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JN 十问：从警察、调查记者到NGO负责人，对话韩国调查记者林宝英

原创 Ana P. Santos GIJN

林宝英（Boyoung Lim）从一名警察转行为调查记者，再到成为普利策中心人工智能问责网络（Pulitzer Center’s AI Accountability Network）的负责人，这一职业轨迹既非线性发展，也非事先计划好的。

在韩国长大的林宝英，从未想象过自己会成为一名记者。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警察。

林宝英毕业于韩国警察大学，从调查网络犯罪的工作开始起步。她说，与大多数其他犯罪活动不同，网络犯罪需要与海外执法机构及私营部门进行大量的跨境合作，这为她后来在韩国非营利性调查新闻机构“打破新闻”（Newstapa）从事的调查记者工作积累了必要的技能。

（实际上，林宝英最初是申请该媒体的一个行政职位，“只是想看看新闻编辑室是如何运作的”，但在 Newstapa 了解到她的技能后，向她提供了一个调查记者的职位。）

在“打破新闻”，林宝英参与了与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等网络的跨境合作，报道了像“植入件档案”（Implant Files）这样的故事——这是一项关于医疗设备监管不力的调查，与德国公共广播公司 NDR合作完成。「假科学」工厂（Fake Science Factory）揭露了韩国学者如何使用虚假会议和出版物来强化他们的专业形象，并用纳税人的钱去进行公费旅游。

如今，林宝英领导着普利策中心人工智能问责网络，该网络提供培训和报告资助，帮助记者报道人工智能领域，同时也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报道。她表示，自己一直热爱调查工作——无论是作为一名警官还是一名记者。她在目前的职位上，通过支持记者获得资金和专业知识，以人工智能和算法来辅助调查，她认为这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

在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的“GIJN 十问”栏目中，林宝英坦诚地分享了她如何克服从警官到调查记者转变过程中的冒名顶替综合症和职业倦怠的。

插画：Smaranda Tolosano

1. 在你参与的所有调查中，哪一个是您最喜欢的，为什么？

林宝英：我参与过的最有趣的项目是我在 Newstapa 工作时的“假科学”调查。我们与 NDR 合作，NDR 发现了几个在骗子期刊上发表文章的韩国名字，我们的调查揭露了韩国顶尖大学的学者和学生（信不信由你，包括朝鲜和韩国）如何使用假会议和期刊来夸大他们的学术成就，同时产出低质量的研究。

为了向我们的读者展示这是如何运作的，我们的团队向其中一个会议提交了一篇充满胡言乱语的、自动生成论文。然后，它竟然被接受了！这就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只要你支付费用，你提交的任何内容都会毫无疑问地被接受。他们不在乎你是否出席会议。有些参会者甚至不会去参加实际的会议，而是选择去意大利、威尼斯这样的城市观光。问题在于，这些韩国学者大多数是使用政府资金，即纳税人的钱去参加这些会议的。我们发现相当数量的学者在向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提交的资助报告中，将这些会议列为成就。这个故事震动了韩国学术界，并激起了关于研究伦理和绩效评估标准的讨论。

2. 在韩国，调查报道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林宝英：在韩国进行调查报道面临的最大挑战有两方面：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从针对调查记者的法律行动的武器化，到由于财务限制而导致大多数新闻编辑室降低调查报道的优先级。

2023年9月，我的前新闻编辑室 Newstapa，韩国最主要的独立调查新闻编辑室，因为被指控诽谤总统而遭到检察官办公室的突击搜查。Newstapa 还报道了时任总统尹锡悦任职前的丑闻，当时他是首席检察官，并且牵涉到第一夫人的一宗案件。

此外，今年早些时候 Newstapa 和民权团体成功起诉检察服务机构，要求公开特殊活动费用预算，这笔经费在以前从未被公开过。这场旨在让检察官办公室对纳税人负责的法律战斗持续了三年，我可以想象，这一切让那些掌权者感到非常不舒服。韩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国家机关却公然决定将法律行动作为对抗记者的武器——而这些记者正是为了民主制度而问责权力，并且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这是令人遗憾的。

在经济方面：从我在其他韩国记者那里听到的情况来看，当新闻编辑部面临财务问题时，调查报道预算是首先被削减的。人们似乎缺乏对调查和问责报道在民主制度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认可。幸运的是，仍然有一些希望——越来越多的记者正在探索用非营利和其他替代财务模型来支持调查工作。例如，Newstapa 通过 Newstapa 新闻学校 提供关于调查报道技巧和如何运营非营利新闻编辑部的课程，来孵化独立调查新闻编辑部。这个项目成功孵化了一个本地的调查新闻编辑部。Newstapa 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通过这一项目建立100个独立的调查媒体。

3. 作为一名调查记者，你遇到的最大障碍或挑战是什么？

林宝英：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感觉自己像个冒名顶替者。我埋头苦干，试图弥补自己在新闻学教育方面的不足，想证明我自己配得上在新闻编辑室的位置。

