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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南生：晚清振兴手工业经济的政策措施

彭南生

2024-01-27 11:15

限制手工业发展的传统政策

鸦片战争前，清朝封建统治者在重农抑商观念的束缚下，对手工业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政策。

首先，切断部分手工业与市场的联系，以抑制手工业的发展，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清朝前期厉行铜禁、铁禁政策。1728年，清政府下令“民间不得擅用黄铜器皿，旧存者缴官给价”。1731年，清政府重申不许广东铁锅出口，“嗣后铁锅应照废铁之例，一概严禁，无论汉夷船只，均不许货卖出洋。违者照捆载废铁出洋之例治罪；官役通同徇纵，亦照徇纵废铁例议处”。嘉庆年间，福建的“铁禁有二，一内禁，一外禁。内禁者，延建邵汀四府不近海之地，宜禁私铁，以清其源。外禁者，宁福兴漳泉五府近海之地，宜禁私通，以绝其流”。清政府甚至对民间酿造业也加以禁止，1738年，乾隆帝对江苏镇江酿造曲酒的坊户“严行申禁，此后毋许私造。其已成旧曲，应令地方官查明确数，令速行发卖”。

其次，对手工业实行统制政策，清政府不允许民间随意开设铺户、作坊。1744年，分散在北京的364座炉铺被强行集中到京城内外八旗三营地方，交与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府尹严行稽查。1808年，嘉庆帝谕令神乐署两廊附近“赁开茶馆及各项作坊共三十三处，俱不准其开设，著以本日为始，饬令严催，统限两个月，一概搬移……倘届期犹未能全数搬净，著步军统领衙门将太常寺堂官参奏，交部议处，并查明任意客留不即搬移之各该民人，一并治以应得之罪”。同时，清政府严格管制手工业原料的开采，例如，硝磺、银矿、白土、砖灰、木材等原料的开采乃至于茶树栽培等行业，严令禁止，不绝于史书。此外，清政府中央及各地官吏对民间手工业勒征贡物，其实质也是一种产品统制，例如，山西潞绸，苏州宫灯，云南、浙江、两淮等地的铜器，福建各色茶叶等手工业产品，都是各地官吏取媚朝廷的贡物，因此，难以按市场定价，商人亦无盈利可言，“官价陋规，有给半价者，有毫不给价者，有官发价而胥役中饱者，有官买一而役买二者，有延捱扣索搀换低银者，种种弊端，更难仆数”。这不仅限制了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而且使这部分手工业难以为继，例如，山西长治、高平二县所织的潞绸为朝廷贡品，各级官吏“乃急急焉以为朝廷之必需，遂群起而竞取之，采买接踵而至，机户应接不暇。加以差使勒索，烦费靡穷，至于竭民力而不止”。

最后，关多税重，手工业产品流通不畅。清朝前期，“各省地方，于关税杂税外，更有落地税之名。凡辍锄箕帚薪炭鱼虾蔬果之属，其值无几，必查明上税，方许交易；且贩自东市，既已纳课，货于西市，又复重征。至于乡村僻远之地，有司耳目所不及，或差胥役征收，或令牙行总缴”。地方当关各吏私立名目，在在需索，更为司空见惯，例如，在江苏浒墅关，“该关旧例量船之广狭，以定税之多寡，名曰梁头，自七尺起至一丈八尺止，纳税俱有定额。蠹等（指官吏郑国柱等人——引者注）擅自增加，如七尺梁头船，额收平料等银共止一两零者，今私征至十三两一钱零；补料等银共二两一钱者，今私征至二十二两二钱零；一丈八尺梁头船，额收平料等银共止九两二钱者，私征至六十八两六钱零。补料等银共止十八两三钱零者，今私征至一百六十两零，计所私征不下百余万，报部则仍照旧额，余尽烹分”。浒墅关只是全国屡禁不止的一个缩影。关政之弊无疑妨碍了全国统一市场和区域性市场的形成。

总体来看，清朝前期的手工业政策旨在将手工业限制在传统农民家庭经济内部，使之成为自然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服从并服务于建立在这种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统治，即使是城市手工业，也被牢牢控制在政府及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行会手中。任何超越自然经济而独立发展的手工业，都必将被置于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难以有扩大再生产的可能。

