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丰路的丁字路口，有我青春的快乐时光

文/李自海

上海水丰路向北走到底就是靖宇路，在那个丁字路口，存放了我五年青春的快乐时光。

1991年，我从淮北平原一个名叫杨疃的小镇出发，在长途汽车的颠簸和绿皮火车的长鸣声中，一路越过淮河越过长江，抵达上海，并很快在家庭经济压力和我自己盲目自信的双重原因促使下，改变了打算在上海继续求学的计划，成为一名公共汽车售票员。在花一样16岁的这一年盛夏，我从家庭走进社会，从农村闯入都市，从学生变成工人，从此开始了别样的人生。

最初的兴奋和新鲜很快过去，我必须面对语言不通、自谋衣食的现实。包括戏称我为童工的单位同事和提供了一些附带厌烦的帮助的亲友在内，身边的人们对于我这个无学历、无基础、小小年纪就需自食其力、并看上去呆头呆脑的早熟少年所投射来的目光，充满了同情、戏谑、怜悯。所有这些，导致了我的敏感和紧张，并向我暗示了一个黯淡的人生前景。然而，充斥内心的美好渴望，却使我期待着一个应该不会太差的前程。

严峻坚硬的现实和心怀憧憬的异乡少年之间暗藏了一个不和谐的躁动和逆反。幸而，我给这份躁动和逆反找到了一个释放和安置的空间。这个空间暴露在那周围几万居民的生活之中，承担着他们千篇一律的柴米油盐。来往其中的人们不会想到，这个普通街区还是一颗少年骚动的心和冷硬现实之间的一块缓冲之地。

小舅的一个朋友建议喜欢读书的我去街道图书馆办一张借书卡。在他的指点下，我穿过水丰路北段喧嚣的露天菜场，发现了这个让我享受了五年之久的美妙的丁字路口。

靖宇路北侧小店林立，我清晰地记得，正对水丰路口的几家，自东向西依次是服装店、音像店（后迁入隔壁的文具店）、延吉五村入口、文具店、照相馆、蛋糕房、食品店、市百四店（上海市第四百货商店），再过去隔着一块小小的绿地，就是隆昌路了。市百四店的地基高出街面几个台阶，规模也最大，看上去像是那个街区的领袖，但它虚有其表，生意清淡，并不能代表充溢在那个丁字路口的活泼泼的市民情怀。

这个街区的核心在靖宇路南、水丰路西的那个区域。两路相接的夹角处是块豆腐干大的小花坛。一个长方形的小广场从这个被铁栏杆围着的花坛外沿，向西、南两个方向延展开来。广场南外侧的食品店对着水丰路和广场两面开放，各种烟酒果点南北干货，琳琅满目，堆得到处都是，诱人的香气在空气中四处流窜。那是个一进去就会让人各种感官得到极大刺激的地方。但是对于我这个正在疯狂生长而又兜里没钱的少年来说，那场面就有些不忍直视了。聊以安慰我的消费欲望的除了几包廉价香烟外，很少再有其他。

食品店内侧紧挨着的就是延吉街道文化馆了。文化馆整个呈“L”型，分踞广场南西两侧。南侧紧接延吉三村。西侧过去一直到隆昌路，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公园。它的对过，就是庞然的市百四店。文化馆统共两层，样式不中不西，但是茶色玻璃配着氧化得几乎变成咖啡色的绛红面砖，倒很是协调。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建筑里，包含了图书馆、舞厅、录像厅、桌球房、大活动室。就是这些东西，在那个相对朴素的年代里，一举囊括了人们枯燥而平静的生活之外，少到显得多余的娱乐和欲望。这也是它成为这个街区焦点的原因所在。

广场南侧的主楼大堂终日空空荡荡，靠里面的大活动室，偶尔会有人进出，不知搞些什么活动，我也从来没有进去过。左侧一道楼梯，宛转上去，到了二楼，就是最初吸引我到那里的图书馆了，这里的安谧与外面的喧嚣恍若隔世。虽说是图书馆，也不过就是这一层，不过对于我这个刚从乡下来的孩子来说，已经足够惊喜了。铸铁书架和木质杂志陈列架整齐的排排列着，阳光从南侧的长窗扑泄而入。阅览区的桌椅样式简单，清清爽爽，一副很文静的样子。

