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反思社会学之现状：通才还是专才？理论还是实践？

【编者按】我们正处在一个快速变迁的世界。在社会科学界，我们观察到问题意识似乎悄然发生着转变，过去流行的分析工具开始被更多地批评和反省。在具体的知识生产中，跨国的经验和理论对话正在遭遇新的阻力，年轻学人的成长和实践面临着新一轮的迷惘和挣扎。几个月前，随着香港大学刘思达教授在北大社会学刊创刊号上发表《二十年目睹北美社会学之怪现状》一文，这些议题在过去几个月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争辩。城识编辑部中国人民大学的助理教授赵益民、北京大学的助理教授程莹、同济大学的研究员唐敏、香港理工大学的助理教授战洋，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刘烨、美国东北大学博士候选人杨一萌围绕这些议题展开讨论。本文为城识编辑部与澎湃新闻合作刊发的文字稿。

4. 通才还是专才？年轻学人的成长之路

博士生的成长之路是迥异的。有些博士生被要求博览群书，而有些则是聚焦某个领域的专才。有些博士生位于学术生产的中心，有些则可能被边缘化、或是正在艰难地寻求中心的承认。

博士应是通才还是专才？是思想者还是实践者？各个国家、地区、学校对博士生的培养有怎样的不同？学术存在中心对边缘的“殖民”吗？中国的年轻学人应该如何做出回应？

赵益民：我记得我在读博的时候，给当时的文汇报供过一个稿，是讲英美的博士培养体制的分别。我当时的说法是，英国更像是放养，美国更像流水线作业。在美国至少要完成两年的课程，然后要比较全面地了解至少是一个细分领域几乎所有的主干的理论资源和相关文献。在英国没有这样的要求。

LSE可能是英国要求博士生上的课最多的学校，但也只是四门课而已，其中两门还是方法论的课。我的理解是，这样培养确实可能会有很水的博士，因为可能知识基础确实不牢靠，但是如果真的有人非常用功，愿意投入很多努力，他也可能会突破现有的各种知识体系的桎梏，然后真的做出一个有突破性的东西。我可能更喜欢英国这种方式。

我其实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一定要让博士生把特定学科的所有分支都学一遍。比如说在地理学，难道一个人文地理的博士要把自然地理也学一遍吗？要了解太阳、了解大气、了解极地、了解青藏高原？我觉得没有必要。LSE的地理系连自然地理学这个方向都不存在了。如果再细化到人文地理这个大类，难道我不光要学会GIS和遥感，还要学经济、文化、城市地理等等？这大概是本科生的任务，但不是博士阶段的使命。

战洋：我读本科时是在一个文科实验班，我们学了文学、社会科学、哲学、历史。确实是一股脑灌了很多不同的知识。我觉得这是一种对所谓“大师”的想象，强调“贯通”。

程莹：我在英国接受的博士教育是比较“松散”的。我们当时学校要求修的学分极少。研究方法类的课是必修课。至于本土语言课程，还有一些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和电影课程都是自主选修的，学校并不强制要求。我自己在过程中收获最大的，其实是根据研究议题和兴趣先后参与了几个不同方向的“非正式”读书会。

另外一点就是，当下的讨论中存在一种倾向，不光是说要做通才，而且在广泛的知识谱系里，我们被要求注重读“古典”。这种倾向背后有时不自觉地透露一种知识的“鄙视链”和“等级化”。

赵益民：90年代的时候，北大在文史哲几个系开办有一个人文学科实验班。那个时候他们是想把文史哲打通，培养文科的大师，但办了几届后停办了。后面就是元培实验班和元培学院。可能元培文科生有一个共性特点，就是追求对经典和理论的掌握，有很多学生会去选哲学系的课，或者是社会学系的课。经典和理论确实是我们的关切。虽然明面上我们不说要培养大师了，但大家私底下可能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刘烨：以前本科我在中山大学。当时甘阳在中山大学博雅学院有个很著名的口号，就是博雅学院不培养有钱人，而是要培养大思想家、大学问家。这个口号当时是放在官网首页上的。大部分学生毕业之后的道路都是要继续深造。但后来甘阳到了清华的新雅书院，他的做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毕业之后尽量不要继续读，尽量先找工作，先有社会经验。这和对当时在中山大学的教育经验的反思有关。我觉得现在这个提法挺好的，不是一定要把经典往死里头读，书肯定还是要越读越活。

