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馆刊︱张太雷的大学毕业证及“太雷”的由来

【编者按】本文原题为《张太雷研究中的几个史实探析》，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10期，作者蔡明菲（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革命先驱张太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相继参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活动，参与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的重要会议与活动，担任中国共产党、青年团以及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参与国共合作及国民革命的重大决策与革命活动，足迹遍布天津、北京、伊尔库茨克、莫斯科、上海、广州、武汉等当时革命的中心城市，直至在1927年领导广州起义时英勇牺牲。在1927年及之前的上述革命中心城市及相关的革命活动中，都能看到张太雷的身影。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缺乏一定的史料支撑，历来是张太雷研究中的一个瓶颈，张太雷的革命经历中也因此留下了诸多的谜团。少数研究论文中存在着史实不准确且以讹传讹的现象，有的研究观点看似合情合理，但往往是诸多可能性之一。本文试就几个史实问题进行一点探析，就教于业内专家学者。

张太雷为何未领取北洋大学的毕业证书？

1915年7月，张太雷在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常州中学）肄业后，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和北洋大学本科。在北京大学预科只读了不到半年，具体情况多见于同学的回忆，而缺乏必要的史料支撑，也因而成为张太雷研究的一个空白。他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期间的情况，由于多年来一些学者的搜集、整理、研究，成果较为显著。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天津大学档案馆存有保存完整的相关档案，包括：1915年北洋大学招收临时预备班招生简章、张太雷（学名张曾让，下同）所在的北洋大学法科学门己班花名册、张太雷在北洋大学的成绩单、张太雷的毕业证书等。

张太雷在北洋大学求学时的基本情况，因为上述较为完整的历史档案，辅之以亲友、同学的回忆，总体上是清晰的。

1916年1月，张太雷（时名张曾让）到天津北洋大学法科临时预备班报到学习，经过半年的努力，考试成绩优秀，同年9月，升入北洋大学法科法律学门己班。在张太雷的学籍中有如下记载：张曾让，年19岁，江苏省武进县，北京大学预科肄业三年，北洋大学补习半年。

北洋大学法科法律学门己班花名册（张曾让），天津大学档案馆

法律学门并非每年都招生，张太雷所在的己班，系法科开办以来的第六届或第六个班，即1916年开办的班，学生共30人，此前有甲乙丙丁戊五个班。法律学门所设必修课有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破产法、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罗马法、法制法、经济法等，选修课包括法制史、刑事政策等。学校图书馆藏书惊人，中西书籍超过一万五千种。张太雷学习极为刻苦，几乎每天都去图书馆，在长条桌上摊开一本本厚厚的外文原版参考书。他给同班同学孙瑞芹留下的印象是，帅气活泼，面颊红润，“口才好，喜欢辩论”。此外，张太雷喜欢体育锻炼和参加一些社团活动。采矿系的同届毕业生谌小岑回忆说：“虽不同系，但经常在网球场和讲演会相会，因而熟识。在学校的时候，知道他学习好，不好出风头，晚饭后，总是同他的常州同乡吴南如（也在法科己班）在白河堤上散步。”

天津大学档案馆中至今珍藏着张太雷4年的考试成绩单。在校4年期间，张太雷共学习必修课十余门，选修课两门。

张曾让成绩单，天津大学档案馆藏

由于张太雷当年的毕业证书一直保存在学校档案馆，也就意味着张太雷本人并未领取这份毕业证书，其中的原因自然成为张太雷这一时期研究的一个谜团。事实上，在这个毕业证书未被挖掘和发现之前，张太雷是否毕业的问题，在其亲友的回忆中存在不同的看法。

张太雷（张曾让）的毕业证书，天津大学档案馆藏

认为张太雷毕业的观点主要是瞿秋白和张太雷的女儿张西蕾。瞿秋白在《悼张太雷同志》一文中提到，张太雷自小丧父，与母借债度日，勉强在天津北洋大学法科毕业。张太雷的二女儿张西蕾认为：“一九二〇年他在天津北洋大学毕业了，但他没有去谋取职业，而是积极的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然而，王一知则回忆说，张太雷积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是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中的重要骨干；北洋大学校长冯熙运禁止学生参加运动，太雷及同学掀起了驱冯斗争，因此被开除了。