在政府严格限制手工业发展的时候，英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工业生产发生了质的飞跃，即从手工业过渡到了大机器工业。鸦片战争便是英国完成这种过渡之后要求扩张市场的武力诉求的反映。战后清政府面临着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国传统手工业受到西方机制品的冲击。据吴承明考证，鸦片战争后，我国传统手工业受到冲击最严重的是手工纺纱、手工制针、手工炼钢、土烛制造、制靛业、木版印刷等八个行业，其中手工纺纱是存在范围最为广泛的传统手工业，产量由1840年的约748万担递减至1936年的107万担。其他手工业行业在外国机制品的竞争压力下苦苦抗争，一部分适应国外市场需要的手工业如丝织业、制茶业，面临着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生丝产品受到日本的排挤，在国际生丝贸易中的地位日益下降，1871-1875年中国生丝出口量达3941000公斤，日本仅为691000公斤，而1911-1915年日本跃升到10771000公斤，而中国仅为7649000公斤。茶叶则主要处在印度、锡兰的威胁之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茶的国际市场急剧萎缩，1894年输往英国的华茶已由高峰时期的100万担减至30余万担，输往其他国家的华茶，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外力冲击的同时，国内战争（主要是清政府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镇压）对手工业尤其是江南一带的传统手工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南京丝织业在1853年拥有织机50000张，到1880年已减至5000张，减少了90%。又如，苏州丝织业1853年拥有织机12000张，1880年减至5500张，减少了54%。“杭城机户昔以万计。洪杨之役，遂致星散。幸存者不过数家。”

传统手工业受到的双重冲击给晚清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手工业者大量失业，使农民生活更加贫困，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让本已动荡不定的社会更加危机四伏。1856年以前，云南个旧的锡矿工人达100000人，甲午战争后的1896-1897年仅余20000人。陕西“南山各处，木厢铁厂纸厂炭洞工作，计不下数万人。同州之大荔及沿河盐咸工作，手指尤繁。此等皆无业游民，一经歇业，易与匪勾结”，从而威胁清朝统治。福建崇安“为聚茶之所，商工辐转，常数万人。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商贩不行，佣工失业”。江苏省自“河流北徙，漕运改章，向之千指万插者，今则悉成游手”。一部分失业人口前往城市谋生，造成城市人口的过快增长。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业“游民”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国内形势的发展更使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惶恐不安，他们为清政府的统治而忧虑。“无业游民生计日绌，苟不早为之所，则民不聊生，人心思变，更何堪设想。今欲地方安静，必先为若辈筹其生路，然后继以竣法，使之进有所图，退有所畏，善后之策，如斯而已。”因此，谋求稳定封建统治的善后之策乃是晚清手工业政策转型的主要动机。

清政府对手工业的改良和提倡

晚清政府为恢复和振兴传统手工业，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举措：

（1）学习外国先进技术，重视中国传统手工业原料作物种植技术及产品制造方法的改良。

1906年，商部派郑世璜赴印度、锡兰考察茶务。郑世璜根据印锡“气候之暖热，播种之浅深，剪割之疏密，采摘之老嫩，烘焙之燥湿，碾压之轻重，装载之松紧”等方面的经验，写成《印锡种茶制茶》一书，提出设机器厂、立大小公司、固结团体等技术与管理方法，以改良中国茶业墨守成规、厂号奇零、商情涣散、作伪掺杂等弊端；商部十分重视这次考察，并为此专门札饬全国各大商会，阐明“中国土货出口，茶为大宗，近年来印度、锡兰等处，茶业日益精进，而华茶日益败坏，若不急为整顿，则华茶之美势将湮没”的严峻局面，要求各地商会“转饬各茶商，迅即设法改良”。1906年，商部与工部合组而成的农工商部也曾为提高茶叶质量，保护国际市场，札饬各商会“传知茶叶各董认真整顿”，“以冀销场畅旺，挽回华茶利权”。农工商部对驻外商务随员的调查和建议也十分重视。1907年，农工商部转发了驻德商务随员莫镇疆来禀之文，当中总结了日本经验，指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于茶之品质、树艺、制炼，政府奖励备至，学者研究至勤，而商人立会社，聘技师，聚集众品，比较评定，务投内外国人之所好，与饮者之所宜。又于出口各海岸设立试验所，俾求者应者得公同试验，昭示无疑”，要求各商务总会“转知各分会一体遵照”。针对生丝贸易的下降，1908年，农工商部又转发驻英商务委员周凤岗的条陈，建议“江、浙两省素来业丝富商，招集股本，择出丝最多地方创设机器纺织公司，一面遴选智巧机匠一二十人，赴法、义、日本三国学习此项工艺。三五年后，规模粗立，逐渐推广”，要求各地商会“传知各商民存备参考，并行知各分会一体知照”。

