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成长中的日常、记忆与写作

12月24日，青年作家简洁携新作《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在纯真年代书吧，与青年作家邓安庆、人文杂志编辑钱斌就“日常、记忆与写作”以及如何通过写作疗愈童年等话题对谈。以下为对谈文字稿。

邓安庆（左）和简洁（右）在对谈现场

钱斌：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日常、记忆与写作——《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新书分享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钱斌。首先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活动的两位嘉宾。他们是：青年作家，资深编辑简洁老师，她也是今天的这本《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的作者；以及青年作家邓安庆老师。

今天的这场对谈，我想可能需要从今天作为主角的这本书《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开始，小说以女孩张小莫为第一视角，记录了一个生长在内地南方小城的女性，10岁到18岁的近乎完整的生命历程。在阅读这本小说的过程中，我想大多数读者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张小莫所经历过的那些成长、孤独、创伤、自我疗愈，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是我们曾经熟悉又逐渐遗忘的生活日常。那么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可能就要抛给这本书的作者，简洁老师，请问您是怎么会想到要以日常生活为题材，创作这样一部小说呢？

简洁：每个作者创作的时候兴奋点是不同的，有些人在于讲述故事，有些人在于完成一个精彩结构，我的写作兴奋点在于叙事，我对叙事非常迷恋，对于日常生活中微小细节我都有书写的欲望，就像锦绣老师说的，比喻成长中的隐痛就像手指上的毛刺，只有挑破它才能治愈，我就是经常被毛刺刺到的人，翻书时被刺到隐隐作痛的感觉，这个比喻在我写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出来了，写作是融进生活里的。同时，由于我个人生活经历的原因，没有太多起起伏伏的事情，有的读者说，看我的书和他的青春特别像，流行的青春电影每次看完，大家都疑惑，如果青春都是电影里描写的这样，那我的青春是不是没有故事？我就觉得普通人的青春成长也值得记录。我的小说是以编年体形式写的，小学、初中、高中这样的设置，钱斌老师是我的编辑，我们讨论到其中一章“十六岁的花季”时我有一句话：“不是站在中心的人才配过这个花季”，我是想记录日常平凡的人生中的有意义的部分。

钱斌：我们知道邓安庆老师在小说创作中，也经常将视角收回自己的周围，写那些身边人、身边事，请问您是怎么看待这种日常性的小说的？

邓安庆：简洁的创作，为她辩解也为我辩解。小学班里一个女孩天天考第一，我有点代入到这个女生的角色，那个女生比较沉默心思沉重的样子，这么多年一直在我脑海里回旋。我还做了个梦，村里的一个店里，这个女孩子邓兰兰不理我，我都气醒了——为什么不理我。简洁的书里面形容初中小学时候的男生，在女生眼里就是一群面目模糊的男孩，我终于能够站在邓兰兰的角度，看当年的女孩看我们是这样的，所以看这本书，停不下来的。

我写过很多女性堂姐、堂妹、母亲等，但我毕竟是男性，突破不了性别限制，简洁给我提供了一个女性角度来看，张小莫家境不错，可以说很好，父亲是电厂职工，母亲是个老师，爸爸妈妈双职工，妈妈经常给张小莫报很多班，她也很争气，成绩很好。这对于出生在农村的我来说不可想象，小时候环顾周边，没有一个有学习班的，也没有任何少年宫，小学时，我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花园，老师也不知道什么叫花园，可能是种花的菜园，这是阶层之分。我们出身农村，女生面临的问题是不让读书，张小莫是在我们看来极其幸运了。我认识的堂姐都是十五六岁就出去打工，很早就认识了同样一个打工的人，就结婚了嫁到江西哪里，生孩子很早，阶层不同面临问题也不同，和张小莫面临的问题，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我们村的邓兰兰靠着极其好的成绩，考上了华中科技大学，家里也供她读，这是很难得的事情。这本书给我一个很大的提示，女孩子是怎么想的。书中写一群面目模糊的男生，男生的性别观念也是慢慢启蒙的。作为一个男孩，农村的环境，天生天然很多区别对待，坏人不会落到男生身上，都是落到女生身上，女生天然面临处境不同，农村的女孩很多上面三个姐姐下面还有弟弟妹妹，张小莫完全没有遇到过的，我一边读张小莫，一边觉得她在我姐妹面前是幸运的，但她还提供一个继续成长下去，面临一个女性共有的问题，包括二胎问题。之前和另外一个女性的小说家谈，她也是个独生子女，她讲了一个事情，爸爸晚上深夜流泪发微信对她说，我是把你当男孩养的，把基因传下去，如果她读您的书，可能有非常多的共鸣。

