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谷川美祈：在成长过程中习得

1973年，长谷川美祈出生于日本福冈县。从昭和女子大学生活环境专业毕业之后，她在一家建筑公司从事了九年的设计师工作。她是在女儿出生之后才开始摄影创作的。怀孕期间，她身体不适，曾三次住进医院，最终做了剖腹产手术。女儿出生后，不愿意喝母乳，但却要喝护士给的牛奶。这让她非常伤心，一个人在病房里痛哭流涕。出院后，她就一直努力地坚持用母乳喂养。

在这个过程中，长谷川美祈深刻反思自己，“我不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母亲，我执拗地要用母乳喂养。我在网络上检索，仔细研究。我没有向其他人咨询，觉得自己不够好，是一个没有母爱的人。”当时，她就意识到自己快要向女儿施暴了。就在她精神上饱受压力，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她突然就想开了，放下了执念，觉得是不是用母乳喂养都无所谓。于是她就开始给女儿吃奶粉，带她去医院做了检查。慢慢的，女儿的体重稳步增长，之前的执念也就随之消失。就是在这个时期，长谷川美祈看到了关于虐待儿童的新闻报道，她很清楚，当一个人陷入了某种精神上的绝境时，真的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基于这样的一种生命困惑，她开启了自己的摄影师生涯，开始关注日本社会的儿童虐待问题，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调查研究，以摄影为媒介，将这一社会问题背后那种不为人知的精神困境展示于世人面前。长谷川美祈的摄影创作显然不是建立在虚无缥缈的、超越式的美学意识之上，而是基于自己身为母亲、身为个体所面临的决绝的生命处境。可以说，她的创作是一种推己及人的过程，也是让人得以借由艺术作品来反思自身、反思社会的过程。

受访｜长谷川美祈（Miki Hasegawa）

采编｜林叶

所有图片©️长谷川美祈（Miki Hasegawa）

To be called Mama 01

在“To be called Mama”这个作品中，我曾经写了这样一段作品说明：

“我有个女儿现在四岁零十个月。她每天都会叫好多次‘妈妈’。每次叫，我都会应她。但我不可能每次都好好地应她。

即便如此，她还是叫我。

这让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位母亲。

与此同时，我也觉得‘我’的名字开始逐渐消失。

被当作‘妈妈’的感觉。

必须作一个‘妈妈’的威胁感。

我的生活渐渐地完全被她占据。

在这些日子里，一个是慢慢成长为女性的女儿，

另一个则是不再是女性而成为‘妈妈’的我，

在扮演‘妈妈’这个角色的过程中，我开始有了一种错觉，仿佛她就是我自己。

出现错觉的时候，我就拍照。

在女儿身上感受女性，感受到嫉妒与羡慕的时候，就是好好照顾她成为了我唯一的存在价值的时候。

我所拍摄的那些照片里面，存在着可能想要逃离的身为‘妈妈’的我的视线。”

To be called Mama 02

在日本身为母亲有着非常严格的规范。经常会有一些舍己忘我的母亲成为感人肺腑的故事主角。从怀上孩子的那一瞬间开始，就会被社会当作“妈妈”来看待。这让我感到自己不再是作为个体的长谷川美祈，而被纳入到世间一般意义上的“妈妈”这个范畴里了。于是，被人称呼名字的情况也减少了，不仅在家里如此，不论是家附近还是学校、医院，我都是“某某（孩子的名字）的妈妈”。在大家看来，做所有的家务事，为了孩子牺牲自我，献身式地养育孩子，对于“妈妈”而言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应该这么做的。做不到的“妈妈”那就不是“妈妈”了。所以“母亲失格”这个词语是经常被人使用的。如果想要成为社会希望的那种好“妈妈”，就要一直封闭在家庭内部，这样就很可能会产生被社会抛弃的那种感觉。不过，一旦成为了一个“妈妈”，那么就能够以“妈妈”的身份维持自己在社会上的存在价值。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价值而拼命地做一个“妈妈”，结果就会感觉到社会也在要求自己这么做。正因为如此，当我成为一名母亲之后，深深地感觉到自己身为“妈妈”的那种复杂感受——“被当作‘妈妈’的感觉/必须作一个‘妈妈’的威胁感”。

