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 | 胡适与郭沫若的“相知”

原创 李传玺 李启明 世纪杂志

世纪 CENTURY

胡适与郭沫若的“相知”

李传玺

工作单位为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

李启明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

1923年10月13日，胡适日记记道：沫若邀吃晚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据《胡适日记全编》第４卷标注为楼石庵），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这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胡适日记全编》第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72页）

这是当日胡适记下的场景，应该没有什么差错和夸饰。胡适说他曾取《女神》读了五日，足见胡适对郭沫若《女神》的重视与喜爱；也看出郭沫若一听这句话的兴奋、与诗人般的激情焕发，以及对胡适的敬重。

01

由骂战到和解

郭沫若的这个举动，胡适一直记在脑子里，以致晚年接受唐德刚做口述史访谈时，仍说到这个故事。在胡颂平所做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上也有这个记载。唐德刚先生的记述是：胡适先生“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他称赞了郭沫若几句。郭氏在另外一桌上听到了，特地走了过来在胡氏的脸上Kiss了一下以表谢意。”（《胡适杂忆》，华文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第119页）

1922年9月，胡适读到了创造社出版的《创造》季刊第二期上郁达夫的文章《夕阳楼日记》，此文批评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新文化丛书中的余家菊翻译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胡适对郁达夫举例的原文和双方的译文进行了“细细考察”，于9月14日写了篇《骂人》，对郁达夫进行劝告，“译书是一件难事，骂人是一件大事”，“译书的错误其实算不得十分大罪恶：拿错误的译书来出版，和拿浅薄无聊的创作来出版，同是一种不自觉的误人子弟。又何必彼此拿‘清水粪坑里的蛆虫’来比喻呢？况且现在我们也都是初出学堂的学生，彼此之间相去实在有限，有话好说，何必破口骂人？”（《胡适全集》第2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305页）

图 | “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文学团体创造社出版的《创造》季刊封面

胡适语气平和，劝说中肯，真是平心而论。没想到郁达夫根本不买账，相反认为胡适出头抱不平，是因为他文章中“有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 的话，胡适曾跟着杜威做翻译，便认为是讽刺他的，“所以借题雪恨”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第201页），于是撰文反击。郁达夫把文章寄给《晨报》，胡适看到此文后，不想扩大事态，通过《晨报》编辑压下此文，但是郁又在其他报纸上发表了。胡适一看就这么点小事快要“节外生枝”酿成论战大事，1923年5月，他致信郭沫若、郁达夫二人，再次说明自己的态度，解释文中可能导致误解之处，但也再次诚恳劝告郭沫若和郁达夫，“就译书一事的本题而论，我还要劝你们多存研究态度而少用意气。在英文方面，我费了几十年的苦功，至今只觉其难，不见其易”“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信的刺激而多读一点英文”。胡适还就郭、郁两人在反批评中对“考据学”的否定提出了建议，“如果你们不见怪，我很诚恳地盼望你们对我个人的不满意，不要迁怒到‘考据学’上去。你们做文学事业，也许有时要用得着考据的帮助”“考据是一种公开的学问，我们不妨指出某个人的某种考据的错误，而不必悬空指斥考据学本身”。胡适并用郭沫若翻译莪默·伽亚谟的诗作例子说明这一点，如果“多用几种本子作考据，也许可以帮助本文的了解”。胡适最后说：“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

就在此信中，胡适说出了对他们创作的评价，“至于我对你们两位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只有乐观的欣喜，而无丝毫的恶意与忌刻”。（《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第200页）。因此可以说，胡适那天在酒宴上所说的话，并不是场面话，而是真诚的评价。

1923年4月21日，胡适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养病。在上海期间，５月25日，他去拜访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再次就“论战”一事主动寻求和解。据日记记载，“结束了一场小小笔墨官司”（《胡适日记全编》第４卷第19页）。之后，他们又多次欢聚。10月13日那场就是其中之一。10月25日，胡适在读了徐志摩给他看的《灰色的人生》《天宁寺闻礼忏声》等长诗后，曾就新诗发展问题写下了自己的看法，中间涉及郭沫若。他说：“英美诗中，有了一个惠特曼，而诗体大解放。惠特曼的影响渐被于东方了。沫若是朝这个方面走的。”（《胡适日记全编》第４卷第84页）

唐德刚做胡适口述史时回忆：“胡先生也常向我说：‘郭沫若早期的新诗很不错！’”

这一切都表明，胡适对郭沫若的评价是真诚的，对郭沫若是相知相识的。

02

以学术立场行学术之事

胡适对郭沫若的相知最典型地体现在抗战胜利后第一次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上。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秘密回到国内，胡适又接受国民政府委派前往美国进行战时外交，两人再没交集。后来两人渐行渐远终成对立，彻底分化到不同的阶级阵营中去，但并不表明胡适不关注对方所取得的学术成就。

