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终医院里，她们似乎永远都不会老

2012 年，薛舒 70 岁的父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仅仅三年时间，父亲“失控的大脑自行决定退休”，从失忆，发展到失智、失能。2015 年，父亲开始辗转于小镇医院、卫生所，最终住进安宁医院，直至生命终结。

与父亲一同生活在临终医院的日子里，临终护工，成为薛舒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群体之一。她们生活在最迫近死亡的地方，却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健壮的体格、泼辣的性格、热烈的情绪，说话一律大声，做事大刀阔斧，连睡觉都要大张旗鼓地打鼾，似乎只有最热烈的情绪，才能消解这种与死亡一同安眠的生活对她们的影响。也正是这样的热火朝天，感染了薛舒，“她们让我感觉，死亡是一件不值得放在眼里的事”。

在“生命两部曲”之一：《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一书中，薛舒详细记录下了父亲患病的时光，她是女儿，也是作家，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薛舒用自己的记录，为父亲留下那些即将消逝的记忆碎片。

今天单读分享“生命两部曲”之二：《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一书中的片段，在这本书中，薛舒将目光移向了护工，这一生活在“终点站”，却少被书写的群体。临终医院不仅仅是护工们工作的场所，她们的生活也围绕在此，甚至她们的孩子，也开始习惯死亡这件事。她们是与死亡最为亲近的人，生的活力与死的阴霾穿插于她们的生活中，她们所体会到的，是生命最为质朴的本质。

生活在“临终医院”（节选）

撰文：薛舒

父亲病房里有四个病人，6 号床已经九十岁，心梗、脑梗、痴呆；7号床就是我的父亲老薛，阿尔茨海默病，正亦步亦趋地走在丧失所有功能的路上；8 号床年龄最小，七十二岁，脑溢血抢救过来，成了一个整天打呼噜的人，睡着时打，醒着时也打；9 号床八十五岁，中风，除了不能下地，恢复得不错，能简单对话。说实在的，这么几个老病人，哪天宣布谁突然离世，都不在意料之外，我只是担心，这么嘈杂喧闹的环境会不会影响到父亲。

围观人群忽然散开，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从病房里鱼贯而出，紧接着，两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工人推着一张停尸床出来，床上白被单覆盖着的长条隆起想必是死者。跟随在停尸床后面的，是一些唱着悲恸而又美好的哭丧调的男男女女，他们在人群的注视下呼啸而过，朝走廊另一头的大门热热闹闹地移去。看热闹的人有的跟着哭丧的家属送出门去，有的回了自家亲人的病房，一番喧嚣过后，病区安静下来。

我进病房的时候，小彭正在收拾空了的 9 号床。五名护工中，小彭当属护理经验最丰富的一个，之前她在肺科医院做过六年护工，转到这里也已经三年。小彭是安徽阜阳人，长着一张方脸，刚满五十岁，念过两年初中。后来我才知道，小张每次去街上给老家寄东西或寄钱，都会拉上小彭一起去，但凡需要签字，就由小彭代劳。

电影《岁月自珍》

见我进门，小彭拔高调门喊道：外女儿，来啦！小彭的嗓门不比小张差，语速比小张稍慢，有种掷地有声的权威感。神奇的是，她这铿锵有力的大嗓门，近乎有着驱邪的功能，一开口，这间刚死过人的病房就不再令我感到恐怖了。打完招呼，小彭放下正卷到一半的床垫，走到 7 号床边，从我父亲耳朵里掏出两团棉花：他们哭那么大声，我们不听，现在他们走了，可以听了。说完又跑到 6 号床和 8 号床，把他们耳朵里的棉花掏出来。

我问小彭：不能让他们听见吗？小彭说：最好别听见，有人升天了，你不能不让家里人哭吧？可不能给老人听见，老人都怕死，我给他们耳朵里塞棉花，听不见，就不怕了。

小彭指着床上的病人：外女儿，你还年轻，有些事你不懂，他们都是一只脚跨进阎王殿里的人，有人要升天，就会拉上一伙结伴走，路上才不冷清，我见过好几回，今天一个，过一天，又一个……

小彭一番玄乎的言论令我疑惑不已，还有些瘆人，四顾周遭，却一如以往：6 号床正用他那双被看护带捆绑住的手无意识地敲击着床栏，床架子发出没有规律的“哐、哐”声；我的父亲正瞪着眼睛看窗外，嘴里偶尔发出三个字的感慨：哎哟噻——；8 号床睁着一双三角小眼东张西望，半开的嘴里吹出一股股响亮的鼾声，他没有睡着，他只是鼻咽喉部气道狭窄，也许患有鼻窦炎，或者长了鼻息肉，于是，他就变成了一个每时每刻都在打鼾的人……三位老病人不明就里而又按部就班地活着，他们不知道，就在刚才，他们的一位病友“升天”了，小彭在他们的耳朵里塞了棉花，他们没有听见哭声。