钱斌：有一件事情女孩都经历过的，看简洁老师的书的时候感觉很深。张小莫成绩非常好，老师经常说过两年男生长大了成绩就上来了，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故事的另一半，也就是过两年成绩就不如男生的女生怎么想的。简洁你书中很现实的对话非常多，以至于蒋老师评论你的记忆力怎么这么好，小时候听到的这些话怎么都记得？这些真的是出于记忆的创作，还是艺术的加工？

简洁：很多人问邓安庆的时候，他也面临同一个问题。我很难解释文学创作和真实发生的事情的区别，我是从小学写到初中、高中，我有两个小学同学有天晚上非常激动找到我，说两个人在床上看小说看到凌晨四点钟，看得停不下来，她们说：“你怎么这么会写？小说经历的事情桩桩件件如在眼前”。当时，我作为一个作者，被“桩桩件件”这个词刺痛了。因为我是在创作，而她觉得我是在记录和回忆，这抹杀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创造力。平日里，我是健忘属性多一点的人。但反过来想，我写故事时沉浸在日常中，凭借想象弥补故事全貌，让读者觉得非常真实，也算是对我写作真实性的一种肯定。

我把我的写作方法称之为“水母型”的写作。水母是透明的，写作的时候沉浸入记忆之海，就像在水族馆吸收光线，把有意义的部分筛选出来，呈现出来，摄入身体的信息，一寸寸事无巨细纤毫毕现。写作之前我会默念一遍“眼耳鼻舌身意”，调动起我所有的五感，比如在写下“1997年秋”这个词时，当时的事件、天气、味道、空气、温度是什么样的，人物就自然活动起来。

对于真实和虚构的问题，《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是我第三本书，我在写这部小说时，同时出版了我第二本书《于是我问我的心——我所经历的写作课》，是我采访国内外知名作者如毕飞宇、阿多尼斯、岩井俊二等24位作家的访谈录。关于虚构和非虚构的看法，其中毕飞宇和邓一光两位老师的解读很有启发。毕飞宇老师说，虚构是一个作者的尊严，他非常有名的《推拿》，以深圳盲人诊所为线索，有人会解读为深入采访的真实记录，是不是真实取材？我们会有这样一种假设，真实非虚构高于虚构，但毕飞宇老师不这么认为。毕飞宇老师说，虚构是小说家应该坚持的一个底线。邓一光的理念则不同，他最近写《人，或所有的士兵》，一部非常厚的著作，那本书里，他虚构了一个岛，他找了整个广东的地图，找了一个非常适合发生故事的岛来虚构这个故事。他说，“要完成故事的叙述，必须建立一个包括写作的我和阐释者的读者都能够确认和确信的叙事机制，仅仅依靠虚构，让故事建立在一个完全不真实的历史上，我的写作一个字的意义都没有。”他查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报纸，那里每天的天气，发生什么事，全部编织到关于这个岛的小说里，读起来每个细节都能找到历史还原的部分。

两个老师都对我非常有启示性，我在水母的记忆之海中，筛选我要书写的主线。我前面一部《少女与霓裳》散文集是我前半生的私人表达，少女读者成长期的困惑，我对人生的书写已经没有更多的表达欲望了。我的表达欲望在哪里？这本小说《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写到两万字时，我知道了《82年生的金智英》这本小说要改编为电影，而我喜欢的女演员因为要出演这个电影，在INS掉了五六万粉丝，我就想知道这本书有什么冒犯的地方值得掉粉五六万？我只看了目录就被打动了，有一个目录写的内容是“为什么男生的学号总在女生前面”。