有时候，我配不上现在职位的感觉会严重，以至于我在周末还在自责，不断逼迫自己更加努力，不允许自己好好休息，会认为自己不配休息。我无法欣赏自己职业轨迹的独特性。冒名顶替综合症是燃尽症候群的最佳搭档，我深受其扰。回想起来，我不应该听从内心的怀疑声音，应该更加认可自己。

4. 你在进行采访时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

林宝英：在采访前，我总是觉得以下几点特别有用：

阅读关于相关人物或话题的所有资料

列出核心问题和次要问题的清单。

开始采访时，不要立刻深入核心问题。你不会想上来就把受访者吓跑。

人们喜欢被倾听。真诚地倾听，就好像你的受访者是世界上唯一的人……但你要验证他们所说的一切。

5. 在你的调查中，你最喜欢使用哪个报道工具、数据库或应用？

林宝英：这真的取决于调查的类型和主题。我一直最喜欢的工具是老式的笔和纸；电子表格；便签；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材料。

GIJN 拥有许多有用的操作指南和资源，适用于不同类型的调查。如果有人对如何调查 AI 及其背后的人的感兴趣，普利策中心为报道 AI 及其应用提供了一些绝佳的技巧和工具包。

6. 在您职业生涯中收到的最佳建议是什么？您会给有志成为调查记者的人什么建议？

林宝英：对我产生共鸣的建议来自我阅读的书籍和我观看的电影，这些书籍和电影让我更多地了解写作和新闻业。我喜欢一句来自安妮·拉莫特（Anne Lamott）的书《一只鸟接着一只鸟》（Bird by Bird）的话：“完美主义是压迫者的声音，是人民的敌人。它会让你终身感到拘束和疯狂，它是你和糟糕的初稿之间的主要障碍。”

来自日本电影《记者》：“相信并怀疑自己，超过任何其他人。”

7. 你最钦佩的记者是谁？为什么？

林宝英：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有很多我钦佩的记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你可能知道，因为他们是著名记者，受到广泛的赞誉。但我们需要记住，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记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甚至失去生命或因为做好工作而被监禁。他们可能不那么知名或没有那么受到赞誉，正是因为他们恰好在一个受关注较少的国家或地区工作。

我参加了 GIJC23 的一个小组讨论会，被 Zan Times（阿富汗媒体）记者的无畏工作所感动，出于安全原因，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在塔利班统治下女性记者可能会丧命，但她们仍在工作，并尽最大努力向当地人和世界传递信息，我被那些在这种情况下以勇气和责任心工作的记者的故事所感动。

我们的行业没有足够认可那些虽然不是记者，但帮助到我们工作的人。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感激那些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人——无论他们是不是记者——以及各界支持我们工作的人。

由林宝英领导的普利策中心人工智能问责网络，支持全球记者就 AI 的报道和利用 AI 进行报道。

8. 您犯过的最大错误是什么，您从中学到了什么教训？

林宝英：我深信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犯了不少错误，大的小的都有。然而，至今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心想要同时做太多事、追求每件事的完美，以及未能充分认可自己的努力。曾有一段时间，我因感到迷茫和束手无策，而难以继续写作。我不停地和他人比较，贬低自己已完成的成果。

我本该在不确定时，向同事们寻求对工作的反馈，而不是让自己陷入负面循环。忽略身心健康，仅专注于工作，也是我犯下的错误。我们的身体不是机器，即使机器也需定期维护。最近，我有意识地努力照顾好自己，确保足够的睡眠、健康饮食和适量锻炼。工作并非生活的全部。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在追求成为出色的记者之前，我们要先学会善待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9. 您如何避免在您的工作中出现职业倦怠？

林宝英：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确实遭受了严重的职业倦怠。我们的工作有时会非常有压力，而且长时间线的项目会让你感到筋疲力尽。我尝试将我的工作分解成小块。我正在学习说“不”，以避免承担过多超出我能力范围的工作。

其他建议包括：为过度工作给自己设定奖励，给自己适当的休息时间。如果我们耗尽了自己，对公众将毫无益处。

10. 在从事调查报道的工作中，您觉得什么最让人沮丧，或者您希望将来会有什么改变？

林宝英：许多人的努力使得调查性新闻和合作项目变得更为全球化，也更加酷。在 GIJN 网络的扩展以及新兴的创新和合作网络中看到了希望，尽管调查新闻如今面临重重挑战。

我们还能做得更好，那就是让这一领域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多元化和具有包容性。我非常期待看到和听到更多关于平等的伙伴关系、基于尊重的工作文化，以及公平归功的实践。

Ana P. Santos 是一名拥有超过 10 年经验的记者，专门报道与性生殖健康、艾滋病毒和性暴力相关的性别问题。作为 2014 年普利策中心珀耳塞福涅·米尔奖学金获得者和资助者，她报道了欧洲和中东的劳工移民问题。她的作品在 Rappler、德国之声、大西洋月刊和洛杉矶时报等媒体发表。

原标题：《GIJN 十问：从警察、调查记者到NGO负责人，对话韩国调查记者林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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