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儒学、融通东西——李明辉教授与比较哲学

学人按：李明辉，一九五三年生，1986年获得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为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合聘教授、广州中山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著有《儒家与康德》《儒学与现代意识》《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康德伦理学发展中的道德情感问题》（德文）《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德文）《四端与七情》《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等。

李明辉先生是牟宗三先生的弟子，并于德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故而其学问游走中西，深入堂奥。2023年李明辉教授年满七十，正式荣休，朋友学生以文贺寿，结为文集。现刊发彭国翔教授的《文集》引言，条分缕析，介绍李明辉教授各项成就。正月初七，古为人日，习俗多于此日，祈祷人寿年丰，今年也是李明辉教授引退第一年，衷心祝愿李明辉教授及读者长寿康乐，并祈李明辉教授学术之树常青。

从事比较哲学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对于比较的双方（或多方）都必须真正鞭辟入里，否则难以真正有所成就。但如何真正落实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与其抽象地讨论，不如以比较哲学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为例，来加以说明。在我看来，当代新儒学的一位代表人物李明辉教授，便是比较哲学领域的佼佼者之一。当然，对于李明辉教授来说，哲学的比较研究工作不仅在中西之间，也在于中韩之间。并且，他所从事的比较哲学的工作，是以儒家的文化和价值关怀为其立足点的。

一、深入西方哲学堂奥

和中文世界的“西方哲学”研究不同，自有“中国哲学”这一观念和相应的学科建制以来，中国哲学研究就不是一个仅限于“中国哲学”的孤立行为，而是始终处在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之中。换言之，可以说“中国哲学”一开始就是某种比较哲学。迄今为止，无论就古典研究还是理论建构来说，在中国哲学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前辈与时贤，几乎无一不对西方哲学传统有深入的了解与吸收。在一定意义上，对西方哲学造诣的深浅，直接影响“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建构。而李明辉教授对于西方哲学，尤其康德哲学的了解，可谓深入堂奥。

首先，其博士论文“Das Problem des moralischen Gefühls in der Entwicklung der kantischen Ethik”（《康德伦理学发展中的道德情感问题》，该论文1994年由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了德文本）即专门探讨康德哲学中的道德情感问题。与一般仅在西方哲学或康德哲学脉络内部研究康德不同，该文一开始即带着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这当然是受到牟宗三先生的影响，因为牟先生曾据孟子学的传统指出道德情感不必只是经验层面的东西。李明辉教授的博士论文，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之下对康德道德情感问题进一步的深究精察。

其次，李明辉教授还有其他对于康德哲学的专论。比如“康德的《通灵者之梦》在其早期哲学发展中的意义与地位”（收入其《通灵者之梦》中译本）、“《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一书之成书过程及其初步影响”（收入其《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中译本）、“独白的伦理学抑或对话的伦理学？——论哈柏玛斯对康德伦理学的重建”（收入其《儒学与现代意識》，文津，1991）、“康德的‘历史’概念及其历史哲学”（收入其《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中译本）、“康德的‘道德情感’理论与席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收入其《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台大出版中心，2005）、“康德的‘何谓在思考中定向’？”（收入其《康德与中国哲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康德的‘民主理论’与永久和平论”（收入李炳南编：《迈向科技整合的政治学研究》，扬智，2007）、“关于康德《论永久和平》的若干思考”（《中山大学学报》2016 年第6 期）、“康德论同情”（收入其《康德与中国哲学》）、“康德哲学中的Menschheit及其文化哲学意涵”（台湾《清华学报》，第52卷第2期，2022）等论文。

第三，李明辉教授还直接从事了许多康德学的翻译工作，这种工作其实也正是深入康德的一个过程与途径。康德本人的著作，李明辉教授翻译了《通灵者之梦》（联经，1989）、《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联经，1990）、《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联经，2002）、《一切能作为学问而出现的未来形上学之序论》（联经，2008）及《道德底形上学》（联经，2015）等。西方一些有影响的康德研究著作，李明辉教授的翻译则有L. W. Beck的《我们从康德学到了什么？》（《鹅湖月刊》第89期，1982）、H. M. Baumgartner的《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导读》（联经，1988）及Günther Patzig的“当前伦理学讨论中的定言令式”（收入其《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中译本）等。

上述三个方面，都堪称西方哲学的专业研究。就西方哲学研究本身而言，均有其独立的意义。不过，李明辉教授并不限于西方哲学自身的视域。正是这些看似属于西方哲学内部的专业研究，为其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西方哲学方面的基础。

