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翁偶虹逛隆福寺庙会

翁偶虹（1908-1994），著名戏曲作家、理论家、教育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人。

隆福寺庙会，是解放前北京城里“五大庙会”（即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土地庙、花市）中，规模最大而热闹的庙会，俗称东庙。东庙是相对护国寺而言，隆福寺在东城，故称东庙；护国寺在西城，故称西庙。隆福寺庙会的会期，是每月初九、初十、十九、二十、二十九、三十，后又增加两天，初九到十二。

隆福寺庙会，除庙内分三条摊路外，庙门前的神路街和神路街南口的东西两条大街，都有摊商，同属于隆福寺庙会的范围。

在马市大街的西街，路北的树荫之下，密匝匝地排列着禽鸟鸽鸡的摊商，算是一个专业区。神路街口东边的东大街，杂列着旧货摊，专卖逊清袍褂、顶翎、钿子、朝珠、扇套、鼻烟壶、折碗、手炉之类的小古董，也算是一个专业区。神路街直对隆福寺正门，是一条南北向的短街，在东西两侧交错的猪肉杠中，有一个雕漆盒子铺，还有一个较为宽敞的珍禽“鸟屋子”，屋前高搭木架、挂着些会说话的八哥、鹩哥、金背大红、五彩鹦鹉；另外按鸟分笼，排列着珍珠鸟、沉香鸟、相思鸟、芙蓉鸟；地下散放着孔雀、锦鸡、翻毛鸡、乌骨鸡；有时还有猿、虎、松鼠，专供豪门富户，不惜一掷千金地购买。开设这个鸟屋子的是一位女主人，她经常口衔长杆烟袋，悠然自得地坐在长板凳上，等主候客。

穿过神路街，在隆福寺庙门两旁，又横贯一条大街，以隆福寺庙门为界，东边叫隆福寺东街，西边叫隆福寺西街。东街的南北两侧，栉次鳞比的摆满了丰台花农的花担、花车，按节令售卖应时鲜花；还夹杂着一个狗市，有三、四个猫狗贩子，专卖哈叭狗和波斯猫。南北两侧的商业，以花厂子和旧书铺为主。花厂子专卖大型花木；香橼、佛手、腊梅、桂花、牡丹、碧桃，应时均备。旧书铺则颇有名气，仅次于南城的琉璃厂，如：三槐堂、三友堂、文粹斋、同立堂、聚珍堂、文奎堂、带经堂、镜古堂、东来阁、文殿阁、宝绘斋、粹雅堂、文通阁、东雅堂、学古堂、文渊阁，都藏有许多外面不常见到的古籍，锦画牙签，琳琅满目。我最熟识的是宝绘斋，主人樊玉卿，精通小说，戏曲的版本。在他那里，我买过《梨园集成》、《古柏堂传奇》、《艳异编》、《龙图公案》、《欢喜冤家》、《绿野仙踪》、《野叟曝言》等书，版本既好，图像尤精。他有一句口头禅，白诩囤积小说的特点是“没图不要”，因而我送给他一个绰号，也叫“没图不要”。

西街比较清静，路北有座大茶馆，是劳动群众休息的场所，斜对过也有一个鸟屋子，规模较小，也卖些珍珠、芙蓉、玉鸟之类。主人擅制鸟笼，刮条圆细而漆必数层，北京城有名的好鸟笼子，多出其手。直到解放以后，主人父子，仍营是业。

旧日隆福寺庙会

隆福寺庙内的会墟，共分三条街。中路由正门进去，顺着各层佛殿的遗址，有秩序地汇集着各行各业：临门的最前一层，是卖笸箩簸箕、鸡毛掸子、笼屉搓板等一类日用杂品。以后数层，沿殿阶高矮不等地排列着五花八门的卖艺场子，最有名的是“云里飞滑稽二簧”、“栗庆茂落地京戏”、“宝善林（即宝三）摔跤中幡”、“狗男女的全家乐”、“天下第一吹的笛儿张”以及“小戏莲花落”、“落地评书”、“蛤蟆双簧”等，每会必到。其间有些空隙，还夹杂着“拉大片”、“木箱子”、“西湖景”等民间杂艺；豆汁、猪头肉、豆腐脑儿、馄饨、梅花糕、棉花糖、炸灌肠、压饸饹、扒糕、茶汤、面茶等及时小吃。最后一层，是算卦、看相、卖洋烟画、卖泥饽饽模子等小摊的大杂会。庙的后门直通钱粮胡同，后门左右，仍有小贩麇集，夹着儿个“叫街”、“擂砖”的职业乞丐。

