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阅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环境史（上）

2023年，见证了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和极端气象灾害多发。一系列诸如洪水、剧烈热带气旋、极端高温、干旱及野火等气象灾害事件似乎脱离了自然规律的束缚，对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尤其是弱势群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在这个“人新世”（Anthropocene）时代，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程度利用、改造和搅动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而这些活动带来的后果，却以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方式降临在人类及地球上其他生灵的头上。无论从现实还是学术的角度看，历史学者都不能对此视而不见。我们认为，有必要关心人类所生存和居住的自然世界，关心生态系统与非人类的生物群落，以及不同物种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互动与依赖关系。2000年，印裔美国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出版了一部名为《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的书，旨在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拨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迷思。循此思路，我们认为，在这个时代，还需要“去人类中心化”（deanthropocentrization），努力将眼光投射到人与其他物种乃至整个自然世界的关系上，进而突破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窠臼。事实上，查克拉巴蒂自己的学术追求也在发生变化。他在2009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主张，在“人新世”气候变化尤其是全球变暖加剧的背景下，学者们应当重新审视全球化、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等议题。（Dipesh Chakrabarty, “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 Critical Inquiry, Vol. 35, No. 2, 2009, pp. 197-222.）毫无疑问，关注全球气候与生态环境变化是历史学家不容置疑的责任。

可喜的是，新的变化正出现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中。今年5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侯深教授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环境史圆桌讨论，主题为“一切始于人类的肚子：饮食、自然与历史”，与会专家皆是国内环境史研究的佼佼者。与此同时，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组织的“《世界环境史》海外名师系列讲座”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例如5月24日，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亨利·弗伦奇（Henry French）教授在线上作了“十九世纪的英国环境与景观”的分享。6月，首届“环境人文学”青年学者工作坊暨“清、北、人、师”四校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幕，主题为“疾病、灾害与生态认知”。我有幸在吴羚靖师姐的邀请下作汇报，并从与会专家教授那里学习到了如何更好地研究与书写环境史的方法。暑假，清华历史系的曹寅副教授给日新书院的本科生开了一门暑期课，名为“老虎、白蚁与水葫芦：多物种塑造而成的现代亚洲”，生动地揭示出多物种的复杂纠葛如何构成了现代亚洲形成的重要内容，为本科生同学打开了一个生态共同体的世界。作为课程助教，我与本科生同学一起研读文献，从人类学的多物种民族志研究中取经。9月，完成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后，我借助清华历史系“清新史学”的平台，组织了一场小型的环境史研讨会，主题为“水、木、风、土：近代世界的自然、科技与知识”，邀请了几位高校老师参与报告或对谈、点评。我希望借这个机会，将历史学者的注意力稍稍转向自然世界。同月21—22日，我的导师梅雪芹教授与弗伦奇教授共同组织了一场“清华大学—埃克塞特大学”的线上论坛，主题为“景观、环境与农业”，去年已是第二届。与有荣焉，我分享了对19世纪孟加拉三角洲气旋灾害背后的多物种纠葛的一点思考。与多物种研究潮流相呼应的，尤其要提到秋季学期清华科学史系的沈宇斌副教授开设的《动物史》一课。沈老师早就开始了对动物史的关注，疫情期间他曾在《澳门理工大学学报》上发表题为《人与动物和环境：“同一种健康”史研究刍议》的文章，梳理了“同一种健康”（One Health，亦译“一体化健康”“大健康”等）理念背后的多学科历史书写的脉络与源流。该文致力于弥补长期以来相关学科将人与动物关系予以割裂的狭隘视野，体现了沈老师对动物的关怀。无巧不成书，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发行的《动物史》（Animal History）杂志恰在今年创刊。1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组织了一场题为“理解气候：文化与历史的视角”的线上气象史读书会，邀请几位专业的学者与我共同参与活动。脑洞大开的我们畅谈气象史研究，内容上“天”入“地”，包罗“万象”，亦涉及如何从环境史的视野来思考气象史及其文化转向的问题。当然，今年环境史的活动和著述还有许许多多，难以枚举。可以看到，食物、疾病、土壤、水域、动物、植物、景观、天气……一一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主题，这与环境史带给人们的思考和启发密不可分。窃以为，环境史的主旨就是让我们看到人类以外的自然，它是一种视角或一种思维方式，不是某个与其他学科凛然隔绝的研究领域，它也从不圈地自萌。环境史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吸收各个学科的文化滋养，也回馈其他学科以新的人文关怀，这即是对人的关怀以及对非人类世界的关怀。