在成为摄影家之前，我曾经是一名设计师，在一家住宅建筑公司工作了九年时间。我需要听取客户的意愿，绘制设计图纸，作出设计方案，确定各种细节，绘图、积算，动工以后的现场确认等等，一直到最后的交接，我都要参与其中。现在从摄影创作的角度来看的话，当初我的工作需要和不同的家庭对接，而现在我的摄影项目也都需要涉及到各个不同的家庭，这二者之间或许有某种共同之处吧。

而作为建筑公司的设计师也需要对施工现场的实际进展情况以及军工以后那些看不见的细节部分等进行拍照、整理。与客户的磋商则是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出发，只有一张图纸，然后通过想象来决定房间的布局。在磋商的过程中，要向客户展示这些材料，帮助他们尽可能真实地想象现实情况。现在想来，当初制作那些资料的经验对我制作摄影集多少还是有所影响的。

Jewels

女儿出生以后，我就想要拍摄女儿所看到的事物与风景，于是就开始拿起了照相机。以女儿视线同样的高度来拍摄，通过摄影能够了解她究竟看到了什么，这让我意识到孩子也同样是一个人，意识到她所看到的事物以及所能看到那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意识到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人。虽然这些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却是通过拍摄照片这样的行为才让我意识到的。

最初给女儿拍照的时候我并没有创作意识，不过我拍摄的是她的行为举止、她所看的东西、她所处的那个空间本身，而不是她的脸。作为作品来拍摄女儿的照片，则是从她两岁那个时候开始的。在给她拍照的时候，她自己基本上对“被拍摄”这个状态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因为我拍摄的往往是女儿非常专注的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大多数情况她并没有意识到我在拍照。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会把她当作我的拍摄对象，让她摆姿势的时候，告诉她我的意图，就像是我们一起在创作一件作品似的。

在日常生活中，家人之间互相拍照这种行为，好像是非常普通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没有什么特别。可尽管如此，平时基本上就只有我会拍照，女儿或者丈夫，他们几乎就不怎么拍照。在我看来，作为一种记录，家庭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家庭照片中我们可能会找到家族成员的身份认同，或者人们在看到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人的家庭相册的时候，也很可能会调动出自身记忆中的某些东西。

女儿上幼儿园之后，学校举办家长会，会上大家需要做自我介绍，来的所有家长都是女性（母亲），结果虽然是做自我介绍，但是大家都是说自己是“某某（孩子的名字）的母亲”，没有人说自己的名字。而且大家说的内容也都是“我家的某某是这样一个孩子……”，都是在介绍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自己。这就是一个连那位母亲自己的名字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自我介绍。这对我产生很大的冲击。

在日本，女性结婚以后成为妻子就要跟随夫姓，变成母亲的话难道连名字都没有了吗？这样的困惑让我的身份认同发生动摇，开始考虑“我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我也很想知道，到目前为止女性究竟是如何生活的？

The Path Of Million Pens 01

于是我开始创作“The Path Of Million Pens”这个作品。为了探寻自我，我找出了放在箱子里的小时候的相册。每次看这些照片，都会重新唤醒我的记忆。我也找出了母亲和奶奶的相册。这些线索叠加起来就构成了我的家族史。就这样，我尝试从相册中一直追溯到自己的母亲、祖母的生活，以此来了解自己所走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妻子、母亲、自我，这三者实际上是完全混杂在一起的，而“我”这样一个身份认同，就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的家族历史则证明了我的存在。

The Path Of Million Pens 02

最初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用老照片来进行创作，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坊，讲师后藤由美和Jan Rosseel建议我尝试用相册里的照片来表现自己想要传达的内容。一旦想要传达的内容明确了，那么就可以像拼拼图一样地进行照片的选择、定位和编辑。