隆福寺庙内西路的一条街，似有规则而又无规则地排列着各色货摊：由庙的西门进去，一进门便是一个大粘糕摊子，冬天有蒸笼里热气腾腾的豆豉糕，夏天有冰镇的凉糕、粽子，秋天有栗子糕，春天有鲜玫瑰花糖卤浇蘸的小枣粘糕、豆面糕。比邻是个卖龙睛鱼的鱼厂子。往北直行，有几个比较大的古玩摊，名为“古玩”，实多赝品，然而仿制精细，能使失眼力的购买者受骗而不自知。还有几个卖小金鱼的，琉璃瓶中，红鱼绿藻，价廉物美，很受劳动群众的喜爱。还有几个特别小而独标特色的摊贩：一个是卖毽子的，毽分三品，独翎毽子最贵；一个是卖胡琴码儿的，雕牙刻竹，精确细巧；一个是卖“棉花猫”的，用棉花堆成猫、狗形象，贴在纸上，染色粘须，颇饶生趣；一个是卖“里画烟壶”的，在玻璃壶内，画出“三多”“四喜”、“九秋”、“博古”、“五鬼闹判”、以及各色戏出。最精致的是谭鑫培的画像，像有三种：一个是谭鑫培的《定军山》黄忠，一个是谭鑫培的《空城计》诸葛亮，一个是老谭的便装像，身穿巴图鲁坎肩、头戴小帽，手托烟壶，栩栩如生，既精且肖。当时只卖四吊票一个，折合银元，不到1角。过了烟壶摊，是一个“香面摊子”，高搭蓝布帐棚，棚内摆着一个长案，长案两旁，堆积各种香料，长案中间摆着二、三十张两寸见方的白纸小页，用镇尺压着，棚里有一横杆，悬挂着五颜六色形式不同的“香袋儿”。卖香面的摊商共有3人，一人站在中间，一手提着戥子，一手拿着小勺，从两侧陈列的香面瓶里，舀取香面儿，分摊在小白纸页上，香面各具一色，红、黄、绿、黑、白，配衬得体。一人站在左侧，高唱俚歌：“一张小纸方又方，把它摆在正中央，南方用它做绸缎，北方用它做文章……加上一点金毛狗，再添一点儿真麝香，朱砂鲜红能通窍，薄荷碧绿喷鼻凉……”唱过一段后，站在中间的摊商，把戥子里摊好的香面，用咀一吹，香面随风扑散在围观的人群中，人们顿觉氤氲香气，扑面而来，引诱得顾客，争相购买。每包五个铜板，如装入香袋，另加袋钱。站在右侧的摊商，专门负责收钱递货。3人分工合作，井然有序。香面摊子，每年从农历五月初一起，到七月底止，应节摆设。其他节令则由几个小手工艺品的摊商，分占这块地方。一个是卖泥塑兽型的，狮、虎、熊、豹、猿、猴、猫、狗、牛、马、猪、羊，各类动物俱全，分别以皮毛粘在各类动物身上，再喷上各类颜色，令人望之有茸茸之感。一个是用丝绳结扣，做出各种昆虫，如螳螂、天牛、蜻蜓、蝴蝶、蜈蚣、壁虎、蝎子等，小巧玲珑，形色俱有。一个是以蜡油做出鸭、鹅、龙睛鱼、青蛙等手工艺品，可浮放在水面上观赏。这些小手工艺品的摊子，面积不大，设无定所，夹杂而陈。另外还有两、三个耍货摊子，专卖儿童玩具，如小鼓、小钹、小布人、布老虎、大头娃娃、脸谱面具、小型的刀、枪把子，竹马儿，寿星头、狮子头、大头和尚逗柳翠（即月明和尚斗柳翠）等。还有应时而设的鲜果摊子，5月卖杏，7月卖虎拉车、沙果、李子，8月卖鸭梨、白梨、苹果，冬月卖桔子、海棠黑枣等，以“一堆”（堆读Pzuī）为单位，每堆两吊、3吊钱不等。也有南方籍的小贩，售卖桂皮、松花、咸鸭蛋等，他们有的手提竹蓝、有的肩担竹筐。卖桂皮的，以红纸镶金边的标笺贴在桂皮上，用正楷写上“上等”、“极品”等字样。售咸鸭蛋的，则剖开一枚，露出金红色、油汪汪的蛋黄，以招徕顾客，使见其色即思其味。深秋红果上市，小贩将红果用麻绳串成串，斜挂肩上，手提果实厚大，果色殷红的红果，高声吆喝：“好大串儿的山里红，卖呀！快买！还有两串了”，他们与卖“耗子药”的、卖“沙雁”玩具的，卖“小耗子赛活的”等小贩，往来兜售，喧闹聒耳。还有一个“百本张”是专卖京戏唱词的摊子，本子极薄，三、四页一本，售价极低，两文钱即可买到一册，里面只有一段唱词，如《捉放曹》，仅有西皮慢板一段，就算一本，欲集全豹，必须买他十几本才能凑全。而剧词又多舛错，术语称之为“粉红九吊六”（意思是既不够标准成色，又不够十足满钱）。戏词之外，兼卖八角鼓的岔曲、牌子曲和流行小调，这一部分，量虽少而质较佳。因为那时的社会，把京剧的地位看得比曲艺高出数筹，京剧戏词，一般都不愿轻易传人。“百本张”家有秘本，为了生意，只能吝啬地脔割经营。于此可见当年学戏之难，最起码的戏词与剧本，不经过拜师、访友的渠道，是一个字也得不到的。这也无怪“百本张”对于他出卖的戏词，视如宝藏、涓滴而流了。但是“百本张”的戏词从不吸引着我，因为我幼年学戏，有我姨父梁惠亭和老师胡子钧的真传，戏词在我来说是得之极易的。真正吸引着我的却是庙内东路那条街上的四个有关戏曲艺术品的摊子。

