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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一周书记：在抵抗中生存的……命运与勇气

李公明

2024-02-01 12:21

来源：澎湃新闻

《抵抗的艺术：我在法国地下抵抗的四年》，[波] 尤斯图斯·罗森堡著，徐芳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丨风之回响RESONANCE，2023年11月版，224页，58.00元

读波兰作家、学者尤斯图斯·罗森堡（Justus Rosenberg，1921-2021，享年一百岁）的回忆录《抵抗的艺术：我在法国地下抵抗的四年》（The Art of Resistance: My Four Years in the French Underground，2020），很容易被作者的传奇人生及命运之神对他的眷顾紧紧地吸引进去，对我来说更有一种看战争大片的快感，从它的开头与结尾的写法就很有镜头感。

全书开头的“序”只有短短的十二行字，描述了作者从纳粹拘留营逃离出来的镜头——一个好莱坞式的长镜头，甚至连人物的表情、动作的细节、景物以及声音都是好莱坞式的；还有这个悬念：“我被出卖了吗？我终究还是要被送回拘留营，接着被送往奥斯维辛吗？”典型的画外音。读到全书最后部分，2017年3月30日，作者在纽约的法国领事馆出席被授予法国最高荣誉的时候，“随着大使继续列举我的成就，我的思维闪回到七十五年前发生的事件”——闪回的镜头是在但泽火车站的月台上与父母的告别、在柏林看希特勒的演讲、在巴黎剧院穿着船长的戏服的表演、在逃离巴黎的漫长难民队伍中，以及与米丽娅姆和弗赖伊的第一次见面；大使继续说着，“但我并没听进去，更多画面飘过”：在艾尔贝尔别墅与超现实主义者艺术家的聚会、在酒店走廊里躲避子弹的射击、经过沦为废墟的达姆施塔特、和一名俄国上校整夜狂饮伏特加……（207页）还有比这更吸引人的桥段和画面吗？马上想到原书出版于2020年，为什么还没有拍成一部大片呢？

作者动笔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已经是九十八岁，极为清晰的个人经历记忆和非常朴实而生动的叙事手法实在令人惊叹不已。“不断下滑的动荡年代，抵抗是生活的主线，也是生命的机遇”——这句广告语很能把这本回忆录的关键词提炼出来：那就是“抵抗”。

下面是该书封底对作者的介绍文字：“1937年，十六岁的尤斯图斯·罗森堡在家乡但泽目睹了纳粹暴行。身为犹太人，他被父母送往巴黎读书。三年后，纳粹进攻法国，他再次处于危险之中，于是，他逃离巴黎，一路南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来到马赛的美国记者瓦里安·弗赖伊，后者领导着一个秘密抵抗网络，帮助许多人逃脱纳粹的魔爪，其中包括汉娜·阿伦特、马克·夏加尔、安德烈·布勒东、马克斯·恩斯特在内的传奇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凭借对德法文化的深入了解以及多种语言的精通，罗森堡成为组织中的一名侦察员。……随着弗赖伊被维希政府驱逐出境，罗森堡来到格勒诺布尔，为地下军团招募年轻成员，并凭借自己的才智和技能幸存下来，成为抵抗运动中的重要人物。1944年诺曼底登陆之后，罗森堡成为游击战士，破坏德国的撤退行动。二战结束后，罗森堡移居美国，通过教授经典文学，他影响了几代学生的精神生活。年近百岁，他终于写下这部史诗般的回忆录。”还应该补充的是，他在战争结束前是美军第636坦克歼击营侦察连的正规军人，在战斗中差点被地雷炸死；然后是跟着战争推进到解放区域展开工作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简称“联总”）的官员。

读完这本回忆录，谁都会承认作者有着极为顽强的生命力，有过极端危险的传奇人生，最后还必须说作者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不过，应该记住罗森堡关于运气的论述。在大学里每个新学期总有学生问他：“罗森堡教授，这么多人死去了，而你还活着，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他认为“运气当然起到了作用，此外，还有我感知危险的能力、我在游击队训练中学到的技能，以及出现在关键时刻的人……在每个重要关头，各种因素的组合让我能抓住那个时刻或者利用那个窗口逃脱。这是我对自己的幸存做出的最好的解释”（208页）。很显然，承认有运气之外，还要有勇气、能力和在关键时刻提供了帮助的人。

