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故事 | “国语”扫盲、“推普”热潮与沪语传承

20世纪50年代初，毛主席接见全国劳模上海姑娘黄宝妹，这本应该是无比幸福的时刻，但黄宝妹因为听不懂毛主席说的湖南话而感到有些遗憾。

那个年代，语言经常成为人们相互交流的一个障碍，为了使全国人民有一种可以通行的语言，1956年2月，国务院发出了在全国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当时，上海的普通话推广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到了80年代，普通话的推广活动再次在全国掀起了热潮。2000年以后，随着大量外来人口进入上海，普通话逐渐成为这座城市人们日常交流的主要语言。

只会说方言造成的尴尬

1955年寒冬的一天，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全国劳模黄宝妹忽然接到去上海总工会参加座谈会的通知，她匆匆赶到当时的中苏友好大厦才知道，自己即将接受毛主席的接见。

然而，黄宝妹很快发现，毛主席说的话她基本听不懂，而她说的毛主席更听不懂。

黄宝妹回忆那时的情景说：“他问我哪里人，我说浦东人，毛主席以为是普通人，他看看陈市长，陈市长说浦东就在黄浦江那边。他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我是纺织工人，他又看看陈市长，陈市长又向他介绍了，她是纺织工人。毛主席说纺织工人很好嘛，我们全国人民穿衣服都要靠你们了。我点点头。我一点也不会说普通话，说的都是上海话，我这个上海话还带点浦东话，更难懂一点。这样一来很尴尬，就怕讲话了。他问一句，我答一句。”

黄宝妹还回忆起接受宋庆龄接见时的情景，与接受毛主席接见时的尴尬不同，由于两人都是浦东人，都说不好普通话，因此交流都用上海话，既无障碍，又很亲热。1952年，国家副主席宋庆龄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在浦东长大的宋庆龄便是用一口吴侬软语向世界做了报告。

全国解放之后，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上海曾经开展过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1951年的新闻片段中，接受采访的大学生还能说普通话，而上海的工人、家庭妇女则只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于是能听会说上海话的电影演员孙道临在新闻采访中担任了出镜记者。

男学生：我们不会忘记，过去这些特务、走狗，是怎么在学校里横行霸道。（普通话）

工人甲：过去特务在麻袋里放洋钉。（上海话）

工人乙：特务不根除，等于养只老虎，自己害自己！（上海话）

家庭妇女：我要求政府严厉对待反革命分子，要报仇雪恨！（上海话）

老人：人民政府办得好。我们大家一条心。（上海话）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交际中，由于语言障碍造成的误会和隔阂常常发生。南京路是全国知名的商业街，接待着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顾客。邱静章曾在南京西路多家商店当过店员、经理，他记得很多因语言沟通障碍而产生的误会。比如外地顾客说的“蓝色”，往往实际上是指藏青色，而上海营业员对“蓝色”的理解则是天蓝色、品蓝色。又如上海话中把“硬”说成“昂”，“四”与“十”容易混淆，都在双方的对话与理解中造成了不少麻烦。1957年，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科教片《大家来说普通话》，列举了很多种因说上海话而产生的误会，其中有个细节就和邱静章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很类似。

工人甲：我们要买四吨水泥？

工人乙：十吨啊？

影片的旁白评论：“这两个人打电话，就因为‘十’和‘四’分不清，造成了工作上的损失。”

该片中还有一个场景，一位先进工作者在台上向大家报告他的工作经验，但他只会说上海话。他说：“我再三过滤，油里面还是有渣子。”而听报告的人因为听不懂上海话，把内容完全弄错了，把这句话听成了“我再三鼓励，有理想还是有……”。片中这个细节和黄宝妹的经历很相似，1953年，黄宝妹入选第一批全国劳模，经常被邀请去外地推广先进经验，语言不通也给她造成过大麻烦。有一次，北京国棉二厂请她去做报告，由于她只会说上海话，下面的北方工人纷纷举手表示听不懂，幸亏台下有个上海调去的职工主动上台为她做翻译才解了围。黄宝妹决定回来后一定好好学普通话，但这在当时困难不小，因为身边只有苏北人、宁波人、绍兴人，北方人很少。