因为我们高中的学号就是男生排在前，女生排在后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编排的意义，对此习以为常。但我没有想过一个韩国作者写的，学号的前后会对女生有利益影响，因为他们学校是按学号的前后去食堂吃饭，这就意味排在后面的女生吃饭时间被压缩，要么受罚要么吃不饱，因此在学校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学号的细节意味着什么，不同国家不同的地域、空间的女孩的生存，通过这样一个细节体现，很让我触动。于是我就想到，在我的成长中，还有没有像这样微小、平凡的但让人恍然大悟的事情，我带着这个问题的求索，进行了写作方向的偏移，这也是大家觉得这本书里有女性主义意味的所在。

《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

钱斌：以女性视角讲述一个女性故事，仔细看这两年女性小说创作特别多，今天的嘉宾，男性作家，邓老师您对这些女性小说，作为男作家有什么看法？

邓安庆：阅读是一个受启蒙的过程。我也从我自身经验得到，有一天我家要吃年夜饭，我哥住在城里，我家在乡下，我哥带着嫂子和两个孩子回来吃饭，我嫂子一直在帮妈妈准备这个那个，突然一刹那，我代入我嫂子的心理，嫂子绝对不会说这个菜不好吃或好吃，但我跟爸妈家人相处完全放松放肆，知道他们不会怎么样，天然包容，但是我嫂子说了同样的话引发的后果可能就不一样的。突然发现，这个人际关系微微紧张，嫂子始终做一个外人，回到婆家微妙心理的变化紧张，我不要得罪婆婆或别人，社会上对我大嫂一个角色安排，内心有一个紧张或怎么样。她在她家是长女，在一刹那间我的灵魂飘到她身上，感受到很多女性生活中都有微微紧张的心理。

在张小莫的家里，奶奶是至高无上的存在，大伯，张小莫的爸爸老二，还有个小叔叔，大伯是个公务员当官的地位高，小叔叔受宠，唯独作为老二的爸爸什么都听奶奶的，所以作为爸爸的妻子，张小莫母亲每回到奶奶家做客，始终不舒服，很多是言语表达出来的。张小莫从小成绩很好，爷爷就说，你成绩这么好，考到我们本市什么大学就行了嘛，这让张小莫很不舒服，她完全可以考到更好的地方，他爷爷天然想，你一个女孩子考那么好干嘛？很多女孩都面临这个，所以看到这个场景很真实，始终有一种不适和紧张，这里面张小莫逐渐认识到未来要离开这个家越远越好。爸爸窝囊废，大伯欺负不敢吭声，奶奶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能在家里横，不敢在外面横，要出什么钱张小莫的爸爸出，明明大伯很有钱，90年代家里那几千块很多，亲戚家庭之间的等级秩序，很真实。

《82年生金智英》里，女性所有问题都归到金智英一个人身上。但简洁小说有真实感，无数真实细节在里面。张小莫受到孤立，那个场景很动人，站在操场上看到一个浅白色的月亮，心思放到月亮上，起到抽离目前困境的作用。这本书里的细节很真实，一个女孩面临问题怎么处理，很丰富的细节可以让我们得以进入这个女孩的内心。还有个场景，张小莫边上的同桌我非常喜欢的一段，邵襄阳、赵文等每个人的偏重科目不一样，张小莫文科更好一点，相互鼓励刷题斗题互相帮助，这些是我们读书时候很多真实细节描写非常动人，所以这本书我看得停不下来，一方面描写非常细、真实，未必简洁本人就是张小莫，而是符合逻辑。孙俪和佟大为主演的《玉观音》，问佟大为怎么演得那么像，他说，找到人的情感逻辑就能演得真实。这部小说就是这样，顺着人的性情，这个角色就一定会这样做事情，先找到逻辑，写这个人物就立得起来，细节处境放他身上，整个情节就会立起来，一个作家是否写得好，就在于看人物是否能够立起来。