走到东街，行未数武，便听到“当、当、当”有节奏的敲击铜茶盘子的声音。这是吸引我的第一关，它是一个长达两米的摊子，用干净的蓝布遮盖在摊面上，立排着几个玻璃匣子。匣内用小木条截为窄阁，每个阁内，摆着两个或三个穿着戏装的剧中人物形象，组成各种戏出，文武昆乱，应有尽有，小木条上，贴着戏名。这种戏装人，是用胶泥做人头，纸浆做身胎，再用各色绢纸，扎扮戏装。但是，每个剧中人，都没有脚，靠、蟒、褶、帔以下，整整齐齐地粘牢一圈猪鬃，名为“鬃人儿”。把这种鬃人儿放在铜茶盘内，以棍击盘，利用铜盘的颤力，使盘内的鬃人儿团团乱转，鬃人儿的两只胳膊，又是用铁丝贯穿，可以上下左右的挥动，想象地看着，是仿佛舞台上的“活人大戏”这种工艺品，老北京人习惯地叫做“铜茶盘子小戏出”，而真正原名却是“鬃人儿”。当然，鬃人儿之转动于盘，并不符合舞台演戏的规律，充其量只能算是儿童的玩具。而我之所以迷恋甚深者，主要是制作这些鬃人儿的巧匠王公很懂戏，他制作鬃人儿的穿戴扮相，以及脸谱、把子，都是具体而细致的和舞台上的演出一样。我最喜欢那两人为一组的《龙虎斗》、《湘江会》、《金钱豹》、《白良关》。赵匡胤黄靠双锏、呼延赞黑靠单鞭；吴起红脸白靠、无盐凤盔金刀；金钱豹豹脸钢叉、孙悟空猴衣桃脸；尉迟敬德苍满单鞭、尉迟宝林簪翎黑靠，真是无一处不生动，无一处不内行。那三人为一组的《三娘教子》——王春娥、老薛保、薛倚哥，《群英会》——周瑜、鲁肃、孔明，《失街亭》——马■、王平、张郃，《取洛阳》马武、岑彭、邓禹，居然能选取恰如其分的场子，把三个鬃人儿组为一戏。也有大型角多的戏出，那是摆在最高一层的玻璃阁内，尺寸也较普通鬃人儿为大，普通鬃人儿二至三人为一组的，高只3寸左右，大型者则增高一倍，六寸有余。这些大型戏出，都是舞台上的大武戏，有《阳平关》——曹操站立山头，山下黄忠、赵云酣战徐晃、王平（此时尚未投降西蜀）、曹洪、许褚、张郃、杜袭、焦炳、慕容烈，多至11人。还有《八大锤》——岳飞山头观阵，山下陆文龙大战四锤将严正芳、何元庆、岳云、狄雷。另外又加上金邦四锤将，虽然不在同场，玩者也可随意布置。妙在盔靠脸谱无一不精，就是使用的八对锤，也能精致地做出“大四件”和“小四件”的传统形式，可以看出是“八卦紫金锤”、“梅花亮银锤”、“青铜六合锤”、“浑铁压油锤”（这是“大四件”的金、银、铜、铁四对锤）；“雷鼓瓮金锤”、“宝瓜錾银锤”、“八楞灌铜锤”、“生铁一字锤”（这是“小四件”的金、银、铜、铁四对锤）。这些大型戏出鬃人儿，售价很高，专供豪门贵族们消遣。一般人只能用两三吊钱买一出二人或三人为一组的小戏出而已。这个摊子的主人，是一位年逾四句的王氏妇人，从我五岁记事时起，每逛东、西两庙，我总看到她顷刻不停地敲打铜盘，以招顾客。1966年以前，我在中国京剧院工作时，中国京剧院院址在北池子草垛胡同，我每天上班，经过南池子西街，看到一家临街的民房玻璃窗内，还摆着两个玻璃匣子，里面仍有几十年前我在庙会上看到的鬃人儿，楷模俱在，当时我已年近50，喜爱之心，重温旧梦，还想再买两出，以餍戏癖；只是工作太忙，无暇顾及。“鬃人儿”这种手工艺品能够做到忠于戏曲，可谓戏曲界的知音。

顺着鬃人儿摊子往北走几步路，有一个道士装束的老人，守着一个大摊子，恬静地坐在那里。摊子上陈列着他用新砖磨塑的亭、台、楼、阁、花墙、盆景。这位老人姓张，据说是“山子张”的同族，布置园林，家学渊源。出其余绪，制些砖玩，旨非牟利，聊做消遣。我每次逛隆福寺庙会，总要和老人谈些园林旧迹。

