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变法，为什么只有秦国笑到最后？

​悠悠春秋大梦，滚滚战国狼烟，在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之交，华夏大地掀起了一场长达两百年的时代大变革，地主阶级和自耕农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启了一个凡有血气必有争心的大争之世。

一、井田崩，地主生

众所周知，春秋时期，诸侯国实行的是井田制，关于井田制我们不做过多的解释，大家只需要明白两点就行。

第一，那时的生产力极为低下，像今天这种以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是无法完成的，一亩地的耕种必须要多户人家同心协力操作农具才能完成，离开了贵族们的原始农村公社组织，人们根本活不了。打个比方，这就像过去技术不发达的时候，生产一件产品需要多个工序的工人分工合作，可随着机器流水线的出现，只需要一个工人控制机器就能完成所有工序。

第二，那时候的矛盾是地多人少。所以我们不能因为900亩井田里贵族只占100亩，就认为税率就是1/9。在当时那种生产力条件下，农奴们把贵族的100亩耕完之后，他们共有的那800亩大概率是不能完全耕完的。地是不值钱的，当时真正值钱的是农奴的劳动时间，基于这一点，我们计算当时的税率，不应该以土地为参照，而以农奴们在公田和私田上耕种的时间比作为参照。这个数字绝对比九分之一要高得多。否则农奴们积极性绝不会那么差。

​后来，铁器和牛耕出现了，以上两个条件就都发生了改变。

首先，劳动效率大幅度提高，单户人家独立劳作成为可能。其次，大家的时间变得值钱了，如果继续像往常那样花费一样多的时间给贵族耕地，那就相当于变相地多交赋税。

这样一来，大家自然不再愿意再给贵族老爷白打工，很多人偷偷离开组织，跑出去开辟自己的私田。

于是自耕农就开始出现了，但由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自耕农的出现必然会带来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又催生出了地主阶级。

二、变法为哪般？

自耕农和地主是一个全新的群体，谁能得到他们的支持，谁就能征收更多的税赋，有了钱就能扩充更多的军队，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鲁国的初税亩改革，以及随后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氏改革，都是这方面的变革。

他们通过向这一个新兴阶级提供政治秩序和军事保护，换取他们交纳赋税、参加兵役，随着他们的加入，军队的人数开始剧增，战争的烈度也开始急剧攀升。

既然要为人家提供政治服务，那你拿什么制度来管理这个前所未有的平民阶层（地主+自耕农+佃户+新兴手工业者）？过去贵族社会时期用来指导贵族行为规范的那套礼乐制度显然不能再用了，那套东西太复杂，平民根本玩不起。

因此，统治者必须制定一套简单明了的行为规范，告诉他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那用什么告诉他们呢？

答案是法律。

于是各国开始推出成文法，先是晋国的赵家范家，后是郑国的子产，这些改革先驱不谋而合地走上了“作刑鼎，释法于民”的道路。通过这种方式明确告诉这个新兴群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在这之前，各国用的是习惯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农奴们（野人）是不必知道的。法律的判决全凭贵族一张嘴。孔老师说这是为了保证法律的神秘性， 让农奴们如履薄冰，不敢行差踏错。如果法律公开了，那就会变成法不禁止皆自由，刁民们就会为所欲为。至于贵族会不会徇私枉法这个问题，孔老夫子没说，大概他默认为贵族阶级都是品德高尚的人，不会胡来吧。

但是这时期成文法还比较浅薄，不够系统严密。这可以理解，毕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嘛。

在子产他们之后，又出现了一位法家巨星李悝，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系统完整的成文法，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法经》。后来商鞅的变法就是以《法经》为蓝本展开的。

​李悝的出现，还开创了战国变法2.0版本。如果1.0版本的变法是向地主和自耕农这个新兴阶层征收赋税和兵役的话，那么2.0版本的核心就是为招收这个新兴阶层的精英分子，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比如李悝、吴起，他们就是这个阶层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在过去，国家的行政岗位一直都由贵族阶级垄断。将军的儿子永远是将军，别管他能不能拿动刀。丞相的儿子永远是丞相，你也别管他是否会写字。这就叫世卿世禄制。

由于岗位是金饭碗，导致他们对国君的依赖度不高，君臣之间虽有高低之分，但没有本质区别，就好比大老板跟小老板的关系一样。要是大老板让小老板们不高兴，几个小老板串联起来，就能把大老板给推翻了。