我也同意赵益民老师的意思，真的没有必要把每个学科分支都学一遍。因为社会学的全貌不是靠几个分支就能概括的，而且分支也在变化中。不是像一个蛋糕切成好几块，然后所有蛋糕放在一起就可以合并出原貌，不是那么回事。我觉得掌握几个重要的分支，比如传统的分支，再加上一些比较前沿的分支，形成一个视角的对照，对于这个学科的基本理解其实就已经足够了。然后就投入到你自己的领域里，由小看大，这没有任何问题。相反，把所有分支都学完才能开展研究是一个很学究气的说法。

唐敏：如果说英国是放养，那法国更加放养。在法国整个培养模式中，至少在人文社科或者建筑规划领域，可能连导师都不会给你特别明确的指示，而需要你主动去思考，约导师讨论。据我了解，在英国导师和学生的关系还是很近的。用我导师的话来讲就是，（这是攀登）“你自己的喜马拉雅山”。

这确实给了博士生很大的自由度，但也导致很多人没有想清楚他/她为什么要读博。虽然规定可能是3~4年，但是大部分都会花6~8年，甚至有花上10年以及最后毕业不了的。当年也是因为太过孤单和放养，我就去了比利时的鲁汶大学。鲁汶的模式可能介于欧洲跟美国之间。它会让你去上一定量的课，然后每年会有博士进展的评估，平时也会组织更多的同事间的交流。鲁汶大学还有一点有意思的是，虽然我们是在工学院，但是它会要求你的博士委员会里面要有人类学，或是社会学、地理学的人，所以我们跟这几个学科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它不会要求你读完所有的东西，但会有意识地让你去进行一定的交叉，这对我本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受益的事情。法国也可以有很多交叉，但它不会给你安排这个事情，你要完全自主地去寻找。我个人觉得太过放养或太过压迫都不是一个好事，而是要看怎么样找到中间的、适合个人的方式。

然后讲到精英的问题，工科的背景下的精英通常是那些数理化非常强的尖子生。尤其是当就业情景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它会有意识地去拔尖一些人。

战洋：我当时在美国是整整学了三年课的。我们第一年，前半学期上经典理论，后半学期上前沿理论，第一年分这两部分。我当时其实不太确定读的这些东西对我有多大帮助。过了很久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我读的这些内容本身对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反而是后来回过头来，慢慢理解了，为什么这些学者会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写出这样的文章。为什么他/她会促进这样的一个范式、提出这样一个理论？这一步不一定是在课堂上能够完成的，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

也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些读的东西太当回事儿，但你也不能完全不当回事儿。只有在一段历程后，你才能不把它当回事。这就像是说，“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到了最后那一步，你忽然发现有些东西是可以忘掉的。但在此之前，你可能要经历一个过程，去寻求、或去借用、或去模仿一些表达。

在这个意义上，我倒觉得美国和英国都有可能提供这样的空间，最后还是看个人如何在这其中行走的，有很多人会走弯路，也有很多人会比较幸运和直接一点。这些思考、辩论和探索不一定产生在学院内，所以我们也很难去以特定的路径去培养什么。

杨一萌：我有一段比较特别的经历是，我在台大的城乡研究所待了一段时间。这个研究所是夏铸九老师大概在80年代的时候创建的。夏铸九其实是非常受到美国60~70年代左翼思潮的影响，他是在伯克利念的博士，然后带着这些左翼思潮回到台大创立了这个研究所。他当时提出来的一个主张恰恰就是“通才的理想”，但背后其实是左翼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保守主义。

当时在这样一个可能几十人的小研究所，他们希望学生什么都做。你当然一方面要读城市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另一方面，那些在城市研究里面被认为比较保守的、偏技术实践的知识，你也要读，要去参加规划实践。甚至，你还要去参加社会运动，比如像反迫迁、社会住宅运动等等。

我觉得这个又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状态，不是那种所谓大师培养模式下的通才，而是另一种以社会改革为目标的通才。这可能是一个对比。

刘烨：美国的这套博士体制，他们课程设置有进步的一面。比如，你进来之前其实不需要有特别好的积累，通过几年的课程下来，即便一开始你的功底很差，后来也能够获得相当的坚实的训练。但现在这套东西越来越变形，比如，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博士学制拉得越来越长，动辄七年八年甚至更长，这个长度到底有没有必要？

当然你可以说，一个读了八年的人，和一个读了四年毕业的人相比，前者学的东西肯定是要多一些，但那就是靠时间熬出来的，并不是说学制本身有多好。你完全可以就读四年，然后你在工作中再继续深入。