紧靠张老的砖玩摊子，就是我癖戏的第二关——影戏人。这个影戏人摊子，小得出奇，只有一张长不够一米的小木桌，桌前扎了个简单的架子，架子上分三层卡着些影戏人。最高一层的影戏人是驴皮做的，尺寸高及8寸，中间一层的是三层高丽纸做的，不及半尺，下面一层所陈列的是演皮影戏用的桌、椅、城、塔等道具以及皮影戏特有的“甲身走马”、虎豹“形儿”。这三层陈列品只是标志，他的货源却在桌子上的一个大蓝布包袱里，影戏人扁平而薄，可以夹在纸册子里。他那大蓝布包袱里，就有十几本大纸册子，分门别类地夹着“身”、“头”、“砌末”、“车马”、“鸟兽”、“刀枪”、“桌椅”等，可以说，这么一个蓝布包袱就等于一份戏箱，不但是一份戏箱，台上的“演员”也韫椟其内。当初，有的大户人家办个生日满月的，也都喜好唱影戏。影戏和京剧并不一样，它有他们的特色和他们独有的节目和技术。

影戏摊子的主人姓旭，50左右年纪，留着短须。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就特别喜爱耍影戏人，经常买他的影戏人，每次他都是习惯地打开包袱，把“人头”夹册翻开，任我挑选。影戏人的结构，是由“人头”和“身腔”灵活地组成的。“身腔”是靠、蟒、氅、褶的服装，顶端有个牢固的卡口，在卡口里可以临时改装各式各样的“人头”。“人头”是把剧中人物的面貌神情和头上戴的盔、巾、冠、帽一体雕成。女角色则分各种髻鬟辫发，按剧中人的身份，装饰上钗簪花朵。所以，耍影戏人的诀窍，只要备齐了各种“身腔”，便可以用不同的“人头”衍变出许多不同的人物。因为身上的服装并非因人各异，最多有八蟒、八靠、红蓝官衣、氅、褶、帔、袄、箭袖拳衣、僧衣道氅，也就够了。用这些“身腔”，因剧而换“人头”，就能应付裕如，什么戏都可以演了。因此我每次来买，这位主人便主动地翻开“人头”夹册，他知道这是买影戏人的规律——已然具备了足够的“身腔”，多买些“人头”，就能多出角色。我一直买他的影戏人有三、四年，到了我上台演戏的时候，便感到耍影戏人是演剧的雏型方式，味同嚼蜡，就把所有的影戏人都送给了比我年纪小的亲戚。但是，三、四年的交易不算短了，所以这位主人和我很熟。

1939年，我在中华戏校担任戏曲改良委员会主任时，有一天，我和著名须生高庆奎先生去逛隆福寺，我特意把高庆奎先生介绍给这个摊子的主人，他特别兴奋地向高先生抱拳致敬地说：“原来是高老板！久仰久仰！今天有幸光临，我正想向您请教！”高先生谦逊地说：“不敢，不敢。滦州影戏，我只看过，没有做过，我是十足的外行。”主人笑了，他一边打开那蓝布包袱，一边说：“您要是外行，还哪里去拜内行？”说时，他把最底下的一个“人头”册子取出翻开，谨慎地送到高先生面前，恭敬地说声：“请教。”我看那些“人头”，都是老生扮相，但觉神态不凡。高先生却特别兴奋地说：“哎呀，真象！真象！”说着，他指着一个打扎巾的“人头”说：“这是老谭（即谭鑫培）的《定军山》黄忠！”又指着一个戴王帽的“人头”说：“这是大头（即汪桂芬）的《让成都》刘璋！”接着又捏起一个戴员外巾的“人头”对我说：“这是我的老师老乡亲（即孙菊仙）的《硃砂痣》韩廷凤！”我还未答话，高先生又一个个地指出了：“这是刘鸿升的《斩贵袍》，这是许荫棠的《取荥阳》，这是李顺亭的《凤鸣关》……。”原来这些都是逼真肖象的京剧“人头”，我急忙问：“有花脸的吗？”主人不答，笑容可掬地翻开了第二层册子，我才一注视，就惊呼起来，对高先生说：“您看，这不是钱金福的夏侯渊？嗬！还有周仓、典韦、李佩！这是韩二刁的张长郃！这是黄三的李逵、曹操、窦尔墩！这是金秀山的王振、姚期！尉迟恭！”这时，气氛非常沉静，主人和高先生只是频频颔首。我又翻看了第二层的旦角“人头”，第四层的末角“人头”，第五层的丑角“人头”，什么梅巧玲、杨小朵、路三宝、陈德霖……，刘景然、刘春喜……，王长林、赵仙舫、罗寿山、李敬山……真是铁网珊瑚，尽收眼底。我看得呆了，正回想以前我在这摊上买影戏人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看到过这个册子？这时高先生轻轻地扯了我一下衣襟，低声对我说：“快买些个，这是好东西，难得的好东西。”一句话，把我从回忆与遐想中召唤回来，便急不可待地询问价钱，主人却微笑着说：“怎么，您也懂得这些是戏台上的好老？”高先生接过话茬说：“翁先生现在是编剧家了，他知道的不比我少！”主人凝视着我，似乎不相信地问道：“您就是翁先生？”接着便郑重地说：“这些本来是不卖的。我是因为当年照相很难，台上的好老留不下多少戏像，出于我的心愿，尽我所能，才在看戏的时候，把我钦佩的这些位名家，揣摩着台上的容貌、神气，记在心里，刻成头像，留为纪念。您还记得吧？您小时候来买影戏人，没见过这个册子吧？”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急待他说出价钱。高先生明白我的心理，便以揄扬的口吻说：“您有手艺，可以再刻；让给我们，也是留作纪念，咱们都是知音同好！”主人豪爽地一笑，说：“好，敬您二位几个！不过，不过，现在钱不值钱，工料贵了，普通的“人头”，已卖1毛一个，这样的活儿，应卖1元。今天遇到真行家、真知音，交个朋友！算您3毛钱一个吧。”我听他开价不大，高兴极了，就请高先生帮我挑选，生、旦、净、末、丑，凡是有名气的，人各一头，共买了30多个，一张10元的票子，付给了旭老。

