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的编纂与修订——徐时仪教授访谈

近日，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上海市辞书学会主办的“《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的编纂与修订——徐时仪教授的‘音义’研究经历”访谈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与谈者有上海市辞书学会秘书长、《辞书研究》编辑部主任郎晶晶，此次修订本策划者、上海人民出版社但诚，修订本责任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卓聪，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副所长潘牧天主持，采访人为王雪。

本次访谈会就徐时仪教授38年的佛经音义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展开深入交流，徐时仪教授分享了多年从事文献学研究的经验和甘苦，各位与谈人亦发表了各自以不同身份参与《一切经音义》整理与研究工作的见解。

主持人：潘牧天（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副所长）

作为佛经研究领域最早的研究者、倡导者和权威学者，徐时仪教授将半生心血奉献给音义的整理与研究，苦心孤诣，著述丰硕。《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是国内最早的佛经音义的文献整理作品，目前仍是最为权威的点校本，出版以来，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广受好评，获得了中国语言学界最高奖项王力语言学奖。此次修订刊谬补缺，做了大幅度的订正和改动，使得这部经典著作臻于完善，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给予极高评价。

2023年是《合刊》初版面世的第15年，徐时仪教授亦届70周岁，同时也是上师大古籍所建所的40周年。徐老师1985年进入上海师大古籍所攻读硕士，1987年留校任教，至今已有38年，同样也是徐老师从事佛经音义研究的第38年。38年的苦心耕耘使上海师大成为佛经音义研究的重要阵地，从某种角度而言，徐老师的佛经音义研究之路也见证和促进了改革开放以来佛经音义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借此次《合刊》修订的机会，我们有幸对徐时仪老师进行访谈，也期待能对佛经音义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采访人：王雪（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徐老师您好！由您校注的《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修订第二版在2023年正式出版，我们想以此为主题就三个方面对您进行访谈。第一部分是关于《合刊》整理和两次修订过程，第二部分是关于佛经音义研究历程及推进方向，第三部分是学术之路和治学经验。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三种校本合刊》的主要内容和编纂特色。

受访人：徐时仪（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好，谢谢。我想《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反映了一种治学理念：做学术研究就是讲个扎实，首先要把文献整理清楚。《合刊》可能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它的编纂特色就是文献与学术相结合，在文献校勘的基础上做出研究。

玄应、慧琳和希麟的《一切经音义》有写本、藏刻本、校刻本、排印本、影印本等数十种，共一百三十五卷，字数约近二百万，所释单字复词三万多条。《合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第二部分为《音义》的本文和校勘。

第一部分《绪论》二十余万字，是整理这部庞大而复杂的专书所作的必要说明，更是后人利用这部专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导论。

全文分为六个章节，第一章谈《一切经音义》编纂的时代背景。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佛典的翻译作概要的介绍，着重论述儒佛的交流和《音义》的渊源。第二章对玄应、慧琳、希麟三人的生平做详尽的勾稽和考证，将三部《音义》的入藏本、刻本、影印本一一考其源流，特别是对《玄应音义》在敦煌、日本的钞本作了详尽的追踪与描述，后文又图示写、刻本的传承途径。第三章讨论《一切经音义》的内容与体例，对其编纂宗旨和性质，收词原则和编排方法作了提纲挈领的概述，特别对立目、注音、释义的形式作了穷尽式的示例。第四章专论《一切经音义》的特色。从六个方面来阐述三部《音义》的特点。其中“重视规范，兼顾从俗”和“双字立目，收录复词”、“注明通假，标明正字”都是立足于传统字韵书或音义书较多地重视规范，忽略时俗，注重单字，轻视复词这一点而阐发其特色。其“功能众多，一书多用”一节从三部《音义》的专科百科辞典、外来语辞典、双语词典等角度阐述其特点。第五章论其价值。佛典音义对佛学研究之价值固无庸置疑，而它对文字、音韵、词汇学诸方面的语言学价值和古籍辑佚、考校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潜在价值，对探讨我国古代辞书编纂理论和辞书史的研究也决不可忽略。第六章谈三部《音义》的校勘。以《玄应音义》为例，该书不仅是三种《音义》中写本、版本系统最为复杂的一种，其中异同、衍夺甚至人为的增删，即使置于版本复杂的古籍中，也是一个很有特殊性的典型。后来我在做博士论文时发现通过这些刻本，可以揭示敦煌、日本、开宝藏、大正藏、高丽藏等版本的源流，意义重大。