不知是不是受到胡适在这场小小笔墨官司中所说考据学的影响，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开始了甲骨文的考据和历史学研究，并且取得了极大成功，成为一代大师级代表性人物。对此，胡适高度认可，并且在第一次中研院院士评选中极力推荐郭沫若，终使郭沫若在不知晓更没有报送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当选。

胡适在1946年10月19日、20日两天日记中记载：“飞去南京，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中央评议会开会”。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准备建立院士制度，以带动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次会议的中心话题就是讨论建立这一制度。1947年，国民政府决定在中国正式建立院士制度，并由中央研究院主持选举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于3月13日与周诒春、蒋廷黻二人一起前往南京，先参加中基会年会，争取中基会借款三十万美元给北大，用作购买图书设备，然后于15日参加中研院评议会，商讨中研院院士选举法草案。会议商定，推举胡适、翁文灏、萨本栋、傅斯年、茅以升、吴有训、李济七评议员慎重起草该法案。５月22日，胡适推出了“人文组”院士名单。根据日记记载：“发出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拟提名单：哲学：吴敬恒、汤用彤、金岳霖。中国文学：沈兼士、杨树达、傅增湘。史学：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语言学：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考古学及艺术系：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成。人文地理 民族学 想不出人名。”（《胡适全集》第33卷第635页）根据沈卫威先生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处发现的资料，同时提名郭沫若的还有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和国立河南大学。中央研究院要求“本所应永久保持其‘纯粹学术’之立场，遵守西洋各国‘学院自由’之原则，不以注重实际问题对此有所违反”。应该说他们提名郭沫若都是依据这一要求做出的。由于有四票，郭沫若获得本学科排名第一，同时进入候选人行列。

图 | 1946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与会代表合影

1947年10月13日，胡适到达南京，出席在鸡鸣寺中央研究院院部举行的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会议。会议将根据提名推出候选人。讨论热烈，其中就有关于郭沫若资格问题。正是胡适这个召集人的坚持，才使得他在其他人的支持下，否定了朱家骅（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兼评议会议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萨本栋等中研院领导的反对，使郭沫若最终进入候选人行列。此时傅斯年因患高血压病赴美医治，历史语言研究所代理所长夏鼐，代傅斯年列席评议会（没有投票权）。夏鼐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情景，他虽然没有投票权，但有发言权，也为郭沫若据理力争：“上午评议会继续审查名单。关于郭沫若之提名事，胡适之氏询问主席以离开主席立场，对此有何意见。朱家骅氏谓其参加内乱，与汉奸罪等，似不宜列入；萨总干事谓恐刺激政府，对于将来经费有影响；吴正之先生谓恐其将来以院士地位，在外面乱发言论。巫宝三起立反对，不应以政党关系，影响及其学术之贡献；陶孟和先生谓若以政府意志为标准，不如请政府指派；胡适之先生亦谓应以学术立场为主。两方各表示意见，最后无记名投票，余以列席者不能参加投票，无表决权，乃起立谓会中有人以异党与汉奸等齐而论，但中央研究院为Academia Sinica‘中国的科学院’，除学术贡献外，惟一条件为中国人，若汉奸则根本不能算中国人，若反对政府则与汉奸有异，不能相提并论。在未有国民政府以前即有中国(国民政府倾覆以后，亦仍有中国)，此句想到而不须说出口，中途截止。故对汉奸不妨从严，对政党不同者不妨从宽。表决结果，以14票对7票通过仍列入名单中。”（《夏鼐日记》第４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１版第150、151页）

图 | 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南京旧址

1948年3月25日，胡适来到南京，再次参加中研院评议会，从候选人中选出院士。第一次投票环节，郭沫若没有被淘汰。这里固然有郭沫若自身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在当时国共激烈厮杀的情势下，没有胡适等人的推荐并力保，恐怕不会出现在这个行列中。

胡适对郭沫若是相知的。当时，郭沫若在香港已经开足火力开始批判胡适、沈从文、萧乾、朱光潜等人，不仅可能对此不屑一顾，恐怕更不会有心去了解其背后的这些历史细节。不知后来在其手下工作且表现积极的夏鼐有没有对他说过这一切。

03

从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

看胡、郭相知

到了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开始全面批判胡适思想时，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不能不扮演组织者、领导者的角色。他又是如何批判胡适的呢？后来结集出版的八大卷《胡适思想批判》，共收有郭沫若三篇文章，第一辑两篇：《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三点建议——1954年12月８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讲话》；第四辑一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座开幕词》。三篇都是部署批判胡适以及胡风有关活动上的讲话。

图 |《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书影，三联书店出版

都批了些胡适什么呢？第一是定性，“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被人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他受着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成为了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胡适思想批判》第１辑，三联书店1955年３月第１版第９页）