看着躺在床上的父亲一脸平和的样子，我不由地对小彭生出了几许感激。抬头间，发现病房门口，一张尖瘦的小黑脸卡着门框探进来，是个小女孩，十二三岁的样子。小彭指着我冲门口笑道：来，喊姨。

女孩闪进病房，走到小彭身边，很自然地，和小彭一起收拾起床上的被褥和床底下的塑料盆，还有床头柜里的各种药品和生活用品。我问这是谁？小彭说：小张的闺女，放假，来上海找她妈，白天没啥事，在病房里到处玩儿。

这就是小张捡来的女儿？我问小彭：那晚上呢，她睡哪里？

小彭说：就睡病房里，和她妈挤一张床。孩子挺懂事儿，谁忙不过来就来搭把手，刚才 9 号床咽气，就是小张闺女发现的。

小彭看出了我脸上的惊愕表情，四方脸上浮现出一丝得意的神色，压低几分嗓门，颇为神秘地说：告诉你外女儿，9 号床，是被红烧肉噎死的......她顿了顿，继续说：昨天 9 号床对他儿子说，想吃红烧肉，今天他儿子就做了红烧肉带来，谁知道他儿子喂他时，没把红烧肉打成糊，这事要是我做的，我就得丢工作。

我说：红烧肉打成糊不好吃。

可不是吗？9 号床的儿子也是这么说的，他就想让他爸吃一口囫囵的红烧肉，一定要自己喂，要是我喂，不就打成糊了吗？老头真爱吃红烧肉，一口气吃了四块。他儿子还说：我爸胃口这么好，病也会好得快。谁想到，刚吃完，就在他儿子去洗饭盒的功夫，十分钟还不到，小张的闺女指着 9 号床喊我：大姨你看，你看。我回头一看，哎呀不好，脸是铁灰铁灰的，嘴角淌着白沫，我赶紧跑到跟前伸手摸他鼻子，我的个天，没气儿了。

说到这里，小彭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唉！吃着红烧肉“升天”，真是个有福的人。

与临终医院打了一段时间交道，我已基本了解护工们的说话方式，最典型的就是“升天”——这是所有护工对死亡的正式叫法，似是约定俗成。虽然她们惯常于用最粗俗的字眼描绘生活，譬如她们会把呼吸道原因引起的猝死叫“噎死”，她们还把心血管病人的猝死叫“憋死”，要是哪个病人走着走着倒地而死，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她们都叫“摔死”。但当她们需要正式告知家属，或者需要总结性描述，就会回避直接用“死”这个字，她们也没有如大多数人那样，把“死”叫作“没了”“走了”，这些词汇显得不痛不痒，偶尔还会产生歧义，毕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死亡并不温情，死亡是尖锐而疼痛的。她们生活在最迫近死亡的地方，有时候是白天，看着病人在生死线上挣扎，直至停止呼吸；有时候，是在午夜时分，死神来临的最佳时刻，病人静静地停止心跳，无声无息，而她们，也正睡得安然成熟，她们与那个不再呼吸的躯体在同一间屋子里安眠到清晨......她们无时无刻不在遭遇死亡，便需要泼辣的性格和热烈的情绪来应对，这样才不至于被随时降临的死神吸纳了精神。她们拒绝使用那些文雅而又词不达意的语言，她们愿意落入最为动人的庸俗，说话一律大声，做事一律大刀阔斧，连睡觉都要大张旗鼓地打鼾，她们必须夸张地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对死亡，她们若非藐视，便是升华为神话，于是，她们把“死”叫作“升天”——她们的选择令我心生敬意，我喜欢这个词，它让“死”变得不再那么疼痛，而死亡的惨烈性质，也因为“升天”这个词，变得神圣和浪漫起来。

可我依然惊异于小张居然让她女儿住在“临终医院”，还让她在病房之间到处流窜。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正在叠被子的女孩，细胳膊细腿，除了黑瘦，五官长得不丑，是那种尖下巴小脸蛋，与小张的圆胖脸完全不一样，果然不是亲生的。女孩跟着小彭不紧不慢地干活，动作却娴熟，可见她对家务活不陌生。可是，这张床上的被褥以及各种用具，属于一个刚刚死去的人，而这个人从生到死的那一刻，被她亲眼所见，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果真不害怕吗？

电影《怪物》

我从父亲的水果篮里拿出一根香蕉递给女孩：给你，拿去吃。女孩扭捏了一下，接过香蕉，放在床头柜上，继续整理床铺。

门外传来小张的呼喊声：妮儿——女孩撒腿就往外跑，跑到门口突然折返，回到病床边，伸手捡起床头柜上的香蕉，再回身，飞也似的向门外奔去。

她终究还是个孩子，可她又不像孩子，“临终医院”不是游乐场，不惧怕死亡的人，莫非成熟理性之极，就是麻木愚钝，我不知道，这个孩子究竟属于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