棉纺织业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手工业行业，清政府也非常重视棉花种植及棉纺织产品的改良。1908年2月，光绪帝发布上谕，“著农工商部详细考查各国棉花种类，种植成法，分别采择，编集图说，并优定奖励种植章程，颁行各省，由各督抚等督率认真提倡，设法改良……该部未经颁章以前，著各省督、抚先行体察该省情形，劝谕商民实力筹办，或选择官地试种，或集股设立公司，多方鼓舞”。农工商部迅速札饬各驻外使馆商务随员，“将该国棉花种植及织造纱布，悉心查考，绘图帖说，详细报部。所有该国棉花子种，一并选择采购，寄部试验……并咨各督、抚饬属详查见覆，暨将遵旨先行劝办情形，随时报部备案外，该省各属地方现在种植棉花以何处为最多？以何地为最良？所织纱布行销何处？能否仿照洋布与洋纱比较优劣若何？以及有无设立此项公司？或已设公司几处？自应先行调查，以资比较，而便考核”。

清政府为调查各地植棉及纺织情形的饬令得到了地方商务总会、分会的响应，天津商务总会所属的高阳、磁州彭城镇、秦皇岛、顺德等分会都及时报告了本地植棉与纺织情形，并比较优劣，有的还提出了改进办法。农工商部制定的《奖励棉业章程》也于1911年4月发布。该章程共分十四条，其中第二条明确了奖励植棉的范围，以所产棉花“确系改良种法，收成丰足，棉质洁白坚韧，能纺细纱者”为限；第十条规定，“凡新式轧花机及弹棉、纺纱、织布各项手机，或将本地改良之棉花、纱布运销外省，所有经过各关卡应如何优加体恤之处，由部咨明税务处办理”；第十一条规定：“如有能仿造轧花、弹棉、纺纱、织布各项手机，运用灵便，不逊外洋者，验明确实，一律酌给奖励。”

针对20世纪初年草帽辫出口锐减的情形，农工商部于1908年1月和9月先后札饬全国各商务总会，说明“中国出口土货，草帽辫夙为大宗，不宜取巧弊混，自蹙生机。……该商人等应力事讲求，推广销路，勿得嗜尺寸微利，致失信用”，并要求各省商会转饬该项商人，“遵照常规办理，其不合常规者，务即设法禁止，勿令装运出口，以保利权”。1911年4月，农工商部又转发了驻德商务随员水钧韶关于草帽辫外销锐减情形的调查及其改良建议，要求各“商务总会传知各商遵照”，水钧韶提出了联合草帽辫商人设立总会，传知各商会设立草帽辫调查局，在出产草帽辫之地劝设制造草帽公司等建议。

（2）推广手工业优质原料作物的种植，注重手工工艺的交流与传播。

蚕丝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大宗出口商品，中国蚕丝中又以浙江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为最优。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朝各地方官积极倡导民间种植浙桑，仿造湖丝。江苏丹阳“兵燹后（指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引者注，下同），闲田既多，大吏采湖桑教民栽种，不十年桑阴遍野，丝亦渐纯，岁获利以十数万计”。1874年，湖北武昌“署知县宗景藩捐廉俸，于浙江买鲁桑万株，分给各乡，叶圆厚而多津，民间呼为宗公桑”。1882年，安徽婺源“左公（宗棠）从潘太守纪恩之请，捐廉市嘉兴桑秧十万株，运解婺源种植”。1889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委云林知县李联奎等赴江浙、安徽各省，搜集蚕桑之种及其栽饲之法，编印成书，颁与人民，大为奖励。又购棉子，通饬厅县晓谕农家播种”。