这份毕业证书坐实了张太雷大学毕业的看法。毕业证书上写有：学生张曾让系江苏省武进县人，现年二十三岁，在本校法科法律学门修业期满考查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签发人是校长冯熙运，时间是1920年6月15日。天津大学档案馆中珍藏的张太雷4年的考试成绩单也表明，他此前参加了毕业考试，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成绩单上还显示，张太雷毕业考试的8门课程分数分别是：宪法75分，行政法72分，民法87分，商法95分，国际公法89分，国际私法80分，罗马法84分，法理学84分。大部分成绩都是甲等，这个良好成绩来之不易。

问题是，张太雷为何没有领取这份毕业证书？他自己是否知道自己已经毕业，学校为他印制了毕业证书呢？

编写于1920年12月的《常州中学校友会会员录》中记载：张曾让，原名张复，字泰来，（生年）戊戌，（籍）武进人，肄业天津北洋大学法科，（通信处）天津本校。这一珍贵史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张太雷本人对是否毕业以及校方是否颁发毕业证书的基本认识。

常州府中学校友录

王一知的回忆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即驱冯运动。1919年下半年，受到五四运动后学生罢课抵制校长风潮的影响，北洋大学工科学生集体反对法科出身的赵天麟校长。年底，赵天麟辞职后，法科教授冯熙运接任校长，依然遭到多数学生反对并引发了北洋大学学生的驱冯运动。从1921年1月15日开始的第二学期，学校形成大面积停课。据《益世报》报道，到3月下旬，“校中拒冯学生已有半数转学北京大学”。事实上,张太雷所在的法科己班，基本没有参加拒冯运动，并因此被其他学门的同学所孤立，形成了“一个二十三人的班级反对全校另外二百多名学生”的局面，在校内已不能正常上课，被校方单独安排到天津站附近的一所学校上了近三个月的课。

同班同学孙瑞芹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答案。他说，4月，己班回到学校并举行了毕业考试，“5月第一周，我们获悉每人都会通过考试毕业。我们班举办了一次聚餐，请我用英语做了一个简短的演讲。除此之外，没有毕业典礼，校长也没举行任何招待会为我们送行。不久，我告别了同学们，前往北京，看能否找到一份工作。”由此看来，由于北洋大学学生驱冯运动的开展，当年支持冯熙运校长的法科己班的结业采取了特殊的方式，因此，毕业证书的发放和领取也会是非常态的。到学校制作好毕业证书时，一些学生已经离校，联系不上了。张太雷应该在这个范围之内。

事实上，1920年6月大学毕业前后，张太雷已经开始了秘密的革命活动，自觉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张太雷从大三（即1918年9月）开始，走出校门勤工俭学，在天津发行的英文日报《华北明星报》作兼职编辑。

最早的《华北明星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在《华北明星报》报社，张太雷结识了一位俄籍汉学家柏烈伟，从他那里得到大量的社会主义文献，并且着手进行翻译。柏烈伟是俄共（布）党员，在京津地区从事秘密联络工作。不久，经柏烈伟介绍，张太雷结识俄共（布）来华代表维经斯基。维经斯基1920年4月来到中国是要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在北京、上海分别会晤李大钊、陈独秀，对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张太雷在维经斯基会晤李大钊时担任英文翻译。同期，张太雷积极参加李大钊创建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及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些活动，常常奔走于京津冀的大地上。他之所以未能领取毕业证书，不排除他并不知晓学校为法科己班印制了毕业证书。

1921年1月，张太雷动身前往苏俄的伊尔库茨克，此后的革命生涯中，再未回到天津。这张毕业证书一直保存在天津大学校史档案馆，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

“张太雷”名字的由来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张太雷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张太雷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其实，张太雷一生中使用过多个名字，“太雷”也不是他的本名。他的本名是张曾让，谱名是张孝曾，字泰来。在家乡常州读中学时用名张复，自号长铗。在北洋大学读书时，学名是张曾让。投身革命后，使用过张太雷、张椿年、张春木。此外，张太雷还以大雷、泰雷、太雷、春、大、雷、木、春年、之椿等笔名发表文章。那么，张太雷这个名字是何时开始使用的，何时成为载入史册的英名呢？

