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镑年租的自耕地：低收入者的绿色权利

在英国，每个教区至少都有十几英亩开放式的菜地，散布在墓园附近，铁路或公路两旁，中心草坪后面，或“Public Footpaths（通往树林田野的公共小径）”旁边。菜地用木桩齐整地分成诸多小块，看起来像一块块胡萝卜蛋糕。每块“蛋糕”约四分之一英亩(这可能是旧时的划分法，现在多为1/16英亩）”，上面种满了有机果蔬。一年四季都可以在菜地里看到忙碌的身影，每天都有一点儿让人破涕为笑的微小丰收。即使在冬神握着雪杖横扫不列颠的日子，也有芹菜，洋葱，菠菜，肥豆，豌豆，芦笋，大蒜或抱子甘蓝等，前仆后继，浴雪奋战。

记得我初到英国时，第一次在伦敦的伊令百老汇（Ealing Broadway）看到这世外桃源，还以为它是某农业学校的试验田。一问才知道原来它叫“Allotment”,是政府租给低收入者的非盈利自耕地（有文献也译作“份地”）。每个在英常住的公民都可以申请份地，租金根据租用面积计算，非常低廉，最小的年租21英镑，最大的也不过60英镑到100英镑。根据《份地法》，不管有没有人申请，每个教区行政区都必须保证1000个居民享有至少5英亩的份地。我当时租住蜂巢般狭小的隔板间，全副绿植只有一盘摇摇欲坠的金钱树，听到世上竟有这样的好事，感觉像一脚遁入了社会主义。

英国寸土如金，农用地也不便宜（市价约1万英镑一英亩），从封建世袭封地制到圈地运动，再到今天的土地商品化，土地私有制一直不曾动摇。36000个权贵家庭拥有全英50%的土地（Kevin Cahill, Who Owns Britain, 2001），像伊丽莎白女皇在兰卡斯特拥有的46000英亩，查尔斯王子在康沃尔拥有的135000英亩——除非法国大革命逆袭，否则绝不可能被充公成“国有财产”（Biens Nationaux）。在“私有财产高于一切”的土地观之下，英国人是如何为低收入者争取到份地的呢？

份地从哪里来？

话说中世纪前后，英国土地以庄园分割，分别为皇家，贵族，封候，教会和大地主所有。每个庄园都有一片森林，牧场或荒地，属于与其他庄园的共享用地（Common land）。为庄园主劳作的佃农或农奴，可以在共享用地上采伐，狩猎和放牧，流民或穷苦人家也可以在荒地上小面积开荒（Charity Use），这种共享模式也叫“Open Field System（敞田制）。1600年，26%的英格兰土地属于共享用地（Gregory Clark & Anthony Clark, Common Right in Land in England 1475-1839, 2011）。

16世纪后，许多贵族和大地主们发起了“圈地运动”，致力于通过买卖兼并土地。圈后的地被高墙和栅栏围封起来，敞田时代的共享用地逐渐消失，有的地区，共享用地只剩无人垂青的贫瘠山谷。1700年至1860年之间，五百万英亩的共享用地被圈，其中穷人能耕用的土地少于0.5%（BK, Brief History of Allotments in England）。

1750年到1850，童工的利用价值在工业革命中得以“凸显”，英国人口猛增77%，贫穷人口自然也随之上升。1760年代，一些上流人士和神职人员不忍在大街上看见冻死骨，于是便提出了“没了共享用地，那么请让出份地”的主张，发表在当时的《绅士杂志》上。主张呼吁，绅士们应在圈地运动中加进贫穷的考量，将少量土地廉租给穷人耕用，以缓解贫困压力，减少社会犯罪和混乱。倡议者们还自发组成了SBCP（促进社会进步和扶贫协会），会员包括社会改革家托马斯·伯纳德（Thomas Bernard）爵士以及杜伦地区的主教等颇有影响力的人物。