四川成为近代中国的主要蚕丝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方官的着力倡导，笔者依据有关材料列为表1，以管见一斑。

表1 晚清四川地方政府对蚕桑业的推广情况一览表

河南省推广蚕桑之利的措施也非常得力，1880年河南省设立了蚕桑总局，由河南候补道魏纶先“首先倡捐银款，派员前往浙省采买湖桑二十三万余株，蚕种三百六十余张，雇觅工匠二十四名，并各种器具多副，又购买本产土桑三万余株，一并饬发各属，散给民间，认真劝办”。次年，蚕桑总局采办蚕桑织具委员姚傅携亲赴浙江，陆续雇请“机匠五名，料房匠二名，牵经匠一名，理线匠一名，大红染匠一名，经纬染匠二名，绸绉染匠二名，并置机三张，经纬三对”。蚕桑总局还专门制定了《浙匠豫徒各条规》，对认真教授的浙匠和刻苦学习的工徒给予重奖。例如，“织造宁绸线绉缎匹”及“染炼经纬”的工匠，每教成一合格幼徒，各奖银二十两；织造湖绉捻线缎的工匠，每授一合格幼徒赏银十四两；织造经纬、牵经引经的工匠，每培养幼徒一名，分别奖银十两；幼徒在学徒期内，每月能织捻线缎、湖绉、线绉二十丈，或织宁绸缎匹蟒袍十二丈者，则赏钱四百文，多织递加。广西则于1888年在省城桂林、梧州府城开设机坊，每坊聘请广东机匠三名，教民学织，“群相仿效，到坊学习，坊间人满。织坊所成绸匹，丝线不亚广东”。福建省于1890年设立福州织布局，“招集织徒，市购织具，量给火食，限以三个月学成，领机归织。数月之后，每徒每月率能织布二十余匹……城乡多仿照办理，每年约出布四十余万匹，穷民执业，赖以资生”。

湖北巡抚谭继洵治鄂期间于1893年会同张之洞设立湖北蚕桑局，聘请江浙工匠共十七人为教习，“学徒准随时收录，其有手艺已成，情愿出局自行开机者，毋得留难；并准将织成之绸送局，代为练染，仍交该徒自售，俾广利益”。虽然该局只存在了几年，但为湖北丝绸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工匠。张之洞也非常注重引进并推广手工艺技术，1905年，他在劝工院的基础上，开办了汉口贫民大工厂，以训练贫民各种手艺为目的。1906年又令工业学堂监督程颂万筹设“华兴手工技艺厂家”，由留日工业学生徐自新出资三千金，购回日本的各种手工艺机械，招收学徒一百余人，学习造纸、印刷、木工、竹工、漆工、绒绣等工艺。1904年，浙江新城县高大令“首先捐廉，会绅集款，购得织毛巾木机若干架，分给各乡妇女，劝令学织，以广利源”。清政府从减免赋税方面对各地推广和改良手工业的做法予以支持，例如，1891年，免去广西新出绸匹出境税厘，次年又批准福建“土布进口免其再征税厘，其运售出口土布减为四折征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扶持了当地的新兴手工业。

一些地方机构还比较重视手工工具的更新。1903年，江南劝业机器工艺总局从日本购回两部织布木机，该机每年可出布120匹，“价值之廉，织布之速，用力之省，远胜旧日之机”；1906年8月，江苏省商务总局为劝谕民间仿造该机，专门发出“照会”，并将一千份该机图样分发两江各府、州、县，要求各地商会“劝谕各商民仿造传习，以开风气，而厚民生”。各地商会组织为推广改良手工工具的使用而不遗余力，天津商务总会曾于1910年专门致函高阳商务分会，希望他们推广使用天津九诚铜铁厂的张国珍自制织布铁轮机。顺德商务分会于1902年从天津购回美商胜家公司手摇缝纫机和日商田村洋行轧棉、弹棉、纺纱、织布等机器30余架，“于郡市择地摆列，布告织纺村民来郡参观，并授以用机各法，以期改良进步，仿效推行。继而任县、巨鹿以及邻村各属，仿造者有之，贩卖者有之，借兹风气渐开”。