在新的人文关怀之下，环境史研究激励我们思考人类与地球、自然、气候等各种非人类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人新世”的今天，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共识，即我们人类不应当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应从“怜取眼前人”到“怜取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世界”。因此，本人不揣愚陋，斗胆邀请几位青年学者推荐Ta们过去一年的环境史阅读书目。Ta们并不都是环境史领域的学者，但从Ta们身上看到，环境史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已然融入许许多多的历史学人乃至整个人文社科学者的研究之中。（仇振武 撰）

阅读书目：[加] 爱德华多·科恩：《森林如何思考：超越人类的人类学》，毛竹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年。

书评作者：傅小敏（复旦大学）

我曾一度借助于阅读人类学或博物学著作来满足自己旅行的愿望，在游历过许多国家和地区后，我即便囿于现实的困难无法远行，也想要在书中体验陌生的景观和思维世界。这大概是“wanderlust”（漫游的渴望）的某种延伸，好奇的眼睛甚至不安于待在人类的领域，对我来说，非人类存在者尚未向我们敞开的秘密生活同样充满了异域情调。因此多年前偶遇刚出版的《森林如何思考》的时候，我和大部分读者一样，认为“这是一部奇书”。初读此书，我的感受可用“惊诧”二字概括，它像一把强力开睑器撑大了我的双眼，我的世界观、生命观的每寸土地，都被爱德华多·科恩所陈述的事实撬动了一点点。

惊诧首先来自某些普适性观念的松动，比如我们对进步、时间、现代等等的假设，极有可能是褊狭的、被殖民化的思想。前人基于西方形而上学二元论所设计的那套文明框架，在多大程度上事先规定好了我们的存在模式？假如卸除这套框架，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概念工具来发展思维，我们该如何作为我们自己地思考？此时的“我们”又是谁？如果说人类学试图回答“人是什么”，哲学试图回答“我是谁”，那么爱德华多·科恩试图追问的是“我”的复数形态（即我们，Is）及其互相关联的活生生的关系网络。这个网络——南美厄瓜多尔亚马逊地区鲁纳人（Runa）寓居的森林——科恩称之为“诸多自我的生态系统”（ecology of selves）。顾名思义，他所展示的这个生境，并非以一种主体为中心、无数他者（或客体）为环境的世界，而是接近于维维罗斯·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ros de Castro）描绘的多元自然主义（multinaturalism）的世界：在这里，每个种类的存在者都能从独有的自我出发，获得再现周遭世界的主体性视角。

恰好鲁纳人都是视角主义的绝佳践行者，他们总是通过捕捉并进入另一种有机体的视角，来理解对方是如何“看”世界的。这也就是为何人类在森林里遇到美洲豹时，必须与他对视才能存活，否则就会被他当作一坨死肉。因为美洲豹就是这样看待世界：与自己对视的存在者就是另一个自我，是一个“你”；不然就是可吞食的猎物，是一个“它”。反过来，由于鲁纳人相信自己死后可能会进入森林成为美洲豹或其他物种，所以他们在现世就抱着猜测未来的意图与多种视角一起思考与行动，让未来与现在实现共在。于是爱德华多·科恩顺势提出一个泛灵论的新思路，这也是我的第三个惊诧之处：考察其他物种是如何将人类视为有灵的，而不是像以往的人类学家那样，调查其他人类是如何将非人类存在者视为有灵的；正如本书标题所暗示的：森林如何作为庞大的灵体处理与人类、动物甚至死者之间的关系。

我的第三重惊诧来自作者以竹节虫的演化谱系为喻揭示的一种反直觉的生命观：即现世存在的生命是由不在场的死者所构成的，后者为前者腾出了成长与繁衍的谱系空间。比如竹节虫是因为与树枝的相似性而隐身于背景，才能躲避潜在捕食者的攻击，然而在它的祖先当中，曾经存在没能成功隐身从而被捕食者注意到并吃掉了的原始竹节虫，于是那个最不被注意的演化分支因其具有适应周遭世界的形式而幸存下来。所以那些曾经生活过的生命在被对象化为他者后，也成为了某种构成性的不在场、谱系中的负空间，让现存的自我得以延续。“一个活生生的‘处于-谱系之中的-有机体’、‘处于-连续性之中的-我’，”正如科恩所言，“是其所不是者的产物。”对于寓居亚马逊的鲁纳人来说，森林深处的“灵师的领域”是横亘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高维地带，作为历史的死者进入其中成为幽灵，以影响可能的“来生”的方式，继续与生者保持密切的关系。最终，不在场的过去和未来共同构成了鲁纳人的现在（如下图所示，我尝试粗略勾勒鲁纳人的世界图景，另外生者与灵师之间的跨物种沟通涉及当地的萨满思维和殖民历史，此处暂不展开）。

