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一个很老的“少年”｜何以为家④

【编者按】

对中国人而言，春节是一场盛大的回归，朝着“家”的方向。从家人到家族，从家乡到家味、家俗，这些传统的风物、习俗，情感关系，形塑了我们。澎湃新闻推出“何以为家”春节策划，追寻我们的精神谱系，发现何以为“家”，何为“乡愁”，又何为“我们”。

吴星宇，这是外公给我取的名字。每当自我介绍时，我都会下意识地解释，“是星星的星，宇宙的宇”。

外公告诉我，我出生的前一个夜晚，他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边骑自行车边思考该给自己未来的孙子或孙女取个什么名字好呢？因为姓氏是吴，在后面加上什么名字，好像都不太合适。叫吴美丽，那就是没有美丽，叫吴有钱，那就是没有钱。

他抬头看着夜空，在一望无际的黑夜中，有几颗星星正奋力地闪烁着自己微弱的光芒。

“就叫吴星宇吧，因为星星和宇宙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希望他/她长大后也能像星星一样，去探索无边宇宙的奥秘。” 

第二天清晨，一个小婴儿呱呱落地，是一个女孩。一个带着她外公的期望，之后要去探索大千世界的女孩。

【一】

妈妈今年去厦门过春节，临走前她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今年你去陪外公过春节吧，让他出去一起玩他也不要，我管不了他这个老倔牛了，你去吧。

我的外公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天才”，也是一个不怎么合群的“老倔牛”，亲戚们都这么说他，连我小时候也这么觉得。

1978年，教育部恢复研究生招生。那年外公30岁出头，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生，长着一张酷似混血儿的脸，用我外婆的话来说，那时候的外公简直就是她的“男神”，帅得不得了。

那年，意气风发的外公一举考上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专攻电子自动化控制。毕业后，他进入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当研究员，研制各项勘探仪器，外婆为了他放弃了上海户口，带着我的妈妈搬去了湖南。再后来，我出生后，外公决定回到长三角下海创业，办公室就设在无锡的家中，招聘了几名想要学编程的大专学生当实习生。 

外公在南京大学读书时的照片，拍摄于1962年。

小时候，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和妈妈从上海到无锡看外公外婆。无锡的家里很乱，全都是一些我不感兴趣的东西：客厅是办公室，密密麻麻堆满了各类编程书籍，墙壁上贴满了我看不懂的电路图，一盒盒电子零件散落在家的各处。

这方斗室是外公的小王国，他常会支起一块小白板，在上面演算计算机公式，几名实习生则搬来小板凳围坐在四周听讲——外公不像老板，更像个老师。我外婆也是这么觉得的，她老说我外公，免费给人教课不说，包吃包住还要一个月发好几千的工资。

外婆是上海女人，虽然只有初中学历，但却精明干练，和外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外公擅长做科研，却没有经商头脑。家里的学生们来了又走，他们多数学到本领后，很快找到大公司的工作，没有人在外公的小公司留下来。

但外公好像从来不在乎，他总说：“他们能从我这里学到点东西就好。” 当然，结局就是，外公的公司撑不下去了，他的创业路宣告失败。

外公在家中的办公区域，拍摄于2023年9月。

【二】

我在2010年时出国读初中，也是在这年，外公在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老同学联系了他，他们一起成功申请到一个国家级项目。

我依稀记得，外公接到项目获批的电话后，像小孩子一样激动地跑到我的房间里，他的眼里闪着少年般的光芒，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外公。

功夫不负有心人，几年后，他与中科院的教授们一同研发出当时世界上最轻便、功率最大的高密度电法勘探仪，可以更精准地探测到地下的温泉、金属、矿类资源，这个成果连获了两个年度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外公说，这是他人生中最自豪的时刻。

外公在家中，上下图均拍摄于2023年9月。

在外公为了梦想而奋斗的这些年里，我在大洋彼岸独自求学。一晃10年过去，我从一个青春期的少女成长为一名扛着相机走南闯北的记者，而外公也从那个我印象中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魔法师”变成了一个骑着电动三轮车独来独往的老爷爷。

在我留学期间，外婆得了癌症，外公为了照顾外婆，从北京回到了南方，和我的妈妈一起，带着外婆辗转上海与无锡的医院。

外婆走后，外公变的十分孤独。他不爱和其他老人一起跳舞打牌，在他的世界里，只有科学，这是他毕生的梦想，也是他的信仰。

在我内心深处，对外公一直有份愧疚。作为一名记者，我总是在记录他人的故事，而作为外公唯一的孙女，我却从未认真走进过他的世界。

【三】

今年春节，是第一个我和外公单独过的年。我想抓住这个机会，去了解外公的人生，那些我缺席了的时光。

外公住在上海的郊区奉贤，我要坐将近两个小时的地铁，再加上半小时的车程才能到他那里。他不喜欢市区，觉得吵闹，并且再也找不回他小时候，邻里邻居的人情氛围。

车窗外的景色一片片地掠过，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逐渐变成了矮矮的农民自建房。透过车窗，我远远地看见外公坐在他的三轮车上等我。