倡议良心满满，宁可死后大修陵墓，也不愿活时分一杯羹的土地拥有者却大有人在。他们对此非常反感，他们担心穷人租了份地之后，就不会为雇主那么卖力了；他们还担心穷人会偷走雇主的饲料，喂养自家份地里的牲畜；他们最担心是，穷人们会咸鱼翻身，威胁到雇主们的中上阶级地位。他们想了各种招数来对付份地，比如拒不雇用租了份地的穷人，比如谁租了份地，就扣谁的工资等等。

反对派的阵营里，一时间骂声四起。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断言：“份地只会让穷人种出贫穷”；资本家的智囊团预测“份地会减缓劳工流动”；一些“平等主义者们”则认为：“地少人多，既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拥有，最好就谁也别想有。”就连某些份地理念的支持者，比如加灵顿勋爵，也不主张将份地写入立法——将它保留在“慈善”和“施舍”的框架内不是挺好么？更微妙的是，敌意还附带着浓厚的地区色彩，在保守党掌权的东安格利亚，土地拥有者怒发冲冠；而在肯特，对抗者不多，就算有，也相对温和。

虽然阻力重重，第一块份地还是诞生了。1809年，在大萨默福德, 神职人员史蒂芬·德曼布雷（Stephen Demainbray）牧师向乔治三世请愿，求国王将其名下的8英亩地划作份地，并写入立法（The Great Somerford Inclosure Act)。立法指出，份地由地区委员会打理，廉租给低收入人士耕种，不经议会讨论，一律不许买卖和挪用。

1830年到1840年期间，更多的人参与了份地运动。在改革家詹姆斯·奥兰治（James Orange）鼓动下，英格兰中部63个地区800英亩耕地，以捐赠，买断或廉租的方式成为份地；“东萨默塞特劳工之友”的创建人乔治·斯科贝尔（George Scobell）也将名下的土地捐了出来；大势所趋，贵族们也只好加入了份地运动，贝德福德（Bedford）公爵廉租600块份地，里士满（Richmond）公爵廉租1500块份地，纽卡斯尔（Newcastle）公爵亦廉租2000块份地……1834年前后，英格兰和威尔士42%的教区实行了份地政策。1873年，全英已拥有24.3万块份地，平均每块1/4英亩。到了1913年，全英份地增至60万块。一战期间，食品短缺，政府发动全民自食其力，份地数量猛增至150万，二战时更暴增至175万。

老一辈英国人经常说：“两次大战期间，份地就是穷人的救命稻草啊！”如果不是三年前我也租了一块份地，我也许便无法体会这句话的真谛。

我的农耕生活

自从第一次光顾份地，在别人的蔬果里陶醉到迷路，我就梦想自己也能种出一块天地。

2013年，据计有78000人在为份地排队（《独立报》2015），到了我申请的2015年，估计队伍已从田垄间排到了水塔上了吧？尽管如此，我还是递交了申请书。当时我和先生已经在东安格利亚定居下来，他上班，我Soho，两人还有双休和假日，租耕变得颇为可行。幸好我们村老人和白领居多，老人行动不便，白领们披星戴月赶早班火车去上班，份地尽管十分金贵，却仍有三个空位。申请书交上去不到两周，教区委员会就指派了专人，候在田垄边上，将一块份地以21英镑的年租交到了我的手里。

疯狂的种菜生涯便开始了！春寒料峭，我就开始了室内播种。种子埋入5厘米高的小花盘里，底下用毛巾和旧棉裤蘸水加湿，上面盖保鲜膜保温，白天暖气开到20度以上。除了书架，每个架子都放满了种子。土豆，抱子甘蓝，洋葱和大蒜是主力军，浩浩荡荡，分布在各种托盘上。憨厚的斗牛犬若闯进来，看到密密麻麻的小盘子，没准以为我在开“吃土自助餐”。

小面积有机耕种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主力军们和向日葵从不辜负，小番茄和小黄瓜对温度和湿度要求颇高，就经常难产。共情起来感觉自己也在分娩，半夜起来上厕所都忍不住跑去掀保鲜膜，看有没有出芽。等到最后一场霜冻过去，春芽长到铅笔高时，蛮以为可以下地，却又面临着除草的问题。被荒废过的份地杂草弥漫，哪怕只被荒废两个月，杂草也会随时带着铺盖，卷土而来。匍匐冰草，羊角芹，荨麻，小旋花，马尾……林林总总几十种，都是野火烧不尽之物。有的野草横蛮如狡兔，在一米多深的土里建起迷宫，枝蔓又粗又长，绞杀纵横，不费蛮荒之力，便不能斩草除根。有段时间我除草除到脑中空无一物，仿佛进入了冥想的最高境界。

