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朋友圈“逃离”的年轻人们

采写 | 郭昊懿 樊依婷

指导老师 | 李东晓

编辑 | 郭昊懿 

麦肯锡针对新世纪第三个十年发布的《赢得“后浪”：亚太地区Z世代消费者研究》显示，在大多数国家，Z世代每天使用智能手机的时间比X世代多2个小时，比千禧一代多1个小时；他们花费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也更多，以至于影响Z世代品牌决策的50%～60%是社交媒体和网站。

在中国，微信作为社交媒体矩阵第一梯队成员，是Z世代重要的社交媒介。根据腾讯2023年第二季度报告，截至2023年6月30日，微信的月活跃账户数已达到13.27亿，同比增长了2%，几乎覆盖了全中国的人口，稳居“国民第一社交App”的位置。

但是，越来越多微信平台上的Z世代，选择“赛博消亡”，尤其是在朋友圈这一一对多社交场上选择“逃离”。根据凯度在2022年末发布的《2022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年轻人对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更为警惕。尽管微信仍然是社交媒体领域的统治者，其用户增长已经大幅度放缓，而微博迎来了复兴，更垂直的社交媒体产品不断出现。数据背后，年轻人选择“隐身”，尽可能减少点赞、评论及发朋友圈的频率；或者“逃离”微信朋友圈，“转战”垂直社交媒体产品；甚至“彻底消亡”，停止在社交媒体上的一切泛传播活动。

逃离朋友圈

“原来我非常喜欢发朋友圈，现在则基本不发”陆仁打趣到，“偶尔发几条也是‘立人设’或岁月静好，我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一类人”。这位来自传播系的大二学生说，自己刚入学时“每天都发很多朋友圈，什么都发，开心的不开心的，最多时一天能发二十条。”但是，过高的发朋友圈频率给她带来了困扰：“大一上学期期末时，我的辅导员老师找到我寝室长，让她关心一下我的精神状态，因为我发的朋友圈太多了。”这让陆仁认识到“朋友圈里不仅仅有朋友，朋友圈也不是私域”，也让她“对发朋友圈有了新的看法”。

但是真正让陆仁产生“逃离朋友圈”这个念头的，是来自学长的“指导”。“我在大一下加入了学校的优秀计划，在那里我认识了许多很优秀的同学，其中有我最好的朋友。”陆仁和朋友为了表达对优秀计划的感谢，相约发了两条朋友圈，其中有一句话是“感谢学长学姐们把我捞进来”。但是朋友圈发出后，陆仁和朋友受到了学长的批评：“把朋友圈删掉，你们的‘捞’字用的很不好，让人感觉我们优秀计划的录取有内幕。”不仅如此，学长还告诉她：“不要每天发很多朋友圈，朋友圈是立人设打造形象的地方，实习单位和学校的老师都会通过你的朋友圈评价你，构建对你的第一印象。”

无独有偶，从那之后，陆仁还收到了很多类似的“指导”：“我有很多关系很好的学长学姐，有时我发完朋友圈，他们会特意告诉我哪个字哪句话用的不好，有什么歧义，会得罪什么人，让我修改。”这些压力让陆仁“转换形象”，只在朋友圈发自己的视听作品和取得的成绩，并且会仔细斟酌文案的用词，“这让我感到疲惫”。

进入大二，陆仁学会了用朋友圈“立人设”的一套方法，并且和她同龄的朋友也深谙此道：“大二上学期，我成为了学校新闻中心摄影部的部长，为了在部员中树立权威，我每天只发自己的摄影作品和心得。”和她一起担任摄影部副部长的同学也是如此，“她原来是关闭朋友圈功能的，不看朋友圈也不发朋友圈，但是成为部长后，也是为了在部员心中树立良好形象，她被迫开启了朋友圈，也是发自己的摄影作品和摄影心得。”但是这种行为让陆仁感到疲惫，“这不是真实的我，我没有从发这种朋友圈中得到情绪价值。”成为摄影部部长一个月后，陆仁立刻停止了“立人设”行为：“感觉差不多了，我在摄影部部员的人设已经搞好了。”她的朋友圈又重归沉寂。现在，在陆仁“大号”的朋友圈里，只有零散几条朋友圈，少见她的更新。