至于我与我的丈夫一起建构的这个家庭，也许将会成为用来证明女儿存在的证据吧。我希望这是一个能够让女儿觉得是“自己的安心之所”的家庭，不论她是遇到了烦心事还是高兴的事情，是遭遇失败还是觉得自己不行，都可以回到这个家，能够在这个家里好好地呆着。对我而言，家就是这样一种场所，也希望我们家里的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感觉。

另一方面，自从生完孩子，我就开始关注儿童虐待事件。在怀孕期间曾经发生出血现象，这让我反复地住院、出院。那时候我就一直焦虑不安，真的很担心女儿是否能够顺利出生。分娩后，又在母乳喂养这个事情上总是受挫。那个期间，我看到新闻上正在报道虐待事件，心里就想，“我应该不会也这样去虐待我的孩子吧”。虐待孩子的母亲，被视为某种缺乏母性的奇怪之人、特殊之人，被耸人听闻地加以报道，受到严厉非难。然而，这也让我感到别扭。在我看来，所谓虐待，并不是那种特殊的父母才会做的事情，而是在某个环境下任何人都可能做得出来的事情。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思考所谓虐待究竟是什么？受到虐待的孩子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很想听听当事人会怎么说。我觉得为了让我自己不虐待孩子，搞清楚这些问题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就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引导下，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和摄影创作的。

后来，REMINDERS PHOTOGRAPHY STRONGHOLD画廊创始人后藤由美发起了“The back page revisited”这个项目。关于这个项目，她是这么阐述的：“习以为常的场所，毫不起眼的风景，大量的人进出聚集的公共区域。或者是极其私人的空间。在这些地方，有人曾经夺取过他人的生命，有人为了陷害他人而实施残酷的阴谋，有的人隐藏自己的犯罪证据，或者抛弃尸体，有的人因为找不到自己存在的理由，或者害怕社会的指责而杀人或者自杀。曾经发生过震惊世界的事件的地方，现在，是否依然留存着让人想起过去那件事情的痕迹，留存着让我们质疑自己的本性的痕迹？” 基于这样的观念，该项目让参加者以“社会新闻的现场”作为一个主题，各自选择不同的事件或事故进行调查，探访该事件发生的现场，拍摄照片并撰写文章，最终集合起来做成汇编式的摄影集。

当时我选择了三个与母子关系有关的事件。

一个是1977年9月27日下午一点多发生的横滨美军飞机坠落事故的现场。当年飞机坠落在居民区，导致周边20户人家发生火灾，导致两人死亡，七人受伤。在这个事故中去世的两个男孩一个三岁，一个一岁，他们的母亲则为了保护他们而身受重伤、并于事故一年后去世。一个是2008年9月9日上午十点半左右在新宿区北新宿发生的抛弃婴儿遗体事件的现场。还有一个是2013年7月14日十一点十分左右在神奈川县座间市发生的抛弃男婴遗体事件的现场。

The back page revisited 01 横浜米軍機墜落事故The back page revisited 02 北新宿コインロッカー乳児遺体遺棄The back page revisited 03 座間市野球場乳児遺体遺棄

这三个事件中，横滨美军飞机坠落事故中的母亲是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而其他两个事件中的母亲则是遗弃自己的孩子。横滨美军飞机坠毁事件中，一架美军飞机从美军基地起飞，在起飞后不久坠毁在居民区，这背后存在的是与美军基地和战争相关的问题。相比之下，遗弃婴儿事件似乎凸显的是母亲的个人问题。不过，经过调查之后，我发现遗弃婴儿遗体事件的背后也能看出日本的社会问题。

结果，这个作品成为了我对虐待儿童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的起点，而虐待儿童这个社会问题首先就包括了那些往往会被认为是个人问题的遗弃婴儿遗体事件。

