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我在南方打拼的岁月

文/海之花

与儿子这一代90后相比，总觉得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比较幸运的。童年时代我们天真无邪，既没有学习的压力，也没有独生子的孤独或者过度保护，我们的思想、情绪、爱好、玩伴甚至时间都是自由自主的，偶然碰到一本小说，我们会如饥似渴，真的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我们考大学时没有现在这么拥挤泛滥，上大学让我们成为受人尊重和爱慕的“天之骄子”，考上名校更是有“中举”的荣耀；上研究生也是很少数人的事，不需要去找导师，找关系。我那一届我们系就只有我这个唯一的研究生，我通常是到老师家里一对一上课。当我们大学或者研究生毕业，我们不用为找工作愁烦，学校分配工作，甚至房子也是国家分配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一路过来顺风顺水、按部就班，我厌倦了一切安排好的、能看到终点的日子，放弃留校的工作，带着“空空的行囊”只身南下。脑海里萦绕着费翔《故乡的云》的旋律，我向往豪情万丈的闯荡，以及在遥远的地方思念故乡的漂泊。当时电视正在热播连续剧《公关小姐》，我向往女主角那种追求本真的事业状态、小资情调以及生活自己掌控的感觉。

法语翻译

来广州，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留在武汉？还是去北京？去广州？一度陷入迷茫和苦恼。1990年6月的一天，大学同学玲玲告诉我广州有家外资在招法语翻译，我放下电话，开始收拾行李，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这是开发区最早引进的前十家企业之一，公司从英国进口名门鸭种，在养鸭农场通过人工授精繁殖养大后，送到填鸭农场填食玉米，在短时间内让鸭的肝脏快速肿胀到1公斤以上，然后送到公司冷冻车间进行屠宰、肢解，鸭肝、鸭胸肉、鸭腿肉出口到欧洲市场，主要是法国，鸭壳与其他材料一起做成浓缩汤出口到日本、东南亚或者本地酒家。

长方形的白色厂房掩映在绿树丛中，一楼是冷冻车间和仓库，二楼是办公区。上好的地毯让走路有轻快的感觉而且没有声音，到处可见的绿色植物被呵护得饱满而滋润。我被引荐到总经理办公室，总经理亨利40岁左右，法国军人出身，有股军人的壮实和果断的气质。他见到我只问了2个问题：你是学法语的？你在哪里学的法语？然后让秘书带我去人事部报到上班。

我的岗位是法语翻译，试用期3个月，试用工资700元（与此同期，我的父亲作为县城某机关副局长，工资只有50多元，在广东电台做播音主持的同学只有200元左右）。宿舍里有空调、衣柜、床上用品一应俱全，有独立的卫生间，吃饭有专业厨师精心烹饪，衣服也可以交给负责清洁的阿姨去洗了烫好。这样的待遇对于一个刚出校园的我来说感觉非常惬意，没有理由不留下来。

5点半我回到宿舍，这时李副总（动物学博士，新加坡人）过来敲门：“不好意思，下班时间打扰你。我需要与让（管生产的副总，法国人）沟通一件事，可否请你帮我们翻译一下？”态度谦虚、礼貌而诚恳。

这种对个人的极大尊重给我留下太深的影响，以至助长了我在后来工作中的坏脾气，对那些不尊重个人权利、时间的领导和行为很容易产生抵触情绪。

亨利与大家一起吃着中餐，但始终保持使用刀叉，从不吃蔬菜，骨子里有种欧洲血统的骄傲。让则很愿意融入中国，筷子已经用得很好，花王厨师做的每道菜他都吃得津津有味。有次闲聊，让说：中国人其实比法国人富有，法国人的房子、电器都是贷款的，都属于银行，而中国人所拥有的东西都是自己的。一次公司到花园酒店聚餐，让提前到了，买了罐可乐，服务员收他25元，他不可控制地愤怒了，斥责酒店是强盗。我虽然没有翻译，但服务员从他那因愤怒而涨红的脸上和语气里肯定听得出来。

公司的总部在香港，所以常常要与香港人打交道，除了老板，其他香港人都听不懂普通话，只会粤语、英语或者法语。我刚到广州，听到完全陌生的粤语如堕云里雾里，所以，明明都是中国人，我与他们在一起却只能用法语或者英语交流，感觉好可笑。

不久，亨利的太太和女儿过来探亲，老板安排她们住在市区的越秀天安酒店公寓，虽然是四星级酒店，但服务和品质都可比五星级标准，更重要的是，离中国大酒店很近。《公关小姐》就是以该酒店为背景拍的，公司安排我全天候陪同，身兼导游和随身翻译的我就常带她们母女到中国大酒店逛商店，吃西餐，这让我有种美梦成真的幸福感。