第二部分为《一切经音义》原文与校记。

原文均以《丽藏》为底本。校以写本、刻本和藏经本。三部《音义》共135 卷，实际字数近 200 万字，计有上万条校记，字数30多万。依据凡例恪守不轻改原文的原则，譬如“尔雅”的“尔”有不同写法，我们会在文中酌情作规范，一般则尽量保持原本的原貌，在校记中表达自己的倾向性意见。凡有文献原文可按覆的，尽量在校记中将古籍原文写出以示其误。上万条校记以高丽藏本为底本，以碛砂藏、金藏、敦煌和吐鲁番写卷、狮谷白莲社本、圣语藏和石山寺、金刚寺、七寺、西方寺、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所藏写卷等为参校本，考斠了玄应、慧琳和希麟所撰佛经音义现存各传本的渊源及异同，考察了这三部音义所引数百种典籍与传本的异同。因为引有许多古籍，限于当时手工操作，查核异同显得比较粗糙，如果借助现在的数字化手段，可能会做得更好。

王雪：这一版的修订工作是什么时候启动的，经过了多少时间？

徐时仪：2008年初版面世后，2012年做过一次小范围修订。此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错误，学界也发表了一些文章，有些文章属于佛经研究方面，但也正好提及我们书里的问题，也要吸收改正。第二次修订大约也经过了十年的时间。

王雪：请您介绍一下此次修订做了哪些工作？修订了哪些问题？是否有内容上的增补？

徐时仪：初版时《玄应音义》与《慧琳音义》是先后付印，校样也是先后分校的，难免有失照应；点校中也有一些疏失，印刷中也存在讹误。修订主要是对玄应与慧琳所释同条词语的标点作了统一，并就《一切经音义》底本原文所释词语与今传本佛经所载词语的异同、玄应所释词语与慧琳所释词语的异同、慧琳所释对玄应所释的修订以及各传本刊刻中的异同，作了一些校补，并将所作补注与《索引》后的勘误及补注合并在一起。

修订版在内容上也作了较大幅度的校改，主要体现于：

（一）以线装书局影印的高丽大藏经核校了全书，在力求保持底本原貌的基础上酌情修正字头字形以及正文字形近千处。

（二）参酌近年研究所得和学界同仁研究成果补正了点校中的一些疏失和印刷中的讹误，酌改标点数十处。

（三）补注文字上千条。

（四）删略了2012年修订版索引后所附补注，将其归入相应的正文中。

（五）增补了“凡例”后所附常见俗写异体字。

（六）调整增补了相关书影，尽可能设法改用原书来彩印。

王雪：下面想请问您几个关于《音义》整理的问题。是什么使您产生想要做 “合刊”的想法呢？

徐时仪：最初是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狮谷白莲社本《正续一切经音义》，我打算以《慧琳音义》为语料来做硕士论文。大致通读后感到语言研究要建立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首先要做文本的校勘。没有精审周密的校勘，就无法切实保证所作研究的准确可靠。尽管我是中文出身，好多东西都还不懂。那时正好胡道静先生给我们讲目录版本，此外还有校勘学等课程，基本上就现学现用了。

我将《慧琳音义》点校好后，发现学校图书馆有碛砂藏，又托人从台湾大通书局和新文丰出版公司买到高丽藏本和大正藏本，于是在比勘这四个本子异同的基础上写了硕士论文《慧琳和他的一切经音义》。当时虽然主要做《慧琳音义》，但发现要做好《慧琳音义》，还涉及玄应《一切经音义》，就有了做三种《一切经音义》校本合刊的想法。

王雪：三种校本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请您谈谈当年整理的经过。

徐时仪：工作量的确非常大，当时只是觉得没人做，自己已经做的《慧琳音义》部分如果加上玄应和希麟的《音义》，源流齐备会发现更多可供研究的语言现象。当然具体做起来就发现谈何容易，不可能一下解决全部问题，所以就集中先做校注，大约花了近十年时间，做做停停，有时间就啃一点。刚开始的工作带有盲目性，凡是异文全都整理了出来，数量极为繁多。直到2005年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落实出版事宜，商定要出一个要而不繁的整理校注本，就有了方向。这里要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

