体贴，吴璘就愈加忐忑。仅靠一道水煮牛肉，夏坚勇写出了南宋内外交困之际君臣关系的诡秘幽微。但他写一场宴会，不厌其烦地写了196道菜，虽然本意是展示南宋的饮食文化，事后看来则觉得材料堆砌、失之臃肿，“资料堆砌得越多，文学飞扬的力度就越小。要是当时能够贴着人物的心态、性格来写，这个宴会就会写得更成功。”

活动现场

夏坚勇写“宋史三部曲”，是穿透历史的迷障，从史料的蛛丝马迹中，厘清和复原历史事件的丰富性、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以及事件与人物之间的勾连。这就不难理解中国作协副主席吴义勤首先肯定了夏坚勇在书中体现出的那种强大的历史还原的能力。在他看来，虽然“宋史三部曲”是文学作品，但这三部作品充满了对历史本身的真知灼见，有很多新的历史认知，夏坚勇将历史人物与平民百姓相结合，历史的大事件与日常的生活细节相结合，历史人物由此从既定的概念化印象、符号化的标签和固定历史记忆中解放了出来，也就有了温度、情感、个性，有了有血有肉的生长性和纠结矛盾的复杂性，“夏坚勇摒弃了简单的道德判断，人物有他行为的逻辑、性格的逻辑，他把原先被历史尘埃所遮蔽的部分有意识地挖掘出来。”

评论家丁帆也是在这一点上给予高度赞赏。以他的理解，让“死的”史料活起来，才是文学作品理应达到的最高目标。因为很多人写历史散文，往往忽略的就是如何用文学的手术刀让“死去”的历史和历史人物重新“复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坚勇是开拓者，他在收集大量史料的同时，很好地处理史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并且对人物做了细致刻画。他将细节，特别是在典型环境下的人物心理描写，还原于人物的典型性格之中，在日常生活中将他复归于正常人，从而进入现代生活的场景之中。在虚构中，使用想象的、夸张的、延展的人物描写，让人物成为有血有肉的形象，矗立在历史与现实交互的现场情境之中。”

状写古代人物，需要超乎寻常的同理心

夏坚勇侧重刻画人物，也是因为他意识到在历史转折点上，关键人物总是能起到改变历史走向的重要作用。譬如《庆历四年秋》里写到的，由范仲淹发动的那场政治改革运动。他通过广泛的史料阅读得出结论：活跃在当时政坛上的那群人中，背对范仲淹等君子党的王拱辰、夏竦，就政治观念而言是支持新政的，只因惧怕新政人物崛起，便站到了新政的对立面，他由此认为，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忌妒，导致了改革的流产。同样，在《东京梦寻录》中，伴随着作者的辛辣揭露，上蹿下跳、唯利是图的丁谓栩栩浮现于读者眼前。历史上的这一幕幕场景，似乎佐证了人类文明的演进永远受制于人性“低点”的掣肘。但夏坚勇坚信，人类历史之所以能向前走，是因为人性中更存在着善良、阳刚、正义的一面，“当文天祥慷慨高吟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笑对屠刀时，意味着在他心中，家国大义已然战胜了死亡。”

由此可以理解，夏坚勇何以对那些充满了人性温度的历史人物倾注了更多情感能量。譬如欧阳修反对杀害已经投降的军士，夏坚勇感叹其拥有身为才子不可或缺的悲悯情怀：“怒发冲冠和柔情似水都属于同一颗悲悯之心。”他更是毫无保留地赞赏范仲淹：“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表达的‘先忧后乐’的精神，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最高写照，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史上的千古丰碑。”这般的抒情或议论，引发当下读者的强烈共情。

研讨会期间，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郑焱一起向夏坚勇颁赠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周年纪念杯。

事实上，在“宋史三部曲”中，夏坚勇每每写到叙事转折处，都会用大量的旁白，进行评点，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丁帆看来，这是顺势而为，不得不议的历史抒情，“作者作为一个在场的‘我’跳出来以后，穿插大量的历史评判，那是一种超越历史局限的书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充满哲思的作品精华，成为作品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评论家谢有顺也欣赏夏坚勇这些在细微处的议论，认为这些议论特别能体现出他过人的眼力，“夏坚勇对一些特殊的切入点、时间点有独特的感悟、洞见，并且把它们贯穿他的叙事当中。”在谢有顺看来，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同时还抑制了自己个人意见的泛滥。

这或许是因为如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贾梦玮所说，“宋史三部曲”打上了夏坚勇真正的印记，“很多历史散文中其实没有‘我’，尽管其中历史事件、人物交代很清楚，但多是讲故事，精神贫弱，留不下作者太多的印记。但夏坚勇的作品中有‘我’。”与此同时，这或许也在于夏坚勇无“我”，他从不凌驾于历史人物之上，而是以“同情之理解”状写古代人物。这其实也是今人能够进入历史现场的最佳切入点之一，只是要写深写透与自己相隔千百年的历史人物的心理变化与情感世界，就需要作家有超乎寻常的同理心。夏坚勇深谙这一点，他将所有历史人物都放在“平视”的结构里，认为大人物也是普通人，并且尊重每个平凡的小人物。从这样的历史写作里，读者不难感受到他的浓郁的人道关怀，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也就多了真实感和人情味。