（3）在中央及各省工艺传习机构，研究、改良、传播手工业产品制造技术。

1902年，清政府设立了京师工艺局，即后来的农工商部工艺局，以“树全国艺事之模型，为各省劝工之倡导”。此后，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中央和地方掀起了一股兴办工艺传习机构的热潮，如表2所示：

表2 清末中央及地方设立工艺传习机构一览表（资料来源：本表主要依据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卷第505-576页的有关史料，及刘锦藻著《清朝续文献通考》《实业一》至《实业九》）考一一二三九至考一一三四三的有关资料编制，备注栏中有关省份工艺传习机构的数字系1913年实存数，其绝大部分为清末设立）

上表只是一个粗略统计，实际上，中央及地方还设立了八旗驻防工艺传习机构，例如，1908年成立的北京首善工艺厂，开办经费达185000两，学徒都来自八旗子弟；又如，同年成立的湖北荆州八旗工艺厂，开办经费10000两，也专招旗人入学。当然，各省地方工艺局、所并不是专门的手工艺传习机构，例如，直隶工艺总局“为振兴直隶全省实业之枢纽，除总理工艺学堂及考工厂两事外，有考查直隶全省土产及所销洋货情形，设法讲求劝谕地方工作之责”。但是，推广手工业技术的传播、促进民族传统手工工艺的改良却是各地工艺局的重要职能。上表所列各地工艺局传习科目大都是适合于出口贸易的初加工手工业或具有该地地方特色的民族传统手工业，其主旨在于传授谋生手段，化除“游民”，达到教养兼施的目的。例如，京师工艺局所设各科，“如系南省专门工艺，京师尚未仿造者，则招集各该省工匠来京制造，以广其传；其京师已有之工艺，尚当推陈出新者，则招致良工，益加考究，以尽其量”。为实现这个宗旨，京师工艺局制定了专门的《雇募工师条例》，规定“如能改良旧法，发明新艺，仿造洋货，由本局分别呈明本部，赏给八九品艺士职衔”；“如能技艺超群，人难仿效，为世传独得之秘，本局察看，酌量可递补一二三等教习名目，其辛工银由二十两至五十两”。北京工艺局对于“京货所著名者，如景泰琅、栽〔裁〕绒毯、平金、雕刻之类，精益求精，以广销路。洋货所浸灌者，如纸张、布匹、针线、火柴、蜡烛之类，设法仿造，以塞漏卮”。

各省地方手工艺传习机构更突出实用性。例如，直隶工艺总局附设实习工场，就以“推广民间生计为主……使所学者得所用，庶几风气日开，民生日裕”。四川通省劝工局所属工艺厂“乃欲加精四川已有之工艺，扩充四川未有之工艺，则其宗旨宜纯于为工艺，即以注意高等之工艺为界限”，“副厂乃欲收无业穷民游民，教之有业，使之不穷不游，则其宗旨宜纯乎为无业之穷民游民，即以教寻常易学而能活之工艺为界限"。

（4）举办全国或地方性赛会，鼓励手工业商人积极参加国际赛会。

晚清第一次全国性的商品赛会当推1910年举办的南洋劝业会，这次劝业会共设六馆、九大部类。为了开好这次劝业会，南洋辖治的苏、皖、赣三省各属先行举办了物产会，并专门制定了《各属物产会简章》，对物产会会址、组织、会场、费用、参展类别做出了规定，将物产分为四大类：天产、工艺、美术、教育。其中工艺品、美术品中的绝大多数是传统手工业产品，如陶瓷部的陶器、瓷器，探漆部的雕填、彩绘，琉璃珐琅部的琉璃、珐琅、景泰蓝，竹木部的木器、竹器、藤器、柳条器，玉石部的玉器、石器，绣织部的刺绣、织锦，雕塑部的雕镌、塑石、膏塑，陶烧部的紫砂器、宝烧，以及手工编织部的编织物，像生花果等产品。这不仅反映了清政府正视当时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同时也是对手工制造业的一次全面检验。