此书的点校凡例承徐文堪、李明权、王立翔、杨蓉蓉、虞万里等先生过目，根据各位先生提出的一些建议于2005年10月修改拟定。凡例定好之后就有了操作的规则，修改起来也有据可依。我记得有一个“陀”，就是“佛陀”的“陀”，又写作“陁”等，当时我有点举棋不定，改来改去，花费了很多时间。所以凡例的拟定事半功倍，很重要。

全书以我二十多年搜集的资料和所作校勘及有关研究为基础进行点校和注释。协助此书校勘的友生有郎晶晶、毕慧玉、耿铭、许启峰、王华权等。具体的分工如下：《玄应音义》由我初校、三校和六校，《慧琳音义》和《希麟音义》由我二校、四校和六校，《玄应音义》的二校、四校和五校及《慧琳音义》《希麟音义》的初校、三校和五校由友生协助，其中郎晶晶为《玄应音义》1-4卷和《慧琳音义》1-18卷、64-65卷，毕慧玉为《玄应音义》5-9卷和《慧琳音义》18-33卷、65-66卷，耿铭为《玄应音义》10-13卷和《慧琳音义》34-51卷，王华权为《玄应音义》17-21卷、《慧琳音义》62-63卷、84-100卷和《希麟音义》，许启峰为《玄应音义》22-25卷和《慧琳音义》60-61卷、67-83卷。

出版社排出初样稿后，我们又先后作了两次校核，补正了前几校中的一些疏失，修改成定稿。出版社排出终校样后，我又作了一次通读。全书由初稿到定稿，反复核校数过，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当时的条件下，手工操作的难度确实很大，像夏天的时候不能开电风扇，因为一开风扇卡片就吹乱了。各位友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此书可以说是我们十多年汗水和心血的结晶。

王雪：我们看到国学泰斗季羡林先生为《合刊》题字，其中有什么样的机缘呢？在《合刊》整理的过程中，还得到过其他学者的支持吗？

徐时仪：我和季先生的辈分相差太多，中间主要是徐文堪先生牵线搭桥。徐文堪先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我的学术起步是在《汉语大词典》，每当我有问题请教徐先生，他都会放下自己的工作倾心相授，因此徐文堪先生逝世时我们都很难过。

我的博士论文《玄应音义研究》获全国百篇优博论文提名，入选了季羡林主编的“华林博士文库”，因此季先生可能有印象。2008年我们要做校本，徐文堪先生赐序，又写信请季羡林先生为《合刊》题字，季先生欣然慨允。实际上这个题字是季先生最后的绝笔，所以我们很荣幸，也很感谢季先生。

一路有很多贵人相助。校本的编纂和出版得到季羡林先生、徐文堪先生、许威汉先生、魏同贤先生、李国章先生、虞万里先生、李明权先生、张涌泉先生、柴剑虹先生、郝春文先生、方广锠先生、衣川贤次先生、辛嵨静志先生和落合俊典先生等学者的支持。

这里还要提到，我在硕士论文中考了一个“这里那里”的代词“这”（《指代词“这”来源考》）。1998年，文章投稿到斯坦福大学主办的“国际中国语言学会第七届年会”，拿到了录用的通知，在吴祥兴校长的支持下得以参会。斯坦福大学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我们第一次在国际上亮相。后来2005年应日本国际佛教大学院大学邀请，我参加“奈良平安古写经的意义”国际研讨会，作《玄应一切经音义的流传与版本考察》主旨发言，打开了与日本学者深入交流的局面。

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魏同贤先生，当时他做《凌濛初全集》，其中的《圣门传诗嫡冢》就是他让我校注的，所以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渊源是比较深厚的。

我的第一本书《慧琳音义研究》原来打算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7年的时候出书很难，老先生出书可以，年轻人基本不可能。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李国章先生推荐，最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顺利出版，得以评上副教授。