所以，不管是英国、美国还是欧洲，在学制上的对比，都要回到他们当时所创建的语境当中来讲。美国的学制是为一个工业化的平民社会做准备的，这是他曾经比较好的一面。但他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点就所谓通才和专才，通才不是靠学更多的分支学科堆出来的。

所谓通才，不管是读古典理论，还是说现代的革命意义的反对“单向度的人”，两者很多时候是相互呼应的。革命的东西并不是完全毁掉古典，而是一定程度上挪用了古典，扬弃了古典中的一些坏的、留下好的，这是很常见的。比如，我的研究中，五六十年代的建筑设计强调革命化，但我们看到师徒制特征在这里面的回归。但这个回归到底是复古，还是更先锋的东西？实际上古和今是相互呼应的。

所以对于通才而言，它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古典精英主义的东西，还是说它可以成为一个现代的、革命的东西，这就要具体分析。

赵益民：归纳起来，这里出现了两个取向之间的冲突，一个取向就是古典的精英主义，把一个学科视作是一个神圣祭坛，上面有各位先贤的牌位，然后每天去祭拜这些人。

另外一个取向是，带着一个问题意识去广泛地涉猎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学科的理论或者知识资源，然后去不断夯实这个问题，设法获得解决它的方法。这是有张力的两个方向，可能和英国美国的区分没有那么大。

如果宣称要回到不受政治侵蚀的学术，回到经典著作和理论传统，回到研究者的信仰和生活史，回到中国的日常生活，这给我的感觉特别像海德格尔当年的那个宣称，要回到黑森林里的小木屋，去拥抱一种保守的生活。

从这里可以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强调中国经验，到底是为了自说自话，还是为了去反过来挑战那些基于霸权地位的现有理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刘思达老师开的药方是要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小木屋，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活史就足够了。他并没有再更进一步，这就有可能会落入到一种本质化的陷阱里。

刘烨：我觉得学术问题意识的去殖民，这本身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很多时候问题意识不是来源于一个直接的经验，而是别人已经有了，硬塞给你的，然后你要顺着这个东西来梳理。

我在美国那么多年还是有一个比较真切的感受，不同背景的学生在来到美国后，不管是在研讨会，还是做课堂发言，还是跟老师谈话，会很习惯的先把自己活生生的经验放到一边去，因为他们觉得经验不好处理，就先用在学界里头流通的语言跟老师交流，然后再去回顾自己的经验。甚至于，有时候根本不回顾经验了，就搁置在那了。所以来到美国，也往往是一个跟过往经验告别的过程。

但那些没有被理论描述过、乍看之下不好被处理的经验，反而才是真正值得去走的一条路，是真正可以带来创造性成果的。而且朝这个方向走下去，边缘跟中心的辩证关系就不再是一个空洞的不平等问题，而是已经在尝试实现在边缘地带中寻找真正有价值的，可以和所谓的中心进行对话的某种东西。

但这个是很难的，大部分我的亚非拉同学们都很难做到这一点。有的时候甚至要在你和老师产生矛盾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你才能够真正做到这件事。我自己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跟老师们也产生了一些矛盾。所幸的是，他们后面还是比较理解我。但如果一开始我就顺着他们的观点走，那我最后得到的，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符合既有的理论规范的东西，同时把自己的经验给消解掉了。

程莹：这和我的经验就不太一样。我在SOAS上课的时候（它可能在英国的学术体制里面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至少有几位老师，不管我们是在上电影理论课、或者是文学理论课，会非常鼓励我们去调动我们自身的经验。

包括我后来邀请在中国合作上课的一位老师，我发现她的特点也是会非常鼓励中国同学讲自己的经验。尤其在疫情时期难免以网络形式上课，当时课上同学一开始可能更习惯聆听、还不太习惯敞开讨论。那位老师就会让他们先讲述个体经验，甚至是通过一两个相关问题让他们回忆自己的家庭经验和成长经验。我觉得这个方法还挺好的，这样同学就会逐渐有对话的意识。

刘烨：SOAS相对来说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追问。因为我们每个人讲的经验，不是一个纯粹的，像流水一样的经验，而依然是经过了某种理论化、或是经过某种思维结构的处理后呈现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在谈经验的时候，已经不知不觉将这些经验放在了对方的框架下面来讲，让你讲出来的是对方能听懂的经验。这样的经验讲述不仅无法真正产生新的理论，反而变成了对方理论的一个注解或者扩展。

