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舒新作“生命两部曲”：写一写缓慢活着的人，写生命的脆弱与坚忍

1月20日，薛舒携新作“生命两部曲”与作家陈丹燕，医生王兴及《收获》杂志编辑吴越做客上海图书馆东馆，围绕“生命第一课：慢慢地老去，好好地告别”这一主题与读者们共同分享该如何面对不可避免的衰老、疾病与死亡？重新审视人的“尊严”和活着的意义及素人写作等相关话题。

“小说的虚构已经无法承担我的焦躁，我必须毫不隐藏地袒露以及宣泄。”这是作家薛舒以非虚构的方式写作“生命两部曲”的缘由。“写一写生活在终点站里的人，那些陪伴着他度过五年时光的护工和病友，写一写他，这个还在我心里缓慢地活着的人”。

“生命两部曲”包括《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两本书，前者是一个女儿的讲述与回忆，以“父亲把我忘记”为节点，从一个家庭的微观视角，详述与阿尔兹海默症病人的相处经过，同时穿插了对童年的回忆、对父辈时代的想象、对生老病死的沉思，以及一个中国家庭内部复杂难言的爱。而后者作者的目光已经从父亲个体、家庭内部转移到更广大的社会图景，从临终病院切入，聚焦生活在临终医院的老人们和他们的家庭，书写、记录常常被忽略的“照护者”的生活与日常，看见当下更多普通家庭相似但也不同的真实困境，看到生命的脆弱与坚忍。

1月20日，薛舒携新作与作家陈丹燕，医生王兴及《收获》杂志编辑吴越做客上海图书馆东馆，围绕“生命第一课：慢慢地老去，好好地告别”这一主题与读者们共同分享该如何面对不可避免的衰老、疾病与死亡，重新审视人的“尊严”和活着的意义等话题。

薛舒/著

单读·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2年，薛舒开始发现父亲的各种不对劲，原本开朗乐观、热爱唱歌、幽默风趣的人经常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忘东忘西，还爱挑刺；他越来越怕麻烦，从家里的发言人、责任人、一家之主，渐渐变成一个缺乏逻辑、缺乏担当的“自私”的人。家里人从一开始的不在意到在网上查询到相关病例，再到确诊父亲患了阿尔茨海默症，随后是漫长而艰难的照护，这是一个让整个家庭都崩塌的过程。

她说：“我无法敞开怀抱接纳我那正在变成孩子的父亲。”被“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更是把他的妻子困住了，子女也许可以短暂逃离，“可是作为妻子，她是无法逃离的，所有人，包括她的子女都认为，照顾患病的丈夫是她的责任。”

薛舒回忆那段时光，现在也会觉得痛苦，但为什么仍然坚持写下来，是因为写作成为她的光，救赎了她。她这样说道：“你天天围在他身边转，可是他眼中根本没有你的时候，我觉得太痛苦了。小说也写不下去了。于是我就开始记录他每天的情况。他睡着时好不容易有一点点安静的时刻，我就一边写一边眼泪狂流，我觉得日子没法过了，而写作给了我一点点出口，给了我一点点宣泄的机会。”

对于薛舒这一选择，陈丹燕产生了共鸣，她认为写作非虚构作品，特别是把自己的生活和情感作为表达对象的时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有时候甚至到了心力交瘁的程度，但这是值得的。她说：“薛舒完成了她最重要的工作，她的书有一种陪伴作用，而我相信会有很多读者用自己的经历来丰富作品的阅读。”吴越认为薛舒将她爸爸留在了文字里：“他不断给你添麻烦，但是他用一种倒着走的方式，让你把他给写下来了，甚至成为了一个文学形象，被定格住了。”

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剧照

王兴举了书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阅读感受：特别坦诚。如爸爸在病院的时候，有一次薛舒带着妈妈去旅游，而妈妈却老是要回家，她不明白。旅游其实就是为了让妈妈稍微放松一下，后面才揭晓，她们回去后就发现即使在加了钱给对方的情况下，护工根本没有好好照顾老人。母亲在长久的照护观察下，老早就对这个情况有了直觉。在王兴看来，书里有很多现实的小细节，从这方面他认为这本书并不是非常私人化的书写，反而会让人在阅读中感受到如果我们碰到同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来更好地照顾爸妈。

“它不是完全沉溺在自己的痛苦，把人往下拽的感觉；也不是说要把人往上提，让你跟着一起乐观，都不是。作者就是很坦诚地告诉我们，我就这么过的，或许你也可以。”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在照顾病患的时候，家庭是很重要的单位，而女性在其中又承担了很多没有被价值评估的工作。

爱的治愈力与疾病的破坏力不断交织时，我们也总免不了内疚，反思那时候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 陈丹燕表示非常理解薛舒所表达的想要做得更好的心态，“我们要怎么做才能不内疚？我认为不可能。多少都会内疚，而且会伴随你很长时间，这也是人生应该承受的重量之一。放过自己，尽力就好。”

素人写作在2023年爆发了巨大能量，获得了多方的关注。那么，如果当我们陷入到生活的泥沼里，我们该如何去维持生命的尊严？普通人又该如何去书写它？现场嘉宾也就这一话题展开了讨论。医生之外，王兴也是一位素人作家，他通过长久的观察，为癌症病人家属写了本书。他分享了自己在写作非虚构的体验，“我们的写作记录，其实让每一个医生成为比较全面的医生，能够和别人聊到一块去，到底病人和家属需要什么。”在他看来，“所谓医疗，一开始是纯科学，后面都会慢慢变成结合了医学、哲学、社会、人文的一个舒服的状态。”

薛舒首先指出悲苦是没有对比的，每个人或多或少要经历一些艰难，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情绪去面对去表达。“我自己喜欢用一种更加明朗，更加幽默，或者说积极向上的方式来表达，这是我的一个性格底色。”“好像都是写日常生活，但是你站在哪里写很重要。”她提到当她以一颗悲苦的心待在临终病院时，却看到那里的每个人都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地在生活，“你会感觉到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东西在，你有一颗什么样的心，你看出来的世界就会是什么样的。”

活动现场

另一方面，写完《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远去的人》，隔了5年，她才再次写下《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2020年父亲去世时没有告别仪式，没有众多亲友为他送行，作为女儿也未能为父亲写悼词。这种遗憾留存了很久，她认为写作的距离与时间也要恰如其分，“因为你身在其中的时候，近距离观看死亡，很难保持一段有距离的思考。”

实际上，陈丹燕不认可因为素人大多还没掌握成熟的写作技巧，所以素人的非虚构写作更具真实性这一观点。在她看来，非虚构本身就不意味百分百的真实，因为创作者的视角是不同的，看到的真实的面向自然也是不同的。她说“大概从十五六岁开始拍照片，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开始拍纪录片，我发现里面有趣的现象是，当你用真实的材料去结构故事的时候，会发现背后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视角在那里。”

她所理解的是，“非虚构的写作需要有一颗特别诚实的心。写什么不重要，怎么写，站在什么角度，可以给读者带来什么样的生命的共鸣，这个是重要的。”

新媒体编辑：袁欢

配图：出版社供图、电影剧照

原标题：《薛舒新作“生命两部曲”：写一写缓慢活着的人，写生命的脆弱与坚忍》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