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他们为什么还在研发新冠药？

·在西湖大学的研讨会上，李兰娟院士表示，每增加一个新的抗病毒药物，就意味着多一个治疗办法。王廷亮十分认同这个理念，随着新冠病毒的快速变异，未来仍有可能出现耐药的病毒株，但它同时对多种药物耐药的几率很小，多款机制不同的新冠药将为应对更多复杂的情况做好战略储备。

2023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冠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标志着持续三年的新冠大流行结束。科学界公认的一个事实是，新冠病毒没有消失，它将与人类社会共存。

2024年1月14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介绍，元旦假期后，全国新冠疫情仍处于较低水平。受新冠变异株JN.1持续输入、国内流感活动逐渐降低和人群免疫水平下降等多因素影响，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可能在本月出现回升，JN.1变异株大概率将发展成为中国优势流行株。

科学界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努力从未停止。2023年12月27日，位于浙江杭州的西湖大学召开“后疫情时代新冠药物应用”研讨会，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院士、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谢晓亮院士、传染病重症诊治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兰娟院士、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等来自临床医学和基础科研一线的专家学者与会。一个代号为“WPV01”（艾普司韦）的新冠药物是当日的焦点。

2023年12月29日晚，西湖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头条文章《后疫情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鼓励研发原创新冠药》，一如公众获知上述研讨会内容后的第一反应。

2023年12月27日，西湖大学召开“后疫情时代新冠药物应用”研讨会，与会专家合影。图片来源：西湖大学

近日，澎湃科技专访西湖大学校长助理、成果转化负责人王廷亮教授，他详细讲述了WPV01的研发历程，并表示，希望西湖大学科创产融的成果转化模式能够为科学界鼓励原始创新的动力再添把火。“源头创新的科学研究需要有人努力探索、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持，科技攻关需要一代一代的勇士冲锋陷阵，才会涌现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成果。”

选择做药

2020年春节前夕，新冠疫情暴发，当时西湖大学正处在寒假期间，听闻消息，整个学校从上至下所有人都很紧张，也希望为疫情出一份力。

2020年2月初，西湖大学组织了几场线上和线下的讨论。生命科学学院作为生物医药攻关的主力，首当其冲，从机制研究、临床诊断、疫苗抗体、小分子大分子药物等方向都进行了全面布局。

既往的研究发现，新冠病毒感染人体细胞的关键在于冠状病毒的刺突糖蛋白（spike glycoprotein，S蛋白）与人体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蛋白的结合。更形象地说，新冠病毒的S蛋白“劫持”了ACE2，通过与它的结合入侵人体。S蛋白位于新冠病毒的最外层，形状像一个个突起的“皇冠”；ACE2是人体内一种参与血压调节的蛋白，广泛存在于肺、心脏、肾脏和肠道器官。

西湖大学助理教授、特聘研究员周强的实验室在全球范围内率先解析出了ACE2的全长三维结构，以及全长ACE2分子与新冠病毒S蛋白的受体结合结构域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在形态上，新冠病毒的S蛋白像一座桥，横跨在ACE2表面，又像病毒的一只手，紧紧抓住ACE2。进一步地，他们还看到S蛋白上与ACE2相互作用的具体氨基酸。相关论文于当地时间2020年3月27日登上《科学》（Science）杂志封面。

周强曾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这项研究最主要的意义在于看清了病毒和宿主细胞接触时的样子，为药物设计和检测手段开发提供坚实的基础。

彼时，没有人知道哪种手段对抑制病毒有效，但西湖大学的科学家们有一个基础的科学判断：新冠病毒是冠状病毒，冠状病毒的本质是RNA病毒，RNA病毒的特点是在复制和增殖的过程中容易发生突变。如果针对病毒的表面，如针对S蛋白开发相应的疫苗或抗体，一旦S蛋白发生变化，它们可能就无法起到阻断病毒的效果。

“选择做抗病毒小分子药物，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要有效抑制病毒，一定要找准它保守的‘要害’，避开病毒快速变异的部分进行开发。”王廷亮说。

一个分子的闯关

2020年3月，在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于洪涛教授的带领下，研发新冠药的四人小组成立：从事细胞生物学、结构生物学的于洪涛，从事生物化学、结构生物学的王廷亮，从事药物化学、结构生物学的胡奇，以及从事计算生物学的黄晶，四人的专业方向正好涵盖了从药物发现到推进临床全过程所需的多学科交叉组合。

他们首先对新冠病毒的基因进行分析，发现它的“要害”包括4个靶点：3CL pro，PL pro，RdRp和Helicase，对这4个关键酶进行分离、纯化后，他们与CRO（医药合同研发机构，指通过合同形式为制药企业和研发机构在药物研发过程中提供专业化服务的机构）公司药明康德（603259.SH，2359.HK）合作，使用其DNA编码化合物库（DNA-Encoded Library，DEL）进行化合物筛选。

王廷亮解释，所谓化合物筛选，即从化合物库中寻找可以与靶点蛋白质相结合，以抑制蛋白质工作的化合物。2020年9月，他们从DEL库超过490亿个化合物中筛选出一个先导化合物分子，全力向前推进。

“选择分子的过程是很艰难的，我们得到成千上万能跟靶点相结合的分子，需要通过科学的推算，做很多实验去鉴定，一步一步地做出决策。在4个靶点中，3CL pro和RdRp得到了比较好的结果，两相权衡，我们认为我们获得的3CL抑制剂效果更好。”王廷亮介绍，3CL pro蛋白酶的作用主要是切割新冠病毒的多肽链，切分出来的多肽会组合成一些功能性蛋白，执行新冠病毒的复制和组装，进一步形成完整的新冠病毒迭代扩增。