钱斌：我特别代入一个角色是跟张小莫竞争的方让，人物的创作上有非常多细节刻画，做这本书时抽出了一个总结：“她创造了五十多个不同年龄身份的形象，真实可信”其中两个角色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个是父亲的战友的女儿，在听到爸爸妈妈说有个弟弟，在房间里哭的场景。还有个张小莫外婆家山上一群女生霸凌另外一群女生，那个女生，对唯一没有表达的张小莫给与一个憎恶的仇恨的眼神，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一定在哪里看到过她们。问问简洁老师，您对于边缘性女性角色，如何看待刻画的？

邓安庆：我小时候就是那个面目模糊的男生，总想不通一件事，为什么那些女生的友谊，来得那么快去得那么快，读大学时候一群女生让我们不要理一个女生，为什么？我读这个书发现都是一个很小的点引起的，蝴蝶扇动翅膀引起风暴，男生之间友谊简单很多，但女生之间会利用男生孤立张小莫，这本书解答了我这个问题。

简洁：你们谈的信息量非常大。我之前都是收到女性读者的反馈比较多，所以这次听到邓安庆老师的反馈觉得很新鲜。这部小说是家庭线校园线并行，家庭线基调是暗的，校园线比较明亮，但我在写作中发现男性读者会特别爱看家庭线，家庭线中还是有很多起伏的部分。我也没有想到，有人会站在面目模糊的男孩那个角度看问题，这给我新颖的体会。

书里有一章叫做“拥有姓名的男孩”，是自张小莫五年级转学后开始，男孩开始拥有姓名。在她转学之前，男孩的角色是没有姓名的，也不承担重要角色，这非常符合童年经历的过程。钱老师喜欢的方让这个角色，他可能是我笔下所有男性角色里面唯一一个好人。对于男性角色，我总是抱有冷静观察的怀疑和分析。但方让是一个例外。

初中的斗题过程，是张小莫走出孤立的一个很重要主线。对于孤立这个话题，很多人都在童年和少年时经历过被小团体孤立的体验，我非常希望曾经面临这个问题的人得到一些治愈，去了解当一个女孩面临的孤立时，她是怎么走出来的。我之前在上海活动中，和三三老师聊天，她说孤立这个话题是永恒的，即使在成年后也依然存在。比如成年后进入了工作，在办公室害怕被边缘化等等，孤立永远是一件人性使然的事情。

我之所以对初中斗题这段极尽描写，是因为主人公张小莫靠自己破解了成长孤立，不是暗黑的氛围，也不是跟男生对立。现在想起初中时凌晨一点钟还在画电路图的那段日子，还是觉得非常燃。那种全身心投入学习的感觉，就像我很喜欢一句日剧的台词：“人类只要有二十四小时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的。”那段时期同学情谊还是非常深刻的，虽然被孤立，但孤独的基调并不是那么深，白月亮的那个情节是日常化描写的一个体现，白天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抬头看天，我那时经常在体育课的时候会发呆，太阳光线很弱的时候，天上会有一轮月亮的剪影，白天能看到的月亮是白色的。发现它的人非常少，我在看着这个孤零零的悬在天空中的不被人注意的白月亮时，整个人的孤独得到了共情。在张小莫被孤立的时间段，需要和自己独处的时间，是如何度过的？对周围的景物风物的感悟，所有经历都是财富，把所有经历化为写作素材，白天你遭遇的事情晚上都可以写作下来，这也是日常如何融入写作思维上的锻炼。

邓安庆：你写作中出现很多的一个词“不适”，这让我想起童话《豌豆公主》，她这个故事在我们中国的语境中讽刺她矫情，但其实有另一种解读。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女性写作的朋友，代入女性处境也会经常感到冒犯不适，我们从小男性接受性别教育，比如说女生理科不如男生什么的，但后来跟很多女性交流过程中，会反馈这个会让她们觉得被冒犯，逐渐让我们脱离出来，原来女性她感觉的不舒服是这个点。可能只是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行为，但没有那么理所当然。所以看这个书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