有机耕种的另一大敌是害虫恶鸟，像鼻涕虫那样的小儿科，还可以用盐浇。遇到鸽子之类的大型吃货，唯有搭棚筑网，把菜叶与天空隔离开来。这项工作遇到旱季，土地一旦板结，就会变得无比困难。好不容易搭好棚子，大风披着斗篷振臂飞过，连篮球杆都能吹倒，就不要说轻盈的小竹杆了。有经验的份地达人，广种奇花异果，不但把份地装点得像凡尔赛宫，还用胳膊粗的木桩搭起了网棚。此外，各种表情的稻草人，各种色彩斑斓的易拉罐和小风车，也算是造价低廉的防鸟神器。

英国人对园艺本来就有着某种宗教式的热情，份地攻略更是随处都可以找到。实在懒得上网，还可以蹲在份地上和老农们唠嗑。他们是活着的《农业百科全书》，也是经典的英国话痨。如此一番学以致用，若无意外（七月飞雪，八月飞霜），即使没有大丰收，也定会有小丰收。今年大旱不说，拿我去年的产量来计，80只洋葱，几大麻袋土豆，外加十几簸箕番茄，小辣椒和各种沙拉菜，两口之家，吃上半年没有问题。按原则，今天的份地不再允许饲养家禽牲畜，但若在自家花园养几只母鸡，蛋白质便可立刻补上——也就是说，两次大战期间穷人靠份地熬过饥荒，并非虚言。

不断萎缩的份地

二战前后份地数量升至175万块，可到了1970，份地却降至53.2万块。有分析认为，消费主义，城市的高速发展，频繁的劳工流动等，是份地衰落的主要原因。近二十多年来，随着绿色食品成为风尚，份地越过收入的分水岭，在中产阶级和环保人士的圈内流行开来。

今天，全英份地数量大概在33万块左右（《每日快报》2014.5.11)。威尔士和英格兰两地份地年产总和高达24万吨（DCLG Press Release: New power for the green fingered to protect allotments 2011.5.7）。份地不单只带来食物，还捎来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据全国份地协会网站报告，耕种30分钟可消耗150卡路里；15分钟的沐阳除草，可满足一整天维他命D的摄取量；四分子一的份地租户通过耕种，和其他租户建立了淳朴的友谊；份地还能有效地对抗土地荒芜，一立方米份地可为自然界上百物种提供家园庇护——这也是份地和大型工业化农场的迥异之处，份地沿袭传统的混杂种植法，不像工业生产，只种一两种经济作物，严重地损害了土壤质量，彻底地打破了生态平衡。

遗憾的是，地产商不会放过任何一寸有利可图的土地。尽管社区发展局和地方政府强调，目前被卖掉的份地只占全英份地的一小分部，但份地在逐年减少，2018年等待份地的人数增至9万，却是事实（《每日电讯报》2018.8.11）。

每年八月13日到19日是英国份地周，距今最老的一块份地也有200多岁了，退休消防员斯图尔特·弗雷林（Stuart Frayling）一家在大萨默福德的份地，就一口气耕耘了60多年。人们纷纷在自媒体上晒出自家的份地照片，喜庆的氛围穿州过省。借此机会，我想对热爱耕种的朋友们说，请不要放弃份地，它是无数先辈经过百年抗争为低收入者争取到的合法权利。荒废一项权利，往往比荒废一块土地来得更容易。

主要参考文献：

Allotments Act, 1925.

Burchardt, J., Rural Social Relations, 1830-1850: Opposition to Allotments for Labourers, British Agricultural History Society, 1997.

BK, Brief History of Allotments in England, bkthisandthat.org.uk

（原发于2018年8月《英中时报》，经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