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文章节行高一世，道德经济为己任”: 北宋名相王安石述论

作者简介

朱 虹（1957—），男，湖北洪湖人，南昌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南昌师范学院江右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特约研究员。在《社会主义研究》《旅游学刊》《现代传播》等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江西风景独好旅游文化丛书》《江西旅游战略》《风流江西》《江西历史文化通览》《文化江西的巅峰》等著作10余部。

摘要:抚州临川王安石，出生于书香世家，成长于文化名门。王安石廉洁自律，为官有政声，主持熙宁变法为北宋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王安石性格耿直，淡泊名利，曾二度辞相，隐居钟山而怡然。王安石勤勉好学，诗文出于同辈，为一代文学之宗师。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评价其“文章节行高一世，道德经济为己任”。

关键词:王安石;名相;改革家

文献来源：

《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第50-54页。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谥号“文”，世称王文公，江西临川(今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时期著名改革家、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神宗熙宁年间，曾两度拜相，以其非凡的才识和魄力，极力推行新法——世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轰动一时，影响深远。他的伟大功绩、高洁人品，跨越时空、感召时人和后世。朱熹曾评价王安石为“文章节行高一世，道德经济为己任”，较为准确和全面地概况了王安石的人生经历、社会地位及文化影响。回顾王安石的跌宕人生、总结王安石的变法历程、展示王安石的人文魅力，对于当前我们进一步弘扬改革奋进精神、唱响抚州千年才子文化品牌、实施江西文化强省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勤奋少年

临川王安石家族是北宋中期最负盛名的诗书仕宦望族。王氏出自太原，王安石家族的一世祖曾祖父王明，曾担任松江知府。长子王贳，字用之，即王安石的祖父，曾任扬州学正，迁知衡阳，通判池州。其父王益，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及第，之后踏入官场，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

王安石出生书香之家，从小博览群书，文思敏捷，下笔成书，流露出卓尔不群的天资。抚州有梦有戏，还有江西第一诗山——灵谷峰，因谢灵运而得名，因王安石而出名。王安石曾经在灵谷峰读书三年，后为其三舅吴藩《灵谷诗集》作序云:“吾州之东南有灵谷者，江南之名山也”。王安石在宜黄鹿岗书院读书时，当读到《开元天宝遗事》时也想拥有一支李白的“生花妙笔”。杜子野先生对他说:“你要像李白一样，认真作文，只有当你文章里的字一个个都变成花朵，你才能得到属于你的生花妙笔。”说完杜先生拿出五百支毛笔送给王安石说:“或许，你要的生花妙笔就在里头。”王安石开始按照老师的要求，五百支笔都写坏了，还是没有找到“生花妙笔”。杜先生接着对他说道:“只要你能有李白一样铁杵磨成针的精神，就一定可以找到生花妙笔!”在老师的不断鼓励下，王安石继续练习，当他写到第一千支笔时，突然感觉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助。这世上哪有什么“生花妙笔”啊，要说有，也是勤奋之花!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进京参加了科举，考中进士。王安石的六弟王安上，六年(1046)考中进士。王安石的长兄王安仁，九年(1049)考中进士。王安石的四弟王安礼，嘉祐六年(1061)考中进士，官至尚书左丞。王安石的长子王雱，英宗治平四年(1067)，考中进士。王安石五弟王安国，神宗熙宁元年(1068)进士及第，官至大理寺丞。王安石满门进士，这在古代也十分罕见。