本图由书评作者所绘

《森林如何思考》之所以被誉为奇书，恐怕与它的难以被归类有关，作者使用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顺应了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借用了符号学的理论框架，批判却也糅合了笛卡尔、尼采、海德格尔乃至拉图尔、哈拉维等人的哲学思想。常有学友与我抱怨此书读得艰难困顿，所受的学科训练不足以支持自己有效理解内容。我想，如果不把它视作现代学术生产机制的产物，而是告诉自己只是在读一本游记，或许就能获得对这个世界一点充满魔力（enchanted）的体验了。

阅读书目：黛博拉·柯恩：《帝国、气象、科学家：从政权治理到近代大气科学奠基，奥匈帝国如何利用气候尺度丈量世界》，翁尚均译，麦田出版，2021年。

书评作者：郭庆（南开大学）

气候是什么？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气候可能是新闻媒体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也可能是发表在科学期刊上晦涩的文字，总之，这是一个偏向自然的学科。然而，在《帝国、气象、科学家》（Climate in Motion: Science, Empire, and the Problem of Scale）一书中，科学史家黛博拉·科恩（Deborah Coen）却告诉人们：气候科学不仅可以与政治紧密相连，还可以成为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工具。

19世纪，民族主义浪潮席卷欧洲，对于奥地利帝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国家来说，如何保持内部的和谐与统一变得非常重要，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和1867年奥匈帝国的成立让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另一方面，对当时的气候科学来说，通过观测系统建立起经验积累为气候地理阐释提供了可能，气候学家开始绘制气候图，这种多样性寻求统一的路径与国家治理的需求不谋而合，气候科学由此成为这一时期奥地利的中心科学。这便是科恩的第一部分内容：帝国多样的人文与自然地理要求以新的方式看待帝国空间，它需要在科学上构建国家认同。 

对社会来说，气候科学的大众化也为公众参与国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依靠来自公园中的观测站和民间科学家的数据，并通过维也纳中央气象和地磁研究所（ZAMG）进行协调，气候学将当地和全球尺度的大气环流联系起来，并将这些发现转化给公众：绘制各种各样各个尺度的可视化地图。到了1880年，动力气候学不仅成为中学教材的内容，奥匈帝国的人民也可以通过气候网络设想自己在帝国的来往和交流网络中的地位。因此，气候学至少在两个方面为国家治理提供帮助：一是在复杂的多样性中寻找到了统一；二是在不同尺度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使得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种理念的构建很容易外溢到物质交换和政治治理的领域，比如在森林砍伐与干旱的问题上，砍伐是局部现象，但气候变化确是整体问题，那么到底该在哪个层面进行努力？地方、帝国还是国际？在这里，气候学提供的是一个跨尺度解决科学和社会问题的框架。

对19世纪帝国科学与气候科学的关系的关注由来已久，但大多局限在海洋帝国的扩张以及殖民地气候促使的环境与社会变化的思考。实际上，大陆国家的气象科学在气候学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诸如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柯本（Wladimir Peter Köppen）、沃耶伊科夫（Aleksandr Voeikov）、汉恩（Julius Hann）、苏潘（Alexander Supan）等气候学家都是在大陆观测网之下成长起来的科学家。

除了学术旨趣外，这本书最重要是激发我们对气候科学发展的反思与警惕。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与族群所受到的影响各不相同，这也使得各自对气候治理的需求有所差异。气候系统是一个全球性的系统，这就要求我们在全球层面上达成共识，这种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当年奥地利所面临的挑战。现代气候科学为这种共识的凝聚提供了良好的科学基础，但在某些时候却引发了公众的质疑与反对，例如哥本哈根会议与气候门事件。问题出现在哪里？科恩认为是今天的IPCC追求统一共识方式缺乏有效多元主义的成熟反思。她强调：帝国—王国科学的目的不在“统一”其诸多活动的方方面面，而是将其“和谐结合”。今天的气候科学比以往更加与政治密切相关，也更容易为社会需求和现实驱动，复杂的国际气候斗争也让更有效且持续的气候治理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在“统一”之余思考“多元”与“和谐”，或许会助力我们走出现有的泥沼。

阅读书目：[澳] 蒂姆·弗兰纳里：《欧洲自然史：生命如何创造、塑造和改造这片土地》，王晨译，海峡书局，2023。

书评作者：刘黛军（北京师范大学）

在尝试了解有关欧洲环境史的过程中，我无意间阅读了澳大利亚古生物学家蒂姆·弗兰纳里（Tim Flannery）教授所著的《欧洲自然史：生命如何创造、塑造和改造这片土地》一书。原书于2018年由文本出版社（Text Publishing）出版，2019年由大西洋月刊出版社（Atlantic Monthly Press）再版，该书的中文译本于2023年问世，由王晨翻译，海峡书局出版。