我和高先生兴高采烈地辞别了旭老，向北走去，在拥挤的游人行列中，高先生用他那低哑的嗓音絮絮谈着：今天算来着了，您可大有收获！偌大的北京城，真是何地无才。想不到会有这么一位爱好京剧的高手艺人，把咱们的前辈名家雕刻下来，奇宝！奇宝！”我问：您看是否真象？”高先生说：“若说不象，我怎能一看就认得出来？若说全象，可影戏人头都是偏脸，有几位的面部特征，从侧面是不好表现的。这就很难得了！难得的是：“汪桂芬、孙菊仙、韩二刁、刘春喜、大李五这老几位，我都极少见过他们的戏像，得此刻印而传，弥补了永世之憾。您要好好保存，赶明儿我给您写上几句，说明这是由我鉴定过的，何虑见者置疑？”我们滔滔不绝地边说边走，高先生打了一个呵欠，这时，已到了东街尽头，东配殿的台阶上设有临时茶座，我请高先生进茗小憩，恰可欣赏我那癖戏的第三关。

东街尽头是一个小穿堂门，紧靠着穿堂门的台阶下，是一个卖糖果的摊子，挨着糖果摊子，就是至今闻名的“面人汤”汤子博的三弟汤子高（原名汤有益）的面人箱座。他的面人籍座，又恰好在东配殿临时茶座的前面，相距只有十几步。这就是我癖戏的第三关关主。

高先生喝了碗茶，吸了两支香烟，便问我说：“咱哥儿俩还看看什么？”我便指着汤三先生的面人箱座说：“咱就看看这位捏面人儿的手艺？”高先生“哦”了一声，说：我曾在什刹海会贤堂前买过两匣面人儿，是否此公手艺？”我说：“正是此公妙手。我和他很熟，是不是请来一会？”高先生笑道：“您真成！江湖上到处交朋友。”我笑着回答说：“就是为了癖戏。”说着我走下台阶，请汤三先生与高先生相见。汤三先生那时不过30左右年纪，面有微麻，人们都叫他“麻子”。当时，“麻子”的面人手艺在他二哥汤子博之上，因为他制作精细、敷色艳丽、结构干净，深得候门闺秀和五陵少年的喜爱，而售价则较高一等。汤三先生知道我给他介绍的是梨园名宿高庆奎先生，很客气地寒喧一阵之后，便匆忙地走到箱座的玻璃柜旁，取出一个小玻璃匣，里面是他新近捏好的一座“红粉骷髅”面人儿。形象是一个披着妃色浴衣的古装女子，玉立媚视，蝤蛴之项，凝脂之胸，玉削之足，颇有肉感；前侧是一具半欹半坐的骷髅，是以细铁丝为胎，上以晶白的江米面贴敷而成，头颅骨骼，无一不肖。这时，汤三先生自豪地说明他巧制这座精品的来由，是他从一张古画上，看到构图，模仿而为立体。我买面人，如同买荣宝斋的字画一样，喜买成品，向不点题定作，所以，汤三先生每有自诩的精品，必藏而待我。“红粉骷髅”之出而共赏，自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我就以6角钱的对称价值，收红粉而括骷髅。我请汤三先生吃了一盏茶，开始向高先生介绍他的成艺经过。其实，这都是汤三先生与他二哥汤子博亲口对我说的。

