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业“大地震”——国产电影“统购统销”的打破

文 | 田聪明（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取消中国国产影片“统购统销”政策，是1993年开始实施的中国电影业改革的“切入点”，曾引起强烈反响，甚至被有的媒体称为“中国电影业‘大地震’”。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一律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输出输入公司（以下称“中影公司”）统一发行，即“统购统销”。其利益分配办法几经变动，到20世纪90年代末，是以票房收入为基准，确定放映单位、省级公司（地、县公司）、中影公司、制片厂及洗印厂的分配比例的。在我1990年底任国家广电部分管副部长时，除中影公司外，几乎方方面面都对这个体制有意见。其中，最大最直接的意见，是认为“利益分配不公”；最大的意见方，是电影制片厂。因为制片厂每部影片的收益，主要由中影公司“根据影片的发行放映情况”确定发行的拷贝数，再确定一个拷贝向制片厂付多少钱。据当时核算，作为电影出品单位的制片厂大体只能得到一部影片票房收入的15%。因此，电影界普遍认为，这个体制严重束缚着电影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

这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全国制片人协会秘书长袁小平。他从峨影厂退下来，已经76岁，常驻北京制片人协会总部。他对中影公司“垄断”发行的体制，对由此而形成的利益分配不合理的情况意见很大。而且一有机会就讲，凡讲必一针见血，有时甚至表述有些过激。因此，中影公司对他“相当烦”，而制片厂却坚持不让他退。

我从担任了领导工作后就坚持着一条原则：凡接手一项新的工作，三年之内以调查研究为主；凡出台一项重要的新举措，一般都在三年之后。在1991年初到1992年底的两年里，我考察了绝大多数电影制片厂，跑了十几个省（区、市）的几十家电影发行公司和上百家电影院与放映场所。考察的基本结论与电影界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就是，中国电影企业必须加快改革。中国电影要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就必须取消中影公司的“统购统销”政策，打破中影公司及各级公司几十年的“垄断”体制。改革的主要对象是中影公司，因为中国电影“统购统销”政策的所有定性、定量的规定，虽然是以政府部门文件的方式发布的，但都是由中影公司提出，并由中影公司执行的；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的管理职能，理论上说是广电部及广电部电影事业管理局（以下称电影局），各省（区、市）、地（市、盟）、县（市、旗）政府部门，实际上也是中影公司在起主导作用。

同时，我也觉得电影界大多数人关于当时打破中影公司的“统购统销”很难的观点有道理。因为人们都认为中影公司执行的是政府的决定；中影公司的经理是由国务院总理签发的任命书；其财务直接对财政部，并被称作全国电影业资金的“蓄水池”。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以中影公司牵头拿出了一个改革方案，特别强调了“进口补国产、城市补农村、长片（故事片）补短片（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发达地区补边远贫困地区”等，强调体现中国国情，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批准，被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影管理体制”。据说，此后几年曾两次试图改革这个体制，但均半途而废。因而有人说“撼山易，撼中影公司难”。所以，我就继续扎进电影界里，潜心学习、调查、思考，朝思暮想改革方案和实施时机。

作者（右二）在电影外景拍摄地与八一厂厂长王晓棠（左一），演员谢添（左二）、斯琴高娃（右一）合影

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这一年秋天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目标，全国的改革发展迅速，受到了很大鼓舞。在参加这年11月初在桂林举办的“金鸡百花电影节”期间，电影界的同志几乎都迫切希望加快电影改革的步伐。正是这个新的形势，促使我下了将电影改革提前一年实施的决心。

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以下称《意见》）经有各省（区、市）政府主管部门负责人、各电影制片厂厂长、各省级发行放映公司及电影放映协会负责人、影院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于1992年12月26日通过，广电部于1993年1月5日以3号文件下发实施。

《意见》的核心，就是明确宣布从当年起，取消中影公司对国产故事影片的“统购统销”政策，由制片厂直接面向电影市场发行放映。文件强调的依据，一是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明确提出“中国电影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电影作为精神产品，市场就在观众”。二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要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当时，为了使这场电影改革既抓住取消“统购统销”这个“切入点”，又尽可能减少些“震动”，还作出了一些“分流矛盾”的规定：进口影片继续“垄断”经营，以稳住一点中影及各级发行公司；国产故事片要“首先向省级公司发行”，在双方商谈不成时再往下发行，以稳定一点省级发行公司；电影票价原则放开，具体由省（区、市）政府定，以稳定住一点省（区、市）政府主管部门；鉴于当时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发行难，决定上述短片70%仍由中影公司按规定收购，以稳住一点“短片”制片厂。对儿童片、少数民族语言译制片及农村16mm拷贝的发行等，都根据统筹考虑、分类指导、分步实施的原则，作了“过渡性”安排。1995年，中影公司对国产电影的“统购统销”便全部取消了。

