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身边 | 宋绪峥：从师范到北大：一对母子的梦想接力

从师范到北大：

一对母子的梦想接力

宋绪峥

2022年6月23日下午，一向敬业的老徐在出勤单上反常地签了早退，和丈夫开车驶向两人在市内租的那套房——自从高考考完以后，儿子就一直在那里住着。房子是从儿子高二开始租的，高中每周只放五个小时的假，在市内租个房子，就省得儿子把一半的放假时间都搭在路上。

两口子对去市里的这条路再熟悉不过，每个周末，俩人都得急匆匆地去市里接儿子，急匆匆地给儿子做顿饭，再急匆匆地把儿子送回学校，最后急匆匆地回到农村的家里。这次，他们同样是急匆匆的，因为高考马上就要出分了，他们要与儿子共同见证这一时刻。

外面的太阳晒得人心里发燥，老徐正要指挥丈夫把空调开开，却接到儿子打来的电话。“不到四点，还没出分呢，这小子怕不是着急了。”老徐心想，按下了接通键。

“妈！685！我考了685！”电话里传来儿子激动的声音，老徐身上“刷”的一下起满了鸡皮疙瘩。

她说不出话来，她想起1993年填报中考志愿时的自己——那个如此想要逃离大山的女孩。

母承

村里有这样一句闲话：“老徐家不如人老赵家有福，老赵家一生连生三个大胖小子，多争气！”

生，必须得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八个字卯在太姥爷的眼睛里。姥爷只觉得生孩子像一场赌博，每次在孩子出生前就把名字早早起好，第二个字是从字典里随便翻的，第三个字却雷打不动必须是“男”字。可天公不作美，求男不得男。十赌九输，每生出一个姑娘来，姥爷的背就更弯了些，在村里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老大叫娅男，是个姑娘，老二叫惠男，也是个姑娘，老三都叫男男了，竟还是个姑娘。

惠男，贤惠的惠，男孩的男。她不喜欢这个名字，且不说这名字一点也不像女生，单是这一个“男”字，就让她觉得这名字并不属于自己。这名字更像是语文老师在课上讲的表现手法，不是为她自己的人生铺垫，而是为父母能生出一个男孩做伏笔。

惠男不仅讨厌她的大名，更讨厌她的小名——“二十儿”。当时有“密胎费”一说，即两胎之间必须相隔一定年数，否则就要罚款。刚生完老大，等姥姥出月子以后，姥爷就催着姥姥怀老二，也顾不上罚不罚款的事，像是赌桌上赌红了眼的赌徒。

惠男一出生，全家摇头，姥爷让太姥爷给起个小名儿，太姥爷直摇头，最后禁不住姥爷请求，无奈地摆摆手说：“既然罚了二十块钱，小名儿就叫二十儿吧。”

二十儿，如此难听，也如此随意。过年亲戚来串门时，大家就“二十儿”“二十儿”地叫，惠男每次都会恶狠狠地瞪回去，或者直接生气地转身离开。

大姐出生时，家里还能供得起，逢年过节时也能买礼和亲戚走动走动。等到小妹出生时，家里连养活三个孩子都难，过年时连来的亲戚都少了。

惠男性子里敏感，懂事也早，姥姥最喜欢她，什么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事儿都和她说。等惠男长得和篱笆一样高的时候，就知道打不完的补丁、补不完的窟窿和熬不完的寒冬，归根结底都是受不尽的穷。

上小学时，惠男有很多朋友，一群小孩子结伴而行，上山打鸟，下水摸鱼，好不快活。玩累了，就一齐拱到谁家的炕上，躺的四仰八叉，连谁的头谁的腿都分不清。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一点：再怎么疯，也绝不能赖到惠男家的——不仅是因为她家有只很凶的大黑狗，更是因为惠男从不让别人到她家去。不信就看刚子头上的大包，那就是他硬要跟着惠男回家，被惠男顺手抄起一块毛石砸的。