王一知、李子宽在回忆中称，张太雷是在参加革命后改名“太雷”的，但他们都没有说出具体的时间和场景。据考证，目前找到的最早记载是邓中夏写于1920年12月19日夜的《长辛店旅行一日记》。该文发表在1920年12月21日的北京《晨报》，署名心美。文中提到：“今天因为长辛店的工人，所组织的劳动补习学校，开筹办会议，请我们去帮忙，所以我一早起来就和太雷、仁机、郭淘三位同志跑出前门西车站，坐火车往长辛店去。”当时的张太雷参与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多次前往长辛店、唐山等地开展工人运动。这一记载印证了王一知等人的观点。

关于改名“太雷”的原因，未见到张太雷本人的书面解释。李子宽认为，泰来本意是剥极将复、否极泰来之意，“太雷”系“泰来”的转音。这一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上，常州方言在“太雷”“泰来”的发音上基本相似，不容易区分。化名“太雷”最初不排除有适应革命秘密工作需要之意。王一知的解释则丰富了上述含义。改名张太雷，“不仅因为与泰来同音，还有愿把自己化为大雷，震醒顽痴，打击强横的寓意”。也就是说，起名张太雷本身即含有一个改造旧世界的志向和决心。这个寓义后来被演义为“愿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因其基本符合原意，且更加简练，进而流传开来，成为他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铮铮誓言。

张太雷1921年在苏俄期间，是否沿用“太雷”这个名字，目前难以确认。这一时期，张太雷撰写了《致共产国际三大的书面报告》，与俞秀松合写了《致季诺维也夫的信》等文献，其在文献上的署名是俄文的音译（ЧЖАН-ТАЙ-ЛЫЙ），或者英文的音译（CHANG—TAI—LAI），很难判断这个名字是“太雷”，还是“泰来”。在已经发现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各国代表名单中，张太雷的名字也是上述俄文或英文的音译。换个角度说，至今尚未发现张太雷在1921年苏俄之行中各种文献上的中文署名或签名。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张太雷在1921年苏俄之行时曾化名马托春木，从目前公开的文献资料上看，这一说法缺乏必要的史料支持。

张太雷1921年8月回国后，9月即在《新青年》第9卷第5期上发表《对于华盛顿太平洋会议》，这是他在国内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译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相关文件，署名张椿年。1922年5月，他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时用名张椿年，有大会签到簿为证。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的代表签到簿

同期，张太雷经常使用的另一个名字是张春木。他在《新青年》《向导》等党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多署名春木。1923年2月，已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张太雷，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本部宣传部干事：“委任李儒修、朱克刚、张春木为本部宣传部干事。”1923年3月，《时事新报》刊登《北京大学旅沪同学会启事》，通知旅沪北大同人的地址，所载李大钊的地址是：法界环龙路44号张春木转。

张太雷的名字取代张椿年、张春木，在党内外正式使用开始于1923年6、7月间。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他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出现在大会代表名单中的名字是张太雷。在1923年7月1日出版的《前锋》创刊号上，他发表了三篇文章，一篇（《乞丐嘴里的上海社会资本主义化》）署名春木，其余两篇（《法西斯主义之国际性》《近代印度概况》）均署名太雷。此后，“太雷”（或简化为“太”“雷”）的名字逐渐固定下来，并广泛使用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会议和文件上。例如：1925年5月5日，作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张太雷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联名签发了《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要求各级党团组织加强对国民党的工作。在这一正式文件中，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署名太雷。

《前锋》创刊号上刊发署名太雷的文章

1927年12月12日，张太雷在领导广州起义时英勇牺牲，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武装斗争战场上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践行了“太雷：愿化作震碎旧世界的惊雷”的誓言。

张太雷第一次赴苏俄途经哈尔滨的联系人究竟是谁？

瞿秋白既是张太雷在常州读中学时的同学，也是少年时志同道合的挚友，更是此后革命时期的同志和战友。他们与恽代英同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并称“常州三杰”。张太雷还是瞿秋白的入党介绍人。1921年5月中下旬，张太雷离开伊尔库茨克前往莫斯科，准备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与先期抵达莫斯科的记者身份的瞿秋白相会，并介绍瞿秋白加入共产党。张太雷1921年的第一次苏俄之行与瞿秋白有多方面的交集，从最新披露的张太雷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时与他人的合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太雷和瞿秋白在一起的身影。

