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严寒降临与……1933年的生死抉择时刻

《文学之冬：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德]乌维·维特施托克，陈早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丨万有引力，2024年1月版，348页，78.00元

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作家乌维·维特施托克（Uwe Wittstock）的《文学之冬：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Februar 33: Der Winter der Literatur，2021）原书名是“33年2月：文学之冬”，中译本加了“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直接点出了全书的主题。另外，中译本的封面设计比原书封面那个雪景画面真是好太多了！非常触目的是，在一张纳粹冲锋队于书店门前焚书的历史照片之下，一排排的著名作家、艺术家人名中间穿插了好几道涂抹上去的粗黑杠杠，感觉是有不少名字被彻底涂黑了，就像从生死簿上划去了一样。细心看一下，发现在书中谈到的那些在纳粹黑名单上列在榜首的名字并没有被涂黑，原来那些粗黑杠杆是一种视觉象征。 

在对该书众多的推荐语中，我认为下面这两句话是很有分量的：“作者追溯了纳粹如何以令人恐惧的速度和邪恶的方式实施其迫害反对派人物的计划。”（《焦点》杂志）——没有什么比“令人恐惧的速度和邪恶的方式”更令人恐惧、更能使好人受到最大的伤害；“文学和新闻对专制政权来说是多么危险——这是本书更深层次的核心，也是它超越德国纳粹历史的永恒意义所在。”（斯特凡·兰比）——这种“危险”既是对真正的“文学和新闻”的加冕，也是在纳粹思想专制下的“文学和新闻”的墓志铭。

作者通过对一群作家、艺术家以及仇视他们的纳粹分子的观察，细致记录了发生在那个历史时刻的巨变。在此之前，魏玛共和制度之下的文艺界、知识界的空气还是自由、文明和有法制保障的；随着纳粹的上台，一切急转直下，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急速地管控了所有文艺舞台与言论媒体。最早敏感于恐惧和绝望的是诗人、艺术家。“诗的意志溃败于政治的狂热”，“这是德国文学的冬天，也是全世界寒夜的序幕”，稍微想想本书的这两句推荐语，或许会有一种寒冷从心底里冒出来——这真的是九十一年前的那个寒冬吗？从1933年1月28日到3月15日，这本几乎是日记体的文本刻写了发生在某个地方、某些文人的忧虑、争议、恐惧、迫害、逮捕、逃亡和死亡，描述了托马斯·曼、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布莱希特、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胡赫、乔治·格罗兹、亨利希·曼等魏玛时代众多著名文化人的遭遇与心灵创伤。作者以贴近人群、切入现场的观察与讲述不但使读者如同亲临其境，更重要的是使人感同身受，无法不想象自己在暴政降临之际，如何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以及作出自己的选择。

在那样一个严寒骤然降临的时刻，那些文人才猛然感觉到昨日还存有的法制、自由和民主是何等珍贵，才更加心惊于在今日要捍卫那些价值观又是何等的艰难与危险。进而更发现在这样一种历史性的残暴政治骤然降临之际，最艰难的是个体面临的选择——在缺乏足够信息、从未有过类似经历的情况下，面对无法预测的命运却不得不在顷刻之间作出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选择。有人一叶知秋，有人心存幻想，更有人优柔寡断，不知所措。然后才是或果断逃亡、被迫隐匿，或在屈膝卑躬中偷生，或从投机观望到干脆卖身投靠，无论何种境遇，都是个人命运所遭受的剧变，是对灵魂前所未有的拷问。

作者说本书所讲的一切都有据可循，其叙述完全建立在当事人在当时的日记、书信、笔记等史料之上，对于使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则极为警惕和审慎。该书以类似日记体的形式叙述纳粹上台的那段时刻的历程，大部分章节结尾的“今日要闻”主要记录了当日发生在街头的血腥暴力事件，真实地记录着残暴政治的发展。光是从目录中选出来的这几个标题就足以让人心惊：地狱当道，临门之斧，被缝上的舌头，丑陋、狭隘、暴力的天性，还写什么？独裁降临，只剩告别，最后的日子，地狱景象……

