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 | 余沛佳：《客途秋恨》，纠葛的母女情

《客途秋恨》：香港与大陆纠葛的母女情

作者：余沛佳

《客途秋恨》电影海报（图片来自互联网）

提起许鞍华导演，出现在大多人脑海中的第一个片名大概率不会是《客途秋恨》。这部于1990年在香港上映的影片在当年并未激起波澜，票房平平，也没有获得重要奖项。但对许鞍华来说，这部影片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一部半自传电影，是许鞍华对个人成长经历的重新审视。不仅如此，影片中主人公晓恩的家族史与大陆与香港的社会史构成互文，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在影片中交织。本文首先将分析影片对于母女关系的呈现，再阐释母女关系如何作为大陆与香港关系的隐喻，之后探讨香港在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

PART/ 01

母与女：

“失职”的母亲、挣脱的女儿与剪不断的母女情

1. 母爱神话的颠覆

在很长时期内，文艺作品中母亲形象总是被神化。无数的作品表现母亲自我牺牲，歌颂母爱的伟大。然而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一“母爱神话”叙事中的男性凝视，女性开始重新对母亲这一身份进行描述。由此，便产生了如本片中晓恩的母亲这样一类“失职”的母亲形象。影片中晓恩的母亲不会做家务，每天都和女伴在麻将桌上虚度时光，然而父亲对她毫无怨言。当晓恩当着父亲的面责怪母亲“整天打麻将，不打扫，不做饭，你还当她作宝”，反而被父亲打了一耳光，那天晚上父亲才第一次告诉她母亲是日本人。

为什么说原有的“母爱神话”带有男性凝视？因为在男性中心的社会之中，女性是以妻子、媳妇等身份而被纳入秩序之中的(蔡郁婉, 2022)，生育和抚养后代是她们最重要的职能。因此，如果文艺作品中只存在光辉的、无私的、慈爱的这一种母亲形象，就显然是在向年轻女性传达：你未来的人生道路就是成为一个好母亲，相夫教子是你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方法。而“失职”母亲的出现，恰恰打破了这一局面。

“失职”首先在质疑“母职”的涵盖范围。“母职”（motherhood）更多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而非是女性天性使然，并且社会通过媒体宣传等方式将“母职”的涵盖范围不断拓展。从婴幼儿阶段关于母乳喂养的讨论，至学龄儿童时期“教育拼妈”“丧偶式育儿”等话题，直至现在开始要求女性事业成功时兼顾家庭。如果每出现一个新的标准，女性就去满足它，那么这个标准只会无止尽地延伸。“失职”在此时像是对这个恶性循环的及时叫停，它不该受到指责，反而是社会应该反思其在女性身上加诸过多的标准。

“失职”是一种对传统家庭中性别权力关系的温和抵抗。鲁迅曾说过娜拉出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现实因素，女性难以获得工作机会，实现经济独立，“出走”在许多情况下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而“失职”就成了一种“静坐示威”式的反抗。女性无法离开家庭，但是她们不参与传统观念强加予她们的家务劳动，去追寻另外一种家庭生活。

2. 突破“厌母”重构理解

许多文艺作品在颠覆“母爱神话”之后，仅仅是停留在“厌母”的层面。它们强调女儿对于母亲的挣脱，最终的效果是观众与其中的女儿共情，共同厌恶母亲。例如张爱玲《金锁记》当中的曹七巧，一个受到包办婚姻迫害的女人，将她对社会的恨加诸于女儿身上，她实是受害者，但又成为了加害者。又如《送我上青云》中观众一直共情由姚晨扮演的女儿盛男，而怨恨母亲梁美枝给自己带来的原生家庭创伤。

这些作品确实达成了“从自身的丑陋上追根溯源，彻底解除产生自己的旧有关系，破坏自身的文化遗传”(林丹娅, 2003)。但是它们审视着母亲的卑劣和不堪，却悬置了对造成这种卑劣和不堪的原因的探讨(蔡郁婉, 2022)。《客途秋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突破了“厌母”，最终达到了对“母亲如何成为今天的母亲”的理解。