二、基层勤政

王安石青年时代有矫世变俗之志，从入仕到拜相，经历十余年的地方官生涯，不论州、县，都“在一邑，则治善一邑”，施行改革和德政，惠及万民。

王安石进士及第后，释褐淮南判官，以资佐理，掌文书事务。到扬州赴任后不久，写了《上田正言书》《淮南杂说》，对于官场中的一些弊端和百姓困苦有了更直接的感性认识。五年(1045)三月，韩琦在扬州担任知州，王安石也就成了韩琦的幕僚。韩琦与王安石由最初的误会到欣赏，最终发现了王安石的才能。后来韩琦与欧阳修经常在宋神宗面前谈论王安石的才华，王安石开始进入了宋神宗视野。七年(1047)，在扬州工作5年后，26岁的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知县。一到鄞县，奔走全县14个乡，深入城乡勘察民情，写成《鄞县经游记》，推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制订治水规划，重点主攻东钱湖的治理。在当地创建了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学校——鄞县县学，并请名师杜醇担任县学教谕。在鄞县还推行青苗法，解民燃眉之急。清代学者蔡上翔称赞道:“其爱民恻隐之心，筹画利害之明，虽复老成谋国者弗如。”皇祐二年(1050)春，鄞县任满，王安石上京述职后迁，授殿中丞。不久，朝廷根据地方官转任京官的惯例和宰相文彦博的推荐，诏令王安石参加由皇帝主持的考试，如合格即可调进京城担任官职。王安石上了《乞免就试状》，力辞京官之选，请求留在州县。三年(1051)，王安石通判舒州(治今安徽省安庆市)。舒州任上，王安石开始思考如何解除农民困苦，破解当时经济困局的治国良策，为他日后在变法找到了依据。嘉祐二年(1057)四月，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在常州只呆了半年多时间。三年(1058)二月，王安石由常州知州升任提点江东刑狱。王安石写了《议茶法》和《茶商十二说》两篇重要文章，支持废除《榷茶法》。后被朝廷采纳，改革了原来不利百姓的茶叶专卖制度，为江东人民做了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四年(1059)，王安石回到朝堂，担任三司度支判官。结合自己入仕以来的所见所闻，撰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万言书》，呈现给仁宗皇帝，被看成王安石变法的最早蓝本。在万言书中，王安石警醒仁宗皇帝不能安于现状，要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面检视，并对时政积弊大力进行改革，实行变法图强，从而扭转积贫积弱的局面。不然，宋王朝就像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一样，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宋仁宗虽然很赏识王安石，对于变法却无兴趣，王安石的万言书被束之高阁。

三、熙宁变法

北宋初年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定，采取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进一步铲除藩镇割据的基础，总体上来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北宋的过分集权也带来严重恶果:“三冗两积”。一是冗官问题造成北宋官僚机构庞大、官员众多。北宋之初，为了巩固皇权，将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在各路设“漕宪帅仓”四司，在中央也进行了权力分散改革，形成了宰相主政、枢密主军、三司主财的“三权”分离权力格局。加上科举选拔、恩荫制的实行，使得官僚队伍日益庞大，给北宋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二是冗兵问题造成了庞大的士兵队伍，但实际效用不高。宋代采取了招募灾民为兵的政策，每年都会大量招收流民和灾民为兵。在宋太祖时期，禁军、厢军加起来一共才四十万人，到了真宗年间激增到了一百万人。三是冗费问题导致入不敷出，国库空虚。为了维持国家正常运转，北宋政府只有想尽一切办法增加税收，千方百计将负担转嫁到老百姓头上，给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导致各地农民和士兵起义不断发生，社会动荡不安，北宋国力也愈来愈弱。

英宗治平四年(1067)，只有二十岁的宋神宗继位，他立志洗刷国耻，扫除胡虏，恢复幽燕。宋神宗即位后，朝中大臣吕公著、韩绛、韩维等人屡次推荐王安石，宋神宗便召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宋神宗与大臣商讨国家军政大事，按规矩应先找宰相、副相、枢密使或元老商量，王安石当时并非执政者，还没有资格参与决策。而宋神宗求治心切，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宋神宗问道:“治国之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曰:“择术为先。”宋神宗说:“唐太宗何如?”王安石说:“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退朝后，王安石向神宗呈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是王安石著名的奏章之一，人称“北宋百年第一札”。透过宋王朝“百年无事”的表面繁荣现象，揭示出北宋王朝所面临的重重危机，并从吏政、农业、财政、军事、教育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改革方略。

王安石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在艰难中推行新法，史称“熙宁变法”。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三年(1070)，又升任宰相，开始以章悦为谋士，以曾布、章惇、蔡确、吕惠卿等人为变法派的中坚力量，全权主持变法，设置经义局、军器监，成立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大力推行改革，浩浩荡荡的熙丰新政就此揭开序幕。围绕富国强兵目标，陆续制定实施了均输、青苗、募役、市易、免役、方田均税、裁兵、将兵、保甲、保马等新法。

王安石变法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近15年时间。变法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推行的新法，基本上收到了预期效果，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四、敢于斗争

王安石是一个富有使命感的人，敢于坚持己见，不服输、不妥协、不苟且，一生以变法为己任。他做事百折不挠，毫不气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性格里的拗劲时常发展成一种实践理想的狂热，时人谓之“拗相公”。

由于新法触及到官僚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激烈反对。熙宁二年(1069)五月，变法才刚刚开始，吕诲就罗列王安石的“十大罪状”，上书弹劾，指责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请求罢免新法，打响了反对变法的第一枪。面对吕诲来势汹汹的声讨，王安石向宋神宗请辞，看其是否有变法的决心。吕诲的弹劾着实让宋神宗震怒，神宗皇帝态度明确，表示一如既往地支持王安石，很快将吕诲贬官出京。吕诲惨败，两年后悲愤去世，弹劾风波就此平息。临死前，吕诲仍对王安石恨得咬牙切齿，他在重病中起身，张目怒视，对前来探望他的好友司马光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这是告诫司马光，一定要与王安石斗到底。