维特施托克在开始就告诉读者：“这不是英雄传奇，而是命悬一线者的故事。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不愿承认危险，要么低估了危险，要么反应得太慢，总之，他们错了。”最关键的问题是，对于处在1933年的历史语境中的文化人来说，他们的确难以想象希特勒与纳粹党人想做什么、能做什么——“他们无法想象，最多只能猜测。难以想象，也许正是文明破灭的原因。”（第1页）还有一个想象不到的问题就是局势会发展得这么快，从希特勒上台到废除所有重要公民权利的《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总统法令》颁布，仅仅相隔四个星期零两天，一个法治、民主、自由的国家在顷刻之间陷入肆无忌惮的暴政。这就使许多人在这场求生之战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或者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创伤。

自以为已经读过不少关于从魏玛共和到纳粹帝国的历史或文学著作，但是这本《文学之冬》还是让人心惊不已。在书中一幕幕镜头中闪现的人物与发生的事情，对一些读者来说是既陌生又熟悉：除了几位非常著名的德国作家、艺术家，可能对其他二三十位榜上有名的人都不太了解，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轶事更是不知就里。但是那些出现在他（她）们人生故事中的桥段、言行甚至仅仅是口吻或心态，或许也并不陌生。

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上是新闻舞会，这是柏林的传统。在“共和国最后的舞会”（1933年 1月28日，星期六）上，仍然是豪华的大厅、舞池、鲜花，但是四处弥漫着不安的气息，“谁知道您下次在乌尔斯坦包厢里喝香槟是什么时候呢？”这是每个人都多少感觉到但是不愿意承认的话。这一天的中午，任职总理不到两个月的库尔特·冯·施莱歇尔宣布下台；晚上传来的消息是总统保罗·冯·兴登堡授命组建新政府；午夜之后，人们开始猜测希特勒会被任命为总理。“人们和往年一样跳舞喝酒，但总是感觉忐忑不安。某些不可预知的东西正向所有人袭来，一种做作的快活诡异地四散着。”（14页）最后是在惶惑之中曲终人散，其中许多朋友从此再也没有见面。这天晚上，《西线无战事》的作者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也来了，第二天清晨他就动身去瑞士，将近二十年后他才再次回到德国。

1月30日（星期一）中午十二点左右，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下午在街头报童挥舞的《柏林午报》头版上，马上出现了巨型字母：“阿道夫·希特勒，总理。” 这时在选帝侯大街的克兰茨勒咖啡馆分店，格奥尔格·凯泽与他的编辑和出版商弗里茨·兰兹霍夫共进午餐。兰兹霍夫在震惊中买了这份报纸，他的出版社向来坚持反希特勒立场，现在他们本来已经因财务状况而摇摇欲坠的出版社还能有什么生存机会？但是凯泽对此压根没兴趣，这几个月总理换得太频、太快，他耸了耸肩说：“一个保龄球俱乐部换了董事会。”说着把那份报纸抛在一边（38页）。这时出版社的另一个编辑、小说家和剧作家赫尔曼·凯斯滕来接他们，他毫不怀疑《柏林午报》的头条已彻底改变了生活，突然跳起来跑回了家。虽然他的家人此时正因流感而卧床在家，暂时不能离开德国，他还是回家取了自己和妻子的护照，跑到法国领事馆申请签证，然后从银行取出外汇法所允许带出国的旅费。

晚上十点，凯斯滕与以批判社会和反军国主义的诗歌、评论和散文而著名的德国作家埃里希·凯斯特纳在城西一家艺术家经常聚会的酒馆见面。凯斯滕说“我们必须离开德国”“这个地方，我们无法再创作，什么都印不出来。希特勒搞独裁，让人头落地，大搞战争”（48页）。“不”，凯斯特纳说，“你必须走，我必须留。”他解释说必须有证人，必须有人去讲述这个即将到来的时代。他已经下定决心。凯斯特纳是唯一目睹纳粹焚烧自己作品的作家，也是为数不多的在纳粹上台后依然选择留在德国的知识分子（48-49页）。

当希特勒宣誓就职总理的消息传来时，《世界舞台》的主编卡尔·冯·奥西茨基正在编辑部工作，下午晚些时候他去一家酒吧参加德国作家保护协会的会议。在会议上，作家、无政府主义者埃里希·米萨姆说着说着就勃然大怒，要坚决抵制纳粹。然而大多数人认为希特勒的胡闹很快就会结束。奥西茨基站起身轻声地说道：“一切都将比诸位所想的更漫长。也许是几年。对此我们无能为力。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下定决心，绝不向现在的掌权者伸出哪怕是一个小指头。”（46页）