亨利太太40岁左右，一个非常善良、贤惠的女人，白天在外面逛街，体验中国风情文化，晚上则亲自做饭，等着先生下班归来。亨利太太对丈夫总是笑脸相迎，充满柔情，眼睛从来不离开丈夫，甚至对丈夫有“小蜜”也持理解态度。女儿11岁，典型的金发碧眼白皮肤，五官和脸型简直可以称为完美。每次坐电梯，无论男女老幼总是情不自禁地盯着她看，我可以理解他们的眼睛对美的追随，但这位小女生却很生气，觉得中国人不尊重她，所以会狠狠地盯回去。

行政助理

公司从香港空降一位新的副总肯都，四川人，会计师出身，三十来岁，英语一流，负责行政、财务、进出口、人力资源等，也就是除了生产、质检以外的所有事项都划归肯都管，颇有钦差大臣的架势。我被安排做他的助理，能够感觉到亨利被削权后的一种失落和不平，于是常常见到亨利发脾气，特别是对老板的意见对抗强烈，很容易发火，他们电话交流中我只能翻译：亨利在发火，老板也在发火。

肯都到位后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引进、扩充各部门人才。我最喜欢的是成熟、睿智的财务经理多娜，时尚、柔美的信息部经理玛丽亚，还有聪明的北师大中文系才子、进出口部经理杰克。交一位朋友就像读一本有益的书，他们打开了我的职场眼界，也让我尝到亦师亦友的朋友在一起才有的甘甜。

随着公司高层人员进驻，我们不得不搬离公司住到农民出租屋里。虽然条件很简陋，周围环境鱼龙混杂，但却是我们住得最温馨的一段时光。下班大家一起做饭，有时喝点啤酒，路易做得一手好菜，每周几乎都可以从农场带回一只奄奄一息的鸭子，配上西洋菜煲汤，鸭汤的香味在整栋楼弥漫，勾起我们浓浓的食欲，以为自己正过着神仙般的日子，浑然忘了周围的环境。肯都有时也会过来加入我们“家庭聚会”，工作中他是领导，但下班以后则是我们亦师亦友的朋友。遇到在外面吃饭、娱乐，理所当然是肯都买单，他那时的工资至少相当于我们的30倍。

一个周末，肯都正好在我们这边饭后玩牌，突然楼下响起猛烈的砸门声，夜深人静显得格外恐怖。我们紧张兮兮地去开门，原来是来查暂住证的，我们都没有暂住证，肯都的镇定气势令气氛变得缓和，交涉之后肯都与彭妮被带去找他们领导谈，我们惴惴不安地守在家里。

这件事让肯都为我们的安全和尊严担起了责任，最后老板同意在开发区青年路的U型楼公寓租房给我们住。

由于公司在欧洲市场遭遇封闭，整个合作计划失败，公司关闭了两个农场，只剩下鸭肝酱和浓缩汤生产线，亨利回国度假返回途中与老板闹翻，就再也没有回来。外国专家、高管都撤走了，包括肯都也突然与老板不欢而散，我从行政助理升为厂长。

一厂之长

1992年，我住回了公司公寓，我的秘书和新招的几位部门经理也住在了公司，我成为这些后来者“亦师亦友”的朋友，我的工作直接向老板汇报。

中方包括银行等对公司很不满意，因为至今亏损，不仅没带来投资收益、股东分红，而且还欠着贷款，遗留着许多复杂问题，面临罚款、滞纳金等处罚。老板把责任归咎于前任老总或财务总监，自己则是损失惨重的无辜受害者，然后老板会展示自己雄心勃勃的计划，让人看到希望，愿意再给他时间。这位祖籍上海的香港老板超强的公关能力不得不令我们佩服。老板在公司是很严厉的，很容易发火，尤其是对香港高管更是肆无忌惮，老板即便是刚对员工发火，到了应酬时间，笑容马上像阳光一样灿烂，让对方如沐春风。老板很懂吃，堪称美食家，饭局一般安排在长堤的一家海鲜酒家，生猛海鲜加上他从香港专门带来的冰鲜澳洲生牛肉，每次总是让这些中方或银行官员离开的时候完全忘了见面之前的态度，满足地离开。

财务经理莉莉用一周时间加班加点将公司好几年的账务全部梳理并按规范要求做了出来，总算解决了公司一大难题。老板过去都是花重金聘请外国或香港专业人士，这次他只用不足2000元的月薪（不过当年公务员的工资也只有200多）把这么多年遗留下来的、连高级专业人士也无从下手的烂帐摆平，老板尝到了甜头，请我们去花园酒店享受五星级服务，并再次给我们画出美好愿景。