张小莫是一个非常喜欢自省的人，她常年全校霸榜第一名，有次沉迷追剧，成绩跌到第五，这次排名第一的男孩以前经常排第三，就会反思这个男孩为什么排到第一，因为这个男孩的知识结构稳健。所以张小莫思考一个问题，就像烧炭一样，表面看是黑的里面滚烫，张小莫反思自己经常很多题凭直觉灵感，猜出来，跳步骤，说明并没有从数学阶梯逻辑上理解这个问题。她经常反思很细的点，对自身处境、同学关系、家庭关系种种不适，才是一个保持完整自我觉醒的东西，这是张小莫非常重要的特质，我们为什么还是很容易看下去，善于观察思索的过程，这是这本书非常迷人的地方。

邓安庆：邓兰兰看我一眼就好自卑低到尘埃里，对女生有一种敬畏心理在。

钱斌：下册开头，张小莫去北京和小姨玩，白裙子被小表弟踢脏了，张小莫就说了小表弟一句，你在家里有人惯着你，出去就没人惯你了。又反思自己没有资格说这个话，因为是小姨安排了这趟旅程，裙子也是小姨买的，她立马把这个不适写下来，清醒的，让人代入反思，您把不适的人间清醒的反思写下来，希望读者从中获得哪些收获呢？

简洁：邓安庆非常宽慰我，现在大家都说i人、e人的分类，内向外向，通过这种算是科学的方法分类，大家可以非常轻松表达我不擅长交际很内向不喜欢跟人打交道的人设，轻松地调侃自己，打个标签就可以。但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外向的个性更吃香。我非常感谢文学化的叙述，让一种敏感的叙述成为放大的书写，让大家有一种共情。所以我平时发朋友圈都很简短，怕被人说我矫情，只有文学的叙述中，我才把长段的敏感情绪放进去，像侦探小说一样分析平凡生活的细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写作给人舒爽愉悦的体现。

书中五十多个人物，人物表有八十多个人，钱斌老师提到的两个女性人物表上都没有，但我想起来又很深刻。打群架的姑娘来源于真实体验。我第一次观摩女生打群架的事情，楼前面的空地，一个女生邀请我看一场好戏，结果到了那里，她说，给你安排一个节目，就有一个被欺负的女生站在中间，要她动手打群架给我看，那个女生不愿意动手。但比起逼迫她打群架的人，她更憎恨无关的被拉去围观她的人。这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当她无力去反抗一个更强的对象时，她会把憎恨转移到更弱小的人身上。这种人性也能解释我们成长中经历的一些事。

我一直要平视童年到少年经历的所有的复杂性残酷性，但长大之后会忽略到这个事情，觉得小孩很天真，但其实小孩的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残酷。当这些被人忽略的部分，作为素材取用而让人有共感时，是一个特别有回响的事情。

钱斌：这本书在时间上回溯，空间上也有回溯，挺有趣的，两位老师都在南方内地成长，沿海工作，往故乡回溯写作，为什么一直不停回溯地写？

邓安庆：我在北京工作了十年，考虑买房在哪买，一个是武汉，但离家太近，家人亲戚能随时来，所以还是不考虑了。我就选择了苏州，我也不愿意住在乡村。乡村社会的复杂程度极其复杂，过于浪漫的幻象，乡村是非常复杂的人情社会，一个家族，亲戚，三十多年前的恩怨没有了断，三十年前的一个喜宴送礼送少了念到现在，我讨厌被人情裹挟，如果抽离出来，很多事情很温馨，但放在家族亲戚里面要很多东西衡量的，人情冷暖都在具体人际交往过程中，包括亲缘社会，人的感受是关系决定的。我生活在苏州，不需要任何人对我进行界定，但我爸爸是要别人对他感受进行决定的。作为一个小说散文写作者，回望人情冷暖悲欢离合，都在具体而细致的，一再回望的书写，我写自己没什么好写，但中国作家写现实主义的小说，都会看到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人在这个关系当中对自己的反思，是日常人际交往的呈现而已。