汤氏昆仲三位，我与大先生不太熟识，二先生汤子博，三先生汤子高，都是由于捏戏出而与我交上朋友的。大先生经常在东安市场的后花园内摆设常摊，不当场捏人献艺。三先生汤子高是在什刹海会贤堂前献艺而得名的。什刹海只有夏季五、六月间两个月的生意，其它节令，子高先生都赶东、西两庙，正月初一至十五，则赶厂甸。二先生汤子博的营业季节和方式，与子高同。不过，他们两兄弟的面人箱座相隔很远，各自为政。子博为人洒脱，为逛山水，有时兴至，不远百里的背着箱子，南到马驹桥，东到通州，赶墟趁集。子高为人拘谨，不苟言笑，后来落户在什刹海东侧北岸杨记酒楼之旁（即现在“烤肉季”的近邻），可能那时，他是中年丧偶，常常看到有几个小孩，围在他身旁，喊渴叫饿，他一边献艺，一边照顾孩子。解放以后，1952年受聘赴东北，制作医用生理模型。1954年，又应武汉之聘，传接面塑技艺，原名汤有益，子高，其号也，子博一直住在北京，得到国家的重视，提高了他的艺术地位。至今提起“面人汤”，似乎就指汤子博一人，把三先生子高和大先生都淡忘了。

汤氏兄弟的祖上，也是小康之家。到了他们弟兄一辈，念书识字，学过绘画，但他们都有一种跃跃欲试的雕塑愿望。少年时候，曾由磕“泥饽饽”的启发，试捏泥人，颇有成就，只是泥人必须入窑，才能保存，嫌它费事，进而研究捏面人儿。那时，北京捏面人儿的，叫做“捏江米人儿”，都是京八县的农民艺人，秋收之后，农闲入城，在街头巷尾，当场献艺。这种面人儿的形式，绝大部分是在一根秫秸杆上粘敷而成，最受人欢迎的是红脸绿甲的关老爷，头插雉尾的穆桂英（雉尾是用芦花条子代替的），以及悟空、八戒。还有两种垂挂式的，一种是用鸡蛋壳装作大肚皮，捏一个袒胸露怀、口衔长杆烟袋的彩旦或丑婆子；一种是用芦花制作蓑衣，捏一个头戴斗笠、手持钓竿、笑容可掬的老渔翁。这些都是畅销品，获利不薄。有时受蒸锅铺之请，为办丧事的人家捏一套“放焰口”用的6层、9层以至12层的“望乡台戏出”扮相开脸，也很在行。不过，这些面人儿，不论是签插或垂挂，只要经过三天就干裂得缺胳膊短腿，遇到暑夏伏天，又要发酵霉腐，很不容易保存。汤氏弟兄有志于改造面人儿，他们先在材料上研究试验，经过几十次的反复，才得到诀窍。子博颇为保秘地对我说过：“也就是您，对别人我决不泄露。我们的江米面，不是先用水和，而是在笼屉里干蒸，借用锅里的水气，把面和好，非常坚硬，趁热用手搏揉，把面劲泄了，分加各种颜色，才可使用。捏出来的人儿，您摆去吧，保存十年、几十年，不会干裂霉腐。”他们把材料试制成功，又把面人的尺寸由五、六寸缩小为一、二寸，不用秫杆签插，也不用丝线垂挂，而是粘在一个小纸板上，配以适合尺寸的玻璃小匣，成为一个完整的工艺陈列品。他们先利用江米面的收敛性能，捏些罗汉、仙佛，因为这些造形，愈干愈瘦，愈瘦愈显清癯。而后试捏各种姿态的嬉戏儿童，进而捏制“朱砂判儿”、“周仓、关平、关羽”、“菩萨过海”、“东方朔偷桃”。这时，他们弟兄三位艺已大成，根据自己的个性，作品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大先生善捏“八仙人”、“天女散花”、“麻姑献寿”、“福禄寿三星”等吉祥富丽的人物；三先生子高，手里干净，技巧纯熟，敷色艳丽，善捏“聊斋”、“西厢”、“白蛇传”等故事中的人物，我曾把他的风格比作国画的工笔重彩；二先生子博，精通绘事，经常阅览画谱，取材高雅，敷色靓淡，善捏“踏雪寻梅”、“虎溪三笑”、“罗汉降龙”、“洛神凌波”、“西施浣纱”、“凤麈三侠”等带景的佳话人物；他还能在核桃壳里，捏“十八罗汉朝如来”、“八仙过海斗法宝”、人景俱有，如鬼斧神工。我曾把他的风格比作国画的半工半写。但是，子博，子高二位、都有一个共同特长，也就是吸引我入了迷的特长——都能捏制各色各样的戏曲人物。

我最初和汤氏弟兄不熟识的时候，我每演一剧，就请他们给我捏一个面人儿，留为纪念，先后捏过《连环套》的窦尔墩、《闹江州》的李鬼、《法门寺》的刘瑾、《长板坡》的曹操、《阳平关》、《战宛城》的曹操、《穆柯寨》、《辕门斩子》的焦赞、《失街亭》的马谡、《群英会》的黄盖等数十个，工价很低，捏一个只需1角钱，配个小玻璃匣，再加一角，两角钱便可保存一个纪念品。但是，他们二位毕竟不是唱花脸的演员，捏出的面人，服装脸谱，虽不离格，而姿态神情，总不惬意。有一次，我在什刹海捏了一个《丁甲山》的李逵，顺便到我的老师胡子钧先生家中串门，胡先生看了面人，立刻指出“膀子不圆”、“脚步不对”、一边批评，一边摆弄，面人儿究竟是面做的怎能尽随人意，三摆两弄，便掉了“胳膊”、落了“靴子”。胡先生似乎过意不去，便邀我去访面人汤，胡先生当场摆了个架式，请子博照式捏制，由胡先生花钱，又给我捏了一个李逵。果然，这个李逵，姿态一新，膀子脚步，身手眼神，颇具舞台演出之致。经过这一番实地示范，我与子博就逐渐熟识了，以后请他们弟兄再捏戏出，都是我先摆出身段，他们照此制作。在我们合作的场合里，招致了许多游人聚而围观，窃窃私议，我听到过这样的评语：“瞧这个戏迷！”