二、紧扣中国哲学文献

不论在两种哲学传统还是在多种哲学传统之间从事比较的工作，必有宾主之分。也就是说，其中必有一种从事者最为熟悉的哲学传统，构成其进行比较工作之“宗主”。这种“宗主”，可谓比较哲学工作的“道枢”和“环中”。而所谓“最熟悉”，兼指知识的掌握与价值的认同两者而言，或至少具备前者。在现实的比较哲学领域中，从事者也大都有所“主”，不归于此则归于彼。对中西哲学比较来说，要么以“中”为主，要么以“西”为主。李明辉教授中西哲学比较中的“宗主”，至少就价值认同而来，则更多地在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传统。

就此而言，对西方哲学的深入了解，只是中国哲学研究或中西哲学比较的必要条件，如缺乏对中国哲学文献的深度解读，难免削足适履，将中国哲学的文献塞入西方哲学的观念架构，无法触及中国哲学自身的义理系统。因此，具备良好西方哲学训练的同时，还必须能够深入中国哲学的文献，紧扣文本，循其固有的义理脉络而行，所谓“批大郄，导大窾，因其固然”，方可在“援西入中”的“双向诠释”过程中不致流于单向“格义”的“以西解中”。[1]

牟宗三先生晚年曾反复强调所谓“文献的途径”，即强调中国哲学研究必须基于对文本的深入细致解读。作为牟先生的高足，李明辉教授对此必定早有充分的自觉。而其相关的研究，对此更是有充分的反映。譬如，《孟子》“知言养气”一章自古迄今号称难解，李明辉教授在其“《孟子》知言养气章的义理结构”一文（收入其《孟子重探》，联经，2001）中，则梳理古代各大注家的解释，辨析现代相关学者的论证，结合文字训诂与义理分析，对该章的思想蕴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说。其分析与论证步步立足文献，如抽丝剥茧，环环相扣，不能不令人信服。

限于篇幅，这里只能聊举一例。事实上，在其“孟子王霸之辨重探”、“焦循对对孟心性论的诠释及其方法论问题”（以上二篇收入其《孟子重探》，2001）、“刘蕺山对朱子理气论的批判”、“朱子的‘仁说’及其与湖湘学派的辩论”、“刘蕺山思想中的‘情’”（以上三篇收入其《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朱子论恶之根源”（《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1993）、“刘蕺山论恶之根源”（《刘蕺山学术思想论集》，1998）、“《论语》‘宰我问三年之丧’章中的伦理学问题”（收入其《儒学与现代意识》增订版，2016）等一系列论文中，这种对于中国哲学文献及其义理的深度契入，所谓“牛毛茧丝，辨析毫芒”，均触处可见。而这种对于中国哲学“直入塔中”而非“对塔说相轮”的学术态度和修为，尤其值得如今一些西方哲学出身的比较哲学研究者反省和借鉴。

三、游刃于中西哲学之间

在具备西方哲学深厚素养的同时，以中国哲学为“宗主”，紧扣文献，从而充分把握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意识，如此方可在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比较研究，尤其是运用西方哲学作为诠释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时如“庖丁解牛”。李明辉教授之所以能够在比较哲学领域中显示出少见的游刃有余，正源于此。从第一部比较哲学著作《儒家与康德》（联经，1990）到《康德伦理学与孟子道德思考之重建》（中研院文哲所，1994），以及一些相关的论文，那种游刃有余都有鲜明的体现。

李明辉先生在书房。

如何在中西哲学之间左右逢源而不单向地“以此观彼”或“以彼观此”，我们不妨以有关“超越”与“内在”的讨论为例加以说明。认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在于“内在超越”，是现代学术建立以来许多中国哲学家在中西哲学比较眼光下的一个洞见。对此，一些学者有所质疑。从西方哲学传统主流的角度来看，“超越”与“内在”有其特定的涵义，对“内在超越”说的质疑并非毫无道理。而李明辉教授先后发表的两篇专论：“儒家思想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收入其《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和“再论儒家思想中的‘内在超越性’问题”（收入其《儒学与现代意识》增订版，2016），既有效地回应了质疑，消解了至少在中国哲学语境中“内在”与“超越”的矛盾，又使前贤的洞见获得了具体充分的展开。在这两篇论文中，李明辉教授兼顾中西而又不偏于一方的造诣，可以说得到了充分的显示。

彭国翔、张子立合编之《康德、儒家与中西融通：李明辉教授荣退志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23）

只有对中西哲学双方都能“深造自得”，才能做到“左右逢其源”。而在中西比较哲学中达到“左右逢源”的境界，除了对中西哲学传统双方都要“入乎其内”之外，还需有充分自觉的方法意识。在“中西比较哲学的方法论省思”和“再论中国哲学的‘创构’问题”（以上二文均收入其《李明辉新儒学论文精选集》，台湾学生书局，2020）等文中，李明辉教授就具体表达了他对于从事中西比较哲学的方法论思考。其中诸多看法，例如必须正视概念在不同语言脉络中的转意，以及当在概念的“脉络化”和“去脉络化”之间的张力中谋求“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等等，对于比较哲学来说，都可谓真知灼见，足资玩味。