第二是否定胡适的方法论，胡适的方法论典型体现为那两句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郭沫若认为：“这是把科学的研究方法根本歪曲了。科学是允许假设的，科学当然更着重实证。假设是什么？假设是从不充分的证据所归纳出来的初步的意见，它还不能成为定论，但假如积累了更多的证据或经得起反证，它有成为定论的可能。所以真正的科学家倒是采取着相反的态度的，便是‘小心的假设，大胆的反证’。”（该书第10页）

第三是强调批胡适的必要性。

胡适在读这些批自己文章时曾多次说,感谢他们宣传了自己的思想，有时还能看到自己的影子，读到作者在里面隐约着说自己的好话。郭沫若在这些批胡适的话中，是不是就从心里将胡适连根拔除了呢？相反，在郭沫若的话中，似乎正如胡适所说的，还能看到胡适的影子。

郭沫若反复强调三点：“第一，我们应该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第二，我们应该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第三，我们应该加紧扶植新生力量。”郭沫若是如何说明第二点的呢？“要充分的开展自由讨论，一般来说，我们对于批评是不大习惯的，一讨论就会变成吵架，一要批评就要骂人；这使大家多少对于批评有些厌恶，避免讨论，害怕批评。”

而接下来更发生了暖心的一幕。这是发生在出版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过程中的事。

八一三事变日军侵占上海后，上海龙门书局发起、组织几家较有实力的同业于1938年成立了龙门联合书局。1954年8月，龙门联合书局实行公私合营与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合并组成科学出版社。但龙门联合书局并没有取消。科学出版社正式成立后，对外仍使用科学、龙门两块招牌，开展出版发行业务。此时的龙门联合书局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是熊十力的《原儒》。熊十力1956年夏初完成书稿后，遇到了出版困难。郭沫若与熊十力是老朋友，得知后立即帮助交由龙门联合书局出版。1956年12月中旬，也就是《原儒》出版的那段时间，马叙伦拜访了郭沫若，面奉《庄子天下篇述义》，要求审查出版。马叙伦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是民主运动使两人走到了一起，也成为了好朋友。此时面对老朋友的请求，焉有不帮之理，郭沫若翻阅之后，致函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两位副主任潘梓年（兼哲学研究所所长）和刘导生，建议交哲学所审阅，“最好仿照熊十力的《原儒》由上海龙门书店出版”。刘导生随即批转时任哲学所副所长的张镛，“请照郭老的指示办”。该书进入出版环节后，潘梓年写信告知马叙伦该书将由龙门书局出版，并要求他再细校一遍。此时，马叙伦回了一信（《马叙伦全集》“马叙伦年谱”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4月第1版第567页），提出了一个问题：

梓年先生 ：

日前得悉您来信，还我写的《庄子天下篇述义》初稿，嘱我再校一道，将由龙门书局出版，我正在细校；但有一个问题，要请您解决的，即这稿中引古今人的解释不少，其中有胡适的，现在是否可以引用？请您即答复我为感。

敬礼

马叙伦

一九五七 、二 、二 五

全面批判胡适运动才过去不到两年，胡适还是个禁词，书中这么多引证怎么处理，不能不是个问题。但如果一律删掉，书的后半部分将显得非常薄弱，甚至不像书。胡、马二人是老北大同事，两人不仅工作上有交集，在学术学问上也有交集，马对胡的学问也是早就借重且敬重，他在自己新修订的《庄子天下篇述义》书中大量引用胡适的考证也是自然。但此时形势大变，在书稿中仍然采用保留大量胡适的考证，这不能不考验作者的学术操守与品格。由此，也说明了马叙伦在学术上有自己的原则与坚持。球踢给了潘梓年。在批胡运动中，潘梓年也曾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大意义》。也是批判胡适思想组织者的潘梓年，接到马叙伦的信，看到这个问题，按理说，他应该坚持立场，建议一律取消删掉，但没想到他在马叙伦信尾用红墨水钢笔字批了这么一句话：

“用什么人的解释，只看解释得如何，不必问解释者是谁。”我意如此，请示郭老意见如何，再答。梓年 25/2

批胡态度那么坚决，语调那么高昂，郭沫若又会是什么态度呢？于是温暖一幕出现了。郭沫若在信尾用黑墨水毛笔字批道：“同意潘老的意见，有胡适的也不要紧 。”于是马叙伦的《庄子天下篇述义》得以全貌出版。

潘梓年坚持了科学的态度。就郭沫若来说呢？如果没有那份相知，没有一种真正学人的科学态度，没有一种真正科学立场的坚持，会这样做吗？

从胡适晚年对唐德刚说很喜欢郭沫若早年诗歌，到郭沫若此时能够认同引证胡适的考评，两人倒也隔空完成了一次相知的对话。

END

原标题：《《世纪》杂志 | 胡适与郭沫若的“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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