简洁：我不知道大家高考报志愿怎么报的，我是站在中国地图前以故乡为中心画一个圆圈，圆圈以内的地方我都不要去。当故乡回不去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故乡是一个温暖的地方，当某一天远方不是远方，故乡才是远方。当故乡还拽着你的时候，它都不会是一个温暖的地方。当然我也有同学不愿意离开故乡的，阶层、家庭经济和家庭关系，都会决定你是否希望逃离。我和央广的一个主持人聊天，她非常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要考到北京，十八岁就决定这一生再不回故乡，这是一件非常有勇气的事情。

对故乡的回溯，还在于写作的距离感。我采访路内老师时，很多人问他为什么没有去描写更多都市化的作品，他说，一定要找到跟现实生活有距离感的事情才有书写的欲望。所以如何把握距离感非常重要。阿来老师就说故乡对整个人的气质塑造就两个字“命定”，如果要从生命体验中找写作过程一定是从故乡寻找的。有作家朋友问我，我这部小说里写的城市是哪里。我写了一个城市，有一条护城河穿城而过，有一个教师公寓这样的小社会，还有山城的很多风物，作家朋友说你描写的小城非常模糊，但跟我家乡很像，说我是进行了一种特征性的提取，以至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非常有共感，是一个虚构的有真实感的城市。

钱斌：提到共感，书名是《数千个像我一样的女孩》，通过书名表达无数像张小莫这样有共同的感受的女孩的成长。一个问题，背景当中的时代感，年代感，张小莫跟我一个时代，小时候踢足球，初中万人空巷看灌篮高手，高中时追周杰伦，一下子让我觉得拉回了相似时代。

邓安庆：还是阶层不同，我在乡下，农村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打印，网吧，到了高中城里之后才知道的，我从小不爱足球，但书中某种程度只有我们同龄人才能读出最大程度共感，能get到，我就想象英国人法国读者看这本书一定有不同的感觉。

简洁：钱斌老师说的男孩从初中到高中时期，从喜欢足球到喜欢篮球的变化，还有包括张小莫上高中的时候痴迷F1这个运动，这其实非常小众，不喜欢的人很难理解你在电视机前听轮胎摩擦音两三个小时为什么会热血沸腾。但钱斌老师读到的时候，就觉得这段经历和他的成长经历一模一样。我没想到本能的记录，会达成这样的共感。我还听过另一个读者非常有共感的点是，他问我是不是工厂子弟厂区长大的？因为他在援建四川厂区的环境里成长，和书中描述的情形很像。还有小时候我们都是看郑渊洁长大的，我们共同读了郑渊洁童话并且相信其中提到的一些奇幻的部分。

钱斌：为什么想到以这个年代为主题呢？

简洁：开头“1997年秋”时间点的选择，对我来说比较重要。1997年香港回归，不知道大家放假有没有看阅兵式，那年对我来说重要的一点是，我转学了，作为一个转校生觉得人生进入了一种可选择的空间。读书时候大家对转学有一种浪漫的想象，我觉得对于女主角和我来说，都是人生认知发生转折的事情。再之后1998年《还珠格格》播放；1999年马上进入新世纪，有千年虫的传说，拨号上网时，会有一些世界末日的传闻；2000年欧锦赛，这一路写下来，每一年的年代感都走得非常顺畅。对于时代记忆的提取，会马上唤出大家认知的共同感。故事的设置，寻找有意义的共同记忆，但又不能写滥了大背景，选取时代背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在杂志社时，有个栏目叫“倾城之恋”，主编要求写小说一定要以一个时代大事件作为背景，很多爱情小说以马航事件、周杰伦结婚等为背景，故事放在时代中，是让故事有厚重感的一种方式。历史坐标轴的选取还是非常可取的，这让故事的立体可信给人信服，读者读取顺畅的故事时间线流畅，感受非常丝滑的进入，不是一个生硬的进入，是一个唤取人共感的进入点，对故事的写作非常重要。