由于李明辉教授能够游刃于中西哲学之间，对中西哲学传统都能够偏僻入里，所以，当面对学界中西比较哲学领域的一些似是而非之见时，李明辉教授常常义不容辞地进行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例如，晚近中美学界都以一种用“德行伦理学”（virtue ethics）来诠释的趋势。虽然“德行伦理学”与儒家的伦理学之间不无可比性，但有些比较和诠释的工作有时流入比附（forced analogy），甚至导致对于儒学的严重误解。对此，李明辉教授已经发表了三篇论文，分别是“儒家、康德与德行伦理学”、“再论儒家、康德伦理学与德行伦理学”及“康德论德行义务：兼论麦金泰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评”（三文俱收入其《康德与中国哲学》），以条分缕析、抽丝剥茧的方式对于其中的问题做出了若干驳正。这一系列论文的发表，意在澄清儒学与德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既构成李明辉教授近年来学术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中西哲学比较在伦理学和道德哲学领域的最新进展。

四、从中西到中韩

作为牟宗三先生的高足，李明辉教授自然深受牟宗三先生的影响。如果说围绕康德哲学和儒家哲学进行的一系列比较哲学研究构成对牟宗三先生许多睿识洞见的进一步深细的展开，那么，在儒学话语内部对于中国宋明理学和韩国儒学的比较研究，则意味着对牟宗三先生治学方法和精神的发扬。

原创性的哲学研究，常常来自对以往乏人问津的重要文献的诠释。牟宗三先生对于胡宏、刘宗周等人的诠释之所以为宋明理学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和领域，即是如此。而将这种“文献的途径”扩展到韩国儒学的文献，直接处理韩国儒学的第一手文献，从而致力于中韩性理学的比较研究，则既可谓李明辉教授对牟先生治学方法的伸展和落实，更意味着他在中西比较哲学之外另辟了自己的一块学术园地。

自2004年以来，李明辉教授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韩儒学比较及韩国儒学的专题论文。与其中西比较哲学的若干成果一道，这些中韩比较哲学的成果，有相当部分辑入其《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一书。仅就题目而言，该书似乎回到了作者博士论文时期的主题，但中韩比较哲学的丰富内容，却使得道德情感的哲学问题在中、韩、西三方的深度互动中获得了极大的拓展。

韩国儒学历来以朱子学为重，《四端与七情》一书中韩国儒学的部分亦以朱学为主。但最近，李明辉教授又将研究扩展到了韩国阳明学的范围，其“郑霞谷对四端七情的诠释”一文（韩国《阳明学》第17期，2006）对于韩国阳明学重镇郑霞谷的研究，正是这一动向的反映。

除此之外，其它诸如“李玄逸的四端七情论与‘道心、人心’问题”（收入吴震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韩元震的‘四端七情经纬说’”（收入黄俊杰编：《朝鲜儒者对儒家传统的解释》，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以及“从朱子学看李星湖的四端七情论”（收入林月惠编：《东亚儒学与经典诠释：韩国与越南儒学的开展》，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22）等论文，都是李明辉教授深入韩国儒学研究的表现。

五、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哲学与儒家思想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迄今为止，李明辉教授的学术工作还包括向西方学界介绍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思想。如今，华人学界不乏曾有西方留学经验并具备良好西文能力的学者，但是，同时能够对中国哲学尤其儒家思想深入堂奥者，却是凤毛麟角。

李明辉教授曾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德国波恩大学（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Bonn）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其德语的掌握和运用自然不在话下。得益于此，他曾以德文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向德语世界介绍中国哲学和儒家思想。其专著部分，除了从儒学的视角检讨康德哲学道德情感问题的那篇博士论文之外，还有Der Konfuzianismus im modernen China（《儒家思想在现代中国》，Leipzig, 2001）及Konfuzianischer Humanismus: Transkulturelle Kontexte（《儒家人文主义：跨文化的脉络》，Bielefeld, 2013）；论文部分，则有如“Die Autonomie des Herzens - Eine philosophische Deutung derersten Hälftevon Meng-tzu 2A: 2”（“心之自律：‘孟子知言养气章’的哲学诠释”，1995）、“Mou Tsung-san und Kants Philosophie: Ein Beispiel für die Kant-Rezeption in China”（“牟宗三与康德哲学：康德在中国的吸纳之一例”，1996）、“Das ‘Konfuzianismus-Fieber’ im heutigen China”（“今日中国的‘儒学热’”，1998）、“Schöpferische Transformation der deutschen Philosophie: Am Beispiel der Rezeption desBegriffes des ‘Dinges an sich’ bei Mou Zongsan”（“德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以牟宗三对‘物自身’概念的吸纳为例”，1999）、“Das Motiv der dreijährigen Trauerzeit in Lunyu 17.21 as ethisches Problem”（“《论语》‘三年之丧’的主题作为伦理学问题”，2003），以及“Kritische Bemerkungen zum Problem der Legitimität chinesischer Philosophie”（“对中国哲学的正当性问题之批判性评论”，2015）等。