王雪：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佛经音义，至今已近四十年。那么请问您是在什么时候，又出于怎样的契机开始对音义研究产生兴趣的呢？

徐时仪：1986年我以《慧琳音义》为语料来做硕士论文，在比勘各本异文中发现《玄应音义》是《慧琳音义》之所本，玄应对慧琳有很大的影响，研究《慧琳音义》不能不涉及《玄应音义》，且《玄应音义》较之《慧琳音义》而言，版本源流更为错综复杂，于是开始对音义研究产生溯源探流的兴趣，又以《玄应音义》为语料来做博士论文。

王雪：您研究佛经音义的三十余年，也是佛经音义研究从无人问津的冷门学问成为学界瞩目的热点之一的一个缩影。对您而言，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事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呢？

徐时仪：我想它从一个冷门学问成为现在的热点之一，是因为它不仅是文献的点校和校勘，而且是研究古白话和汉语古今演变的重要语料，还具有跨学科的开拓性，在儒释道合流及佛经写刻本传承和流传上皆有其学术价值，所以研究的人会越来越多。

于我个人的研究而言，可以称得上是“发展历程”和“里程碑”的有以下几件事：

1988年提交硕士论文《慧琳和他的一切经音义》，获硕士学位，收入佛光山文教基金会印行《法藏文库》硕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佛教学术论典》66册，在台湾引起关注。

1997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慧琳音义研究》，有了自己的专著。

2004年在中华书局的《文史》发表《〈玄应音义〉各本异同考》，引起佛教界的重视。

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玄应众经音义研究》，引起语言学界的关注，基本上打开了佛经音义研究的局面。

2005年9月21-23日主办首届佛经音义研究国际研讨会，中国大陆、中国港台、日韩的学者都来参加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

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初版出版，标志着《一切经音义》在学界有了整理本，具有标志性意义，可以视作一个里程碑。

王雪：在音义研究领域您深耕多年，想必一定遇到过很多的艰辛。您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

徐时仪：确实有很多的艰辛，如人饮水，甘苦自知。因为这不仅涉及文字音韵训诂等语言文字的功力、版本目录等文献阅读面的广博，还涉及佛教义理和历史地理（佛教人名、地名标示）及梵语外来词等多学科方面的专业知识。自己虽力图达于完善，然限于学识和能力，对我这不是科班出身的66届小学生来说真是深感学识不足之甚。尽管我从许威汉先生学训诂学，从李玲璞先生学文字学，从潘悟云先生学音韵学，参编《古文字诂林》和《汉语大词典》，但再多的书到了具体要用时还是恨少，还是不够用。克服这些困难主要是请教前辈学者和相关专业的学者，阅读有关的专业书籍和查检工具书。其实只能说是边做边学，勉为其难，捉襟见肘处甚多。好在两次修订，吸收学界成果，补正了一些错讹。这次的修订本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有待进一步修订补正。

王雪：近年来，域外新材料的公开又一次推动了佛经音义研究的新发展。我们注意到您在很早就利用了域外资料。请问您是如何首先关注到域外写本的呢？这些写本又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呢？

徐时仪：最初主要是敦煌文献中的音义写卷，敦煌文献中共有《玄应音义》写本三十九件，分藏于中、法、英、俄、德、日各国。在参加敦煌、吐鲁番的会议中，在郝春文、柴建虹、荣新江、方广锠等学者的帮助下获取了域外材料。

后承落合俊典先生惠邀赴日考察，又有了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圣语藏和法隆寺、石山寺、七寺、兴圣寺、西方寺、新宫寺和金刚寺等寺庙所藏《玄应音义》写卷，发现研究这些写卷可探其关联线索，考证一些方俗词语和外来词的渊源，且这些写卷所引佛经与《开宝藏》零本的异文或多或少反映了《大唐内典录》《开元录》等所载写卷佛经与《开宝藏》《契丹藏》等当时在中日韩的传播状态和大致途径，可据以略窥《开宝藏》所据传写本的概貌。这些域外资料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可以把刻本和写本联系起来，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写卷到底是根据刻本写的还是根据写本抄的，这个工作以后要做。