首先晓恩理解了小时候母亲的沉默寡言是源于语言不通，而她在东京时设身处地明白了这种语言隔阂的困楚。她一直观察周围人的行为举止来推断自己需要做什么，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严肃，一切都要小心翼翼。而晓恩在中国则不只是短短几日，而母亲是将自己的后半生与这片异乡绑定，这种困楚必然更加强烈。影片中当晓恩抱怨自己听不懂别人说话，觉得自己像只猴子，母亲便说：“一天就受不了了？那你知道我在澳门那几年是怎么过的了吧。”这时就联系到母亲在澳门家中给正在打麻将的丈母娘端来莲子汤，丈母娘一直在抱怨手中的牌不好，但在不懂中文的母亲眼中，丈母娘眉头紧蹙、语气不悦，很容易就理解为是对自己不满。

除此之外，晓恩还理解了母亲曾遭受中日民族矛盾带来的仇视目光。影片中有一段在东京时晓恩摘西红柿被日本大叔制止，晓恩以为自己被当作小偷就急忙逃跑。最后日本居民得知了她是中国人听不懂日语，对她还是很热情友善，还专门找了镇上会说英文的人来和她沟通。这时镜头闪回到童年时母亲葵子在澳门家中被家里人讨论的场景，亲戚说“你的日本老婆怎么怪怪的”、“日本人呀，我真是搞不懂他们”、“你要看紧点不要哪天她带着孩子跑了”。晓恩在日本只遇到了一个因为民族仇恨对她抱有敌意的人，就是最小的舅舅，他听说葵子要回来曾写信说“不见不贞的姐姐”，家里其他人都批判他这种行为。晓恩在日本只遇见了小舅舅一个民族主义者，而葵子在中国遇到的人中除了父亲，几乎都像小舅舅那样看她。

影片最后母女俩站在海边，母亲向晓恩讲述完与父亲相识的经历后，晓恩主动拥抱母亲的镜头呈现了母女之间完全的和解。

PART/ 02

大陆与香港：母女关系的隐喻

从某种角度看，晓恩与母亲的关系似乎还可以映射香港与大陆的联系。闻一多《七子之歌》就以母亲和游子比喻大陆与香港，借游子之口倾诉“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的悲哀之情。《客途秋恨》中，晓恩是从英国留学结束回到母亲身边。虽然影片上映于1990年，彼时香港尚未正式交还，但是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订已经预示着回归的到来，彼时的香港社会中因为对大陆政权的不确定感，存在着一种“九七恐慌”，97年在一部分人口中甚至被描述为“大限将至”。晓恩的回归或许能看作是映射着香港从英国交还到中国手中。整部影片是从晓恩的视角叙述的，晓恩某种意义上就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每一个香港人，从英国被交还到中国手中。

而母亲在晓恩成长过程中的“失职”，正像近代中国的“失职”。由于清政府阻碍了中国现代化发展，最终导致南京条约的签订，香港岛被移交至英国。同时晓恩归家的不情愿，母女间歇发生的冲突，也像是香港社会当时对于大陆政权的怀疑，以及直至现今香港与大陆直至仍然存在的摩擦。这种大陆与香港的母女隐喻或许可以让我们从另一种视角观看这部电影。

PART/ 03

母女的和解：香港，从“他城”到“我城”

1. 香港与大陆的关系

这是一部上映于香港回归前夕的电影，在这一时期社会面对于回归问题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舞照跳，马照跑”，有的人则担心权力移交之后原有的权利和利益不能一如往昔，但总而言之，社会上普遍存在一种对变动感到的不安。