我不但请子博、子高捏制我演出过的剧中人物，还给他们出谋划策，捏制其它戏出；而我设计的构图，又都是他们意想不到的。例如捏《战宛城》，我要他们捏校场上张绣穿青素、罗韦扎硬靠，骄将睨降的那一刹那；捏《落马湖》，则捏李佩与何路通水战时掏翎子，踏水步的那一刹那，捏《法门寺》、则捏贾贵高举公文、刘瑾背袖而视的那一刹那；捏《闹天宫》，则捏美猴王扎硬靠、教授小猴扯弓试射的那一刹那。也许我的拙见，贤者所见略同，他们照我的设计捏制了，懂戏的顾客便争先购买而去，从此，我的建议，他们无不采纳。这也和那时编剧一样，只要你编的第一本戏能卖几个满堂，以后不论你再编什么剧本，演员都乐于接受而迅速排出。旧社会里，艺术形成的规律，似乎必须有这样一个微妙的过程。所以，子博有一件耿耿不忘于怀的事，屡次向我致谢。那是在一个暮春季节里，东、西两庙不见其踪迹者有两月之久，后来见到了，他抱拳致谢地说：“亏您给我示范捏活儿，使我得着一个窍门，发了个利市！两月之前，从上海来了一位昆曲名票徐凌云，专谈昆曲的副、丑．他约我到他住的旅馆里，给他捏了几十出昆戏，什么‘拐儿’、‘写状’、‘问路’、‘乐驿’、‘借靴’、‘惊丑’……等等；未捏之先，我就按着您的方法请他先说明穿戴扮相，示范做个身段，我琢磨他的神气，细心地捏出来，他很满意。工价不小，一出戏要他一元现大洋。不然，凭我这个不懂昆曲的人，摸黑儿地去捏，哪能满足这位主顾的要求，钱也不会挣到手了！”事隔数年，我到上海，与徐凌云谈及此事，果如子博之言。

这天，汤子高见到高庆奎先生和我，他直爽地提出一个要求：请高老板给他摆一下《战长沙》的身段。他久仰高老板在《战长沙》这出戏里能演关羽又能演黄忠。高先生很有兴致地应其所请，就在茶座前面。空地上，做了个关羽拖刀的身段，非常有神。但是，此时剧中的黄忠是翻“抢背”落地单腿跪像，子高颇感棘手，只好请高先生改个姿势。高先生和我摆了个“会阵”的亮相，高先生来关羽，横刀肃立，我来黄忠，推髯微睨。子高看了忙说：“谢谢高老板，您先喝碗茶！”说着，他连忙回到面人箱后，戴上眼镜，摆弄起来，没有两杯茶的工夫，他兴冲冲地托着一个小玻璃匣子，恭敬地送到高先生面前，说：“您看，还过得去吗？不成敬意，奉送高老板！”高先生非常惊佩子高这既敏且肖的艺术天才，爱不释手。我便替高先生致谢：“却之不恭，手工领情了，玻璃匣价，当然照付。”说着我拿出一张5角毛票，塞在他的手中。子高明知玻璃匣只有一角的代价，这五角钱中，已包括手工的酬金了。我怕他客气，忙说：“都是交朋友，以后还要常麻烦您。”子高倒不好意思起来，道了谢，喝了碗茶，再订后约而去。

高先生边走边举着那匣《战长沙》目不转睛地欣赏着，颇有感慨地说：“今天这个东庙逛得好，您得到梨园先贤的皮影肖像，我得到我生平最惬意的一出《战长沙》，咱们哥儿俩都有戏缘！”我笑着说：“您往前走，还有个摊儿，也会吸引您的。”高先生似乎有些疲乏了，忙问：“远不远？”我用手向北一指，说：“进了前面的穿堂门就是。”这就是我癖戏的最后一关了。

我俩走进穿堂门，只见东边墙上，张着一块两丈多长的蓝布，上面挂满了各色各样的托偶戏人。高先生“哦”了一声说：“原来是大台宫戏——托偶人（即杖头木偶）！”他似乎精神焕发，停步而观。