司马光本来极为欣赏王安石。在刚开始推行新法时，王安石遭到众人围攻和弹劾，司马光还坚定地站在王安石一边，极力维护王安石。但随着新法的推进，由于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弊端也日渐显现，特别是青苗法的实行不但没给百姓带来好处，反而导致民怨沸腾，司马光渐渐改变了主张，站在了变法的对立面，成为王安石变法最大的反对者。

王安石与吕公著亦师亦友，开始关系甚密。吕公著后来也成为变法的反对者。王安石曾经多次拒绝朝廷征召，并说吕公著不做宰相，不出来做官。当吕公著做了宰相，王安石也同时出山为仕。后来御史中丞吕诲被贬，王安石投桃报李，推荐吕公著接替。王安石本以为自己所提的变法主张，一定会得到吕公著的支持。没想到吕公著对于新法的反对程度，比司马光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二人“以故交情不终”。

韩维曾经与王安石至交，可以说没有韩维就没有王安石变法。韩维是宋神宗登基之前的“王府记事参军”，与宋神宗“半师半臣”，经常在宋神宗面前提及王安石，认为王安石是百年难得的奇才。但随着王安石成为变法的核心人物，韩维开始在变法一事上与王安石“议论不合”，反目成仇，甚至被贬黜出京，二人也因此各奔东西。

韩琦为相十年，辅佐三朝。但与王安石的关系可谓貌合神离，形同陌路。嘉祐七年(1062)，王安石在京出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文告，纠察在京刑狱，与已是宰相的韩琦发生激烈冲突。不过韩琦三朝为相，敢于直谏，为人耿直，其个人品格深受王安石敬重，给予了韩琦很高的评价:“德量才智，心期高远”，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好官。

陈升之，善附会以取富贵，世人因此讥讽他为“筌相”。他极力反对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宁变法。王安石任宰相，担心议论满廷，引见陈升之辅佐自己。王安石为了感激他，因而让他比自己先任宰相。陈升之刚一受到重用，就请求解除条例司，并借口“宰相不为吏事(理财)”，不再参与变法。后又见朝臣反对变法，“托病归卧百余日”。

神宗皇帝年轻有为，锐意进取，勇于改革，但他性格也存在两面性。一方面支持王安石发动熙宁变法，另一方面又有摇摆性，有时候会动摇对王安石的支持。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不但要与“守旧派”斗，还要与皇帝“斗”，成了一个孤独的勇士。随着变法的进展，危及到各方利益。神宗皇帝为了维护皇权，他一方面支持王安石变法，恪守“异论相搅”的祖宗之法，另一方面对王安石及变法派进行牵制，避免王安石权位太重，使朝廷无可避免地出现内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熙宁变法是王安石一个人在“战斗”，所以有人称王安石是“最孤独的改革家”，变法注定难以成功。

五、宁静致远

王安石变法是一次全方位改革，这场改革来的时候，暴风骤雨，雄心万丈，但落幕时凄风苦雨，英雄泪目。

熙宁六年末至七年初，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诉说免行钱之害。神宗将这一原因归之于变法，进一步动摇了变法意志，使王安石经受了严峻考验。王安石见状，便主动辞去宰相职务。为使变法持续推进，王安石建议神宗召回韩绛顶替自己为相，提拔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从旁协助。韩绛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定主持者和参与者，是影响深远的“募役法”的主要创制者。在神宗支持下，韩绛和吕惠卿继续忠实地执行王安石确定的变法路线。

王安石罢相以后，新党出现分裂。韩绛虽然是正相，吕惠卿是副相，但吕惠卿的政治手腕非常高明，经常凌驾于韩绛之上，韩绛异常恼怒。当吕惠卿利用“郑侠案”株连王安国时，韩绛看到了他的狼子野心，吕惠卿不但想取代他，也想取代王安石成为变法真正的领袖，这也使神宗十分不满，韩绛趁机奏请皇帝召回王安石。

熙宁八年(1075)二月，离开八个月的王安石重新回到权力中心，这使吕惠卿震惊和不安，八个月的执政经历，极大改变了吕惠卿的思想，他与王安石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也很难再与王安石合作共事了，不再是服从者，觉得应该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价值。五月，吕惠卿弟弟吕升卿因事获罪，吕惠卿受到牵连被皇帝赶出京城。熙宁九年六月，王雱病逝，王安石极度悲伤，更觉老病无力，多次请辞。神宗虽然体会到王安石的一片赤诚之心，但神宗还是顺势答应了请辞要求，从此以后王安石再也没有回到过神宗身边，在江宁忘情山水、潜心佛学，过着退隐生活。