钱斌：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日常，从日常记忆到真正的书写，要跨越哪些障碍，做哪些努力？

邓安庆：这个问题王安忆回答得很明确，她说你文学构建的材料和现实感觉相似，但其实它们是两码事。我选择的方式是呈现，把观点隐藏，就像搭建屋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码起来，细节符合，情感逻辑、人物性格逻辑一点点真实，代入，很长一段时间有很多真实经验的写作，也有虚构的成分，跌宕起伏的可以直接变成小说素材，随着出书写东西越来越多，你面临一个人生经验减少的问题，不要再追求表面追求多少故事，不喜欢故事为主，要以人为主，人的经历变成了情节。人物内心情感感受是不是真实的，情感逻辑真实，你自然感觉到真实，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未必要照搬，找到人的内核，达到人生百味的效果就可以了。

简洁：昨天下午我在上海图书馆做了一场讲书。这本书的末尾是用了一封母亲的信作为结尾。作为数学老师，妈妈并不喜欢看书，但她在待产时看了卢梭的《爱弥儿》，她是以爱弥尔的教育理念来教育张小莫，这给了张小莫极大的震撼。她站在母亲的角度获得了成长的体验。一个会用卢梭的爱弥儿进行育儿教育的数学老师是怎么样的？有读者反馈说因为这个形象就对这部书产生了好奇。因此不能预设读者会对哪个情节会有共鸣，当你把一个人的个人体验写到极致，必将发掘一个群体的共性。

嘉宾与读者的现场互动

读者A：我的年龄高你们一个档次，听起来也是感受到了日常和回忆，我好奇一个问题，给邓安庆，你刚才说到人物性格去塑造人物带起情节，你经常要留意观察人吗，周边就几类人，但小说里面千变万化，如何让每一个人物都生动地体现自己？简洁老师是不是记忆力特别好，你的写作是不是从小就有记日记习惯，能够把内容细节记下来，包括文字的技法？

邓安庆：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但我依旧可以写得非常细，这个是天赋。比如对我来说，身体不舒服，最大的起因，当天的温度气氛，说了什么话，一天的细节打包记住，放在那里，就像脑子里有个中药铺子，里面有很多匣子，当归、黄连、金银花等，你的痛苦、开心、沮丧整个记忆就放在那，当我写到这个人沮丧了，就把沮丧拿出来。为什么人生百味痛苦悲伤为什么感觉真实？现实中真实的感受，像一个胖大海一样的东西，文字是水，就把它泡在水里，张开很多触须，痛苦时候的内心的感受，全部泡开。写的时候拿出来。自然代入人物内心中，为了真实，各种丰富细节让你感受真实，因为日常信息的储存，提供无限丰富细节给你，足够多细节让你感觉到。这本书有非常多的细节呈现。

简洁：我确实从初中开始记日记，这是每天非常开心的一段时间，初中的时候学业很重，晚饭半小时拿出来记日记，我把这段写日记的时间当作休憩。但写这个小说时，没有回溯我的日记，一是因为日记没有在手边。还有一个原因是，当你隔着回忆进行文学化书写，非常有书写欲望，但当你直面日记，那记录的痛苦可能会非常直接。还有，我记日记方式不是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情绪意识流，没有具体时间提供素材，看了之后会非常懵，最多找到一个“天气晴”。如果你想在里面寻找素材，那可能会失望。

关于写作的匣子，村上春树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宽慰，他也说了记忆抽屉这个理论，说你不用记素材也能够写作。另外，我有一个体验。在平时的生活中，当你退一步退到一个观察者的身份时，会读取到很细节的素材，比如我看到一个人，这个人长发、戴眼镜、暗淡的黄、微光的阴影、毛发什么样，马上进入一个观察者记录者的客观状态。这个也是我个人抒发痛苦的方式，当你上班或开车在路上非常烦闷的时候，试着用这种方式变成一个观察者，你会发现自己的痛苦会减少很多。另一个相反的方法是，你把你的注意力移到你的感受上来，把自己的触感放到极致，对自己的身心也是一个舒缓。因此既要回到身体五感，触感放松，又需要退回到客体，尽兴吸纳世界给你的信息，写作时候抽屉就会拉开，细节就会出来。