读完尤斯图斯·罗森堡的传奇人生故事，很自然就想起德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1915-2012）同样富有传奇性的人生。赫希曼在少年时代以黑格尔哲学和德国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为起点，经常作为抵抗组织的秘密信使往返于巴黎和意大利之间，在夜行火车上，他的手提箱里面装着孟德斯鸠的著作、非法的报刊和换洗的袜子。他的生涯就是不断地跨越：作为战士，从欧洲游击队到美国陆军；作为世界公民，从流亡生涯到在欧洲、美国、拉丁美洲的跨国工作与生活。这些经历与罗森堡很相似，他们的思想成长和精神气质方面也颇有共同之处：酷爱阅读、善于思考、对现实政治有敏锐的感受、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保持悲悯的人道主义，在悲观、困难的情境中能以乐观的精神和冷静应对的态度迎接挑战。作为一生的贡献与成就，赫希曼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贡献难以与罗森堡相比；而罗森堡虽然也在美国大学教授经典文学并且影响了几代学生，但在现代思想与学术潮流中作出的贡献则无法与赫希曼相并提。但是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奥德赛之旅”中成就的传奇人生的确是很相似的，就连上帝召唤他们回去的年龄节点也是接近的。

作为犹太人，罗森堡对于生活在波兰、德国的犹太人在信仰、生活习俗、政治倾向等方面的记忆和写作本书时当下敏感问题的论述虽然零散和简短，但也很有微观史料价值。比如他说他的父母与德国大部分犹太人一样，认为自己是“信仰摩西教的”德国人，“他们拒绝政治性的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它把犹太教看作一个国家”（4-5页）。这意味着在犹太教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有不同的取向和追随者，罗森堡的父母实际上是具有自由思想的犹太人，并不严格遵守大多数犹太习俗。在决定让罗森堡去法国读书之后，父亲认为他应该去波兰犹太村庄见祖父，增强对犹太宗教文化的了解。祖父告诉他自己属于哈西德派教义的反对者，“我们对《塔木德》文本进行批判性的审读，并拒绝一切形式的神秘主义，欢迎现代的、世俗的科学和思想。我们不是彻底谴责神秘主义，而是试图用理性来分析和解释它”。回家后他对父亲说“别担心，我还是一个自由思想者”，但是已经跟祖父保证有一天会阅读《塔木德》等犹太经典（22页）。

作者在谈到犹太人对纳粹帝国专制暴行的发展程度以及性质的认识与心理变化过程的时候，更是具有真实的纳粹帝国社会心态史料的价值。虽然纳粹党人在1932年就取得了但泽立法议会的最多席位，但是由于但泽自由市的特殊性质和作为国际港和金融中心的角色，他们不得不在政策和意识形态上装出一副温和面孔，这种情况持续了五年（5页）。应该说这种欺骗性对于很多犹太人来说是有效的。1937年初，但泽的纳粹分子开始对犹太商人采取迫害行动，但是罗森堡的商人父亲仍然不相信他们的行动代表了官方政策的改变。直到有一天纳粹分子在街上砸烂犹太人商铺、罗森堡突破重围跑回家里报信的时候，他仍然不相信事情已经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居住在柏林的父亲的哥哥马丁也是这样，罗森堡听完希特勒的体育宫的演讲之后回来告诉马丁大伯他对场上人群的狂热反应有多害怕的时候，“就像但泽反犹暴动前的我父亲，马丁不算特别惊恐。他对德国人民有信心。他认为这个产生了贝多芬、康德和歌德的国家会恢复理智，纳粹是一阵会过去的邪风。尽管和他地位相当的犹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在离开德国，他自己不会移居国外。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我在战后得知他死于奥斯维辛”（32页）。

不仅是犹太人在面临迫害暴行之前有侥幸心态，在德军入侵之后的沦陷区面临当顺民还是参加抵抗运动的选择的时候，大致来说有三种立场：跟德国人合作，并且为自己找各种理由，总之是为了生存；还有就是提倡抵抗的，以及宣称“两边都不站队”的，后者认为“只要我们不拿起武器，德国人就会放过我们。”“在大学、咖啡馆和酒吧，这些主题带着无尽的变奏一再被表达，用不同程度的复杂性和修辞力量进行论辩，但基本立场总是一样的：通敌合作，抵抗，或试图逃避。”（113页）不难想象的是，对纳粹本质的认识与对个人命运的选择是如何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这是在所有风雨苍黄的时代中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也是最令后人唏嘘不已的时代之惑。