之后，我就开启了摄影项目“Quiet...”。这个项目关注的就是自己身边发生的、但其实际状态却很难被人发现的儿童虐待事件。

Quiet… 01

日本战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状态下，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地区社会完结，朝着核心家庭化方向发展，以往养育孩子的那种浓密的人际关系网络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母亲一个人承担养育子女的重担。“母亲牺牲所有的一切来养育、保护子女”这样一种社会规范逐渐形成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我的女儿出生以后，我深切地感受到儿童虐待事件离我并不遥远。我能体会到作为母亲的那种孤独感、闭塞感，对无法很好养育子女的绝望感，总是很担心，自己该不会也缺乏“母性”吧。

Quiet… 02

于是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要追问一下日本社会上广泛存在的“母性”这个概念究竟是什么？“Quiet...”就是基于对这个“母性”的疑问，开始调查日本发生的种种母亲虐待儿童的事件，拍摄这些事件的痕迹以及自己身上缺乏“母性”的日常，做成一种个人化的记录档案。

我就到处调查这一个一个事件的新闻报道，不论是报纸上的、杂志上的还是网络上的。此外，那些受到法院判决的事件，我也会到审判现场进行旁听。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们对“虐待事件”的臆想。对于“虐待事件”我自己也有一种贫困、孤立的印象，但是当我实际探访发生虐待事件的那些地方之后，才知道富裕家庭、普通家庭也会发生这样的事件。而且这些家庭周围是有很多住宅，在很多情况下，邻居如果感觉到不对劲就会报警或者通知儿童咨询中心。因此，“虐待事件”并不是在人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是注意到了，但是相关机关也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于是就会给人一种，这样的家庭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刻板印象，最终结果就是孩子成为了牺牲品。

Quiet… 03

现在，日本每四天就有一个孩子因受虐待而死。其中74.5%的施害者是孩子的母亲。在日本只要生了孩子，就会很自然地萌生出“母性”。母亲要牺牲一切来照顾孩子这样的母性神话有着很深的社会根基，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那种无法保护孩子的母亲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只要发生了虐待事件，就会引发社会骚动，就是因为人们将这样的母亲视为异常现象，只会指责她们“缺乏母性”，是“不合格的母亲”。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把这样的事件当作是由特殊母亲犯下的残酷事件，然后就将之抛诸脑后。总觉得这样的事情与我们这些过正常生活的人无关。

我调查这些事件，也用照片来重新构建那些显露出来的印象。我将那些被视为“不可能”、被认为是“不存在”的母亲们的哭声以视觉的方式表现出来。这样做是因为我希望促使这个社会承认并正视现实中发生的母亲与孩子、家庭之间的真正问题。如果有 “母性”这个词语的话，那么我希望它不只是强加在母亲身上，而是整个社会都要具备“母性”，来支持并接受每个家庭、每个孩子、每个母亲以及每个个体，我希望能够带来这样的社会变化。

受“The back page revisited”这个项目的启发，我希望能够跟家深入地了解“虐待”这个问题，所以我开始着手创作“Internal Notebook”这个作品。

Internal Notebook 01

2016年3月，日本儿科协会公布了一项预测，即日本全国有350名儿童因虐待而死。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包括强迫自杀殉情在内，日本每年大约有90名左右的儿童被虐待致死，有260名儿童的死亡被遗漏。

创作这个作品的过程中，我首先通过邮件跟那些愿意接受拍摄的人联系，向她们阐述这个摄影项目的宗旨，并邀请他们接受拍摄和采访，希望能够与他们见面。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我会给他们看我正在创作的样书，让他们进一步加深对这个项目的理解，邀请他们参与。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也会经常联系，缺人内容，提出新的想法，在我看来这个作品是我与他们联合创作的。