晚上八点半开始，冲锋队、党卫队以及德国国家人民党的部队举行大型火炬游行。当游行队伍穿过勃兰登堡门进入法国大使馆所在的巴黎广场，乐队奏响了一首古老军歌的旋律，中心词句是“我们要胜利地打败法国”。

在书中这一天的小标题是“地狱当道”。

2月4 日，两则新闻引来柏林文化界一片哗然：最早的纳粹党成员伯恩哈德·鲁斯特将接管普鲁士文化部，希特勒的崇拜者、党卫队总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密友、作家约斯特将成为国家剧院的负责人。剧作家克劳斯·曼马上就明白了，以他的戏剧、政治立场和家庭背景，在约斯特这样的总监手下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他还马上意识到对约斯特的任命只是第一个征兆，随着希特勒的上台，文化界要重新洗牌了——到处都是对纳粹意义上的政治置若罔闻、觊觎着一官半职的人。他知道未来几年的日子注定不会好过，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不知道如何是好。”

在越来越明确的纳粹暴政面前，那些不愿屈服的文人也在思考各种对付办法。伯恩哈德·冯·布伦塔诺在家中与几位作家会面讨论， 布莱希特的反应最激进，他宣布要在选举前写呼吁书、演讲等等，同时正考虑雇请几个强悍保镖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亨利希·曼说暴力不是作家的明智策略，作家和艺术家的护卫队永远敌不过冲锋队的军事力量。唯一理性的前景是回归文明的政治环境，而不是内战似的街头斗殴。莱昂哈德·弗兰克则提出召开一次抗议希特勒当帝国总理的大会，集合起名字最响亮的作家，规模尽可能大，意识形态要中立的，提出的口号要符合那种人人都能支持的理想。这个想法只让其他人不屑地耸了耸肩膀（104页）。这时，一种无助感迅速蔓延开来，大家更加沮丧。奇怪的是，大约四个星期前就有过一次非常类似的会议，大家似乎理所当然地谈到了可能到来的流亡。当时布莱希特还恳请大家无论如何都不要失去联系。现在形势危险多了，反而没有人愿意提起流亡的事，也没有人愿意做具体的准备。最后大家心情压抑地道别并离开了（106页）。

还是有人不愿意屈服。奥地利犹太作家约瑟夫·罗特是历史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的作者，他在写给斯蒂芬·茨威格的信中说：“放弃一切希望，明确，镇定，坚决，本就应该如此。以后您会看清，我们正被推向巨大的灾难。我们文学和物质的存在已经被毁，不止于此，一切都在导向新的战争。对于我们的生活，我已万念俱灰。野蛮成功地统治了我们。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地狱当道。”即便知道只是螳臂当车也要抗争，目的不在保命，“他以纸笔为武器，在必死的坚定信念中投入了战斗”（27页）。

作家和无政府主义者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的文学一直是纳粹的眼中钉，他的存在是对纳粹政治宣传核心的公开挑衅。他在收到来自奥地利的邀请后立即与夫人米丽娅姆商量离开德国。但是米丽娅姆突然改变了主意：她想留到3月5日的帝国议会选举，以投票反对希特勒。“如果还有机会把他选下台，现在就需要每个人的票。”“什么？你疯了吗？”格拉夫大吃一惊。“你还想投票？你居然相信？去自取其辱吧！”但米丽娅姆坚定不移，她很温柔也很倔强。她坚持要在选举时投票反对希特勒——“你知道的，”她说，“我们可不能，在不愉快或危险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二地躲避、逃跑。如果我们认可的东西真的有价值，如果我们坚信不疑，那就必须去证实它。别再劝我了。”（142-143页）最后，米丽娅姆在选票上画上反对希特勒的叉后，匆匆赶往车站，在惊吓之中成功离开了德国。