在这本回忆录中有些细节比较有意思，它们事关犹太人或难民在纳粹战争期间的行为选择和最终命运，对这些细节的记录与描述也是战后回忆录中有历史价值的微观史料。比如罗森堡的样子长得金发碧眼，可以“假装”雅利安人，在战争期间以及在参与抵抗活动中有时很有用。但是他自己知道一旦被查身份就不行了，“纳粹相当擅长找出一个人的犹太背景详情”（28页）。这还是在只能依靠纸质档案文件的年代。又比如在需要穿过各种关卡逃亡的路上，身份证件不齐全或没有证件的难民就要考虑如何应付的问题。罗森堡说他的经验是“钱能让你应付大多数情况。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美国人都很容易贿赂。你唯一贿赂不了的其实是德国人，但我在逃离法国的路上不太可能需要对付他们。我可能不得不行贿，因为我没有签证”（106页）。这些细节也构成了罗森堡在抵抗中的命运的因素，从一些侧面决定了作者的行为选择的成败。

在罗森堡的回忆中，从作为犹太人身份对迫害的认识到在思想上自觉产生政治意识和抵抗勇气是更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部分。在巴黎读高中的时候，他和一位同学就开始关注纳粹德国侵略事态的发展，思考如何抵抗。虽然没有具体计划，“但是积极抵抗的种子当时就埋在了我们心里。……我们都开始把自己定位为可能采取政治行动的人”（38页）。政治敏感性由此培养起来，当他参观1937年的国际现代艺术与技术博览会的时候，虽然各国的展览都展示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并非专门出于政治目的，“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其中的政治意味”（40页）。对政治的关心与思考很多时候来自所接受的新闻传播，“一般而言，在政治事件发生、报纸上能看到这些事件的新闻时，我习惯于做出自己的对于事态的解释”。当传来苏联与纳粹德国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消息的时候，罗森堡的看法与当时的左派和自由派都不同，他认为希特勒是为了避免双线作战、尽快征服欧洲；对俄国来说则是一个争取时间的办法（46页）。这大体上符合当时德苏双方的真实想法。

1937年9月，罗森堡在柏林体育宫听希特勒演讲。他注意到希特勒在讲演开始的时候比较平静，使用事实、统计数据和无法轻易反驳的论证，然后逐渐走向浮夸的言论，嗓音升高到了喊叫。这时人群再次起立，希特勒的语调和戏剧表演在他的听众身上拥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效果，这种精神特质是一种宗教狂热与仇恨。他由此想到希特勒对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的推崇不仅是因为他的反犹主义，而且还有瓦格纳那种催眠性的、慢慢增强主旋律并带动观众情绪的音乐力量，它指导希特勒把他的修辞能力发展到巅峰（31页）。

不过随着回忆录的叙事内容进入反法西斯战争时期，在阅读中应该看到作者的论述视角越来越明显地产生了变化：个人视角的回忆叙事与历史大叙事视角交叉出现，这对于读者理解发生在当事人身上的故事的历史背景当然很有好处；同时还要细心分辨的是在这两种叙事视角之间还存在一种思想性的思辨视角，所表达的就不仅是历史的后见之明，同时更有身处当下政治思潮中的个人思考。在对作者叙事视角的转换的分辨中，更能加深我们对身处复杂历史漩涡中的个人命运与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尤其是在1944年底作者返回巴黎之后的记忆叙事，与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的《战后欧洲史》（林骧华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一卷第一章“战争遗留问题”和第二章“惩罚”对比阅读，可以发现罗森堡的个人回忆完全可以作为托尼·朱特的大历史叙事的精彩补充。