“新上海人”的语言之困

1949年以前，上海就已经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70％以上的居民是移民或移民后代。那时靠着“近水楼台”的地理便利，江、浙两省移民占上海的外地籍市民的一大半，也有来自广东、安徽、湖北、山东等地区的移民。来自同一地域的移民往往语言相近，聚群而居比如，那时黄包车工人、三轮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女工多为苏北人，扬州人则在修脚刀、切菜刀、理发刀，所谓“三把刀”的从业人员中占了主流，而宁波人在上海主要是以做生意为主。来上海的各地移民，往往操原籍方言沟通较多，而不同群体间沟通少，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在交流中也容易产生隔阂。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20世纪50年代，很多人从全国各地来到上海，成为那个时代的“新上海人”。上海话成为摆在他们很多人面前的难关，因语言隔阂而产生的误会也时有发生。那些年上海的孩子们在学校里在课堂上都说普通话，不过回到家里，在弄堂里，孩子们玩耍的时候还是习惯性地说家乡话。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户籍制度是上海城市无形的围墙，一个外地人来上海探亲访友都要报临时户口，在上海生活需要有上海的粮票、油票、布票，当年的上海人说话也就显示出了排他性，把所有不说上海话的人们统统称为乡下人。

1955年，石西民从北京调到上海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负责上海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女儿石晓华随父亲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时只有14岁，刚到上海时，石晓华发现与他人交流很困难。上课时，老师说的她根本听不懂，因此老师的提问他也基本回答不上来。上海话中，“上课”的发音近似“赏苦”，也让石晓华十分困惑，在她的认识中，只有赏花赏月，哪有“赏苦”呢？

安徽姑娘陈明华随父亲来到上海农场，生活中也因方言的不同闹了不少笑话。后来成为上海农场总部小学语文教师、校长的陈明华回忆说：“我们的邻居是新婚夫妻，要去食堂打水，她看见我烧了煤球炉子，就说，小妹妹，侬过来。侬屋里厢有开水吗，我要讨点开水去汏头。我就回去和妈妈说了，阿姨要铅丝，还要大豆，于是我妈妈就帮我找来了，送去以后，她说勿是这个。我说是什么呢？她就来到我家，终于弄明白，原来她是要开水洗头。”

原籍山东的解放军干部徐桂珍参加过解放战争，她跟着部队转战南北，也因语言隔阂发生了不少有趣的事。对此她老人家至今还有记忆：来自南方的新四军干部动员支前，讲话中的“多做几双鞋子”被其误听成“多养两个孩子”，“胶东现在是八百万群众”被误听成“八百万穷种”。初到上海后，“侬”“阿拉”等称呼也一度让她颇为困惑。

上海话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别大和沟通难也成为经典相声的素材和包袱，最经典的莫过于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戏曲与方言》。在相声中，侯宝林讲述了一个初到上海的北方人进了理发店修面时遇到的笑话：

侯宝林：刮完脸了，把椅子推起来，我在前面坐着，他在后边儿站着，指着我脑袋他问我，侬汰一汰，好吗？

郭启儒：怎么要打你啊？

侯宝林：我想，解放以后不准打人了，刮刮脸还得打我呀。

郭启儒：你可以问问他嘛。

侯宝林：是啊，我很不高兴地问他了，我说你是就打我一个呀？还是来这儿的客人都打呀？

郭启儒：他说什么呢？

侯宝林：一样的，统统汰的。

郭启儒：都打啊。

因为上海话中把“洗”叫做“汏”，与“打”音近，因此才闹出了这个笑话。

20世纪50年代的“国语”扫盲

为了使全国人民有一种可以普遍通行的语言，国务院在1956年2月12日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提出要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这样就可以互相表达感情，增强团结，巩固和发展国家的统一。新中国从这时起，大力推广普通话，上海积极融入了全国推广普通话的大潮。

