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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出版者是如何指定写样字体的

2024-01-29 12:0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在一部书籍的出版过程中，负责出资或者管理工作的出版者应该是最具话语权的一方。因此，在字体的选择上，通常首先会遵从出版者的意愿，即由出版者指定某种字体，或提供示范样本。特别是一些对版刻风格有个性化要求的出版者，普遍都会亲自书写或提供写样稿。如道光年间南浔范锴，刻书喜欢用一种篆书与楷书的综合体写样，显得颇为怪异。黄裳称其“喜欢用奇字刻书，满纸都是怪字，常将篆隶化入今体。书刻得并不精致，但一见就知道这是他的著作了。如《花笑庼随笔》、《汉口丛谈》、《浔溪记事诗》、《幽华诗略》等都是”（黄裳《清代版刻一隅·清刻之美》，第426页）。其中道光十五年（1835）所刻《浔溪纪事诗》二卷后有范氏自跋，叙此书写样、刻书事极详：

汉口剞劂氏梅玉溪发瑶，善碑刻。其尊甫春华老人与余相交有素。余作《纪事诗》，忽忽三十馀载，拟梓未果。乙未春，玉溪来言，近有写样者颇识偏旁，不致写俗体字。余因以稿本付之，偶曰：“试写诗句何如？”时余归省先茔，匆匆挂席，八阅月始返，而诗刻已竣，似篆非篆，无可更易，阅者幸勿讶其怪诞。（范锴《浔溪纪事诗》卷末自跋，清道光十五年刻本）

文中提到此书刻工为汉口梅发瑶，而写样之人则是由梅氏专门介绍来的所谓善识小篆偏旁者。有趣的是，此书刻成后，果因字体太过怪异而遭人诟病，以至于不得不找友人陈文述商量对策，陈氏在序中叙此事云：

所作《浔溪纪事诗》，竹垞《鸳湖棹歌》流亚也……昨岁重来，则刻工梅生玉溪已为梓成。诗用篆体，从君原来本也。盖君喜《说文》字，尝病六籍旧文相承，传写多求便俗，讹伪日滋，故平日作楷旁每用篆体，梅生遂仍其旧。读者苦之，议为修改，则裒然大集，势有所难。属其弟子诗僧韵禅冒雨渡江，就予商榷……若以楷书汇录各诗，列之卷首，则读者便若列眉。其征引记载，则如注之有疏，纲之有目，不难次第寻绎。藉此转移，以通骑驿，亦《春秋》调人法也。（范锴《浔溪纪事诗》卷首陈文述序）

道光十六年刻《浔溪纪事诗》，写样用篆楷书，汉口梅发瑶刻

尽管陈文述在文中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但范锴似乎并未重新“以楷书汇录”，毕竟这也是相当浩大的一项工程。不过有趣的是，黄裳曾提及自己收藏过另一部范锴的著作《汉口丛谈》，其中怪字“乃一一用白粉涂去异体，别书正楷，改之未尽，废然而止，亦可笑已”（黄裳《来燕榭读书记》卷六“范白舫所著书”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下册第192页）。此虽未详系何人所改，却也印证了“裒然大集，势有所难”之语。事实上，《汉口丛谈》刻于道光二年（1822），其时范锴尚未觅得合意之写样者，因此书中怪字的数量相对来说还不算太多。

金农《冬心先生集》四卷，雍正十一年刻本

此外，有一些摹刻、覆刻宋元旧本者，出版者也会要求写样者按照底本依样摹勒。这时还会存在一个像与不像的问题。正如本书第三章在讨论刘文奎局刻书问题时，所举胡克家刻《文选》、《资治通鉴》的例子，在后人看来，《文选》仿宋尚能得其仿佛，而《资治通鉴》仿元却“实不似”（见黄永年、贾二强编《清代版本图录》，第3册第85页），这主要就与出版者（包括出资者胡克家以及协助者孙星衍、顾广圻等）的主观意图有关。

一般来说，学者刻书更重视内容之正确与否，对字体的相似程度则只能视时间、成本等情况尽力而为。特别是成本问题（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通论编》曾云：“（翻刻本）刻得与原本不像，并非是写手、刻工在技术上无法达到，而是刊刻者主观上没有对摹真作出要求。究其原因，或许是出于成本的考虑。”第34页）。清人钱泰吉即曾云：“必欲如宋元刻书之活脱有姿态，良工亦能为之，惟工料数倍，卷帙繁重者势有不能。盖今之板价、工价倍增于前，而刻工俱习为宋体书，若欲楷写，必倩名手。刻工之拙者，亦不能奏刀也。”（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一，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926册）所论可谓中肯。即就上述胡刻二书而言，《文选》正文不过六十卷，而《资治通鉴》正文则多达二百九十四卷，对后者如果也像对前者一般尽力摹写，则其人力、物力、财力之费必然也会数倍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