事实上，张太雷赴苏俄的行程，在某种程度上也与瞿秋白有关。他在途经哈尔滨时得到瞿秋白的朋友的帮助，这个人就是张昭德。

1920年秋，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的21岁的瞿秋白成功应聘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驻俄记者，要去苏俄采访。他于10月16日从北京出发，经过天津时，与在津的三个朋友会面，“晚间抵足长谈”。这三个人分别是其常州中学的同学张太来（张太雷）、吴炳文（吴南如）以及瞿俄专的同学张昭德（张照德）。18日晚，瞿秋白告别了上述三人，乘京奉线列车北上。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的这一记载表明，张太雷与张昭德已经相识。

几个月后，张太雷秘密前往位于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于1921年2月途经哈尔滨，寄宿在东华学校。东华学校的创办人兼校长是邓洁民，青年时曾考入南开学校，与小其8岁的周恩来结为好友。后东渡日本，留学东京早稻田大学，与大其1岁的李大钊是同学，交往甚密。张太雷赴苏俄前与周恩来是否有交往，未见任何史料记载，但他与李大钊相识，见诸多人的回忆。党史学界也基本认定张太雷是李大钊创建的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因此，张太雷留宿东华学校也被推论为是经李大钊介绍，邓洁民安排的。

这一历史事实并非这样简单。张太雷是否与邓洁民有交往，缺少史料支持。张昭德此时已经从北京俄专毕业，在哈尔滨道里特别地方审判厅工作，兼任东华学校教师。现存张太雷的文稿中，有一封张太雷在出境前写给常州妻子陆静华的《家书》。在信中，张太雷“立志要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关于家中的生活状况作了如下的安排：“凡遇有金钱紧急的时候，尽可写信与北京彰仪门大街通才商业学校吴炳文及吉林（原文如此）哈尔滨道里特别地方审判厅张照德。他们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允许帮助我。”以家事相托，足见张太雷与张昭德关系之密切。《家书》并未提到邓洁民。张太雷寄宿在东华学校不一定非要与邓洁民直接打交道。

岁月沧桑，今天的哈尔滨，东华学校已然“一片城荒枕碧流”，但邓洁民的故居还在。作为哈尔滨市革命遗址之一，该故居因为1917年周恩来协助邓洁民筹办东华学校，在此居住而被定名为“周恩来早期来哈开展革命活动居住地遗址”。与周恩来住在邓洁民家中不同，张太雷住在东华学校。

上述分析表明，张太雷第一次苏俄之行，途经哈尔滨，寄宿东华学校的联系人应是张昭德，而不是（或者主要不是）邓洁民。

1921年3月23日，张太雷在伊尔库茨克就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苏俄境内共产国际组织机构工作的第一人。同年6月下旬，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向大会提交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并在7月12日讨论东方问题的第23次会议上，作了简短发言。张太雷还出席了同期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张太雷以其杰出的才能，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舞台上展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宝贵贡献。

在有关张昭德为数不多的史料记载中，还有一段记述涉及他与张太雷的交往。1921年底，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会晤中，表示“愿派一个最能干的人作为使者去莫斯科”，考察苏俄的政治、党务和军事，学习俄军经验，组建自己的军队。一年后，随着广州革命政府的重建，孙中山积极开展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工作。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正式确定了国共合作政策。在此形势下，孙中山决定由国民党人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和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蒋介石以孙中山全权代表的身份出任代表团团长。这也是张太雷第二次去苏联。与他第一次独自一人秘密前往苏俄的经历不同，这次去苏联是随代表团公开行动。1923年8月16日，代表团在上海乘日本轮船“神田丸”踏上赴苏的旅程，19日到大连换乘火车，于21日下午到达哈尔滨，入住牡丹旅馆。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当天，“太来（张太雷）之友张某（张昭德）来访，谈至（晚）十时而别”。以后的几天里，他们多次会面。张太雷与张昭德的情谊之深非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