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小镇衰败报道引英美媒体论战：被自由市场摧毁的公共智识

今年5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英国小镇普雷斯科特（Prescot）的报道，将该镇描绘成一副萧条破败的景象，并将之归结为英国政府紧缩政策的结果，引发了很多争议。“造访这个小镇就像经历一场英国紧缩政策受害者的游览。”这篇报道的作者写道，“图书馆建筑被卖掉并被改造成了玻璃外墙的豪宅；配备公共游泳池等设施的公共娱乐中心已被拆除；博物馆中有关当地历史的内容全部被移除；当地的警察局也已经关门。”据当地政府统计，自从2010年以来当地已经失去了45%中央财政支持。然而这篇报道刊出后很快在英国引起了反响，当地政府反击《纽约时报》的作者不顾事实，只是作为观光客只看到表面现象，事实上当地正在积极重振经济，目前计划吸引4亿2千万美元的投资，并将新建1200户住宅。

该事件很快演变成了英美两国媒体的冲突。英国社交媒体上充满了英国人对《纽约时报》制造“假新闻”的批评，认为这家美国报业巨头侮辱了英国人。英国老牌媒体《泰晤士报》声称普雷斯科特新建造了一座警察和消防合署办公的建筑楼以及一座新的图书馆，当地的博物馆则被搬迁到了一个新购物中心里，还有3千5百万美元将被用于建造一家新的莎士比亚剧院。BBC著名主持人安德鲁•尼尔批评《纽约时报》的报道是拙劣的，并将这家报纸对英国的看法与它当年对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支持相提并论。

面对种种批评，这篇报道的作者表示，他无意诋毁普雷斯科特的形象，只是将它作为英国紧缩政策的一个缩影。他认为“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从未到访过该地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指安德鲁•尼尔）对此说三道四的时候，英国民众揭露了真相，普雷斯科特的衰败早已成为英国当地小报的素材。”他还提到英国尽管拥有许多优势，但它确实已被紧缩政策所改变，通过近距离观察可以了解到真相。英国左派杂志《新政治家》对此评论称，对于紧缩政策的严肃和现实讨论不应该被意识形态理论家所利用，当地人的声音和经历才是更有价值的事实。问题在于当事人往往缺乏媒介发声途径，他们的声音很可能被埋没，结果反而是那些边缘地位的民粹小报抢占了议题先机，《纽约时报》只是用自己的方式说出了很多英国人不愿看到听到的情况。普雷斯科特式事件在这个后真相时代中并不鲜见，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精英阶层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机器以及民粹媒体都出于各自立场言说着他人的故事，在每个个体都愈发生活在各自封闭的信息圈子内的时代，公共智识和价值的缺失成为了必然结果。

《纽约时报》普雷斯科特报道的封面。

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教授艾伦·戴维斯在其编著的新书《公共知识的死亡？自由市场如何摧毁了智识》里指出，公共知识作为一种信息曾经是政体、市场和社会三者合理运行的要素，但如今经验知识正逐渐被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所侵蚀乃至被取代。书中将公共知识定位为民主社会里的一种社会资本资源，这种公共资源正被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由国家干预得以延续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侵害，在英国这种意识形态如今以保守主义政府的紧缩政策为代表。戴维斯等作者相信，今天的公共知识是被高度意识形态化和行政化的，正如弗朗西斯·培根到米歇尔·福柯这些先贤所认为的：权力表现为知识，知识亦是权力。

曾几何时意识形态起到了弥合不同社会阶层认识的作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新闻业鼻祖们相信，意识形态的主要作用是在大部分受众教育水平低下以至于缺乏相关知识的情况下有效地传播信息。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和民众教育水平的上升，这种霸权维系的公共共识注定无法延续下去。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使自由市场成为了意识形态竞争各方的中介，在自由市场中的知识逐渐成为了互相竞争的信息，同时日益缺乏公共共识的基础，各方都可以为自己认为正确的“知识”找出支持证据，而要让意识形态各异的相关方产生相同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纽约时报》被批评制造假新闻并不是由于它本身编造某些事实，而是它所谓的自由主义版本的真相并不符合具有某些预设知识的人所认识的真相，这也是造成2016年美国大选以来该报声誉风波的原因。