王雪：您曾将《一切经音义》比作一个“富矿”，将研究《一切经音义》比作“进入深山大海打猎捕鱼”， “绝非三五十篇硕博论文可渔猎殆尽”，佛经音义研究方兴未艾，您认为未来佛经音义研究的应该朝哪些方向推进？有哪些仍待解决的问题和值得深入研究的选题呢？未来在研究手段和方法上又将如何突破呢？

徐时仪：佛经音义是解释佛经中字词音义的训诂学著作，摭拾甚广，包孕弥富，其引用的汉唐典籍和佚书是古籍整理和辑佚的宝库，辨析的异文俗体是研究文字学的宝库，标注的异切方音是研究音韵学的宝库，诠释的方俗词义是研究词汇学的宝库，训释的外来词是研究中外交通史的宝库。

我们现在要朝哪些方向推进呢？实际上还是要文献研究与语言研究相结合，充分运用本土文献和域外文献相参证的二重和多重证据。现在还可以利用数字化手段，建立语料库，出版《一切经音义》汇校汇注本，即凡高丽藏本不误而他本误者也出校勘记，注出各本的异文。这个工作是跨学科性质的，学术含金量就比较高。2017年高丽大藏经研究所出版了李圭甲先生与金爱英、明惠晶、李镜淑女史所编《新编佛经五大音义书汇集》，将同一词条的所有释文都归在一起，就是合并同类项，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异同，为我们查检五部佛经音义所载词语提供了极大便利。如果我们做的话，可以以此为基础。

《一切经音义》是解释佛经词语的训诂学著作，其问世不仅促进了佛经的阐释和研究，而且也为宗教、哲学、语言、文学、艺术、中外交往史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佐证资料。今天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编纂佛经音义字典和词典提供了以往所没有的机遇，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一切经音义》所释词语与有关佛经今存写卷和刻本异文相关联的数据库，辨字析词，考察东汉至隋唐汉字的演变和方俗口语词的确切音义，勾勒汉语文白此消彼长由量变向质变的转化，承已有《一切经音义》所释而进行新的开拓，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三大块：

可以编纂一部《一切经音义字典》。《一切经音义》大致反映了汉唐所译佛经用字的不同写法和唐宋时汉字的使用状况以及唐宋以后汉字的演变。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佛经音义与有关佛经今存写卷和刻本异文相关联的数据库，考察历代汉字的使用状况，系联一字的变体，描写其演变的过程，厘清其所有异体，辨明其中一些异写字的错讹，勾勒东汉至隋唐佛经所载汉字的演变线索，寻求和把握汉字结构和构形的内部规律，为大型字典的编纂及揭示汉字演变的所以然提供更多诠释东汉以来俗字的丰富数据。近年来，古文字研究取得了较大成果，《古文字诂林》集古文字研究的大成为大型字典的编纂提供了诠释古文字的丰富资料，东汉以来俗字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高丽大藏经异体字典》和《敦煌俗字典》等相继问世，考释了许多已往的汉语字典未收释的俗字，编纂一部能反映当代佛经音义俗字研究水平的佛经音义字典已应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

可以编纂一部《一切经音义词典》。近年来佛经词语的考释在学界的日益重视下，成果丰硕，已问世的佛经词语考释著作和专书词典有李维琦《佛经释词》和《佛经续释词》、辛嶋静志《正法华经词典》和《妙法莲华经词典》等。这些著作和词典考释了许多已往的汉语词典未收释的佛教词语、音译词和古白话口语词，或多或少地为编纂一部当代的佛经音义词典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通过现有的各本异文和域外材料来揭示佛藏的传承流变。《一切经音义》大致上根据当时入藏的藏经逐部选释需要诠释的词语，这些词语必然是见于其时传本，而今传本佛经在流传过程中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衍脱或勘正，因而《一切经音义》所释各经的词语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早期传本佛经的概貌。学术界研究大藏经版本往往多从其版式和卷帙的差异着眼，而各本大藏经所收经文的异同应更能反映其传承渊源。比勘《一切经音义》所释佛经词语与今传本佛经的异同，可据以探讨玄应和慧琳所据写本藏经与唐以后刻本藏经的异同，揭示佛藏的传承和流传概况。据我们逐条比勘金藏、丽藏、碛砂藏与永乐南藏所收《玄应音义》，发现金藏、丽藏、碛砂藏与永乐南藏本《玄应音义》所释佛经互有异同，所释词语的多少和详略也互有异同，这些异同大致可分为两大系列：一为金藏、丽藏本等，以丽藏本为代表；一为碛砂藏、永乐南藏本，以碛砂藏本为代表。