陆仁曾发了很多“立人设”的朋友圈

被“朋友圈人设”困扰的，还有大三学生南乔：“刚上大一的时候，我发朋友圈特别频繁，基本能保持一天四条的频率。”南乔说，“当时就是用朋友圈去分享生活，分享的内容既有新课表，比如掉了很多课、又选上了什么课，也有刷到的有意思的视频、运动打卡、做PPT、和朋友的聊天记录、做核酸等等，现在则是基本不发了。”

南乔提到，“转折点是今年的暑假，暑假前我还保持着一天四条的发朋友圈频率，暑假期间生活千篇一律，让我没有欲望发朋友圈，像我八月份只有七号和十六号发了朋友圈，最近半年一共只发了十条朋友圈。”南乔认为，暑假的“惯性”让她不再关注朋友圈：“一段时间不发，就一直不想发了。”

但是，南乔觉得，让最终决定“逃离朋友圈”是“利他”情结：“我非常喜欢看一些朋友的朋友圈，她们的朋友圈里总有精致的九图或者非常有意义的文案，我读起来很舒服，也会对这些朋友产生很好的印象。”南乔向往和这些朋友一样，输出有价值的内容，给身边的朋友以良好的阅读体验，留下优秀的“人设”，“而不是和另外一些朋友一样。如果我看到谁每天发很多朋友圈，而且都是一些无意义的输出或吐槽，我会觉得这些人情绪不稳定，自己也会很烦躁。”这些原因让南乔在发出朋友圈前仔细斟酌，“希望给每一个点进我朋友圈的朋友以好的印象。”但是这样的高标准拦下了南乔想发的朋友圈们，让她发的内容越来越少。

即使是经过重重“自我审核”后发出的朋友圈，也大多未能达到南乔的心理预期，经常刚发出就立刻被她设置为“仅自己可见”：“有时候发出后，我又觉得不妥，会把他们删掉。我经常会把炫耀自己的或者工作相关的内容发出后设置为‘仅自己可见’”，南乔觉得，这些会让看到的人对她留下不好的印象，“朋友圈就是一个塑造人设的地方，不利于塑造人设的肯定要删掉。”除此之外，长时间少有人点赞或评论的朋友圈，也会被删掉：“因为如果没有人给我点赞评论的话，我会想很多，比如是不是我最近有哪做的不好，或者这条朋友圈有哪说的不对。”这样的心理动因，让她的朋友圈留下的内容“所剩无几”，也逐渐“不想发朋友圈了”。

在日常学习工作中，南乔是学生干部，“进入大三后，我由于工作原因，加了很多老师和学生家长的微信”，她认为“朋友圈里有了很多德高望重的长辈，我想给他们留下认真可靠的印象，这也会让我更加控制自己，去不发朋友圈。”

南桥朋友圈大多被设置为了“仅自己可见”

朋友圈的无聊，也让年轻人选择离开。“我刚上大一的时候非常喜欢发朋友圈，一天能发两三条”大三学生忧忧说，“让我发很多朋友圈的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立人设、第二个是真的有感而发、第三个是单纯的分享欲。”忧忧提到，刚进入大学时，为了在同学面前“混个脸熟”，她经常会发自己吃了什么、参加了什么有趣的活动；大一修《哲学问题》这门课时遇到了特别好的朋友，为了纪念这段时光，结课时忧忧特意发了朋友圈；大一下修《公共演讲》，在台上演讲的忧忧看到台下的一位同学左顾右盼，让她以为自己仪容仪表有问题，结果这位同学因为是下一位演讲者，过于紧张才小动作频频，这让忧忧忍不住在朋友圈吐槽……还在读大一的忧忧热爱发朋友圈，在这片网络空间分享自己的点点滴滴。

