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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母亲的焦虑，拉康说了什么

【法】克莱特·索莱尔

2024-03-07 17:24

精神分析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母亲的爱有多少价值？孩子起初只是她身体的一个分支，那么母爱对于教化孩子到底有什么价值呢？

对母爱的怀疑

长期以来，母爱备受怀疑。首先，在文化里就是如此。我们在文化里可以观察到一种双重运动：一个是把母爱理想化，好像它是完全充分的；另一个则是质疑，母亲不等同于一切，这样说是因为存在一种普遍的想法，即认为在母亲和孩子之间必定有一个第三项。我在这里援引两个相反但又趋同的事实来作为证据。首先是20世纪的一个标志——“乌托邦社区”。毫无疑问，在努力使孩子摆脱家庭的单一性方面，这些乌托邦社区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但是它们假定的是：所有集体主义都憎恶个体差异，个体差异扎根在由婴儿期的爱留下的印记里。接着，在一个自称更科学的领域里，我注意到这样一个惊人的情况，即“家长主义的衰落”伴随着各种专家的兴起——儿保专家、教育工作者、心理学家——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他们把自己当成了母亲大他者的大他者。

在精神分析里，对母亲的力比多提出疑问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这是从分析者自己说的东西那里开始的。从一个分析者到另一个分析者，他们的差异是很大的。虽然有这些差异，但是他们都常常会在自由联想中指控母亲。关于母亲，还有什么没说过呢？母亲太强势，会猥亵孩子，有控制欲，或者相反，母亲很冷淡，没有生机；母亲总是在场或者总是在别的地方，太细心或者太心不在焉，强行喂孩子或者不给孩子吃东西，关心孩子或者忽视孩子。由于她的拒绝，就像由于她的馈赠，对孩子来说，她是引发原初焦虑的人；她也是这样一个地点：既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威胁，又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谜。

而且，母亲的失误总是出现在无意识话语的中心，即使主体没有指责过她，也还是有一种责备的声音说，母亲就是难以忘却的，特别是对女儿来说，有时候这是一种“折磨”，因为性别偏见在这里留下了印记。弗洛伊德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对于女人，他很严格——他因此受到了很多指责——但是对于母亲，他比他所有的后继者都更积极肯定。他认为和首个对象的爱的纽带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体验，而主体后来所有的爱的能力都扎根于这种体验。他甚至认为，他在儿子与母亲的依恋关系中看到了唯一没有矛盾心理的爱，而且他不得不承认时间最终让他看到的东西：对女儿来说，判决是更加黑暗的，甚至可能都无处可诉。

我们更要抓住那个编排了各种不同经验数据的逻辑，拉康在重新论述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时候更改了这个逻辑，他强调的是“母亲的欲望”，因为母亲的欲望跟母亲的爱是有区别的，母亲的欲望被理解为性化的欲望，换句话说，是女人的欲望。

弗洛伊德在缔造俄狄浦斯神话的时候，认为母亲本质上是一个对象。“对象”在这里指的是爱若对象，一个被觊觎同时也将丧失的对象。顺着这个思路，在某种角度上，人们更愿意强调她的身体，而不是她的言语。然而有些事情还有待澄清。母亲的形象确实总是跟不可想象的生命体繁殖联系在一起，“孩子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经常萦绕在小汉斯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想象中。此外，可以肯定的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从身体对身体的联系开始的，在这个联系中，由于早产，婴儿还没有作为主体出现。但是，一旦实在界、象征界和想象界被区分开来，我们能看到，这个对象也是大他者，是拥有言语力量的象征效力。这些指的是母亲的言词，她的律令、她的评语，它们刻在记忆里，变成毁灭性的和迫害性的声音。分析者经常提到“我母亲说……”还有，为了回应可以用不着父亲这种说法，那也更可以说肯定也用不着母亲。那么，为什么要不再支持她呢？

母亲，女人

不论以何种方式，所有分析运动都认识到了分离效应的必要性。但是，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可能无法看到真正的切割；因为在这里，把母亲和孩子切割开，根据拉康更改后的逻辑，应该指的就是把生物体或者说动物（如果想这么说的话）和作为象征效果（effet du symbolique）的主体切开。我们知道，这个论点重新回到了弗洛伊德发现的“阉割”：正是象征在抓捕活着的存在的过程中引入了缺失，拉康将之又区分为享乐之缺失和存在之缺失。而且，事实上，是象征授予了“丧失的对象”在教化孩子的过程中一个根本的作用。我们可以在精神分析文献中追踪这个主题。它在两极之间摇摆：母亲自身是一个丧失对象，是导致根本性的怀旧的原因；孩子则是一个需要从母亲的抓捕中摆脱出来的对象，不这样做的话，他会一直依附于“母亲的性服务”。

在这个分离操作中，充当调节者的不是母亲的爱，而是一个引起她欲望的对象所导致的分裂。这就是为什么拉康在他的第四个研讨班里反对那些支持“对象关系”的人，而特别地强调“对象之缺失”（manque d'objet）这个概念，以及，孩子需要在有力量的母亲之外遇见有欲望的母亲（la mère désirante）。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

焦虑

我把母亲的焦虑当作一个索引，因为按照拉康的说法，它“并非没有对象”，这个对象是实在的。显然我们可以从经典的阉割焦虑来谈论这个问题，阉割焦虑也有各种形式的变化。当然，有一种焦虑和失去孩子有关，我们知道涉及孩子死亡的幻想的力量；母亲的阉割焦虑还包括对剥夺孩子和把要求强加给孩子的焦虑，这是从她被指定为我说的第一个“身体警察”说起，因为她有责任把孩子带入话语设定的限制中；等等。但是，被除权的享乐这一实在带来的焦虑是另一回事，确切地说，它处在阉割焦虑的边缘，但区别于阉割焦虑。