Internal Notebook 02

我接触到的这些人，他们告诉我：“我身上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伤疤或瘀伤。多年来，我所遭受的暴力、辱骂、精神支配、性虐待、人格否认和忽视给我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伤疤，虽然这是一种不可见的伤疤，但是却永远不会消失。这令人非常沮丧，但没有人能够理解这种痛苦。”他们都患有抑郁症、自残、歇斯底里、恐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各种其他疾病，但这样的伤口是看不见的，除非人们真正想要去看见。那么，他们就会把那些不被理解的情感痛苦记在笔记本上。

“Internal Notebook”这个作品，是一个记录在虐待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内心呐喊的笔记本。我会使用他们自己的相册中的照片，或者翻拍他们日记、笔记等。他们从来不告诉其他人自己被虐待以后到现在为止所经历的痛苦。而是将这样的痛苦记录在日记和笔记中。我觉得只有这些东西才能向观众传达他们所受到的那些没有人理解的痛苦。我在拍摄他们他们的日记和笔记本同时，也拍摄了他们当下的肖像。

Internal Notebook 03

我还试图通过他们童年的照片以及能够唤起当年记忆的物品来表现他们父母的存在。童年时代的家庭相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到他们被虐待时的状态。可很少有人会看那些相册，并认为他们是实施虐待行为的父母。在我看来，正是这个东西才能体现“虐待”的复杂性。而从他们身上能够想象到的那种父母，似乎与我们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同。

在照片中，我把他们父母的脸处理得更成白色。这一方面是因为涉及隐私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我问他们想怎么处理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他们“希望处理成白色”。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假装这些虐待他们的父母从未存在过，而且，这里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这些父母也可以由其他人来代替。

Internal Notebook 04

我原本以为他们肯定会希望涂成黑色，或者剪切掉等等，以为他们会表现出某种想要伤害自己父母的倾向。我想自己对于受虐待这样的事情也存在着某种自以为是的假设与成见。在“把脸处理成白色”这个行为中，所包含的不只是对父母的愤怒，也包含了对那个不作为的、假装看不见的社会的质疑。

这本书所记载的不仅仅是他们对父母的憎恶与仇恨。这是他们对自己的愤怒，是内心难以遏制的悲痛，然而他们还是要一边问自己是否应该原谅自己的父母，一边挣扎着努力活下去。其中，我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给他们带来痛苦的，不仅是自己的父母，还有很多社会上的成年人。

对“母性”进行调查，查到的结果是“女性所具有的作为母亲的性质。也就是被认为是身为母亲需要保护、养育自己孩子的某种本能性特质”，我觉得渗透于日本社会的就是这种“本能性特质”。然而，护理专业用语中的母性则是“女性先天具备的一种形态或功能，以及在成长过程中在精神上、经验上习得的一种为了养育孩子货下一代而具备的特性”。

在我看来，“在成长过程中习得”这一点才是关键，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特性就不仅限于母亲，是父亲或者其他人也都能够习得的一种特性。

YOU AND ME everyday everywhere everytime 01

后来，和我们一起生活的婆婆经过一段与病魔做斗争生活之后，最终还是去世，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思考人们如何记住并接受家人或者自己重视之人的死亡这个问题。“YOU AND ME everyday everywhere everytime”是一部通过婆婆的相册追溯她的人生，同时对重要之人的死亡这个问题进行考察的作品。

YOU AND ME everyday everywhere everytime 02

2016年9月，我的婆婆被诊断为胆管癌，做了手术，用抗癌药物进行治疗，但一年后的2017年9月又再次复发。这时候她已经没有办法再动手术，也找不到最合适的治疗方法。尽管如此，她表面看起来还是和往常一样，去健身房，做家务，精力充沛。

主治医生告诉我们要在家中接受治疗以后，婆婆的病情就迅速恶化。每天早、中、晚三次接受大剂量的药物治疗。也安排了出诊医生、护士，在一楼放置了一张租来的护理床，几天就需要坐一次轮椅，过了不久，又安装了一个移动厕所。而且除了加浓的饮料和食物以外，她无法吃别的任何东西。与此同时，我们整个家庭也因为这种不适应的照料而疲惫不堪。