目前国内上市的抗新冠病毒小分子药物中，辉瑞的奈玛特韦/利托纳韦（Paxlovid）、先声药业的先诺欣、众生药业的乐睿灵、广生堂药业的泰中定均以3CL pro为靶点。

下一步是优化这个分子。经过一年多时间，优化了数百个来回，他们定下进入临床的分子（专业名词为“PCC分子”，也叫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接着，他们用这个PCC分子开展细胞上的活性及毒理实验、动物体内的抗病毒实验，获得该分子在细胞层面、动物层面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详尽数据后，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药品审评中心（CDE）申报临床试验申请。2022年9月6日，这个候选药物正式进入临床。

随后，这个分子又接连闯过3关：在健康人群中验证安全性的临床1期试验，小样本（80人）验证候选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临床2期试验，以及大样本（1350人）验证候选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临床3期试验。2023年9月底，WPV01的临床3期试验正式完成，研究人员确认，一款全新分子结构的新冠药研发成功。目前该药物正处于申请上市的阶段。

WPV01（艾普司韦）。图片来源：西湖大学

短短三年半的时间内，遇到的困难并不少。王廷亮回忆，由于新冠病毒有很强的传染性，动物体内的抗病毒实验需要在生物安全水平（Biosafety level，BSL）三级以上的实验室（国际上将生物实验室按照生物安全水平分为P1、P2、P3和P4四个等级）操作，在全中国，P3/P4实验室的数量也很有限，当时这些紧俏的高级别实验室正集中全部火力做国内很多重点布局的其他项目，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由于硬件条件资源有限，我们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只能‘纸上谈兵’。”

制药界笼罩着“三十定律”的“魔咒”：研发一款药物需要十年的时间，十亿美金，但只有10%的成功率。WPV01的研发速度显然是非常规的。事实上，这正契合新冠大流行“非常时期”的特质。几乎所有新冠项目都是如此，得益于政府各类“快速通道”等政策支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冲破了“魔咒”。

回看整段研发历程，王廷亮觉得团队足够幸运，“做科学研究的常态是反反复复地经历错误，我们当时每天每周的讨论沟通，可谓用尽心智、拼尽全力。现在倒回去看，当时选择的每一步几乎都是有效的、精准的。”

中国需要做原始创新的尝试

在西湖大学的研讨会上，西湖大学校长、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教授说，WPV01（艾普司韦）有望成为全球首例源自DEL技术的原创小分子药物成功案例，提示中国生物医药领域原始创新的路径。

王廷亮告诉澎湃科技，对于西湖大学来说，从无到有地研发一款原创新药，他们需要考虑的只是用什么方法去完成这个目标。

“科研工作者做研究，90%都是失败的，没有任何一项科学研究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当时不知道能不能成功，面对当时的形势，我们只是决定一定要去尝试，投入全部的努力去做这件事。”他说。

他们也认真地考虑过结果：没有找到安全有效的新冠药；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资金，做成了，但疫情消失了；或者做成了，需求没有那么紧迫了。

“但西湖大学团队的初心就是希望能为国家提供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产品。遇到如此重大的情况，我们当然应该有这样的责任和使命担当。”王廷亮说。

最后，他们逐步完成了药物筛选、药物优化、临床前研究、临床1期、2期、3期试验，用事实证明在中国可以做原创性的工作，中国的科研团队也可以有打通生物医药产业链的能力。这些经验还可以被用于更多疾病的药物研发。

王廷亮相信，国内科研机构中还有很多坚持做原创工作的科学家，他希望这个案例可以给这些团队以更强的信心。“希望我们的做法能够为科学界鼓励原始创新的动力再添把火。源头创新的科学研究需要有人努力探索、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持，科技攻关需要一代一代的勇士冲锋陷阵，才会涌现更多更好科技创新的成果。”

鼓励原始创新是当前国家正在积极推进的战略规划。王廷亮认为，原始创新与顶尖人才相关，而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大学生进入大学，一些人出国，然后学成归国做科学研究、培养人才，国内的顶尖人才越来越多，科研实力越来越强。“从做Me-too仿制药、Me-better改构药，渐进演变到了做Best-in-Class、First-in-Class原创药的阶段。未来中国科研界会有更多的原创性工作，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科学战线上永远没有停止”

如今，WPV01已顺利完成临床3期试验，但人类社会已经度过最需要新冠“特效药”的时期，总结经验后项目团队做出更多积极的规划，“或许可以思考，是否可以在新发突发传染病方面做一些长远布局。”王廷亮说。

他认为，新的新冠药上市，仍可以发挥作用，因为，“依旧有很多症状较重、基础疾病合并新冠感染的患者等需要更多更好的治疗方案。”

以同为传染病的流感为例，东阳光长江药业（60673.SH）的抗流感药物——奥司他韦仿制药“可威”2022年的销售额为30.93亿元，2023年上半年的销售额达到28.82亿元。与流感相比，新冠的传染率更高，波动更多，可以推测市场对新冠药的需求仍然存在。

在西湖大学的研讨会上，李兰娟院士表示，每增加一个新的抗病毒药物，就意味着多一个治疗的办法。王廷亮十分认同这个理念，随着新冠病毒的快速变异，未来仍有可能出现耐药的病毒株，但它同时对多种药物耐药的几率很小，多款机制不同的新冠药将为应对更多复杂的情况做好战略储备。

面对新冠，人类社会用高昂的代价换来重要的教训。“在新冠来临之前，国内对冠状病毒相应药物的开发少之又少，吸取这次的教训，需要呼吁稳定地支持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科学研究。”王廷亮说。

张文宏在前述会议上呼吁加快基础科学家团队和临床团队的合作，希望双方能相互了解需求，形成协同，更透彻地挖掘临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