平均成绩，平均身高，和远低于平均的家庭水平，这是她小学六年的缩影。上了初中以后，老师们都说：“有个好成绩，就能上个好学校，有个好前途。”有的孩子还不明白这句话的道理，仍然像小学那样疯玩，而有的孩子已经开始暗暗较劲，把“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誊写在所有课本的第一页上，惠男就是后者。

“如果你写我的故事，别人听起来就像是励志却烂俗的鸡汤文。”在采访她的时候，她这么说。她的努力没有方向，她只是直觉性地把书本上的知识和光明璀璨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在学明白二次函数的那一刻，她恍然忘了自己是穷出身。对那时的她来说，光明璀璨就是离开家乡的意思，她一心想离开大山，离开那个只有秧苗和苞米地的地方。

当时学校里学习排在前面的女生是很稀有的，惠男的成绩和她的名字一样特别。老屋还是那个老屋，冬天照样灌风的老屋，但夜间用功学习的惠男总会在煤油灯忽明忽暗的焰火里幻想着自己未来的样子：每天搭公车通勤，穿着洋装在办公室里敲着键盘，就像港片里的职场女郎那样。

中考在即，惠男很有把握能考上当地的重点高中。她带着志愿填报表回到家中，却看到姥爷抽着烟对姥姥说：“你看哈，师范比重点分高，老二学习好，能上师范，老三运气好能去重高，就先让老二报师范吧。”惠男说不出话来，只能默然地听着亲戚给姥爷算的那笔账：“上师范四年的学费是1250，但是学校每个月会给师范生40元的补贴，算下来四年不用家里出钱还能给家里赚钱。另外，上师范好找工作，不用供大学就能下来工作，还多拿几年工资。”

那是家里的账，不是她人生的账。填师范学校，就意味着她总有一天要回来教书，生于斯长于斯还不够，可能也要死于斯了。她憎恶的，她想要逃离的，最终成为了她的归宿。她觉得自己被种在了那片土地上，拔不出根了。

她选择忘记志向，像当时的大多数女生一样。

录取结果出来后，她带着大包小裹坐上绿皮火车，脑子里一直有一首歌在响，那是她在师范学校面试时唱的一首歌：“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她的人生没有星星了。

子继

平淡但不孤独——这是惠男对在师范学校学习的那段日子的概括。

刚到学校的时候，惠男整个人是失了魂的，她拒绝一切，拒绝学习，拒绝社交，住进宿舍半个月，室友们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的人生本来是高尔基笔下的阶梯，但这个阶梯被扭转成一个莫比乌斯环，无论她怎么走，看似攀升或是看似下落，好像都在同一个圈里打转。

“现在想想，师范就像个失意者乐园，当你发现不止你一个人的命运被无奈改写，大家抱在一起取暖时会有种虚幻的幸福感。”刚到师范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弃子。但时间久了，大家都明白他们必须向前走，至少不能迷失。坚强在此刻像是一种卑劣的品质，惠男明白那不是和解，那是算了。

不以优秀苛责自己，本身就是一种优秀的品质。惠男和同学们一起高呼着“60分万岁”，一起看大部头的言情小说，一起去校外的不知名小摊吃豆皮串，日子就像村里的溪水一样潺潺流过，最终她平平淡淡地毕业，回到了家乡。

在课堂上，她看见孩子们红扑扑的小脸，一句句“老师”喊到她心坎里。伤疤变成溃疡，命运的曲折只要不提就不会痛了，说是甘于平庸也好，说是顺其自然也好，总而言之，她不再后悔。

之后，她遇见一个男人，一个会在见面前给她采一捧野花的男人，一个会在春天陪她摘野菜、秋天陪她捡蘑菇的男人，一个会用乡村小学里走音的钢琴为她弹《梦中的婚礼》的男人。“你爸真傻，但是他傻到只会爱我哦。”在讲到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时，惠男脸上总会孵出一个甜蜜的微笑。