每次去那里，我都是先在一排排书架中间慢慢晃悠一会，信手翻阅我感兴趣的图书，然后拿个一两本，找个地方坐下来，静静阅读。我习惯坐在南面，那里阳光灿烂，并且距离书架边走动的人远一些，更加安静。在那里度过的每一分钟，都可以让我暂时忘记现实的很多无奈与难堪，在坚硬的生活中找到一个罅隙，在这个罅隙中构建一个可爱的世界，然后把自己放进去。

那个时候，并不甘心安于现状的我，对成功人士和英雄人物的传记有着浓厚的兴趣。印象最深的有两本书，一本是福特汽车公司前总裁艾柯卡的传记，艾柯卡把一家垂垂老矣的传统公司，改造成了勃勃生机的现代企业。我一度把他当成一个偶像看待，那感觉似乎有点像现在的年轻人对马云之流的崇拜。还有一本纳尔逊·曼德拉的传记，书写得一般，像是各种材料拼凑成的，但却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从那本书开始，纳尔逊·曼德拉逐渐取代了像在大多数中国男人心目中一样，在我心目中也处于英雄地位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后来我又读到曼德拉的战友、南非大主教图图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英雄是通过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宽广的胸怀为人们构建幸福，而不是利用仇恨和血腥建立自己的丰功伟业。

不过我读得最多的还是文学书籍。巴尔扎克、大仲马、劳伦斯、川端康成们的书，几乎本本令我如饮琼浆。要知道以前在老家时，这些书很多只是听说过，而根本无从见过。小镇和县城的书店里，类似这样的书少得可怜。

我还记得在《收获》杂志上读《许三观卖血记》。我静坐差不多一整天，把那部笑中有泪的小说完整地读完。一股悲凉从少年的背脊冉冉升起，那一刻，一直被我清晰地感受却无法描述的生活的不易和生命的无奈，十分利落地呈现在了我的心中。图书馆读者并不多，每次去，至多不过七八个人，无声地来回走动或坐着看书。在这个静谧的空间里，冬天，扑射而入的阳光显得比别处更加温暖；夏天，头顶轻轻旋转着的吊扇，也能营造出更多的清凉。

广场西侧的文化馆副楼，则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进出的人喧嚣笑闹，与东面食品店里进出的人在广场上交错融合，营造出了这个街区最高昂的情绪，完全把图书馆的清静彻底掩盖。那里的大厅并不像主楼的大厅明亮，不管外面的阳光有多明媚，从大门进去，一步一暗，就好像迅速沉入昏暗的湖底。然而短暂的适应后，一个精彩的世界在湖底呈现出来。

正对着大门的是录像厅，大概能容两百多人，椅子虽排排摆放着，却是能够移动的。它的排片布告总是贴在隔开小公园的那面短墙前面的告示栏里，虽然只是一张白纸上几个红色或蓝色的大字，但是那粗犷的字体、张扬的写法，看上去却意气风发，极为符合银幕上的江湖义气和市井闹猛。

录像厅的北侧是桌球房，这个空间是开放的，记得大概有四五张球桌依次摆放着。有时候等待进场看录像的时候，我会站在旁边看他们打桌球，但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因为我自己并不会打桌球，也不感兴趣，还因为我总觉得那些打桌球的青年太多戾气或太多颓废，我可以在录像上欣赏具有这样气质的人的精彩故事，但在生活中却尽量敬而远之。

录像厅另一侧连接着的舞厅，占据了这里最大的空间，一直延续到大厅入口左侧。舞厅入口处总是低垂着黑色布帘。有的时候，幕帘拉开，可以看到吊在天花板正中的一个圆型灯球起劲地转动着，五颜六色的激光灯束在昏暗的空间中四处跳跃流动，很是有趣。我从未进去过那里，也想象不出在那里进进出出、衣容夸张、咶噪浅薄的人，会在一起营造出一个什么值得我为之费神的世界。

那个时候国外大片还没有引进影院，电影院里的电影实在丑得没法看。录像厅就成了电影爱好者的天堂。很多境外的片子出来不久，就能在录像厅里看到，一张票也不过块把钱。我一直以为，看录像可说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性价比最高的娱乐方式，也以为录像里所呈现出的不一样的世界和生活，不仅仅只是娱乐了我们一把，很大程度上还做了功不可没的文化普及工作。我甚至觉得，在录像厅污浊的空气中，那一小块银幕上演绎的虚幻世界，会激发出很多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我至今认为《喜剧之王》是我看过的最好的励志青春电影。星爷对每一个嘲笑他是个“臭跑龙套的”的人严肃地回应：对不起，我是个演员。这里面所传达出的自尊、信心、勤勉，一度是我的榜样，一度也成为我后来培训课上的经常话题。我还记得那年的圣诞之夜，我从录像厅出来，抬头看到远处寒空中绽放的焰火，心里仍然被刚刚看过的《辛德勒的名单》所激动和悲哀。虽然画面并不清晰，可是那忧伤的音乐令人心痛，那个纳粹军官的一句“Today is history”, 至今令我无法忘怀。