在南洋劝业会举办前的1905年11月，清政府商部颁发了《出洋赛会通行简章》三十条，鼓励商人参加国际赛会，对参赛货物免去关税，并要求“赴会商人所陈列物品，应与各国所陈同类之品用心比赛，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以图改良之计”。1906年11月，农工商部又札饬全国各商会，要求他们“广为劝谕，设法提倡，使商人争自濯磨”。20世纪初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及各省劝业道都积极鼓励商人参加意大利密加诺、都朗赛会，英国爱尔兰德博林赛会，菲律宾运动欢迎赛会，澳大利亚女工赛会，俄国圣彼得堡赛会，日本东京博览会，比利时万国赛会，奥地利维也纳猎务会，德国卫生博览会等一系列国际赛会。由于当时中国民族机器工业大大落后于西方工业，中国参赛物品多为手工业产品，赛会主办国也十分重视中国传统工艺产品，例如，奥地利维也纳猎务会陈列所提调曾对中国驻奥公使表示，“中国磁器、珐琅、茶叶、绣货为环球所艳称，奥国尤酷爱之。倘令华商携货来会，于贵国商业前途必有利益”。尽管中国手工业产品早就闻名于世，但多为民间经济交往，而由政府出面加以组织，晚清还是第一次。这不仅表明晚清政府参与国际经济信息交流的愿望，而且也是中国传统手工业实现国际化的重要举措。

积极性与局限性

从鸦片战争前对手工业的严格限制到战后对手工业的积极改良和提倡，反映了晚清政府在近代手工业经济活动中实现了角色的转换，这是一种积极的转向。经验表明，后发外缘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现代机器工业难以一下子摧毁和取代民族传统手工业，因为落后国家和地区有其特殊的经济国情（如人口与土地的失调、原有经济结构的稳固性、外资企业与民族企业的竞争等），同时也面临着既成的国际经济分工格局。以与中国国情相似的日本为例，明治维新后，日本近代工业与手工业长期并存，共同发展。19世纪80年代前期，传统工业（主要是家庭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为97%以上，到90年代初仍有96%左右，1909年依然占54%，直到1930年还占1/4强。从绝对数量看，家庭手工业产值在1884-1892年翻了一番，在1892-1914年又几乎翻了一番，而在1914-1920年则增加近两倍。即便在较早实现工业化的法国，也存在着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共同发展的历史。法国在19世纪30-40年代以至50-60年代，大机器工业的产值由16.1亿法郎增至34.1亿法郎，同时期手工业产值由47.7亿法郎增至58.8亿法郎，可见，法国“1860-1865年整个工业收入中接近60%（精确数为58.9%）是由手艺工人的劳动生产出来的。可是不论是手工业还是工业“本身’，其中有相当大数量的工作都是在家庭中干的”，这种现象被法国经济史学界称为“双重性”增长。中国的早期工业化也难以超越这一阶段。本书上一章的分析已经表明，民族工业内部两个层次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与互补，互补大于竞争，因为它们不仅共同面临着外国资本主义较为残酷的竞争，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结构性错位。在这种背景下，改良和提倡手工业，有利于从整体上增强民族工业的实力。

晚清政府的手工业政策与措施产生了一些积极效应，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培养了一批手工艺技术人才，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直隶是成效最为显著的一个省，仅北洋工艺局下设的实习工场从1903年至1907年，“织科毕业四百七十六名，染科毕业一百〇一名，木科毕业十名，肥皂科毕业三十六名，窑科毕业二十名，制燧科毕业十九名，图画科毕业四名，提花科毕业五名”。这些尚不包括自费毕业生，据孙多森《直隶实业汇编》记载，“先后毕业者共计二千余人”；此外，直隶各属传习工场艺徒人数达2712人，罪犯习艺所艺徒有290人。这些毕业生成为直隶以及邻近省份的手工业技术骨干，直隶“各属民办工厂，所用技师匠目，多属该场毕业工徒；东三省、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诸省官立工厂，来场调工徒前往传习者，亦复不少”。天津民立织布工厂开办时禀请天津商会“转请实习工场赏拨毕业工徒十名，以凭开办而资营业”。“实习工场对于华北手工业最大之贡献，则为高阳土布之发展。盖当时由工艺局行文各县，提倡手工艺，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厂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之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土布之巨大工业。”其他省虽不及直隶成效显著，但也培养了几批数量不等的工艺学徒。