为了响应国务院号召，上海也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推广普通话的活动，那个时代普通话还被称为“国语”。一个个扫盲班像雨后春笋般在里弄里开办，家庭妇女们开始学习拼音字母，学习国语，各行各业都开展了推广国语的活动。

百货公司在服务质量上提出了八字方针：主动、热情、耐心、周到，不懂普通话自然就无法主动。南京路上商店的营业员们开始积极主动地自学普通话，他们向外地的顾客学，向电台里的播音员学，同事之间互相学。在种种举措中，最基础也是最有效的当数在中小学课堂里广泛推广普通话。

刚从北京来上海的石晓华发现，上海老师们开始向她请教普通话的发音。她回忆道：“我因为刚从北京来，他们认为我说话比较标准，我那时大概初三吧，老师就开始让我在课堂上念拼音字母，念给大家听。1956年以后，年纪大的老师也在学拼音，改正自己的发音，年纪轻的老师就尽量用普通话上课。”后来石晓华成为著名电影导演，当时她参加了所在的上海中学成立的朗诵组，星期天常组织晚会表演朗诵，这也是当时学校推广普通话的一种方式。

陈明华是一位一年级语文老师，她是厂办小学里第一个学会普通话的人。普通话一共有21个声母和39个韵母，学会了这些声母韵母就能学会所有普通话的发音。要让刚进小学时只会说上海话、更缺乏拼音基础的孩子们学会拼音和普通话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启蒙工作。

陈明华在小学一年级教了整整八年，由于上海孩子的翘舌音和平舌音分不清楚，在教学拼音字母阶段，一个月下来她的喉咙就全哑了。为了让孩子的普通话发音更加标准，他们开始动脑筋编成儿歌辅助拼音教学，比如说“一个门洞nnn，一根小棍lll”。当时由于中小学教师们的普通话水平也并不高，因此老师们自己学普通话也非常不易，也曾经闹出过一些笑话。

作为推广普通话的重要基层力量，陈明华曾经参加了虹口区教育系统的考察活动，亲眼目睹了一个意外。一位老教师在公开课的课堂上，由于普通话不标准，过于紧张，把“图片”说成了“肚皮”，他要求同学“把肚皮（图片）拿出来”，于是课堂上小朋友全都把肚皮露出来了，惹得下面那么多听课的教师们想笑又不敢笑。这件事成为当时上海推广普通话中的经典笑话，并流传至今。

这种级别的公开课对一位教师职业生涯影响很大，得分高的甚至能直接晋级，领导总结发言时，旁听老师们都捏了一把汗。陈明华回忆：“评课的最后，要虹口区教育系统的最高领导对这堂课下结论了，领导评价，这堂课说得还是很好的，这位老师做了充分的准备，整个结构很严密，前面的读音出了很大的问题，闹出了这么大的笑话。后来就说四十岁以上不要强求，五十岁以上不要苛求。四十岁以下，大多数是经过中师或者幼师的培训的，闹出这种笑话就不允许了。”

从1956年至1958年，中国语文文字进行了三大改革，即公布“简化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第二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正是在上海召开的，在普通话观摩表演中，一位现在听起来普通话也不算很标准的上海女青年获得了二等奖，说明那个年代上海说普通话的人还不多，由此更显示出学说普通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改革开放年代的“推普”热潮

全国推广普通话的浪潮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贯穿整个五六十年代，推广普通话的大潮让普通话渐渐成为上海绝大多数人都能听懂、大部分人都会说的语言。然而那时普通话的使用还没有形成主流意识，直到80年代初，上海大多数公共场合包括大多数上海市民在工作和生活中也主要说的是上海话。

陈宝雷是上海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在电视台的演播室里他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但在日常生活里，陈宝雷说的还是上海话。他回忆起那时上海普通市民对于说普通话的态度，认为说普通话的就是外地人，容易被别人歧视，或者是打官腔，似乎只有做官的人才能说普通话，因此一般市民没有几个人会在生活中说普通话。