《一切经音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时入藏佛经的缩影，由其所释某部佛经的词语可略窥这部佛经的一斑，由其所释各部佛经则可略窥其时入藏佛经的经目概貌。如《玄应音义》诠释的458部佛经大致上反映了初唐时入藏佛经的概貌，《慧琳音义》诠释的1300部佛经则大致上反映了中唐时入藏佛经的概貌。考证玄应和慧琳所据写本藏经目录与敦煌卷子所载经录、《内典录》《开元录》《贞元录》等经录结构的异同，探讨《慧琳音义》新增补的佛经及涉及的经序，也可藉以勾勒出唐代写本藏经的概貌。

王雪：在您求学的年代，国内物质条件比较匮乏，是什么让您坚持学习，并在学术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呢？

徐时仪：我们这一代确实和你们有“白头宫女话玄宗”的感觉啊。我是1970年4月下乡，16岁被分配到江西插队落户，经历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漫漫八年，虽多次获县和公社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优秀奖，但繁重农活压驼的稚嫩背脊却再也难以挺起。这八年插队生涯尽管无书可读，可心中总憧憬着要是能再有机会读点书，那有多好！你说是老师帮助、亲友支持，自身兴趣，其实我爸爸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正是他每星期一封信，我才能够坚持下来。后来进入大学以后，所有新出的书，只要有，他就会给我寄来。

我是69届初中生，物理化学都没学过，1977年父母来信鼓励我报名参加重新恢复的高考，兄姊亲友四处搜寻有关高考的复习资料。父母兄姊竭尽心力不辞辛劳地抄录了一张又一张模拟试卷，摘录了一张又一张数据卡片，几乎每星期都不间断地及时地邮寄到我手中。那时候连复印都很困难，这些资料是很大的帮助。于是我每日收工以后，开始伴着如豆的青灯温习迎考。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考上了就改变命运，没有书读的八年蹉跎过去，第二个学生时代就开始了。所以我觉得我家里的支持很重要。后来我写了《忘不了那一年》，也写过《忆父亲》，在《慧琳音义研究》的后记和《学海先飞》的前言，我都提到过这些。

王雪：您曾说过，经历了上山下乡之后，您格外珍惜学习的机会，您能聊聊那段经历对您的学术道路有什么影响吗？

徐时仪：1966年小学毕业，我们就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不可能再升学了，也不知道怎么会再有学习的机会。经过寒冬的人倍觉春天的温暖，失去学习机会的人当然更加珍惜重新获得的学习权利，经历失而复得的磨难。1978年我考入宜春师院，我的求知求真的欲望更加强烈。那时我们学习的时候条件比较差，食堂里也就只是馒头咸菜，排队打开水的时间都是在背英语单词，那时候我们好像不觉得苦。因为学习的机会是失去了再得到的，所以格外珍惜。

记得我刚略懂人事，家父家母就告诉我要敬惜字纸，要有敬畏心，要学好，要做好人，要待人好。这个意识从小就一直有，所以在那个最艰难的时候就在想，反正这个世界上总是美好的事情多嘛，我们还是会越来越好的。在经历了一片文化荒漠后，大家都如饥似渴地渴求知识。比如当时《辞海》语词分册出来了，有人半夜不睡觉，搬凳子排长队，我父亲买到了就寄过来。那时我在我们班是第一个有这些书的，因为毕竟是上海嘛，比江西可以早买到《辞海》语词分册。所以他们就很羡慕我，因为一片文化沙漠中间突然有了这些书，那种“久旱逢甘霖”般的喜悦，我觉得只有我们这代人会有这种感受。