但是，新兴阶层的精英分子却不一样。他们是流动岗位，兴衰荣辱全取决于国君一人。有了他们帮忙，国君就不需要再看贵族的脸色过日子了。在春秋时代，贵族杀国君就跟杀鸡一样，所以弑君事件层出不穷。但到了战国时代，这种事情就很少发生了，就是因为君主拥有了自己的爪牙，贵族再想正面干他就不容易了。

​可问题是，官场岗位就这么多，引进新人就意味着要赶走旧人。

人家贵族的后代，能愿意吗？他们的爹们随太祖入关的时候就把这辈子该吃的苦吃完了，你摘人家的铁帽子，人家还不得跟你拼命啊！

那些大名鼎鼎的变法，如商鞅变法，吴起变法，李悝变法，申不害变法，邹忌变法，乐毅变法，胡服骑射，本质上就是摘贵族的铁帽子。所以变法者大多不得好死。

比如李悝在魏国实行的是夺淫民（特指贵族）之禄，引来四方之士。吴起在楚国搞的“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商鞅在秦国搞的“废井田开阡陌封疆”和“宗室非有功不得入属籍”。乐毅在燕国搞的“察能而授官”，“循法令，顺庶孽者，施及萌隶”。你瞧瞧，这全都是往贵族心口上捅刀子啊！

于是吴起被楚国的贵族们万箭穿心扎成了刺猬。商鞅更惨，直接被五马分尸了。还有乐毅，如果不是跑得快，他就是个吴起2.0版。关于乐毅这件事很多人都把焦点放在他跟燕惠王的私人恩怨上面，可大家不要忘了，他除了是一名将军，同时还是燕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啊。同样是变法大臣，同样是天下名将，同样是在前线作战的时候后台老板突然死掉，你说他回去了，结局会比吴起好到哪里去？

乐毅、吴起等人的悲惨下场也导致楚燕的2.0版变法彻底失败，他们离开后，贵族势力全面回潮，燕国再也没有了黄金台的盛况，吴起之后的楚国除了一个陈轸，再也没有拿的出手的外来人才。至于魏国就更惨了，李悝死后贵族势力复辟，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出身宗室的公叔痤，此公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拳打吴起，脚踩商鞅的光辉战绩。

至于齐国和赵国，情况好些，在变法者死后贵族势力虽有回潮，但一部分革命果实被保留了下来，外邦士子仍有一席之地，勉强算是吃到地新兴阶层一半的人才红利。

​三、贵族必须死

七国之中，只有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全面扫除了贵族，把新兴阶层的人才红利、经济红利、人力资源红利吃干抹净。这才是它得天下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呢？

我们前面说过，国君跟贵族其实是大老板与小老板之间的关系。这就导致大老板能做的事情，小老板同样也能做。

国君能够给自耕农和地主提供政治军事服务，贵族同样也能啊。国君能够给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提供就业岗位，贵族阶级同样也可以啊！最典型的就是山东六国的四君子。提起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门客三千。那三千门客是什么人？新兴阶层的精英啊！

如果不能把贵族阶级全部铲除掉，那么他们就能够跟君王一起分享“新兴阶层的人才红利”。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力量对比变化不大。甚至君王可能被反制，比如信陵君窃符救赵这件事，想想都觉得可怕，你说他想取魏王的人头能有多难呢？

​不仅如此，这些贵族还能够在封地内出台政策，通过给新兴阶层提供政治庇护，隐匿户口，跟国家争夺自耕农跟小地主的赋税。久而久之，国家的税基是要出问题的。比如赵国的平原君就是一个逃税大户，当年赵括他爹赵奢上门收税，就差点被他弄死了。

因此，只有把贵族阶级全部搞掉，国家才能独吞新兴阶层的红利。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跟其他国家拉开差距，完成一统天下的伟业。

文史君说

春秋战国之交的变法，本质上就是在争抢新生的地主阶级和自耕农基层所带来的时代红利。谁能最大限度地吸收这个阶层，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战国诸雄中，秦国吃时代红利吃的最彻底、最干净，所以一统天下的伟业非他莫属。

参考资料

司马迁：《史记》。

（作者：浩然文史•西北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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