3号文件是经电影界公开讨论修改了近两个月形成的，从1992年11月开始就不断有媒体报道，有关各方应该都有思想准备。而且我在会议总结中分别对制片、发行、放映及政府主管部门，一一叮嘱抓好落实。但“万事开头难”，形成一个方案难，落实一个方案更难。加之国产故事片是中影及各级发行公司的业务大头，取消“统购统销”涉及中影与各级发行放映公司2/3的经营业务和相关机构、人员和收入，落实工作确有难度。所以，虽然会议开过了，文件下发了，而各方面都有一些人对改革方案能否真正实施仍持观望态度，以致少数同志好心地以近十年来两次“改革失败”的教训来提醒我要有思想准备。当时，中影公司和各省（区、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对发行国产故事片大多不“积极主动”；地、县公司中有愿意并有能力发行的，因顾忌中影和省级公司的态度，也不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就使当时的制片方、发行方，实际上都在相互“唬着、望着、等着”。

在此状况下，最着急的当然是手头有急需发行影片的制片厂厂长。由于改革发行体制是他们多年的企盼，他们对自主发行寄予很大的期望，因而有的制片厂头年后两个月完成的影片，有些也“拖”到当年初才报送电影局审查通过，要自主发行。怎么办呢？电影界的目光无疑盯着看广电部特别是我如何“动作”。

作者（左）在厂长成志谷的陪同下考察北影厂

我对此是有准备的，当时工作日程上的第一要事，就是抓住春节前后电影放映的黄金档期，从条件较好、负责人改革积极性较高的北京电影制片厂（以下称北影）和上海永乐电影公司（以下称上海公司）入手，使取消“统购统销”政策的改革尽快在实践中取得“突破”。当时北影的《狮王争霸》一片主创人员强，又具有观赏性，我就让北影厂厂长成志谷拿着拷贝去找上海公司的总经理吴孟辰，抓紧商谈该片在上海的发行放映。成、吴都是拥护改革的“明白人”，也清楚我的意图，但一到具体行动，无疑也都要为本单位的利益而“力争”。我就抓住这件“万事开头”的“难事”亲自做，且咬住不放，抓紧“劝洽谈、促成交”。

1993年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在成、吴商谈的基础上，我在北京，他们俩在上海吴孟辰办公室，交替电话协调。在各方的努力下，双方在互利的基础上艰难地“成交”了，即从实际行动上“突破”了旧的发行体系和利益分配链条，第一次使改革从文件到了实践，我甚感欣慰。随后，我又亲赴上海参加了在大光明电影院举行的《狮王争霸》首映式。该片在上海放映的第一个档期内，就收到了影院上座率高，观众评价好，制片、发行、放映三方收入均成倍增多的极好效果，出我所料。上海“突破”及其良好成效的消息迅速传开，紧接着就出现了苏南的“苏州突破”等，使取消“统购统销”政策开始了全面落实。

这一改革引起了电影界乃至社会上的强烈反响，有国产故事片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战线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的问题，更重要的就是打破了中国电影几十年“统购统销”体制下形成的“权”“利”格局。所以，“反弹”一直未消停，特别是由于省及其以下的电影行业仍归文化部门管（人们称为管理体制的“上下错位”），有的省级公司就通过文化部门发文，甚至通过省级党政主管领导说话，要求省内各级发行放映单位不得直接与省外电影制片厂接谈影片发行。更有少数省级公司经理联名向文化部上书，以种种理由“抵制”广电部主导的这场改革。

以上形形色色的“碰撞”一传十，十传百，少不了添枝加叶，越传越神乎其神，就有了“中国电影业‘大地震’”之说。

记得1993年春节后的一天，有位同志急匆匆地给我拿来一张报纸。我展开一看，是广东的一张都市报《舞台与银幕》1993年第一期，在第8版用大半个版刊载署名“金天”的长篇报道，题目叫《中国电影业“大地震”揭秘》。报道的题目字体很醒目，还配发了一张我与艾知生部长同巩俐等《秋菊打官司》剧组部分创作人员的照片；全文共六个部分，有两个部分转到了第6版；报道以当年开始实施的中国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特别是取消国产故事影片“统购统销”政策为主要内容，突出了由此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响。此报道我事先一无所知，作者至今也不认得，文章的遣词用语颇有些文学色彩，包括“始作俑者”“死水狂澜”“杀机毕露”“疾恒不死”“奋起应战”“潮涨潮落”六个夸张的小标题。题目中还用了“揭秘”一词，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也表明作者对这场改革的看重，还可能说明当时社会上对这场电影改革的关注。

我当时快速看后想了想，觉得“揭秘”有点说过了，因为改革方案是电影界公开讨论过的。报道中有些事实特别是有些涉及我个人的“说法”以及有的数据、时间、地点等均有不够准确之处，但有关电影改革的核心内容是真实的，倾向是赞成改革的。因此，“中国电影业‘大地震’”的提法准确与否我也就不在乎了。

责编 | 于洋

原载于《纵横》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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