2018年6月27日，我的婆婆停止了呼吸。

YOU AND ME everyday everywhere everytime 03

这之后，我公公整理婆婆的病历，说起婆婆的事情，他就会哭泣，发脾气地说：“为什么没有早发现癌症”。他还多次去见了临终关怀医院的护士。估计他是想跟一个不是家人但是了解婆婆生命最后那段日子的人说说话吧。她的丈夫好像也无法接受自己母亲的疾病和死亡。

差不多半年以后，我公公开始整理照片。在楼梯下储藏室里发现了一些塞在纸箱里的老相册。他一边翻阅相册，一边说：“当年我是死气白赖地哀求她跟我结婚的”。我也通过我婆婆的相册追溯了她的人生。我发现了一张他们两人刚开始谈恋爱时的照片。上面有我公公手写的“你和我，每一天、每一处、每一刻”。而那一位无论何时何地都和他在一起的那个“你”，现在已经不在了。沙发的两个靠垫只剩下一个了，曾经从楼下传来的两个人的声音已经被一天到晚开着的电视的声音所取代。我看了一下厨房，我婆婆种的兰花开了。

YOU AND ME everyday everywhere everytime 04

现如今，有很多人在新冠疫情中丧生。在这一个一个的“死亡”之中，都有着那个人自己的人生，有着与那个人发生联结的其他人的时间，但这些具体的生命却总是作为死亡的人数被简单地数字化。

我相信“照片”可以帮助人们回忆并记住那个人的人生以及与他一起度过的时光。就这件作品而言，它是我的家庭的故事，但我相信，照片中存在着能够与观众记忆中的某些东西相联系的事物，并让观众能够以此为契机，在自己的内心中产生一个与亲人之死有关的故事。

YOU AND ME everyday everywhere everytime 05

目前，我正在进行的摄影项目之一，是邀请某个性伤害自助团体中的一些成员的协助，请他们讲述性伤害的实际情况以及他们所受到的痛苦。

另一方面，我也在调查那些实施性伤害行为的加害者的实际情况与治疗状况。我希望这个项目能够将人们在理解性伤害这个问题上存在的背离现象，日本社会在性问题上的不成熟，以及相关司法问题凸显出来。

我正在从事的另一个摄影项目是对“死亡”与“生命伦理”这两个命题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内容包括生育与不育的问题、不育治疗、堕胎、基因组编辑、安乐死、有尊严的死亡以及死亡权利等问题。

关于长谷川美祈（Miki Hasegawa）

1973年出生于日本福冈县，现生活于神奈川县。昭和女子大学生活环境学科毕业。曾经从事过多年的设计师工作，现为专业摄影家。她的作品Jewels入选LensCulture Emerging Talents 2014 Top 50，并深受关注。这是长谷川美祈的第一本手工书。作品The Path Of Million Pens于2014年入围Unseen Dummy Award的终选名单。多次入选世界各地各种摄影集相关书展及其他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2019年意大利出版社CEIBA editions出版了以日本儿童虐待为主题的摄影集Internal Notebook。在美国的Pictures of the Year International与柏林的The Centro de la Imagen上获得摄影集奖。现在依然在持续创作以日本的儿童、女性相关社会问题为主题的摄影项目。

关于林叶

艺评人、译者、艺术公众号 ING 联合主理人。主要从事视觉文化的研究与摄影理论翻译工作，译作有杉本博司文集（《艺术的起源》与《现象》）、《日本摄影50年》《私摄影论》《亚洲家族物语》等，译作包括《日本艺术摄影史》（选译）。策划私摄影研究专题（“私之向度”）、日本摄影论专题（“日本摄影论选译”）、报道摄影专题（“报道摄影·国家·社会”）以及城市独立空间实践。文章发表于瑞象视点、腾讯·谷雨、澎湃、《艺术当代》、Artforum以及《中国摄影》等杂志与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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