弗兰纳里教授不仅是古生物学家，也是哺乳动物学家、环保主义者、自然保护主义者、探险家、作家、科学传播者、活动家和公共科学家。他曾于2007年被评为澳大利亚年度人物，也担任过多个学术职务，如阿德莱德大学教授、阿德莱德南澳大利亚博物馆馆长等。根据弗兰纳里教授的学术背景，可以了解该书与传统史学著作有所不同的原因，如《欧洲自然史》的时间跨度大，所呈现的历史大约始于1亿年前；弗兰纳里教授认为自然史同时涉及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由此，在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恐龙的历史、猿的历史、浣熊的历史、大象的历史等欧洲动物与植物的历史，也可以看到“人类欧洲”的历史。

该书致力于回答三个重大问题，即欧洲是如何形成的、它的非凡历史是如何被发现的、为什么欧洲在世界上如此重要。在找寻问题的答案时，弗兰纳里教授从欧洲的化石、丰富的博物学观察资料、新的DNA研究等研究手段来重新解读欧洲的过去。在面对如何定义欧洲的问题时，弗兰纳里教授也认为在自然史中欧洲的最佳定义来自其岩石的历史。除了欧洲自然世界的历史，哥伦布新航线开辟带来的欧洲生态系统紊乱、欧洲的再野化生态实践等人类世界的历史同样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在书中，弗兰纳里教授也表达了对未来的关切，如他提到即使2015年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愿望得以实现，欧洲的海岸线也将发生变化，一些城市会被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淹没。他认为欧洲的农业生产力和政治稳定到时将岌岌可危。这些观点与他一直以来的研究与关注密不可分。

总之，这本著作甫一问世，便受到各界的欢迎，它如同一部走进欧洲自然历史的指南，特别为读者展示了人类社会及其之外的自然的历史。该书分为四部分、44个篇章，每一篇章内容精炼，可读性强，对于想了解欧洲自然史的读者而言将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与尝试。

阅读书目：埃丽卡·吉斯：《慢水：灾异时代我们如何与水共存》，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

书评作者：刘金铭（北京师范大学）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不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创造的财富日益增多，生活条件也越发优越。然而就在人们沉醉于“征服自然”的辉煌胜利、妄图实现对自然的完全控制时，一场场因环境破坏、生态失序引发的自然灾害接踵而至。沉重的灾害使人们愈发清楚地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才是人类社会理应尊奉的环境伦理。美国著名记者埃丽卡·吉斯（Erica Gies）新著《慢水：灾异时代我们如何与水共存》聚焦自然中的“水”，尝试对人与水的相处模式问题进行探讨。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一种与工业文明倡导的修建工程治理水患原则完全相反的理念——“慢水”概念，即主张让水如其所是，以某种近乎自然的方式减缓陆地上的水流，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保持与水的合作而非对抗，并规避对水的控制心理。

吉斯是一位独立记者，曾为《科学美国人》《自然》等杂志撰写了大量有关水、生态的文章，她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采访了大量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记录了大量档案材料和多方报道，通过《慢水》一书，带领读者们进行了一次全球旅行。该书英文原名为Water Always Win，关于这一名字的由来，吉斯在书中特别指出，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在限制和改变水的路径，以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些行为或多或少地违背了自然法则，致使人与水的关系不断恶化。在人与水的复杂斗争中，水往往会突破人们修建的水坝与河堤，成为赢家。吉斯试图借此题目呼吁人们树立“慢水”理念，在景观中满足水的需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在书中，吉斯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与水的互动关系、水对当地景观产生的深刻影响以及现代社会人们为修复与水的关系所做出的尝试和努力。同时，吉斯试图通过观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水与其他实体的物理关系，来激发人们对“水想要什么”的好奇心，并呼吁进行一次“慢水运动”，强调保护水资源和自然环境的生态伦理，激励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人与水共享的生态系统。吉斯具有广阔的研究视野，她首先在书中列举了目前由人类造成的水问题，进而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世界各地的慢水方法和经验，范围涵盖亚、欧、非、拉美9个国家。此外，吉斯还探讨了水在地上空间和地下空间与人和生态系统的互动。她在书中指出，尽管每个地方都是独特的，但又有共同的关切。她希望世界各地的政府和人民都能将慢水解决方案提上日程，以促进人与水关系的和谐发展。

在飞速进步的当今社会，保护生态系统、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吉斯的《慢水》一书对如何处理人与水的关系乃至国家的水生态文明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