王雪：除了音义研究，您在古白话词汇研究、辞书史等许多方面也取得卓越的成就。您能谈谈您的治学经验吗？或是能给青年后学提供一些建议和指导吗？

徐时仪：卓越肯定谈不上，经验可能有一些。我觉得还是四个字：真知实学。我比较推崇的就是要有自由的思想，还要有独立的精神，如果人云亦云肯定是做不好，要有一种“我行我素”的态度。

我涉足学术研究领域后，在前辈学者的言传身教下，崇尚埋头苦干的精神，力求文史哲兼通，深感从事学术研究的核心是一个“实”字，即治学严谨扎实，下实功，做实事，而迄今为止一切有价值的人文学术，无论是理论的阐发还是文本的解析，几乎在所有的层面上都必须也必定是以实学实证研究作为基础的。

我在古典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点上，一是古白话文献中俗语词的考释，一是辞书文献的考证研究。《一切经音义》也是一部辞书、工具书，其中的俗语词是重点。如果我们能扣住语言古今的演变、文白的演变，就能从“雅”与“俗”的双向交流中看到语言演变的趋势和人们的价值取向，之所以我们会越做越有兴趣、欲罢不能，是因为它蕴含着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的根，就像现在提倡要做甲骨文，就是因为它有一种生命力，历经几千年还是很旺盛。所以我觉得我们会持续研究下去。

我认为从事学术研究确定选题很重要，选题必须有发展的深度，要有进一步的生长点。一个好的选题大多可从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或薄弱环节切入，也可从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着手，直接从学科前沿切入。从一个好的选题入手写论文就好像进入了一座富矿，既能从一个点切入开始研究，又能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石，由一个点扩展到更多的点，不断深入，进而连成一片，点面结合，由一篇论文到系列论文，由一本小册子到一本专著和更多的专著，不断深化，不断开拓。选题选对了就可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接下来只要循序渐进，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系统探讨。我在着手撰写硕士论文前曾拟了涉及文史哲方方面面的二十多个选题，逐一查考相关前期成果和探讨可达到的预期成果，这看似是很花费时间和精力的笨人笨办法，实则藉对这些选题取与舍的比较拓展了自己的知识面，不仅使我确定了以考察古白话专书文献的版本和语言为硕士论文选题，而且大致形成了探讨汉语古今文白发展演变趋势及其机制的初步设想。

还有就是要有问题意识，比如说一个语言现象，我们要知道它是为什么变，怎样变，而且为什么是这样变而不是那样变，其中是有规律和机制的，如果执着追究，就会有突破。实际上一部汉语史也就是言语与语言的演变史，言语是口语性质的，语言相对是书面性质的。言语与语言的演变是贯穿汉语古今发展的主线，进而力图从文白此消彼长的角度着眼，张皇幽眇，从共时语料中进行历时的语言演变分析，探讨汉语由古至今的发展中为什么变、怎样变、为什么这样变而不那样变的发展规律和不同阶层雅俗文化相融合的价值取向。

就治学主张而言，我认为从事学术研究首要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首先，文献的脉络要清楚，学术研究要立足于第一手语料，而掌握运用第一手语料的基本看家本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小学的功底，即音韵、文字、训诂等方面的知识。我认为这是做学问的基础，也是从事语言研究的基础。不管研究的是文还是史，不管研究的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都要有小学的功底。小学的功底越扎实，学问也就能做得越好。二是文献的功底，即目录、版本、校勘等方面的知识。语料的熟悉积累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凡从最能发现问题的比勘某一文献不同版本的异文入手做起，一定会有很多实实在在的收获，而浮光掠影就只看到些皮毛了。三是文献的积累，即宽广的阅读面。阅读面的宽广有裨于拓宽知识，而广涉经史子集，熟读经典，古今中外的名著读得越多知识面越广，在研究中就能思路开阔，触类旁通，文思泉涌，由此及彼，左右逢源。我能有幸熬过文化荒漠的浩劫而学术研究上所获较丰，主要得益于所读大量中外名著内蕴哲理的潜移默化。四是分析和综合的能力，尤其是微观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宏观综合把握的能力。我认为读书要活读，要有自己的思考，即善于分析和综合，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还得有动手的实践能力，不仅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如今电脑数据库十分方便，分析综合的能力实际上就决定着人与人治学的高下之分，同样的语料，你会用，有自己的思考所得，就和别人不一样。