老板尝到用莉莉的甜头，辞掉香港的工程部经理，让我物色类似莉莉的人选，夏普推荐了他的中学同学比利，比利自动化专业毕业，聪明、踏实，做事可靠，得到老板认可，比利又找来老乡布莱特做助手。这样我们组成一个年轻的团队，大家工作时间全力以赴，互相配合，下班时间分享快乐，一起去学国际标准舞，组织英语角，郊游，美食，策划各种派对，不亦乐乎。

打工似乎触到了天花板。有一天突然感觉为之全情投入了三年的工作失去了价值和光环，开始有一种强烈的创业欲望，并得到圈里朋友们的共鸣，大家常常在一起讨论创业的事，咖啡喝了不少，但是始终也没讨论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

1993年，莲子把我和史蒂芬带到了彼此的视野，可能双方都还保留的那颗纯真、寻梦的心吸引了彼此。记得一次生日party上，燕妮说过我很适合做广告，史蒂芬是美术老师，正好有做广告公司的想法，我们共同创业的心一拍即合，于是，我的爱情就这样与创业梦同时开始。

一天，我去M电厂看一个朋友，闲聊中得知他们要开一家珠宝店，准备签约，我拿过效果图一看没什么特别的新意，就请经理给我一天时间，我拿方案比较一下，他们欣然同意了。史蒂芬画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一早我满怀信心地拿去M电厂，他们看了果然非常喜欢，决定给我们做。就这样，我们的第一单生意顺利签下。

环境塑造人格

我特别认同一位日本建筑学家的观点：环境塑造人格。整洁亮丽、有艺术感、有品味的环境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对人的行为和修养潜移默化产生教育和影响。开发区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真正开始职业生涯的第一站，因此对开发区有种天然的情结和主人翁似的热爱，我们满怀激情地给开发区领导写信，提出区域环境改造、打造开发区特色的人文环境的建议和计划，区领导很有兴趣，或许也感动于这样的赤子之心吧，专门安排秘书与我们接洽。

遗憾的是不久开发区换了新的领导，这些计划不了了之。得知政府决定在区内做6个雕塑后，史蒂芬满怀激情地策划、设计了6个主题鲜明、造型新颖、极具开发区人文特点的雕塑方案，相关部门也非常认可，但是最终却没有使用，只是按标准比例支付了我们一笔设计费。虽然雕塑没有做成，但我们的影响力却出去了，不久开发区建一所新的小学，相关部门委托我们为其设计广场雕塑。我们将教育和文化的概念融入艺术造型中，成为该小学的一大人文景观，不辱使命。

史蒂芬的两个搭档夏林和远征在环艺设计方面越来越找到感觉，形成默契，电脑设计软件已经游刃有余，告别了小米加步枪的手工模式。通常，史蒂芬出创意和设计概念，夏林负责效果图，远征负责结构图和施工管理，在多年的磨合中，这三位少年时期就在一起读书、画画、练拳的伙伴往往以独到的创意设计和令人信赖的人品击败竞争对手。

史蒂芬是典型的性情中人，这不仅仅在于他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豪气干云，还在于他把对艺术的极致追求放到了生意之中，常常一个方案客户已经认可了，他却还要推翻，定要给出一个更好的方案，为此，这两个搭档不得不无怨无悔地跟着熬夜、加班，一不小心就是一个通宵。

公司在发展，开发区更是一日千里，世界500强企业纷纷在此安营扎寨。史蒂芬预感到开发区的滚动式发展，非常兴奋，再次为开发区献计献策。他策划了寓意开发区国际化园区的国旗广场，体现生态、人文关怀的绿岛广场，以及体现现代文明与科技理念的公共候车亭。这套方案得到时任开发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认可，并开始走预算审定流程，后因接近年底，签约进度拖下来，年后，政府又换了新的领导，我们的项目再次搁浅。

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

九十年代后期，广告业日益兴起，广告人以那句“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的名言自诩，其实这句话并不过分。一方面，一个天才的广告创意确实能带来巨大的影响力，看看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给我们生活带来的改变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广告人在创作过程中激发出潜能、火花和灵感，由此带来的无比喜悦与满足感，只有经历过的广告人才能了解。

一天我去复印店，高大英俊的高利也在那里复印文件，我们聊起来，他说起在开发区东部有家地产正在开发，复式房带私家花园。这在当时很少见，引起我们的兴趣，于是一起去看个究竟。

果然这里是不同于以往见过的任何一个住宅小区，保留了自然的山坡地形，主道两边种着高大的棕榈树，曲径小道上是各种婀娜多姿的树种和飘香的灌木，放眼望去到处绿草如茵，东面还得天独厚有一座小山，每家院子里都贴心地种了一棵芒果树。我和史蒂芬好像找到世外桃源一样立即爱上了这里，一致看中那套靠路边、前后视野最好的复式。