《公共知识的死亡？自由市场如何摧毁了智识》（2017），主编：艾伦·戴维斯。

维系民主运行的公共知识已经被完全意识形态化，经此获得的真相必然也是多元化的，是自由市场垄断的公共空间孕育了这个时代的“后真相”。由于公共知识已然被意识形态霸权所取代，这种霸权最终服务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统治阶层，使得大部分人实质上被剥夺了思考和商议其他可能性的能力。新闻媒体和教育机构充当着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作用，将霸权意识形态不断地传达给那些缺乏知识的公众；金融行业的专业知识主导了行政资源及政策，使得权力获得了金融资本一样的流动性。用戴维斯等作者的话来说，“政策制定过程已经被相关利益俘获”，致使自由市场的私有利益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

以英国为考察重点，书中通过英国、爱尔兰、韩国、新西兰、希腊、美国以及非洲等地区在内的16个案例来展示这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并探讨其成因。例如在东亚，韩国的财阀长期以来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强大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制定政策的政府，使得低福利和高增长式的民族资本主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成为了韩国不容置疑的国家意识形态。在非洲等很多欠发达地区，由媒体普及程度和经济收入水平等原因造成的数字鸿沟依然是公共知识欠缺的重要原因，自由市场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可以暂时起到普及知识的作用。然而与其同时，非政府组织和以BBC为代表的媒体积极输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使得原本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知识逐渐让位于了自由市场价值。

自由市场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则促成了知识信息的鸿沟。书中提到投资银行往往比政府和任何公众组织“了解”经济的情况，其强大话语权的来源就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在英国，自由市场化的教育体系变得更为依赖于学生贷款而不是政府补贴，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英国的总体教育水平越发取决于学生的个人收入水平，这使教育逐渐丧失了公共知识提供者的作用，教育政策已为自由市场的私有利益所俘获。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私有化政策亦是如此。即使公众有意愿对国家医疗体系的公共开支进行客观的考察，实践中也缺乏相关方一致认可的数据和足够的资源来开展考察，这是由于各种虚假和似是而非的“专业知识”往往以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书中还提到，英国的法律援助本由英国政府为公民提供代理律师并代为支付律师费，而紧缩政策使得英国政府不得不削减法律援助的财政支出。事实上，相关的援助开支缺乏口径一致的统计数据，英国国家审计署也无法确认相关支出的削减是否更有益于纳税人，是紧缩背后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再一次填补了经验知识的缺位使之得以实行。

紧缩及其背后隐含的新自由主义“小政府”理念并没有使政府本身“变小”，很多时候它更为有效地在为自由市场服务，事实上缩小的是民主价值本身。对于多数英国人来说，自由市场时代的政府权力影响依然显著，只是它不再如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黄金时期那样为公共权益所服务。书中提到的英国教育机构的 “学院化”转变趋势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英国学校在将其资产和管理都逐渐交与私人的同时，又让中央政府通过学校加强对地方教育政策的影响力。鲁伯特·默多克代表的传媒资本并不旨在分享有关公共价值的知识，而是传播“公众感兴趣的”（公共价值的英文public interest的反义词）内容，并且由国家保证这种自由市场的知识传播方式得以顺利运行。

随着公众智识一同衰退的是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因为它不仅取决于共享的知识，更建立在超越私有利益的公共价值之上。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不管左右翼都更为转向个体价值而不是公共价值。右翼正如撒切尔夫人的名言“根本就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ociety）所展示的，反对他们认为可能损害个人自由的公共社会价值，不遗余力地强调私人和家庭的传统地位。左翼尽管有着强调经济基础而不是价值观的传统，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转向了身份政治，变得更为强调个体/团体的权益而不是公共价值，乃至滑向片面强调个体身份价值的实现进而与公共权益背道而驰的极端。

只有新的超越私有利益的公共价值才能替代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滥觞，帮助重新建立可持续的公共领域和知识。近年来右翼中有人就在呼吁建立“信条国族认同”（creedal national identities），强调对所谓国家传统价值的认同，而左翼还没能提出相应重塑公共价值的方案。民族主义的再度兴盛为右翼提供了塑造虚假公共价值的机遇，民粹主义者们在为了国家利益的口号下煽动一致对外，同时合理化真正造成诸多问题的国内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众多跟随右翼民粹的脱欧支持者和排外主义者，他们打着国家民族的旗号反对“不公平”贸易和移民问题，但对造成这种全球化贸易和移民问题的新自由主义视而不见。基于情绪而不是观念知识的当代民粹主义正是公共知识死亡的直接结果，同样不必惊讶的是，今天主导政治的更多是情绪而不是真正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