读者B：我写过散文和学术论文，请教你们在进行情节搭建时，是否有一个思维导图的框架搭好，情节按照预设写，还是像帕穆克所说的自动写作？我写着会发现一个自然的走向，不会是预先写作，你们怎么处理情节搭建？

邓安庆：帕穆克是我非常爱的作家，艺术家冷冰川是一个著名的画家，有一次他跟老刘张立宪分享画画几十年，为什么还保持新鲜感，他说有时候画画，就在白纸上涂抹随手画一笔，左边添一下右边添一下，立刻把这个形象抓住，形象就从一根线上浮现，生命力出来了，会带你完成后面的创作。写作也一样，那条线就有机融化到你的写作中了。我刚开始写作时第一遍写提纲，第二遍润笔，第三遍修改。后面写作变了，一开始朦胧的感觉，街上走的气味，引发画面、想法，没办法用悲伤或痛苦情绪，慢慢写两三千字，前面就有一条路，从浓雾中出现了，很多闲笔从一个无机的东西变成了有机的，中间的过程逐渐等待，创造出来，有能力变成一个浑然一体有机的作品。每种写作方式都有它的收获和代价，看你的选择怎么样。

简洁：作为编辑和作者我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今年是我作为编辑的第十二年，如果你是一个作者，在写出稿子之前，千万不要告诉你的编辑你不打提纲，因为会使他整个人对你产生一个预设的判断，你写不好是因为你不打提纲。我经常说，勇于承认不打提纲的都是勇者。但作为作者，我想提供一个非常现实的不打提纲的原因，这样可以让你的写作保持延展的弹性，一种可能性和想象力。路内老师讲自己写“追随系列”时，就和我详细讲了如何建立这种延展，他不打提纲，替代打提纲的是，他在脑子里盘这个故事。就像别人在纸面的下棋，而我们要脑子里下盲棋，一遍遍推演那个故事。我写这本小说为什么可以无痛推进，是因为这个故事在我脑子里盘了两年，脉络发展太熟悉了，每个迷宫每根线怎么走都在脑子里盘得很清楚，脑子里“下盲棋”的过程中非常重要。

邓安庆：气息是不能断的，未必知道接下来的细节怎么样，关键是气息怎么稳步推动，气是不能断的，起伏节奏，是一定要有一个充分自信，带来一种创作兴奋，把我从我现实中汲取的感受细节带出来。有的作品，后面写不下去，走入一个死角，回旋，忽然有一条街、一个人在那根线上再出现一次，充满了喜悦起伏鼓荡的过程，非常强烈，比提纲式写作愉悦多很多。像织布一样，经线和纬线变成一块结结实实的布的过程。村上春树说的，保持一种规律的写作。

读者C：我自己的一些迷茫，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想给孩子写一本成长记录本，不一定每天写，但想把他成长点点滴滴记录下来，结婚时候作为成长记录给他，写着写着陷入困局，我考虑我到底应该写什么，会对他将来产生影响？

邓安庆：未来你的孩子才能够提供一个答案。

简洁：我很理解这个问题，因为我妈妈就想做这样的事。我上了大学，她说想要写写这个成长记录，但大概实践持续了两封信就没了。就像小说里写的一样，刚开了头就煞了尾，信中一开始说了非常多的话，她希望像《爱弥儿》一样，给女儿提供音乐胎教、怎么教识字，怎么保护你的视力，但到了初中、高中基本不参与学习，到大学里更加不参与你的生活，所以这些成长记录最后只能变成了一个祝福，希望你平安快乐，因为到了最后不知道怎么样对你的女儿孩子说什么了。这个煞尾的意味，就非常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