这本《文学之冬》原著出版于2021年，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有针对现实的自觉意识：与最初使希特勒得以掌权的政治局势相比，有许多状况似曾相识：社会日益分裂、网络言论激化着社会矛盾、资产阶级的中间党派对于如何遏制极端主义的欲望束手无策；来自极右翼或极左翼的恐怖主义事件渐增、反犹情绪不断高涨、金融危机和疫情引发全球经济风险、民族主义政权在许多国家的崛起。因此，“回顾犯了致命政治错误后民主的遭遇，现在正当其时”（第2页）。按照作者的这一思路，以下几个例子值得研究。

首先是希特勒在这些日子中的演讲。2月10日（星期五）晚上八点，身穿冲锋队制服的希特勒在波茨坦大街的体育馆发表了他第一次重要的竞选演讲，戈培尔设法让德国所有广播电台向全国传播。在演讲中希特勒声称要为德意志的农民、工人和未来而战，还宣称要与“我们的议会民主制现象作斗争”。他反复强调要“恢复我们民族的洁净。我们所有生活领域的洁净，我们行政管理的洁净，公共生活的洁净，也是我们文化的洁净”。他宣称，他将“用应当反映我们灵魂的真正的德意志文化、德意志艺术、德意志建筑和德意志音乐使人民重获幸福”。他要“唤醒人们对我们民族伟大传统的敬畏，唤醒人们对过去成就的深深敬畏，让人们对德意志历史上的伟人肃然起敬”。

在这里作者写了一段评论：“这些概念听起来再崇高不过：敬畏、洁净、民族、民族性、民族的、民族共同体，而且总是德意志、德意志、德意志。然而现实情况是，一个在基本问题上众口如一的同质化民族根本就不存在，国内的民众早已分散到利益和意见相左、只能彼此妥协的不同阶级、阶层和环境之中，但希特勒对此只字不提。民粹主义者希特勒为他的听众杜撰出一个有机的‘民族共同体’梦境，在这个梦境中，所有差异和个性都被熔炼消失，成为‘德意志农民’‘德意志工人’那样不可分割的集体，或‘德意志文化’‘德意志历史上的伟人’那样难以定义的想象。” （94页）

2月20日晚上，二十多位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来到国会大厦总统府，希特勒为他们做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大谈独裁相对于民主的好处，信誓旦旦地保证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说纳粹党是让这个国家摆脱共产主义危险的唯一救星（173页）。

3月5日，电台播放了在昨天竞选闭幕时希特勒的讲话。“这次演讲是一场无耻的政治欺诈。可能是为欺骗容易轻信的选民，希特勒用颤抖的声音提出的观点，与他迄今为止的表现截然相反：需要社民党，和平主义不可或缺，德国希望与所有民族和平共处，他拒绝军国主义——希特勒要吃多少白垩土才能如此大言不惭？”（246页）但是在当天的纳粹报纸上却没有这些讲话，“显然，希特勒怕他廉价的谎言印出来后会留下把柄，所以一切都停留在含混的口头范围”（247页）。

其次是那一场学院风波。2月12日，在一根广告柱子上张贴了革命民主社会主义者战斗同盟的《紧急呼吁》，上面写着：“如果不能在最后一刻团结起所有力量，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而仍要顾忌原则上的冲突，那么德国所有个人和政治自由就将毁于一旦。下一个机会是3月5日……我们紧急呼吁每一个与我们有同样信念的人，协力实现社民党和共产党在此次选举活动中的联合……努力不因天性怠惰和心灵懦弱而陷入野蛮！” 海报上有十六个人的签名，包括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和作家亨利希·曼。一场学院风波由此产生，因为凯绥·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是艺术学院的人。

三天之后普鲁士临时文化部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把普鲁士艺术学院院长马克斯·冯·席林斯传唤到部里，要求他立即辞退或开除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要么就彻底解散学院或至少是文学系。2月15日晚上，席林斯召集除了亨利希·曼之外的所有学院成员参加一个特别会议。珂勒惠支在当天傍晚已经提出辞职，现在需对亨利希·曼在学院的去留做决定。作者说整个过程就像一部荒诞的五幕悲剧。在这过程中被叫到会场来的亨利希·曼马上被席林斯请到院长办公室里说几句话，结果亨利希·曼宣布辞职。在接下来的争议中，只有建筑师、城市规划委员马丁·瓦格纳当场宣布辞职、摔门而去。