爱情自然结晶，她生了个儿子，她爸知道时，他笑得比每个人都开心。“没有儿子，还是有好外孙的。”尽管惠男听到这句话时还是忍不住叹口气，但终归是幸福的。坐月子的时候讲究多，不能下炕走动，也不能看电视。于是，无聊的时候她就翻红楼梦，一章一章地给儿子读，也给自己读，读累了，就跟儿子聊天，讲自己是怎么上的师范，怎么认识的你爸，儿子也听不懂，十九年后才给出真正的答复：“妈，你知道吗，你小时候不管我懂不懂就和我聊天，其实不知不觉在运用发展心理学的原理哦。”

她生命的中心和重心，都在儿子身上了。看着一个被毯子包裹着的小肉球渐渐长开眉眼，学会爬行与行走，在洁白的梨花树下在你怀里笑，没有一个母亲不会为之动容。她早早地教他识字，教他读书。“从幼儿园开始，小学，中学，大学，妈一定会供着你。”希望像是她陌生的老友，一点一点在她心中生根发芽，她不愿意将儿子的人生看作她遗憾的找补，她只是不想让儿子背负同样的溃疡过一辈子。

儿子的幼儿园是在村里的学校上的，因为只有一个老师，大班、中班和小班都得混着上，也没有“上课”和“下课”的概念。惠男在六年级的教室里讲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就看见讲台下的学生们趴在桌子上偷乐，一转身，就瞥见门口倚着一个小孩儿——她后来才在书中找到能准确描述那一时刻的句子：“那是她人生的黄金时代。都是琐事，都是平庸家常，单个拎出来也没意思，但远观是无尽水面上一片粼粼波光，她躺在船里，半梦半醒，金光在眼皮上跳，桨声轧轧，搴舟中流，操桨的是吴桐。”

儿子上小学前，惠男记不清自己上了多少次公开课，评了多少次优秀与先进，她只知道拼了命也要把自己调到镇里的中心小学去，最重要的是要让儿子在那里上学。每天和儿子一起放学的时光是最快乐的，两个人手牵着手一起走，一年级的他含糊不清地念着“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三年级的他笑着说今天的作文写的是“我的妈妈”，六年级的他就不和她一起走了，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前面走，想着心事，而她在后面慢慢跟着，如果两人的前方有一个景深镜头，她一定是逐渐模糊的那个。

上了初中，儿子一直是镇里中学的第一名，但和城里孩子的成绩还差得远。所以。一到寒假暑假，她就带着儿子到城里的亲戚家去，儿子在那里上辅导，她在那里给儿子做饭，却总因为寄人篱下的愧疚把亲戚家的家务活都包圆了。儿子遗传了她的敏感，自尊心也很强，他总觉得亲戚的眼睛里偶尔会闪出不屑与鄙夷，每次听到“你们农村没有这东西吧”都想别过头去——惠男熟悉那种刺痛的感觉，可三十多年的时间教会她熬。

儿子的中考志愿是在电脑上填的，每一格志愿都是“××市高级中学”，无一例外。儿子提交志愿的那一刻，惠男觉得像是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她对儿子要求不高，只要能考上当地的理工大学就心满意足了，毕竟是她自己不争气，在农村上学的孩子到城里念高中总有一种落差感，既体现在成绩上，也体现在心理上。

儿子的高中是住校制，每周只放五个小时的假。他总吐槽上高中和蹲监狱没什么区别，每次放假时也不得不看着秒针吃饭、购物、洗澡，再带着几斤水果和一箱牛奶把自己打包回校。周末的五个小时是一周一百六十八个小时的精简与浓缩：儿子爱吃海鲜，周末的那顿饭就全是蚬子、虾爬、鲍鱼和炝虾；在学校里打电话每次都要排很久的队，儿子每次从上课等到下课也拿不到听筒，两人就索性约好把一周要说的话都在这五个小时里说完，孩儿他爸话少，就幸福地看着两个人叽哩哇啦叽哩哇啦的讲。