除了德文著作之外，李明辉教授也有英文著作面世，有些他自己是撰写的，有些是译作。专著有Confucianism: Its Roots and Global Significance（《儒家思想：其根源与全球意义》，Hawaii，2017），其中包含“The Debate about Renbetween Zhu Xi and Huxiang Scholars”（“朱熹与湖湘学者关于‘仁’的辩论”）、“Wang Yangming’s Philosophy and Modern Theories of Democracy: A Reconstructive Interpretation”（“王阳明哲学与现代民主理论：重构的诠释”）、“Confucian Tradition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ir Destinies and Prospects”（“儒家传统在现代东亚：其命运与前景”）、“Modern New Confucians on the Religiousness of Confucianism”（“现代新儒家论儒家的宗教性”）以及“Confucianism, Kant, and Virtue Ethics”这些曾经以论文形式单独发表的文字。此外，他还有“Studi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a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 Contextualization and Decontextualization”（“从跨文化视野研究中国哲学：脉络化与去脉络化”，2016）、“Building Democrac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New Confucianism”（“建立民主：当代新儒学的理论与实际”，2017），以及“Mou Zongsa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Kantianism”（“牟宗三：儒家思想与康德思想之间”，2021）等论文。这些著作，为英语世界中更为广大的读者群了解中国哲学和儒家思想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正如并非每一个种族意义上的德国人都天然懂得康德的哲学，种族意义上的中国人也并非天然都懂得中国哲学和儒家思想。尤其在经历了漫长的对于传统的批判乃至于摧残的时期之后，除非经过中国人文学科的专业训练，否则，连繁体字和古文阅读都有困难的话，是很难真正掌握中国哲学和儒家思想的。但是，对于西方人士而言，这个稍加反思便可明白的简单道理，往往却很容易无形中被抛诸脑后。因此，在华人学者乃至在中文世界工作的西方人士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哲学和儒家思想的那些著作之中，难免鱼龙混杂，甚至鱼目混珠。就此而言，像李明辉教授这样真正深入掌握了中国哲学和儒家思想的学者所撰写的著作，对于西方人士了解中国哲学和儒家思想来说，便格外的难能可贵，可收令“六耳猕猴”之流无所遁其形之效。

六、文化与价值关怀——比较哲学的动源

几乎和纯粹的比较哲学研究同步，自1990年以来，李明辉教授还不断发表了其它一系列的著作，如《儒学与现代意识》（文津，1991；增订版，台大出版中心，2016）、《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台大出版中心，2005）等专书，以及“‘内圣外王’问题重探”（收入《儒学与现代意识》增订版，2016）、“为什么要研读经典？——以《论语》为例”（收入王伟勇编：《人文经典与创意开发》，里仁书局，2011）、“朱子思想与现代政治伦理”（收入陈来编：《哲学与时代――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等论文。在这些著作中，尽管也随处可见其比较哲学的功力，但更多的却是其文化与价值关怀的集中反映。

比较哲学的动力来源可以是单纯哲学的兴趣，但是，在比较哲学领域内能有更大成就的学者，其比较哲学工作的“源头活水”，往往更在于文化与价值的关怀。换言之，只有具备文化和价值上的深切关怀和坚定信守，其理论工作方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不至于“其流不远”。从上述这些著作可见，李明辉教授也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极强文化与价值关怀的学者。

对于一位学人来说，只有具备了文化和价值的关怀，以及对此关怀的高度自觉，在文化和价值上有自己坚定信守和鲜明的立场，学术思想工作才不会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是其毕生的“志业”。正是以其文化与价值的关怀作为自己学术思想工作的动力来源，李明辉教授在比较哲学的领域，才能数十年来连绵不断地耕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尽管已届“从心”之年，在立足儒学、融通东西方面，李明辉教授深沉、明晰而严谨的哲学思考，仍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凝结出累累硕果。

附识：本文最初曾以“李明辉教授与比较哲学”为题，刊于林庆彰主编：《当代台湾经学人物》（台北：万卷楼，2015），第一辑，页159-166。后经增补修订，作为“引言”，收入彭国翔、张子立合编之《康德、儒家与中西融通：李明辉教授荣退志庆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23），页1-10。

[1]关于这一点，参见彭国翔：《中国哲学方法论——如何治中国哲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

原标题：《立足儒学、融通东西——李明辉教授与比较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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