王安石从1076年10月主动辞去相位，到1086年4月逝世，这10年间一直退隐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不问政事，专注学问，一心向佛，无欲而刚的本性又使他心无所欲，心无所挂，看破红尘，但他又未真正皈依佛门。

王安石尽管在钟山过着退隐生活，但丝毫没有减损伟大的人格魅力，慕名而来拜访的人不少，甚至以前政见不同的人也是常客。昔日相公而今日衰翁，令人恻然，但王安石达观、从容的风姿又令人感佩不已。元丰三年(1080)，苏轼从黄州转任汝州，途经江宁，特意前来看望王安石，感谢救命之恩。他们二人在朝堂时曾为变法观点不同而针锋相对，但苏轼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捕入狱择期问斩之时，王安石挺身而出为其辩护，写书信呈皇上，曰:“圣朝岂能杀文士”，为中华民族保留了一位天才巨匠，也表现出了王安石的高洁人品。苏轼在《次荆公韵四绝》诗中写下了对王安石的敬仰之情:“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六、文学宗师

王安石既是一名伟大的改革家，又是一位满腹才情的文学家，在文、诗、词等方面卓有成就，一扫风靡一时的宋初浮华余风，深入推动了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的开展，使北宋文坛呈现出耳目一新的局面，享有崇高威望，获文坛领袖欧阳修赞赏:“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清代文学家蒋士铨曾高度评价王安石文学方面的卓越成就:千钧笔力气嶙峋，一代文章侍从臣。

王安石政论文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色都别具一格，具有极强的说服力，立意高远，思想深刻，往往“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为历代文学评论家所推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政论文中优秀代表作。《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给司马光写的一封回信。寥寥数百字的篇幅，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对司马光给他罗列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大“罪状”给予一一反驳，言简意赅，有力地驳斥了司马光对新法的歪曲和诽谤，表现了将变法运动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王安石小品文，题材不限，短小精悍，说理透彻，脍炙人口，如《读孟尝君传》《伤仲永》《鲧说》《书刺客传后》等文取材于历史和现实生活，文短意长，文风峭刻犀利，人物惟妙惟肖，富有感情色彩，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读孟尝君传》全文不到百字，层次分明，行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辞气凌厉，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是短文中的精萃和典范，成为历代传诵的翻案名作。《伤仲永》一文寓理于事，因事言理，叙事和议论相结合，言简意深，充满哲理而情在理中，显示出王安石的文学才能在青年时期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王安石山水游记散文很有特色，简洁明快。《游褒禅山记》是王安石辞职回家途中，游览褒禅山三个月以后以追忆形式写的一篇游记。文章因事见理，夹叙夹议，说明了“非有志者而不能至险远”的人生道理，风格独具特色，成为历代游记中的精品。

王安石诗歌观察细致，意境幽远，雄奇峭劲，精工巧丽，既重炼意修辞，又新奇深婉，是北宋中期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的诗歌革新运动的继承者和引领者，力求平易畅达而有真情实感，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对后世影响很大。其诗歌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历来为人们所传诵，世称“王荆公体”。

王安石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较强思想性的政治诗，这类诗大都作于熙宁九年(1076)诗人退居江宁之前，且多用古体写成，表现出鲜明政治倾向。如《登飞来峰》是王安石早期创作的一首哲理诗，是王安石在担任鄞县知县期满，回江西临川故里途经杭州所作，当时刚好30岁，正值壮年，写下了:“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著名诗句。诗人借登飞来峰抒发了自己的远大政治抱负，表达了胸怀改革大志的决心和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引用“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的诗句，来激励全国人民登高望远，看清大势，成就大业，共同谱写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新篇章。另一类是写景抒情的闲适诗，大部分创作于闲居江宁的十年，退隐之前也写过一些，主要描写自然景物、湖光山色以及自己的闲适情趣，多用律体和绝句，玲珑工致，十分注重艺术上的锤炼，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如《书湖阴先生壁》(其一):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这是王安石广为流传的题壁诗，直接题写在湖阴先生家屋壁上。全诗暗用典故，将山水赋予生命形象，描写了隔壁邻居整洁宁静，朴实勤劳，山水田园生活，也让诗人从中领略到无穷的乐趣，表达了诗人恬淡闲适的心境。

七、结语

一代名臣王安石，致力于经世致用，矢志于变法革新，虽屡遭波折，壮志未酬，但他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发展举措被广泛吸收和运用，对国家和社会经济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其高洁的人品和杰出的文学成就也为后人所称颂，成为赣鄱大地上的一颗璀璨星珠，永放异彩。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朱虹.“文章节行高一世，道德经济为己任”: 北宋名相王安石述论 [J]. 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2022, 43 (5): 5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