战洋：对，我刚才说的理论校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在提供一些不同的经验观察，但还是在既有的范式边缘。我自己去美国读书前，我的一些社会实践经历带给我非常强的刺激。这些经验是我在中国农村获得的，在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获得的。但我到了美国学人类学后，这些经验不太能被美国人类学的主流框架处理。

因为在美国，城市/乡村就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框架，所以你必须把它拆解成别人听得懂的语言，比如你可以谈道德经验（moral experience），或者放到性别（gender）的框架之下。但在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比如费孝通就是从乡村出发的，他的问题意识的起点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乡村巨变。在中国，城乡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元理论，但是它不能被学校里读到的主流理论处理。所以我要做一个选择，是去迎合主流的理论，还是尊重我自己的问题意识。

从自身的经验和问题意识出发，是有风险的。我作为一个学者，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会意识到这种追求是很难完成的。在断裂的理论和经验下，我的学术生产和理论工作都面临困境。这个困难比我之前想象要大。甚至说，我有时候会怀疑，我是不是可能已经不具备条件去投入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完成我想完成的理论工作。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作为知识生产者的个人，其实是非常具体地镶嵌在这些不平等中的。“后殖民”不是一个描述，而是我们的切身的体验。

程莹：所以我想追问，在学术写作中，如何去挑战我们现在意识到的这些问题？这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把关人都是有他们既定的标准的，对吧？

赵益民：欢迎给City期刊投稿！我们是非常有意识地在不断吸收来自不同地方的编辑，发出更多差异化的声音，而不只关注所谓“全球北方”。我觉得至少在批判城市研究领域，我们是有这个意识的。

程莹：确实有一些刊物在做这样的工作，非洲研究领域也有。有些刊物十分注重本土知识体系中的概念和思想，例如Karin Barber担任主编时期的刊物 Afric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frican Institute 曾设立过相关专栏。也有刊物会开始接纳一些不同“genre”的讨论（有些文章可能不符合长篇大论式的学术论文范式更像是一种对特定议题的即时回应和辩论），我还看到一些刊物专门反思知识生产伦理和编辑的工作等等。

比较涉及实操层面的一点是，主编会把稿子发给谁去审，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有的编辑可能会把它发给更熟悉在地情况的非洲学者，但有的编辑可能就不倾向于这样做。

刘烨：整个现代学术体制和整个知识基础，其实就是由西方人打下来的，对所有人而言既是平台又是限制。想要真正挑战这些限制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事业，很容易就掉进西方中心论或与之针锋相对的非此即彼中。

比如，有关中国在万隆会议后生产的关于非洲的革命化知识，这些知识不仅是为了革命，它的生产本身也得是革命化的。这就非常困难。首先需要处理的这些二手文献，基本上是源于英文、法文等等殖民者生产的知识。知识来源本身就已经很有问题了。但如果你不用这些资料，你在当时对非洲真的就是两眼一抹黑。

所以，怎么一方面用这些知识，但另一方面，又限制这其中的所谓殖民性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中国在当时一直就想要处理却始终没有成功的事情。到后来，我国学者对苏联的所谓“非洲学”都是持批判态度，认为那和帝国主义的“非洲研究”也没有什么两样。某种意义上，二者间有多大实质的差别真不好说。

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但之后就再也没这样说过，基本上也放弃了创造新的知识体系。你在跟整个现成体系去对抗，那么即便要生产新的知识，在前期你还是不得不沿用很多老的既有概念。就像马克思写《资本论》，他用了很多概念就是源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以他的副标题叫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是他还是不得不用很多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出来的概念来进行讨论。

所以，你如何想象一个新的世界，而不仅仅是对旧世界进行一种补充或者是某种扭曲，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但极为根本的一个任务。

战洋：我觉得首要要做的是，我们对自己看到的世界要“忠诚”。这意味着，我们在接受既有框架理论和概念词汇的时候要慢一点，这样才可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我们才可能说出不太一样的故事。

换言之，我们需要一种自我的对抗。毕竟，当你劝自己再多想一想，要慢下来的时候，实际上会经历一定的自我折磨。比如不断思考，这个词到底该不该用，用了以后意味着什么？如果反复想这件事，日子可能会过得不是很愉快。但正是这种带有持续自我审视和反思的工作，才可能会更有意义。不然的话，我们的时间就可能花在重复性的言说上。当然重复也不是完全没有价值。重复的声音，可能是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自我加强的一部分。但是，不让自己的表达轻易地滑走，这种勇气我会觉得是很宝贵的。