进入大二，忧忧的朋友圈回归沉寂，“我大一上学期一天发两三条，下学期一个月发两三条，大二一年发两三条”，忧忧点开朋友圈“我大三甚至只发了两条朋友圈”。和发朋友圈的三条原因相对应，是另外三条原因让忧忧放弃这片社交场：“没人关注，我没什么可炫耀的，厌倦。”

忧忧认为，随着大学学习逐渐步入正轨，“大家都很忙，只关心自己的事情，那我在朋友圈分享的立人设的内容，自然也没人关心，还会显得我尴尬且愚蠢。”忧忧开玩笑说：“如果我是年级第一，那我肯定天天发朋友圈显摆自己得了什么奖，参加了什么学术会议，但是我不是哇。”除此之外，忧忧觉得微信好友的朋友圈让她感觉无聊，“大家发的内容是重复且有规律性的，某个人一发朋友圈，我就能预测到他会发什么文案、什么照片。”这让她感到有些厌倦，“我不想重复这些情绪。”

忧忧相信，网上世界和现实世界是不同的：“互联网上就应该分享互联网的内容，现实世界就应该分享现实生活。”但是忧忧所处的空间里，“朋友圈里大多都是现实的好友，分享现实的生活”，而且“他们分享的生活和他们真实的生活有所不同。”这让忧忧有一种错乱感，也驱动她逃离朋友圈。

忧忧朋友圈里只有置顶内容

好友们的“朋友圈失踪”，和微商与广告的泛滥，也让年轻人颇感厌恶。“原来，我很喜欢逛朋友圈，看朋友们的近况，并点赞和评论，这算是一种联络感情的方式吧。”朱景鸿说，“我能通过朋友圈互动，来和家人朋友聊天，获得一些情绪价值。”有时候，朱景鸿能在评论区和朋友聊上几十行，甚至有朋友针对他这一现象，打趣说“你吵着我眼睛了，你俩怎么不去私聊啊”。可渐渐的，朱景鸿的点赞和评论开始消失了。

朱景鸿曾和朋友互动频繁

“朋友圈全是广告，既有微信自动推荐穿插进来的广告，也有微商的广告，有时能一连刷到十几条。”朱景鸿提到。经常，他抱着期待点开朋友圈，却翻不到朋友的动态。这样的朋友圈生态让朱景鸿决定少发布朋友圈，也不再点赞和评论了。

“你的朋友圈怎么什么都没有啊？你是屏蔽我了吗？”这个问题经常出现在余晖洪的生活当中。作为“数字原住民”的他，却不发朋友圈也不点赞评论别人的朋友圈。“每个人加好友后，都会点进新朋友的朋友圈，从头到尾翻看一遍，借此来评价对方，这让我感到很不适。”他认为，一条朋友圈能告知别人很多信息，比如你个人的基本信息，你在哪，在干什么……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他选择从朋友圈“逃离”。

踏入工作岗位的Z世代，也在适应职场的同时切掉了“朋友圈”。来自法学系，研一在读的宋韵，放弃了坚持四年的“朋友圈全部可见”和“一天发四五条朋友圈”。今年七月份在实习单位工作后，她选择了“朋友圈三天可见”和“能不发朋友圈就不发朋友圈”。谈及原因，宋韵说：“上班后，我不想让公司的同事和上司看我的朋友圈，但是不加人家微信或屏蔽人家又显得不礼貌，所以我选择了这样的做法。”

逃到另一个“朋友圈”

“我现在开了一个微信小号，在小号上只有八个发小，我在小号上一天发三四条朋友圈，在大号上几乎不发。”陆仁说道。

“我有抒发情绪的需要，我想恢复朋友圈最原始的、和朋友分享生活的功能。”于是，在今年十月份，陆仁开启了自己的微信“小号”：“在这个小号里，我只加了自己最要好的八个朋友，我每天发很多朋友圈，想发什么发什么，没有顾忌。”在这个只有好友的朋友圈里，陆仁“找回了最开始用朋友圈的感觉。”