“总感觉你高中的时间是过得最快的，好像嗖的一下你就上了大学。”高中的课业压力越来越重，放假从一周一次变为两周一次，惠男记得当时还有疫情，校门口的保安不让家长给孩子送东西，她就去县城里唯一的西餐店买两盒披萨，只因为披萨能薄到从学校的围栏下就能塞过去。

她不知道的是，儿子当时的模拟考成绩总是波动很大，每次都是一边哭一边吃披萨。在高中里，儿子心情不好时就会看《红楼梦》，看到平儿把蟹黄抹在王熙凤的脸上，心情再怎么不好也会笑出来。但是她能感受到，儿子是孤独的，和当时想要离开家乡的自己一样孤独。

惠男没参加过高考，所以当儿子参加高考时，她比儿子还紧张。她无数次规划着高考三天的食谱，是滑蛋虾仁还是清炒茼蒿，是番茄牛肉还是干煸豇豆，这是她爱的方式。那三天的儿子吃的格外的多，每天晚上还拉着两口子一起去公园散步，一边走一边聊天，但绝对不提高考——这是三人之间无言的默契。

高考结果出来以后，惠男和儿子直接被接到北京大学招生组。“像一场梦一样。”她说，她从来没有想过“北京大学”这四个字能变得这么近。当天晚上，两个人躺在酒店的床上，还是不敢相信一纸协议就能把一个农村孩子送到北京。

去北京的那天晚上，两个人同样没有睡着。火车哐当哐当地向着首都行驶，儿子满心憧憬着自己的未来，而她满心都在想着儿子。

微信聊天框里的措辞逐渐变得陌生，那个连声母和韵母都分不清楚的小孩，现在满口是贾樟柯与弗洛伊德。

五一假期，儿子突然给她打了一通电话：“妈，我觉得我好不幸福，我也想有去演唱会不用看价格就抢预售票的底气。”

惠男无言，一提到穷，她是最没有发言权的。她只是说着“钱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但她自己也觉得苍白。

一天下午，和同事们打完排球后，惠男点开微信，看到儿子罕见地给她转发了一篇公众号文章——《寒门子弟上名校之后》。读完之后，她编辑了一条消息，点击发送：

“今晚有时间吗？我想给你打个电话。”

在电话里，她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他听，讲讨厌的大名与小名，讲中考与师范，讲儿子的出生，讲他从小到大的故事。她用自己平淡的讲述给儿子编织了一场两个小时的梦境，梦里有洁白的梨花，有周三下午的五角零花钱，有走了六年的放学路。

生命与梦想，就这样承续。

写在最后

“现在的我只有羡慕羡慕，你的一切。”我把这篇文章发给老徐后，她说了这样一句话。

选题的过程是很艰难的：一开始我想写奶奶的故事，写她如何从一个民办教师成为一个校长，写她为乡村教育奉献的一生；后来我想写老徐一家的故事，写那种需要“争气”的生育，想好了名字，也写了一千多字，但总觉得写一点就近乎凝滞；最后，我还是写了我妈的故事，这种原始的写作冲动来源于对记忆更正与重构的渴望——“故事必须重新讲过。”

写作的过程近乎是一气呵成的，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纪实”也掺杂了部分个人情感，我写“二十儿”时带着愤怒，写“她的人生没有星星”时替她悲伤。似乎这种书写本身就带着一种惩恶扬善的目的，她的过去已经很委屈了，我不希望她在我的文字里也这样委屈。

我有意地将我十八岁那年短暂的成功作为她的成功的一部分，尽管这种联系暗含着“你是我最好的作品”的错误教育观点，但我始终希望那个她满心想着的我，是可以让她挺起身板炫耀的，是可以间接治愈她的遗憾的。

感谢这门课程作业，让我在不断的攀升或是内卷中有理由停下来思考。不需要道理，故事本身就是一种文字上的言传身教。这份作业让我发现那些故事，也让我惊诧于一个易被忽略的事实：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故事。

谨以此文，献给我最爱的老徐。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3年《光影中的百年中国》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本期编辑 | 江凡瑄

原标题：《重拾身边 | 宋绪峥：从师范到北大：一对母子的梦想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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