回忆我五、六岁时，祖母带我逛东庙，就在这里看到过满壁琳琅的托偶人。主人那时还在壮年，现在已然留须，他是采育人，姓王。他的木偶，货高价昂，问津者少。他所制作的托偶人分为三种：最高一层的，人高二尺，用几十层高丽纸，范模作人头，不怕磕碰，头上的盔头，堆金立粉，尽量仿真，绒球都是具体而微的小绒球，珠饰也是具体而微的料货，就是翎子狐尾，也都是真尾真翎；服装是印彩的软缎，髯口是能摘能挂的口面。我最羡慕那出《二进宫》的李艳妃、徐延昭、杨波，还有《连环套》的窦尔墩、黄天霸、朱光祖，只是价钱太昂，每个大洋3元，一戏三人，须付九元代价。中间一层的，人约一尺，胶泥为头，洋布为衣，形虽简而规范依然，穿戴扮相，丝毫不舛，要价略低，每个大洋1元，一出戏也需要二、三元。最下面一层的，是一般视为儿童玩具的“王小打老虎”、“老头儿卖豆腐”、“猪八戒背媳妇”之类，每套五角，销路最畅，我童年时候，就得到过祖母赏赐的一套“王小打老虎”，12岁时，我把每天的点心钱攒下来，攒够了2元大洋，买过一出中型的《龙虎斗》。至于大型的托偶人，则梦寐思之，迄未如愿。

高先生看到这满壁的托偶人，注意力只集中于第一层上，边看边称赞这些戏曲艺术品制作既精、规范又准。主人王老虽然不认识高先生，但他已觉察到这是位内行先生，忙陪笑说：“老板，照顾照顾，年月不对了，没人懂了！两天还没开张呢！”高先生向我递了个眼色，意思是不叫我再花钱，买这些玩艺儿了。我似乎感觉到了，可是我还在和王老搭讪着进行交易：“不是不照顾您，价钱太贵了，3块大洋卖一个，比一袋白面还贵啊！”王老苦笑一声，又叹了一口气：“咳！说贵也不算贵，从前卖3块钱一个，现在的钱不值钱了，还是卖3块钱，无形中就落了价儿了。我看您二位，不是玩者，是行家，咱们交个朋友，两块五一个，您拿一出去！”这个开价，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我从小就逛庙会，知道他这个托偶摊向来是言不二价的，今天居然打了折扣，更促动我问鼎之心。高先生看穿了我的心理，便说：“要买，就买这出《连环套》，窦尔墩是金秀山的脸谱，天霸象老俞（俞菊笙），朱光祖象王先生（王长林）。”摊主王老由苦笑而换为爽笑说：“我的眼力不差，您二位真是行家，我摆弄这出戏，就是揣摩那三位好老做的。”他们二位的对话，更促动我占有之欲，便掏出8元钱付给王老；但仍饕心未已，又对高先生说：“您瞧这出《二进宫》是不是……”高先生笑着打断我的话，摇了摇头，催我快走。王老托着八块钱，由爽笑又变为僵笑：“不用找钱了，您带一份”“王小打老虎，给小孩玩巴！”我笑着说：“不用，不用”王老说：“您的少爷也快会玩了，这么办，再饶您一份‘猪八戒背媳妇’！”说着用纸把这三套价格悬殊的托偶，一一包好，8块钱装进他的衣袋里。我和高先生走过穿堂门，又在塔院略一流连，听了一段“单弦拉戏”，便出了隆福寺后门，拐出东口，我请高先生在一家“爆肚儿”馆里喝酒吃爆肚儿，又买了几个烧饼，同进了一次不成晚餐的晚餐。

酒兴之余，我还是耿耿不忘那出托偶人的《二进宫》。我问高先生：“那出《二进宫》的徐延昭，是不是象袭桂仙？李艳妃象不象陈德霖？杨波象不象您的师兄凤二爷（即王凤卿）？高先生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答道：“正是如此”我惊叹一声，顿有失之交臂之感。高先生明白我的心思，却又郑重地说：“偶虹，咱哥儿俩虽然相交只有一年多，从丁永利那里说起，都不是外人，我也从不按外人待你、我说句老实话，你每月在戏校挣多少薪水？”我说“70元。”高先生点了点头，呷了一口酒，又说：“挣的虽然不算少，可经不住你这样花呀，今天逛个隆福寺，你就花了20块，你可要量入为出啊！我当年嗓子没坏的时候，馆子里的戏份儿是100块大洋，我能在一天一夜里唱三出《探母回令》，馆子里拿100块的戏份儿，堂会是150块一场，一天要进400元。可是现在我……”我忙安慰他说：“千金数尽还复来。您的豪举，内外行是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高先生长叹一声：“还是那句戏词说的好：长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盼有时。你应以我为签，节俭为是。”我肃然起敬地感谢高先生训诲之高谊，又怕谈起斗方套语，扰了一天的清兴，便用偏锋解颐，给高先生满上一杯酒说：“您放心，我会量入为出的。昨天我进了一笔稿费，《剧学月刊》上发表了我那谈脸谱的文章，稿酬大洋80元，我即以20块买了一部《曲海总目提要》，下余60元，足够我们逛三次隆福寺的了。”高先生笑了笑说：“好！好！”把酒一饮而尽，我趁他的酒兴，把那两套“王小打老虎”和“猪八戒背媳妇”的托偶人，送给他最小的儿子小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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