比如在罗森堡的回忆中的这些战争刚结束之后的景象：首先要面对的是十二年来纳粹彻底渗透了政府、经济和社会的每个功能所造成的“一体化”社会，在德国恢复民主统治是个艰巨的挑战。战后在甄别谁是有劣行的纳粹分子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问题似乎无穷无尽：市长由谁来当？警察局局长呢？谁会给数量巨大的无家可归者和流离失所者提供庇护和食物？”（182页）“对很多流散者来说，战争结束并不是受苦的终点。联总根据国籍把流散者分进营地……但是这个系统一点也不理想。犹太人往往发现自己身处德国流散营，跟纳粹在一起，或者身处波兰流散营，被暴力的反犹者包围。在同一家营地的苏联人里，有的想被遣返，而有人最害怕的事就是被送回苏联。……在数十万犹太人当中，一些是苏联人，一些是波兰人，一些是德国人。随着红十字会的物资变得稀少，军政当局越来越不情愿帮助拒绝遣返的流散者。联总深陷这些难题当中。”（183页）“到1945年秋天，我意识到去纳粹化政策让位给了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迫切需要。能通过反纳粹资格验证的人压根不够多。但美国人也开始意识到，除了填补行政职位，对于前纳粹分子，他们还有别的用场。比如说，美国人在战后时期非常想雇用几位纳粹科学家。”（186页）这些观察和论述出自一位身处这一巨大漩涡之中并且负有物资分配职责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官员，一位曾经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的游击队战士和美军侦察兵，罗森堡回忆录中的这部分内容真的是一幅硝烟刚刚飘散之时的战地素描。托尼·朱特在他的著作中对“联总”发挥作用给予高度评价，罗森堡的个人回忆是很好的佐证史料。

在战争过去之后的大半个世纪中，尤斯图斯·罗森堡是一名教授法语、德语和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学院教授，他一直不对别人谈自己的过去。不仅那些爱戴他的学生，就连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次遇见他并成为他太太的卡琳·罗森博格也都不知道他的过去。直到1998年有一个大屠杀基金会对他进行采访时，他才首次谈论起自己在战时的经历。2016年春天，一位名叫萨拉·怀尔德曼的记者在《纽约时报》为他写了传略；“随着经历过纳粹大屠杀和二战的几代人逐渐死去，我突然成了世界的‘兴趣焦点’。”对此，罗森堡的解释是：“只要活得够久，人们就会开始写你。”（206页）这是关于迟来的荣誉最朴实的解释，关键就是“只要活得够久”。

有点意料不到的是在全书的结尾，作为文学教授的罗森堡从一个侧面论述了文学的功能：“在文学里，你能表达和探索每个观点，甚至包括不受欢迎或者被认为反美国的观点，当然也有反犹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在一本书里，所以你能讨论它们——并把它们连同你自己的信念，拿到光线下仔细查看。我认为在大学校园里审查观点是错误的，就算是大多数人眼中的冒犯性观点；这么做会助长无知、偏见和冲突，令毁灭性的观点变得比实际更强大。”（209页）这位九十八岁的老人写于2019年的这些话简直就是对最近发生在美国校园与社会的政治舆情的预警。

最后他说，“我们需要教年轻人纳粹大屠杀的历史——不仅是对犹太人的屠杀，还有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大屠杀’——这样未来的世代就会知道人类最恶劣的直觉和政治意识形态会导致怎样的后果。……我们需要对危险保持警惕，并把它们消灭在萌芽中。”（同上）

在历史回顾中“对危险保持警惕”，这是一位百岁老兵的最后教诲，将帮助人们在抵抗各种危险中赢得生存的机会——命运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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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十二天的高强度的埃及之旅结束了。七千四百多年的时光在几个回闪的镜头中闪耀着刺眼的光芒—— 突然想到的是对于部分中国古史研究学者来说，不难明白其中的意味和压力。据说1798年拿破仑曾经站在吉萨金字塔前对他带领的远征军说：“士兵们，四千年的历史在蔑视着你们！”对于有良知的历史学者来说，来自历史时光的藐视是无法承受之重。罗森堡说“我们需要对危险保持警惕”，似乎也是对历史学家说的。前天参观公元前2600年第四王朝法老斯尼弗鲁（Sneferu）的弯曲金字塔，顺着着狭窄、倾斜和很长的岩石隧道爬进内部墓室，真切感受到时光的凝重与压力。在困顿与迷茫之时，人类会祈祷时光的力量带来抵抗的勇气与命运的照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