其次，有利于民族手工艺的保存和传播。各省工艺局的传习科目大都为各地颇具特色的民族手工艺。例如，广东工艺局下设广绣房，专门传播广绣的织造工艺。广绣又称粤绣，唐代就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在长期发展中，粤绣运用折绣、插绣、金银勾勒技法，使绣面达到“光、亮、平、密、净、活、凸”的艺术效果。广绣房设立后，这一传统手工艺发扬光大，产量大量增加，仅1900年经广州出关运往海外的粤绣制品的价值就达白银50万两。河南汴绣本来就很有名，但明清以后逐渐衰落，河南蚕桑总局专门聘请浙江艺人传艺，使不同艺术风格的刺绣艺术相互渗透，汴绣得以重放异彩。

最后，清政府鼓励传统手工业参加国际赛会，有利于中国手工业走向世界。通过国际赛会，人们看到了中国手工业产品的优劣。例如，1906年参加意大利密加诺赛会后，清政府农工商部及时转发了驻意使馆随员李鸿宾的禀文。李鸿宾详细分析了我国手工业产品的得失，比如瓷器，“日本所制为值最廉，德、意、奥、荷兰、土耳其坭瓦器尤便宜之极。然其粗细地质，均不如我国景德镇所产之细腻而坚迩，以销场能过我者，或绘事见长，或著色干净，或样式崇新，均能趋人之好尚也”，因此，我国瓷器如何在绘画、着色、式样等方面进一步满足顾客消费心理，是扩大国际市场的关键所在；又如雕刻器，“我国金、玉、银、铜、铁、象牙、竹木各器，亦能与全欧媲美。今兹评员云，工作虽佳，工致处须求进步”；再如青田石器，“色体均属可观，外人顿增好尚。工作求精，亦属畅销之品”。这些对我国传统手工业优劣得失的评判只能从国际比较中才能得出。

国际赛会是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全面检验。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外缘型的工业化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手工业品在国际博览会中屡屡获奖，有利于中国商人参与国际市场分工。例如，在1911年意大利都朗国际赛会的16大门类的参展品中，晚清送展的商品共获得了13门40类257枚各等奖牌，所涉具体门类及奖牌数如表3所示：

表3 1911年晚清参加意大利都朗国际赛会获奖情况简表（资料来源：《工商部准驻义代表申送义国都朗赛会获奖清单》，载《政府公报》，第94号，1912年8月2日）

以民族机器工业最为发展，也是获奖牌数较多的纺织工业为例做一点具体分析，其送展类别、获奖商及获奖种类如表4所示。据考察，以下所列获奖商中，属于现代机器工业性质的有：通州大生纺织公司，开办经费699000元；通益公纺纱厂，开办经费533000元；湖北省城毡呢厂，开办经费300000元；北京浦利呢革公司，开办经费840000元；江苏通州阜生公司，开办经费20000元；湖北省城缫丝官局，开办经费60000元。其他绝大部分获奖商的创办人都是出身于手工工场、作坊、传习机构中的手工业者。这种情况既从反面说明了民族机器工业的落后，同时又证明了民族手工业在整个民族工业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这种格局的存在与清政府重视和振兴手工业的措施是分不开的。

表4 意大利都郎国际赛会中国纺织业获奖商家清单（资料来源：《工商部准驻义代表申送义国都朗赛会获奖清单》，载《政府公报》，第94号，1912年8月2日）

虽然如此，晚清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仍然存在十分明显的局限性。其一，晚清振兴手工业的措施是在外国商品侵入和国内战争冲击、手工业遭到破坏、农民与手工业者大量失业的背景下所采取的以消除“游民”，稳定社会秩序为主要目的的治标之策。晚清政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近代手工业作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间经济的地位和功能，从而就手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过渡转化这一关键问题采取治本之方。从根本上讲，振兴手工业只是发展社会经济的一个环节，只有全面振兴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并加以宏观调节，使农业产生足够的剩余，使机器工业与手工业形成良性互补，振兴手工业才有可能。很显然，清政府没有从这样的高度来采取措施。其二，缺乏操作性。比如说，针对国际赛会中所暴露的中国手工业产品的弊端以及国外手工业生产的先进经验，清政府没有就如何改良和学习制定进一步的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只是充当了公文式信息传递者的角色。因此，晚清手工业经济中的政府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些积极效应，但也只是延缓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衰败，而不能从根本上振兴手工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