学术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是自己主体性的体现，当你不再需要模仿他人、借用词汇的时候，当你试图创造出新的语言和讲述故事的方式的时候，你已经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工作了。而且这个事情靠的不是某一个人想出一个多漂亮的东西，而是要所有人一起共同努力。

程莹：另外一个重要的点是，应该意识到学术史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转向”，其背后更大的背景是什么。我们需要对这个（理论的生产和流动）有所自觉，才能在当下的学术讨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赵益民：这种把握也是一种具身的体验，不是通过上各个分支学科的课就能够得到的。

程莹：确实，需要反复地琢磨自己的经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发现有些经验你放不到那个框架里的时候，你就更加需要在此处停下来，反复琢磨它。

战洋：越是放不进去的往往越是有价值，而不能当成多余的东西排除掉。

刘烨：《后现代地理学》的作者Soja举过一个例子，讨论列斐伏尔当时为什么会写出《空间的生产》。他一方面在巴黎教书，但另一方面他特别喜欢回他外省的老家。他的很多问题都是在巴黎跟外省之间的铁路上面思考的。他对两端都保持着距离。在往返中，他不断地面对缝隙，但他不打算假装弥合这些缝隙，而是袒露地面对。

所以，柄谷行人用“视差”的概念来理解这个事，他的说法是，不移动就不能批判。你不能只站在一个点，你必须站在两个点之间移动起来，中间拉开缝隙，而且这个缝隙是既有理论无法缝合的。一个东西既是对象，又是主体，它的张力才能立起来。

赵益民：城识公众号的slogan叫做“打开城市的间距”，无意之中契合了柄谷行人的表达。

而且，如何处理个人经验，其实有舒服和不舒服两个选择，有很多人选择的是舒服的路，而另一条不舒服的路，其实是要努力去把个人经验和学术共同体进行对话。这种对话中会有经验和理论的不匹配、不契合，所以我们会感觉不舒服。但如果你拒绝对话，选择回到小木屋里呆着，那你可能会非常舒服。

唐敏：是不是还有第三种，干脆挑起一场战斗（Pick a fight），我想到的是像何志森的图绘工作坊，他并不是想要生产理论或如何，而只是挑起一个争论。他选择了行动（action）的道路。

当你想要要打破一些东西，你也需要思考你在学术界的位置，是走行动的道路、左翼运动的道路，还是说其他的路。因为我之前跟一个德国学者聊天的时候，我问他，如何在中国的建筑规划学界去推动更广泛的全球南方的研究，他说你应该挑起一场战斗，应该在学术界发起相关的讨论。但要具体怎么做我还不太确定。

5. 理论还是实践？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对于大多学者而言，即使承担繁重的学术工作，但也常常忘不了经世济民的社会关怀。不过具体实践仍是困难重重。

我们如何更好地将理论性工作和社会实践更好地结合？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在中国，社会实践所面对的现实困境又是什么？

战洋：我觉得我是有纠结的。

我大部分时间是放在学术工作这一块，但是我一直幻想着有一些实践上的机会，比如我在考虑，我的一些研究议题能不能视觉化，因为我在广州确实看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做一些类似的记录工作。通过视觉影像，呈现出了学者、实践者以及普通人之间产生的一种互动。我期待将来有机会能够参与，但是目前还没有具体计划。

我一直希望做一些实践性的工作，但这两种工作是非常矛盾的，因为实践的工作需要你有一些非常强的观念，你不能总在缝隙里搞实践，而是要占住一个位置才能做实践，但反思性的工作经常是让你游移摇摆的，我自己还不知道怎么调和这件事情。

杨一萌：我很赞同战老师刚才提到的张力问题。我之前刚进入硕士学习时，一方面被要求参与社会实践，另一方面又要读很多马克思理论。

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分裂。当你在参与到一些实践、比如社区营造之类的，你会感觉到困惑，这些东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我们在理论里读到的那些左派的社会变革，然后就会有很大的挫败感，因为在实践中不得不面对很多限制，可能是技术上的、或者现实的、政治条件上的，然后就慢慢发现，你做的那些东西好像也没有给社会带来多大改变。然后就慢慢就退守到理论的层次，然后有些人就开始申请博士，那一旦进入到博士这个阶段，慢慢就被驯化了，必须要开始想怎样被知识生产体制所承认。