在这里，我将展现一些离散的临床情况，但在我看来，这些临床情况都是有代表性的。我想从最“柔软的”临床（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开始：一个年轻的产妇刚生下孩子，总会有点惊呆。在这种惊呆的状态里，她在惊恐万分和欣喜若狂之间摇摆，有时候这会让她逃离分析，正好给她不想说话找一个借口……

这里还有怀孕的影响，即身体对异物也就是胎儿寄生的反应。人的反应各不相同，而且并不总是焦虑的反应。这些反应可以从由拥有了等价物而产生的欣然充实到一种真正的恐惧，这种恐惧在一个母亲身上可以维持九个月，一直保持在最纯粹的疑病症焦虑水平上。

和照顾新生儿有关的焦虑，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母亲会恐慌于不知道怎么对待这个有生命的东西，这个宝宝不会说话，还不是一个屈从于压抑的主体，因此更接近生命的享乐，此享乐还没有被标记。有些母亲被这个东西吓坏了，她们甚至无法想象自己能做所有哺乳动物本能地知道的事情：抱孩子，喂孩子，给孩子保暖，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新手妈妈通常会转而求助于自己的母亲，母亲在某种程度上是她的一个同类，即使她的焦虑与她对母亲的指责相匹配。在这里被调动起来的是与生命享乐的关系，而且，在所有情况下，这种关系都和母亲自身的压抑有关。另外，我注意到，对婴儿的这些反应远远越过了母亲，而且总是以非常鲜明的对比的形式出现：从喜欢到厌恶，从焦虑不安到激情入迷，从漠不关心到持久的使命感，等等。

最后，我必须提到产后精神病。值得注意的是，产后精神病并不意味着不照顾孩子，但它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一个母亲来说，一次分娩可能意味着遭遇一个会引起谵妄的实在，把一个除权点呈现给她。

“母亲的服务”

现在我要提出一个问题：母亲如何使用她的孩子？因为使用方式不止一种。“母亲的性服务”，若不是在一个纯粹实在的层面，其本身是分层次的。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用器官和能指的区别来区分在使用孩子上的两极情况。作为器官的孩子——是一个被当作爱若娃娃（poupée érotique）的身体。在这个层面上，许多侵犯是被允许的，反虐待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支配他人的身体——在这里遇到了一定的限制，因为母亲与孩子的这种关系，在爱和教养的幌子下，是可能走向过度的，我在前面提到过这一点。分析给出了许多例子，但我今天要提及的是另一篇文本，作者对所有非器官本身的享乐都感到恐惧，他叫作亨利·德·蒙泰朗（Henry de Montherlant）。

在一篇以相当极端的风格写成的讽刺短文中，他描述了在一列西班牙火车上，“那个小婴儿，大声地叫着，号啕的哭声在火车上回荡，就像臭虫在床上爬来爬去”。你读的时候可能已经有语气了。下面我有删减地节选一部分：

“他妈妈像一个吸血鬼一样黏在他身上，吸他的脖子、他的耳朵和头发，用她的吻模仿他排便的声音，把她嘴巴里的微生物传染给他，说话甚至比他还蠢，把他压在下面，他弄乱她的裤子，她也弄乱他的，把她的手放在他后面，用尽全力刺激他，让他更加吵闹地大叫……整节车厢的人都因这个孩子发狂……整节车厢的人都跟这个孩子一起疯了，变成一个大大的“miammiam”……[这指的是maman（妈妈），但这在道德上并不比驴叫更重要。]爸爸……粑粑……（这两个词的意思差不多），试图愚蠢地打败他，然而那个抽搐的家伙把他的口水、尿液、鼻涕甩得到处都是，在场的人还虔诚地接受那些！”

看，这和纪德的母亲特有的“天使般的理想形象”和“牺牲享乐”相去甚远！

不过，对孩子的使用，不仅仅只有身体对身体的。作为一个话语存在，与其说他服务于母亲的爱若主义（érotisme），不如说是服务于她的自恋；他是由母亲的能指所塑造的，注定要承担她的幻想和梦想，甚至承担她话语里的秘密规定。

这两种使用孩子的方式是不同的，但并不是对立的，它们显然可以互相结合。有时候，特别是在升华领域，会带来伟大的使命。当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断开时，当只有第一种情况发生时，我们会看到，爱若化的占有和把主体置于大他者的沉默中并不冲突，就像在某些精神分裂症儿童身上所发生的那样。

一种可命名的爱

那么，母亲的爱对孩子的教化有什么价值呢？与住院症（l'hospitalisme）有关的诸多现象表明了身体照顾并非一切：对这个小人儿的教化是通过一种非匿名的欲望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一个孩子来说，倘若母亲并非他的一切，也没被定位在其他深不可测的地方，还有，她作为一个女人的爱是有必要指向一个名字的，这时候母亲的奉献则更有价值。正如拉康所说，爱只有对一个名字的爱：在这里，这个名字指向的人——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但就其是可命名的而言，这个人将设置一个限制，限制绝对大他者的不透明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才能登录进一个特定的欲望中。

本文摘自法国拉康派精神分析家克莱特·索莱尔（Colette Soler）的《关于女人，拉康说了什么》，有删节，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