在这个精简化的小空间里，陆仁“能一打开朋友圈，就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人”，以前“吸收大量无用信息，漏看重要朋友信息”的现象，也少了很多。“感觉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群聊，但又和群聊不同，因为在聊天框里发信息是暗含着‘别人应该马上回复我’‘别人必须回复我’的期待的，但是在小号发朋友圈则有一种松弛感，朋友什么时候回、回不回我都由其自己决定。”

南乔提到，“远离朋友圈后，我会去更多地找朋友们聚餐、聊天，我认为和朋友们的线下交流更加有意义。”

离开朋友圈，忧忧在豆瓣找到了自己理想中的网络生活：“我是乙女游戏爱好者，加入了豆瓣的‘乙女妙妙屋’和‘乙女游戏交流小组’，在这两个社群中交流《恋与制作人》这款游戏的游玩体验，还认识了两三个关系很好的朋友。”忧忧非常享受这种“和网友聊网络游戏”的感觉，并且会特别注意保持和网友的边界感：“我只和他们在豆瓣上交流，而不会加微信或者QQ，更不会线下见面。”忧忧相信，网络游戏本身就远离现实生活，而网友又不会越界成为现实朋友，这让她不可能再遇到朋友圈的那些问题，而可以尽情享受和朋友圈相似的互联网社交红利。

在豆瓣小组，忧忧和“同好”们畅所欲言

“逃离”朋友圈后，朱景鸿收到的点赞和评论逐渐减少，面对面的分享与交流不断变多。他打趣道，原来自己经常一边吃饭一边刷朋友圈，“挺搞笑的，朋友在我身边陪我，我却拿着手机刷朋友圈。我好像养成了一个习惯，吃饭、刷朋友圈，一气呵成。”少刷朋友圈之后，朱景鸿则更多地和朋友们相约出游，也认识到了“不一样”的他们：“我的朋友安帅在朋友圈发的基本都是型男照，他很会打扮自己，每次的朋友圈文案也就只有个emoji（表情包），似乎很不好接近。可现实中的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搞笑男，能和大家伙打成一片。”朱景鸿认为，朋友圈展示的只是大家的“人设”，自己也不例外。脱离朋友圈，回到现实当中，他对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有了更深的了解。

不发朋友圈的余晖鸿，选择了一种更加低调和隐秘的方式，去维护自己的社交关系。“我更倾向于在现实生活中与朋友和家人面对面地交往，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在实践中，他越来越相信，这样的交往方式能够更加真实和深入地了解他人，也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的隐私。

还在公司继续实习的宋韵，则“逃”进了微博中。为了表达自己的情绪需要，宋韵选择了微博，她认为微博作为垂直娱乐化社交媒体，鲜少被应用于工作中，同事没有理由也没有动机关注她的微博。

现在，宋韵的朋友圈里少见动态，而微博里更新频繁。“我一天发老多微博了，你别嫌我烦啊。”宋韵这样打趣熟识的朋友。

宋韵已经发出了两千多条微博

根据传播学学者波伊德的语境线索理论，对用户而言，社交网络空间的每一个对话都存在一个“想象的受众”：用户根据与受众之间的关系，选择对话中自己身份与角色，确定自己表达的言论。

“在当今朋友圈中，随着非朋友数量的增加，人们似乎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身份，也拿不准自己应该表达怎样的话语。因此，选择逃离成为了一种减少风险的方法。”来自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网友“猫哥”在知乎高赞帖子“如何理解社交倦怠”中写道。

“在互联网尤其是微信社交倦怠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平台调试、用户调试和传播调试的方法，进行心理调节”来自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田彩云写到，“具体来说，可以理解为将注意力放在其他社交媒体中，或者更多的进行线下社交。”

受到困扰的，似乎不只有Z世代；让人“逃离”朋友圈的，好像也不仅有来自工作学习的压力，“我曾发过一条朋友圈，却没有一个人点赞或评论。后面才知道，是被限流了，大家都看不到。”一名高校教授在课上提到。

（本文中，陆仁、安乔、忧忧、宋韵、安帅均为化名，图源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