有必要强调的是，夏坚勇的“平视”，无关“演义”“戏说”和“水煮”，他是写的正史，奉行的是如吴义勤所说的“正典”的写法，文学正道的写法。也因此，他的作品总会格外给人一些启发。评论家郜元宝表示，夏坚勇在“宋史三部曲”中，对于宋代经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当时的文坛，用了很多笔墨，确实能让人感受到宋代的繁华，但同时我们又说宋代奉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导致军事上失利，还有在整个的精神生活领域对全社会、全民族形成极大的钳制和压抑，并由此积贫积弱。“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和对照，我们该怎样把这种普遍的说法跟陈寅恪所说的‘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两个判断联系起来。如果都繁盛到极点了，又怎么会积贫积弱呢？”

话虽如此，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如夏坚勇所说，政治稳定与专制腐败互为表里，体貌宽柔与因循苟且共存共荣，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尚武精神的沦落混搭在一起，才是宋代最重要的色调。这一色调又在南宋“清明上河图”式的市民文化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大约也因此，在夏坚勇看来，不写透市民文化实际上就没法读懂南宋历史，因为市民文化正是宋代历史与文化的主要特征。为了做到这一点，夏坚勇显然是下了功夫的。在准备写《绍兴十二年》前，他在笔记本封面上写了一句话，便是：“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从搜集资料、做阅读笔记到动手开始写作此书，夏坚勇前后花了近十年的时间。也正因为他浸淫宋史十余载，从朝廷正史《宋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到宋人笔记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再到多种稗官野史，多达40余种宋书都熟读，他运用史料典籍才能做到信手拈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他精于历史考据，说到底是为了真实呈现历史的诗情与哲理，还原当时的时代氛围，追逐人物的心路历程，从而走向一个更为深广的历史时空和精神世界。

历史散文最重要的是做到诗与史的结合

在这一点上，“宋史三部曲”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对中国史学界和知识界产生重要影响的黄仁宇的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两者同样是以一个年份为切入点，对一年中发生的各类事件做细致的阐述。不同的是,《万历十五年》是以人物为主线，分七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有一个人物作为主角,围绕处于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物对明朝万历十五年前后的重大社会政治经济现象进行深入剖析。而“宋史三部曲”以时间为主线，力图通过三个历史的横切面，以这三年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为纬线，深入揭示当事人的内心世界和行为逻辑，全方位地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和社会生活。

且不论两者孰高孰低，可以确定的是，相比《万历十五年》，“宋史三部曲”更为恢宏雍容地写出了一个大时代的气象。评论家王彬彬几年前读完《绍兴十二年》后不禁感慨，无论是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还是勾栏瓦肆、引车卖浆乃至风月男女等等市井百态，夏坚勇都像是一位细心的导游，把读者带进历史事件的波谷浪尖，体验悲喜交加的“人间喜剧”。此番他通读“宋史三部曲”又道，夏坚勇以非常清晰、细腻、灵动的语言来解读史料，把一些很枯燥的史料活起来，非常富有人生情趣，非常富有历史气息，同时非常富有现实感。

夏坚勇部分作品封面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应了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的评价，夏坚勇的历史散文被大家高度认可，应该说他是做到了诗与史的结合。“历史散文的分寸、态度是很难拿捏的，读者对它的要求很严苛。最好的历史散文是所谓‘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高度的概括，但是它确实表达出很重要的观点，即好的历史题材的散文或者说历史散文，最重要的是做到诗与史的结合。所谓‘史’要有史家的眼光，史家的态度，包括对历史人文的评价，对历史朝代的认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等等，这些都需要有很高的史家素养；同时，因为是文学，还必须要有诗人的态度，有诗意的表达能力，体现文学本身的魅力。” 以阎晶明的阅读，体现在“宋史三部曲”里，这些夏坚勇都做到了。

更为重要的是，如夏坚勇自己所说，历史关乎“实然”，文学则关乎“应然”，即猜测历史之幕背后可能发生了什么。正是在“实然”与“应然”的虚实相生间，夏坚勇用思想的光芒照亮历史的天空，从而为历史照了一幅清晰的“CT”。以《绍兴十二年》而论，他写到相权专政，文人士大夫的风骨土崩瓦解，出现了一股以颂圣诗文争相献媚的热潮，就对此做了深入的剖析，同时也对文人群体的处境和选择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忧愤，显示出清醒的批判意识。这就能理解夏坚勇何以自言他深耕宋史是“在自然、历史和人生的大坐标上寻找新的审美对象，也寻找张扬个体灵魂、反思民族精神的全新领地。”

创作五十年，又是写历史文化散文三十年，夏坚勇有颇多感慨。他谦称，夏坚勇这个名字对文学来说微不足道，但对于他这个具体的人来说，文学就是全部，就是百分之百，文学让他这几十年的生活过得很充实快乐。“我经常说文学是一副维护尊严的铠甲，让我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可以很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在写作的时候，有种一个人一支笔浩浩荡荡之感，是文学给了我自信和自尊。从这点出发，趁身体还很好，我将来要继续写下去。”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出版资料； 作家画像/郭天容

原标题：《夏坚勇“宋史三部曲”引发热议：用文学视角、思想光芒照亮历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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