我们古籍所是研究历史文献占多数，因此自我1985年到古籍所，就有一种史的发展和比较的观点。后来写《语文辞书发展史》，也想把语文辞书的历史发展弄清楚。还有比较性，经比较可以获异同，像我们做《音义》、《朱子语类》，都是建立在比较异文的基础之上。

前人的东西我们要学，待考的东西我们要做。既要对前贤时哲已有成果了如指掌，又要有原创意识，注重立足于文献语料的分析和理论思考，拓展思维空间和思维方式，善于提出问题进而挑战难题。任何一个看似天经地义的命题或结论都可能不是那么无懈可击的，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领域中。如果你是学者，就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做学问也是如此。从事学术研究要在已有基础上继续进行研究，进行新的探索，有所创获，补充、修正或否定已有成说，得出更接近真理的新的结论。学术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向前推进。

就学术研究的方法而言，实质上也是一个“实”字，即站在学术的前沿，不仅把传统的文献考证和现代语言学理论结合起来，从穷尽性地掌握第一手语料着手，以中土文献、出土文献和域外文献等多重论据进行论证，而且贯通古今，融会中外，以小见大，尤其是不论治语言还是治文或治史，深层次的学术研究必然会上升到哲理的层面，只有文史哲会通，才能扩得开，收得拢，既有广泛的阅读面，视野开阔，又能始终扣住自己研究的重心，围绕自己的研究重心进行不断深化的探索。

人总是由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求知也总是由懵然无知到茅塞顿开，由渐悟到顿悟，由勤思苦学而豁然开朗。我从 1981 年参加编纂《汉语大词典》至今致力于古白话文献和词汇研究，在汉语词汇浩繁的多元异质现象面前，既深感这一领域大有作为，如行山阴道上，循其所以然而渐入佳境，也常深感学无止境，时不我待，尚有许多空白未能填补，尤其是考斠的功夫不在于罗列异同，而在于勘定是非，没有精审周密的考料，就无法切实保证所作研究的准确可靠。

我们在这方面做学问啊，就像接力赛跑，人人都得把前人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继续前进。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期待大家一起努力问学，肯定是后来居上，这是千真万确的。

在交流环节，上海人民出版社但诚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卓聪共同回忆了《合刊》第二次修订版的缘起和编辑过程，分享了工作中的体会。两位老师均认为，作为一部工具书，《合刊》修订版第二版的出版对学界大有裨益，是不可多得的出版精品。如今获取文献的渠道丰富，在数据库和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当下，出版古籍作品一定要贴合其特性，做有意义、有深度的整理，而《合刊》修订版第二版的出版就是一个具有示范性意义的成功案例。

但诚指出，通过《合刊》的阅读和整理工作，深刻体会到编辑工作要具备一定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理论、方法、文献功底、逻辑等因素的综合产物。不管是冲锋陷阵的学术研究，还是后方的编辑出版，问题意识始终是决定高度的核心。《礼记·学记》有言：“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编辑对一部书稿的推动其实就是“长善而救其失”的工作。

徐卓聪认为，古籍整理的编辑工作对于编辑本身的知识体系也有一定要求，以《合刊》的编辑出版为例，工作者既要有文献学上的研究，又要有书中所涉音韵、训诂、文字方面相关的专科知识，只有对各方面都有所了解，才能制定出合适的整理方案。在遇到陌生情况时，要勤于查证，追根溯源，实事求是，多向作者请教。作为古籍人，还要对选题有持续的关注，不断更新，往下深挖，唯有如此才能打造出精品。

上海辞书学会秘书长、上海辞书出版社郎晶晶代表上海市辞书学会热烈祝贺《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第二次修订本）的出版。作为《合刊》初版的整理者之一，她曾负责《玄应音义》和《慧琳音义》中20多卷的初校。她指出，从辞书学研究的角度而言，音义类著作兼具工具书与研究资料两种性质，经过三版校订，其可信度不断提高，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整理校本过程本身也是一种珍贵的学术训练，极大地锻炼了她在编辑工作中的自主性。从业编辑出版十二年，能一直坚持在行业深耕与当初参与合刊整理时养成的性格习惯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