而对于我来说，看录像还有着另外一层意义。暗黑的空间中，与无声的同龄人共同沉浸在一个虚构的精彩之中，胸膛里涌动着同样的渴望和诧异，会让我觉得自己与世界融为了一体，而不再只是阳光下一个不协调的外乡人。

这栋建筑转角的地方后来隔出了两间很小的店面，一间卖书和盒带等，我曾在那里咬牙买过一套《七种武器》，那可能是我读过的最为精妙的武侠小说了。另一间是家拉面店，里外摆着几张桌子。拉面的工作台和收银台分居门外两侧。收钱的小姑娘长头发，高个子，身材不错，长相也有点看头，只是皮肤粗了点，经常和拉面的小伙子开各种玩笑，装作很豪爽的样子，不过有时候玩笑过火一点，少女的羞涩就流露出来。

到上海半年后，我有了一点积蓄，就搬离了亲戚家，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距离也不远，丁字路口还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休息天的安排，基本就是上午在家睡懒觉、洗衣服等，然后吃点东西，早早进了图书馆，一读到天暗，再借一两本书，抓在手里，下楼去隔壁吃拉面。我喜欢坐在外面。偷瞄两眼收钱的姑娘，欣赏一块面团在拉面小伙潇洒的动作中转瞬变成一束细丝，唰啦扔进汤锅，等到热气腾涌地端到面前时，视觉上享受到的愉悦还未消退，伴着扑鼻的浓香一起下肚，耳边还唱响着隔壁音像店传出的流行歌曲声，那种进食的美好感受是无可替代的。夏天的时候，偶尔我也会奢侈地要瓶啤酒，一口啤酒一口拉面，对于我来说，那就是有滋有味的生活。

酒足饭饱后，就走到录像厅门口的售票台，买张票，然后装作很潇洒的样子点根香烟，夹在手里在丁字路口巡视一周，或在某个角落呆立，看四处游动的行人。时间一到，进场看录像，进入另一个比现实精彩比文字刺激的世界，安抚一下我青春的另一面。散场出来，外面已经人很少了，我边回味着录像画面边独自穿过静默的街道，步行二十分钟，走过流淌着暗浊河水的东走马塘上面的水泥桥，回到我租住的小屋。快乐的一天结束。

这个安静的图书馆和昏暗的录像厅，构成一个不为人知而我却享受其中的独立世界，它中和了我对现实的判断和展望，不致失落于偏激。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这个世界是不可或缺的。我无法想象，如果在那几年难捱的日子中，没有这样一个简单而丰饶的世界，我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1996年，我离开了公交公司，也离开了那个丁字路口。从此我的人生开始逐渐偏离原先似乎已被设定了的模式，走上另一个轨道。前年，我到那里附近办事，特意绕去一看。那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文化馆消失了。主楼大堂和原来那家食品店合并成了一家超市，副楼变成了快捷酒店，图书馆所在的二楼，多数是被打通分割成客房了。小公园还在。市百四店内更加杂乱，下面曾经被改成游戏厅的防空洞，已经变成了地铁站通道。只有来来往往的人，他们飘到我耳中的只言片语和被我眼角捕捉到的细微举止，还隐约带着这个区域人们的些微特点，在我心中引起一些暖意。

如果我愿意把上海作为我的第二故乡的话，那仅仅只是因为水丰路、靖宇路相交的丁字路口，仅仅只是因为安慰我灵魂的那缕书香和敷衍我的躁动的三尺江湖。它见证了我由少年到青年的独自转变。那个被覆盖了的场景长久地安置在了我的青春之中。

（本文选自《九十年代回忆录》，向度文化出品/团结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

李自海，男，1975年出生于安徽省灵璧。初中学历。1991年到上海并参加工作，先后从事公共汽车售票员、保洁员、服务员、仓管员、房产营销等工作。好读书，爱旅游，喜吃豆腐。作品散见于《今古传奇》《上海故事》《向度》《散文百家》等期刊，诗歌被收入诗文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