在这次会议中，席林斯始终强调说自己只关心一个问题：是否可以为两名成员而牺牲整个学院。最后一幕是亨利希·曼解释自己辞职的理由：虽然规章中没有任何能把他踢出学院的合法理由，但他不想让对手把这事说成是学院内的一场夺位之争。第二天报纸就详细报道了整个事件，自由派报纸深表惋惜，民族主义的报纸则欢呼雀跃。“但所有文章都表明，希特勒上台16天后，纳粹党的政治家是多么肆无忌惮地践踏基本权利的。”（122-129页）2月20日，学院继续召开后续会议。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在会上认为鲁斯特无权通过最后通牒对学院和亨利希·曼施加压力，因为根据章程，学院是独立的，无需容忍任何政治规定或干预。假如顺从部长，也许保障了学院的生存，却丧失了它的尊严和独立性。戈特弗里德·贝恩则认为亨利希·曼的签名是在公然挑衅、攻击一个正当、合法的政府，必须要维护学院的利益和地位。在这里作者指出，德布林公开谴责纳粹对待学院的方式，最终是为了捍卫宪法和公民权利；而在贝恩看来共和国的宪法无足轻重。最后的结果是一致通过了一句感谢亨利希·曼的陈词滥调，还有两句本应表达自信、听起来却更像绝望妥协的尴尬套话（172页）。托马斯·曼听到哥哥辞职的消息之后，认为最好等待，如果纳粹强行解散学院，就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再次暴露他们的专断和跋扈。不论哪种情况，他们政治上都不好受（203页）。他还是太天真了。

作者在“后记”中说，“从艺术学院的命运可以看出，当时德国机构的抵抗多么微不足道。”（306页）实际上，在纳粹政治的意识形态高压和从思想上到组织上的“一体化”管控之下，普鲁士艺术学院的风波只是彻底颠覆魏玛共和国的自由文艺传统的第一声炸雷。

还有就是纳粹作家汉斯·约斯特的观点。约斯特曾经布道般在全国巡回演讲，他壮怀激烈地宣传纳粹党的思想：个人什么都不是，民族共同体就是一切；德国这个优秀民族必须义无反顾地捍卫其种族的纯洁性和文化同一性，抵制一切能使之虚弱的外部影响；所有形式的宽容、多元、妥协意愿都与国家的团结统一背道而驰，都不过是颓废的症状；纳粹德国的国家领袖不容任何批评，他以超人的、几乎是神的洞察力引领着民族的命运。个体必须跟随并服务于这个领袖。值得注意的是，他曾经指控托马斯·曼拥护民主和新德意志国家的观点，理由背叛了德意志的民族性。“然而，约斯特所谓的民族性恰恰不包括对理性、正义和人性的信仰，而是要毫无保留地献身于民族共同体和神话般的神秘思想”（74-75页）。2月24日晚上，柏林广播电台以广播剧的形式播放了汉斯·约斯特的戏剧《施拉格特》，剧中一句极其尚武的话引起轩然大波，并很快就成为纳粹语录中绕不过去的名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想拉开布朗宁手枪的保险栓！”该剧就此获得国家政治的最高恩赏。国内其他剧院争相上演，“约斯特也借此成为新时代的代表作家，他的飞黄腾达之路从此畅通无阻”（187页）。

艺术学院的里卡尔达·胡赫是著名的文学学者和历史学家，她在学院风波中坚持认为作家需要有一种与国家机构的成员身份不相容的、彻底的独立性。在观念上，胡赫对约斯特、席林斯等人的“德意志信念”的批判极为重要：“我认为，一个德国人有德意志情感，几乎天经地义；但对于什么是德意志、应该如何证明德意志的民族性，看法不一而足。现任政府所规定的民族信念，不是我的德意志性。我认为极权、胁迫、粗暴的手段，对异议者的污蔑，大言不惭的自我吹嘘，都是非德意志的、伤天害理的。” （284页）

维特施托克说在捍卫公民自由和人道尊严的问题上，里卡尔达·胡赫绝对义无反顾、毫不胆怯。可惜在学院内外几乎都没有能与她旗鼓相当的战友。“对她来说，内心流亡的孤独岁月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