程莹：我其实一直在想，我们身边有没有将研究与实践结合得很好的例子。我之前参加过一次赵志勇老师的“木兰花开”的戏剧实践和展览活动。“木兰花开”是关注来京务工女性的一个公益组织。赵志勇老师做民众戏剧运动的研究，但他也参与木兰花开的戏剧活动。我之前去看了他导演的一个叫《生育纪事》的戏，觉得特别受启发。当时觉得这部戏是对当下中国性别议题讨论里面的一种“裂隙”的回应。比如，这部戏邀请在京打工的姐妹讲述他们经历的生育和和母职议题等，帮我们看到精英知识女性在讨论这些问题时的一些局限。我觉得这样的实践还很有意义，是在尝试着连接知识生产和普通人的生活实践。

唐敏：建筑规划景观设计学科其实非常强调实践，但是实际上，大家的研究可能和实践是完全分开的，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对自己的实践进行反思，然后带入到研究里面。

有关社区营造这个事，我最近跟一个日本老师聊天时发现，我们很多社区营造的概念也是从日本学来的。然后日本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那些来到中国的日本社区营造的专家们，他们在日本是非常左派的，但为什么这些这么左且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在中国会如此受到追捧？

因为整体上，社区营造在中国是由政府主导的，但是他们请的那些国际专家又是被日本学界认为非常左派的。实际上，中国对这些学者感兴趣，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立场或是他们的思想，而是只是感兴趣他们做事的方式，可以照着这个步骤做，比如学习居民参与应该怎么开展。所以，他只想学习经验，但不会去考虑这个经验或者说做法产生的背景。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很多实践和研究是非常脱节的。

唐敏：而且，你作为研究者，和你作为一个实践者，进入田野时的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能看到的东西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你是带着一种研究者的立场去做实践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实践有很多问题，它不可能完美符合所有学者的想象。它一定是有冲突、有缺陷的。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刘烨：我同意这个说法。比如说，在中国传统的禅宗里头，你不用读经书，你就是种田，然后浇水，然后你在劳动中会突然领悟一个道理。但如果你要把这个道理说出来，那它一定是残缺的。某种意义上来讲，只要形成语言就会有残缺。

这时候就不得不提到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过往的哲学家都是在解释社会，但问题在于改变社会。这对马克思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所借鉴的整个欧洲哲学传统，就是一个非常强调抽象语言和理论表达的一个传统，所以马克思对于传统来说是一个非常决绝的反叛者，尤其针对以黑格尔为主的所谓唯心主义。

我们一般会认为中国社会是非常重视实用主义的。它不怎么谈理论问题，对于原理好像也不拿出来说，实际上它本身的生活形态是很具体的，具体到千家万户。在具体的生活中，讲的就是大白话、而很少使用抽象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那一代人很快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对中国社会的实用性的局限性和可能性的自觉。

所以理论和实践之间就是一组不可调和的关系，因为这个世界本身一开始是不存在语言和实际的二分的，是在一个后语言的世界里才面对的这个问题。

我们当然可以说，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的平衡。一条可行的路是，你可以作为一个理论家，但你也要对实践保持开放态度。如果你是一个实践家，那么你要保持对理论的敏锐度。但是如果真要把这两者完全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有点过于形式化了。比如在马克思和毛泽东那里，实践就是第一位的。

真正的实践家是很了不起的，我是做不到的，我只能做一个有着实践感的研究者。

战洋：我们系恰恰是有很多做实践的老师，我们有一个研究中心China network，很多参与的老师是在研究的同时，也在中国做各种项目。在中国的村庄里，我也认识到一些非常厉害的做具体项目的人，扎根在一个村十几年。

我有时候会想，理论工作是不是也是一种实践。比如，我们刚刚讨论到知识生产所面临的这些困境，和全球政治之间的关联，以及如何克服困境。我会觉得，我们所进行的理论工作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行动，而且这个行动也一样非常艰难。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没那么大差别。

但是技能点是个问题，也就是你走向哪条路，是跟机会、跟个人性情有关系的，也不一定大家都要既做理论也做实践。

刘烨：这说出了刚才我没有说到的东西，理论跟实践其实是一组从原初状态分化出来两个维度，在真实状况当中，理论就可以成为实践，实践就可以成为理论，而不是去把两个被你外在化的东西做一个形式上的结合。不管是实践主体、还是理论主体，当你在跟一个特定的客体互动的时候，实际上就决定了你此时生产出来东西到底是理论还是实践，比如言说在某种场合下就已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