而许鞍华作为一位左翼电影人，她的观点一直很鲜明。《许鞍华话许鞍华》中她说：“香港有很多优势，比较平等，有法治，有奋斗精神，大陆则有深厚的文化，他们的专家比我们的更专家，两地人要互补长短，而非互相排斥。”(许鞍华 & 邝保威, 2010)许鞍华导演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抱有很高的评价，她对香港与大陆的融合交流始终保有积极的态度，《客途秋恨》中对此也有许多展现。例如晓恩小时候给爷爷背诵古诗，爷爷说：“如果你天天学习，就不会忘本了。等国家安定了，爷爷就带你回去。”另外，在影片中晓恩的爷爷在因为心系祖国，在60年代从澳门返回了广州。他想要找一本宋词选送给晓恩，结果因此被红卫兵抄了家，但是他还是告诉晓恩“永远不要对中国失望”。爷爷这一角色一直在影片中代表中华传统文化，从一开始他在澳门居所的家装风格呈现，到他扇着扇子听《客途秋恨》这一粤剧名曲的画面，再结合他中医世家的身份，始终是对深厚文化的强调。虽然这部分文化在文革时期受到迫害，许多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逃亡到港台地区，但是传统文化的根基还是在大陆，这是一次政治运动所不能抹杀的。香港一度有一种自负感，这种自负来自于它的经济发展，但是传统文化的积淀还是要追溯到大陆，爷爷送给晓恩的宋词选集正是对这点的警醒。

从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香港影评人李焯桃提出的“中国综合症”（China Syndrome）的概念深刻影响了香港影人，几乎所有关于香港本土身份的思考都需要处理“中国性”的问题。而正如贺桂梅的评论中所写，许鞍华“香港性”叙事中始终包含了“中国性”(贺桂梅, 2019)，她的香港性始终是参照内地想象而形成的。不仅是在《客途秋恨》这部影片中，还有如《男人四十》里由张学友扮演的国文老师讲授中国古典诗词的片段。

《客途秋恨》展现了许鞍华导演对于“九七恐慌”的回应，这份回应放在近年的香港问题中也能看到现实意义。人们对于未知的变动总是会有恐惧和怀疑。香港经历了九七年政权移交之后，又在《港版国安法》推行之前经历“九七恐慌”的重演，而这一次恐慌中港人似乎反应更加强烈，这种激进化的转变就要联系到新一代港人身份认同的问题。

2. 香港人的自我认同

香港人很长时间内的身份处在一种“中间性”（in-betweenness）。简单来说就是大陆看来他们是西方的，英国看来他们是东方的，他们就介于两者之间左右为难。就像影片开头晓恩在英国生活的场景，她穿着新潮的西方服饰，说流利的英语，听摇滚乐，似乎融入了当地文化。但是当镜头转向酒吧里，同行的女伴都会被搭讪，而她只能一个人坐在边上喝闷酒。她在求职上也会因为民族身份遭遇困难，同样的岗位白人好友就能轻松获得，而她就被拒绝。香港的位置同晓恩一样，表面上归属于英国，本质上还是被排斥在西方文化之外。然而香港看大陆，又同晓恩看母亲和妹妹一样，她觉得她们跟不上时尚潮流。因此，香港既深知自己没有被英国完全接收，又不情愿回到中国手中。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香港都被人们称作“浮城”，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用学者吕大乐的话说，就是：“人们感觉更多是，恰巧在这个地方待一段时间而已，既不是在这里成长，也不计划在这里发展。”(吕大乐, 2015)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严飞在《香港的焦虑》中借用张婉婷的电影《玻璃之城》[1]比喻香港：玻璃从外观上看是繁荣和璀璨的世界，但是当飓风袭来的时候，却很容易破碎，那些繁荣在一瞬间就会烟消云散，再也无法复原。(严飞 & 嚴飛, 2019)

在这期间，香港始终是一座“他城”，香港人并没有对香港的归属感，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会选择离开香港。尤其是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许多香港市民对香港的前景缺乏自信，很多人在这时期选择移民，加拿大、澳洲和美国是当时不少香港移民的热门之选。在影片中也有相关表现，妹妹和新婚的丈夫就选择在婚礼后移民加拿大。然而许鞍华导演在影片中表达了对香港未来的期望，这座脆弱的“玻璃之城”在新一代香港年轻人的建设下变得坚固，从“他城”向“我城”[2]过渡。