他向我挥手，星宇你来啦，好久没见你，你好像还胖了一点呢。

我坐上外公的三轮车，这是他精心改装过的：电瓶换成了最高瓦数，前排还加了一个折叠的小桌子，他说这是他的工作台——他爱骑着车，带着笔记本电脑去野外工作和探险。

外公载着我回家，拍摄于2024年2月。

刚搬回来时，外公坚持不坐高铁，不坐妈妈的车，独自一人从无锡骑着电动三轮车来到上海。曾经有一次外公骑着三轮车出了事故，去医院缝了好几针，把妈妈给吓坏了，一度勒令他不许再骑了。但外公脾气倔，才不会听别人的指令呢。

他说，骑着三轮车的时候，他感到自由和痛快。他还想骑着三轮车环绕整个江浙沪，只可惜现在找不到另外一个人可以和他一起骑行。 

外公的朋友圈，拍摄于2022年6月。

外公的电动三轮车，拍摄于2022年6月。

家里还是老样子，像一个工作室而不像一个家。所有的东西杂乱地堆在一起，地上也积了黑色的污垢。自从外婆走后，外公开始学着自己做饭，自己收拾家里，而外公在这方面没有一点天赋。

我对外公说，帮你找个钟点工阿姨吧，把家里收拾收拾。他一听就来气，摆手说浪费钱，没必要，我这样就挺好——外公就是这样的，固执起来像头牛，谁都别想说服他。

大年初一，外公为我准备了一桌菜，有烧鹅，有肉饼，有汤，有蔬菜。虽然菜烧的过于咸了，我得吃一口菜喝一口水才觉得不齁，但想到不擅厨艺的外公，在厨房里认真鼓捣的样子，我不禁笑了出来。

我对外公说，今天我想认真地听你讲讲你的人生故事，我记录过了很多人的故事，但还没记录过你的呢。外公从桌子底下掏出一桶自酿的青梅酒，给我倒上了一杯，他自己喝了一大口，慢悠悠地说，那该从什么地方说起好呢……

老人的记忆力其实要比年轻人好得多，他们能记住悠悠岁月的许多微小细节。比如外公记得，中学时他读了哪一本书后，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半导体收音机；记得大学时读到爱因斯坦相对论时，那种无法言喻的震撼之感；记得当年外婆给他写的第一封信里的一字一句；也记得每一个自己曾经带过的学生的名字……

外公回忆往事时，不是直视着我，而是斜侧着头看着远方，他的眼睛亮亮的，仿佛那些熟悉的人与事，就在远方向他挥手。而我听着外公的故事，也仿佛见到了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听妈妈说，外公的很多同事和同学都出国进修了，外公当时也有出国的机会，但因为放不下外婆，放弃了这个机会。十几年前她和外公重返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有一名年迈的保安认出了外公，问他，你怎么还在这里呢，你的同学全都出去啦。

我问外公，你后悔当年没有选择另外一条路吗？外公说，虽然我这辈子没有迈出过国门，但我一点也不后悔，能在我自己的土地上，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这还不够吗？

这一晚，我们爷孙俩喝了大半桶青梅酒，一起欢笑，一起感叹。外公带我去他的书房看，书架上有他读研究生时的书，有我小时候爱读的小说，还有我读高中时的教科书。我惊讶外公怎么还留着这些呢，我早都忘记它们了。

外公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抚摸着泛黄的书皮说，一个人能流传下去给子孙的东西，就是他的书，这些书要留给你，你以后也要好好收着它们。

外公的书架，拍摄于2024年2月。

我刚上初中时，有一天外公郑重其事地送了一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给我。他说，从现在开始你应该搞清楚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联系了，以后长大了，你要像这些科学家一样，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从小就没有任何理科头脑，看到数字就想打瞌睡。我任性地和外公嚷嚷，我才不要呢，只有你才喜欢读这些玩意儿。 当时，我的中学门口新开了一家碟片店。爸爸妈妈不给零用钱，但外公会给我。每次拿到零用钱后，我都会跑去碟片店里买影碟看，从宫崎骏的《龙猫》，到讲述反战故事的《美丽人生》，再到拯救海豚的纪录片《海豚湾》。我一直珍藏着这些碟片，期待着未来有一天可以和我的孩子分享。

外公在中学的课堂上找到了他的科学梦想，在那家小小的碟片店里，少年的我也找到了我的梦想——就像外公给我起名时的寄望，去探索与记录这个世界的故事。

外面的鞭炮声此起彼伏，这是我在市区里听不到的声音，象征着团圆，象征着迎接幸福，也象征着我与外公之间的距离，正在一点一点地拉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