楼盘虽好，却养在深闺人未识，销售处于低谷，几乎还没找到方向。史蒂芬凭着广告人特有的敏锐，提出为该楼盘代理广告，并用广告费置换房款。楼盘的老总、副总、售楼部经理与我们都是同龄人，也都是从内地南下的高材生，大家一见如故，对史蒂芬提出的销售见解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认同，于是达成共识，成交。

我们首先为楼盘设计了一个4开海报。夏林画好版，我拿到市区找一个做汽车广告的朋友进行电脑排版设计。当时电分公司设有专门的设计排版部门，但每一个艺术效果都要额外收费，比如帮你的文字加个阴影，每个字要加收20元，后来我们自己会用PS后，才知道他们是如何心狠。海报出来，效果特别好，我那做汽车广告的朋友看了也非常喜欢，专程从市区开车过来当即下手买了一套复式。

我们在开发区人流集中的中心地带物色了一个户外广告点，很快竖起了一个巨大的赏心悦目的楼盘广告。这在开发区是一件新事，因为区内除了铁桥上有一块巨大的高露洁广告，几乎没有其他广告了。这时，有国企背景的N广告公司老总愤怒了，打电话冒充工商部门要求我们拆了，还投诉到建设规划部门。史蒂芬向来吃软不吃硬，找到工商局的朋友拆穿了N公司的把戏，而且建设规划部门派来现场调查的工程师正好是一位正直人，她认为这块广告牌并没有违规，驳回了N公司的无理要求。

这个插曲激发了史蒂芬的灵感，迅速做了三件令竞争对手始料不及的新事，全面刷新了我们公司在区域的公众形象：一是把区内主干道上的一个工业天桥做上公益广告，下面柱子打我们公司广告；二是把开发区路口对面的农民房屋顶开发成一个巨幅广告，这是进出开发区的必经之地，还能辐射到黄埔、新塘周边的受众，楼盘求之不得；三是把进开发区前的桥柱用反光膜包上我们公司广告，这对夜间交通安全大有帮助，自然得到主管部门批复。如此下来，我们公司在整个开发区和周边都家喻户晓了。

一天，史蒂芬在楼盘拍完照片回到开发区已经到了下班时间，看着来来往往的班车和匆匆忙忙的打工人群，突然来了灵感：漂泊已久的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决定以此为主打广告语，在报纸上连续发布系列广告，此外，单张、楼巴、户外广告，海陆空全面轰炸，提案立即得到楼盘的赞赏。一时间，该楼盘成为开发区街谈巷议的热题，广告语口口相传，深得受众共鸣和喜爱。有朋友见到我们，常常津津有味地咀嚼、分享对我们每个广告语的喜爱和感受。

不久楼盘的销售火起来，开发区成为购买主力，成交客户占六成以上，而且也带动了周边的潜在客户。

1999，成功在手

紧接着，我们以“自然就是我的家”为主打广告语，为楼盘制作了系列电视广告和报纸广告，继续受到客户和受众的喜爱，在附近新开发的新世界地产老板慕名上门寻求合作，并主动提出以广告置换房款，这样，我们的设计师们也从开发区宿舍搬进了新世界花园洋房。

1998年起连续三年，我们为楼盘设计发布的报纸广告获得广州日报杯全国报纸广告年度创意设计大赛优秀奖、铜奖和银奖。我们一贯的创作激情和对广告事业的热忱令客户非常满意，甚至认为我们的广告引导着他们楼盘开发的方向，加速了其开发进程。除了地产广告，史蒂芬对汽车广告同样具有极大的热忱和创作灵感。

1999年注定是一个成功没有悬念的一年，大的层面，澳门回归，举国一片欣欣向荣；小的层面，我们的客户和业务逐渐稳定和提高,周遭洋溢着的似乎都是兴奋、忙碌、成功的气息，这一年我们为客户设计的贺年卡主题就是：1999，成功在手！

千禧年即将到来，世界更加的欢腾吵闹，迎面扑来的是急切、火热、纷争、欲望、浮华的气息。在这个举世欢腾的千禧年元旦，大家都在通宵达旦地看娱乐节目或者自己制造娱乐，而我却被买给儿子看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深深吸引，纯净的信仰，忍耐、宽容、牺牲的爱，令我泪流满面，我感觉我的灵魂开始苏醒，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寂寞感，开始怀念单纯的日子。我感觉身心疲惫，渴望过一种浅斟低唱、吟诗作画、举案齐眉、安静读书、安心陪伴孩子成长的日子。

（本文选自《九十年代回忆录》，向度文化出品/团结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

海之花，本名张海华，1965年生于湖北荆州，1983年入读武汉大学法国语言文学系本科，1990年武汉大学新闻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同年南下广州，在开发区某外企先后任翻译、厂长，后自己创业，经营广告公司。之后曾在报纸、杂志任记者、编辑。现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特约记者，自由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