影片的最后晓恩决定在香港当一名记者，而根据她的自述，这也是她“第一次开始真正理解香港”。由于这部电影的半自传性质，晓恩当记者的选择也对应了许鞍华导演拍摄香港纪实影片的经历。在她的自传《许鞍华说许鞍华》中她有讲到：“其实我在港大读英国文学，后来又在英国读书，并不是特别了解香港历史，回港后也不是特别喜欢拍香港写实的东西，后来人人赞好，是越拍越上瘾。”(许鞍华 & 邝保威, 2010)许鞍华导演是在拍摄香港纪实影片的过程中开始理解香港、爱上香港。同她对于香港情感的渐进过程一样，许许多多的港人也是逐渐开始将这块“借来的土地”视作自己扎根的故乡，生发出强烈的“香港人”身份认同，以至于当外界想要对这篇土地做出变动，他们会站出来坚定地捍卫它。

我们看今天的香港年轻人，他们对自己的港人身份非常自豪。越来越多的香港年青人深入到城市的角落里，努力挖掘城市所赋予的身份意识、本土情节，以对抗地产主义和中环价值。从天星码头起，这之后的皇后码头保卫运动、反高铁运动、反国教运动、占领中环运动，我们看见香港人主动要求参与决策社会事物的决心，并树立出自主和承担的立场。在他们身上，分明地展现出一种由内心迸发出的“这是我的城市，我要参与它的规划和决策”的决心和行动力(严飞 & 嚴飛, 2019)。

曾经的香港确实是一座“浮城”，但这也意味着在这里生活的人不会受到太多原有观念的束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重新在这里扎根。总结晓恩的身份认同转变经历了从儿时认同于爷爷奶奶中国人的身份，到海外留学时期的“英国人”，直到意识到英国人的身份立不住，最终归返到香港。而母亲原是日本人，她一直宣扬自己故乡的文化，但那日在东京她也透露出自己想“喝靓汤”，可见她其实已经认同了香港的文化。《客途秋恨》的英文译名是Song of the Exile（“离散之歌”），影片中的人物确实经历了多地的离散，但最终在香港找到了心安之处。

PART/ 04

结语

《客途秋恨》这部影片保留了许鞍华导演一以贯之的女性视角，她从自身经历出发，剖析母女关系在电影叙事中应该如何呈现，成功突破“厌母”，达到一种母女间真正的理解。另外，联系影片上映的特殊时间点——九七前夕，影片中展现了新一代港人开始建立自我身份认同，开始深入了解脚下的土地，并且许鞍华导演对香港与大陆的关系发展给出了她的祝愿：希望香港与大陆如同影片中的母女一样达到真正的和解。

【参考文献】

[1]蔡郁婉. (2022). 从反思母亲神话到"厌母"症候:国产女性电影中的母女关系. Beifang luncong(3), 115-122. https://doi.org/10.13761/j.cnki.cn23-1073/c.2022.03.012

[2]贺桂梅. (2019). 许鞍华电影的香港叙事与中国认同. 南方文坛(4), 50-53.

[3]林丹娅. (2003). 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 (第2版 ed.). 厦门大学出版社. https://go.exlibris.link/KZnJGyPy

[4]吕大乐. (2015). 香港社会特征、本土认同、本土意识. 当代港澳研究(1), 151-157.

[5]许鞍华, & 邝保威. (2010). 许鞍华说许鞍华. 复旦大学出版社.

[6]严飞, & 嚴飛. (2019). 香港的焦慮: 在歷史轉折中的人與地. 文化工房. https://go.exlibris.link/54T95TV

(本文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2023年度期末作业，获得“新青年电影夜航船2023年优秀影视评论”）

新青年电影夜航船

本期编辑 | 孙雁南

原标题：《锐评 | 余沛佳：《客途秋恨》：香港与大陆纠葛的母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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