进入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了，经济活跃了，人也流动了，人们渴望更为便捷有效地交往，推广普通话再次成为社会的强烈需要。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此后，学说普通话的各种活动在上海这座城市再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85年，上海电视台顺应普通话学习的热潮，开展了“我爱祖国语言美”普通话电视评比活动。这次活动影响之大，人们渴望学习普通话的热情之高，在报名环节就有了充分体现。早上排队报名的，直到中午还没轮到，报名现场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我爱祖国语言美”不单要求选手们朗诵各自准备好的节目，还增加了即兴发挥环节，这难住了大部分选手。可是，一个长相甜美的十几岁小姑娘却发挥出色，她就是印海蓉，当时她还在师范学院读书，如今已连续20余年担任“新闻报道”的主播，成为上海电视荧屏的代表人物。当时这个即兴发挥的口语比赛环节，时间只有短短30秒，印海蓉解说的是一段剪辑好的体操比赛片段，她出口成章，给评委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

现为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首席主持人的印海蓉回忆道：“刚好我这个人从小就很好动，对体育很感兴趣，所以平时业余爱好是喜欢看体育比赛，看比赛的时候就会留意那些解说员他们是怎么解说这些比赛的。运气也很好，抽到的这个题刚好是我的强项，体操运动员在比赛场上的纷飞，又高又飘的跟头，我给它总结了一句话，叫力与美的结合，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蹦出来这么一句话，我脑子里有意识的，就觉得很美。”

“上海闲话”的式微与传承努力

进入新世纪以来，上海由一座老的移民城市变为新的移民城市，普通话渐渐取代上海话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主流语言。上海出现了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很多上海人在很多场合、很多时间里都在说普通话，于是有人担忧了，不说上海话的上海还是上海吗？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员、上海史专家薛理勇分析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历史原因：在上海开埠前，整个上海加起来人口大概不超过50万人，而现在上海人口已经达到两千多万了，这两千多万人口并不是上海人自然生育形成的，大多是外来移民，外来移民数量超过本地居民，所以外来人口进来以后，对语言环境带来的变化是比较大的。很有意思的是，50多年前，全国劳模黄宝妹二十出头，只会说一口带着浦东口音的上海话，如今黄宝妹家四代同堂，重孙女却已经不再会说上海话了。

著名语言学者、上海话研究专家钱乃荣也切身体会到了这种现象。他说：“我的外孙女在进幼儿园之前，她录的像，在公园里面说的都是上海话，一进幼儿园以后，录像里都是普通话，因为幼儿园里没有机会讲上海话，所以上海话都忘记了，现在小学里面，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是讲普通话。凡是小学里面不能讲方言的，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语言的传承问题。”沪语作家、沪语小说《弄堂》作者胡宝谈也描述了这种现象：“现在马路上一些中老年人，一只手搀了小朋友，一只手在遛狗，他现在和小朋友说普通话，头背过去和狗倒是说上海话。”

进入新世纪，上海这座城市里说上海话的声音越来越轻，保护上海话的呼声越来越响。印海蓉认为，不管是上海话也好普通话也好，它都是我们语言艺术大家庭当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在推普的同时真的也要好好保护我们自己从小讲到大的上海话。近年来，上海话的传承和保护日渐为人们关注，保护上海话的活动也络绎不绝。广播电视上开办了一些沪语节目，有关上海话的网站陆续建立，专家学者们出版了规范用字的上海话字典，甚至开发了上海话输入法，公交车试点用上海话报站，上海话课程也走进了中小学课堂，一批为中小学生和新上海人学习上海话而编写的沪语教材、读本也陆续出版，沪语歌曲、童谣的整理也得到了人们高度的关注。

20世纪50—80年代中国推广普通话大事记

1955年1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在中学、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大力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1956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努力推广普通话》。

1957年7月，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科教片《大家来说普通话》。

1957年8月，教育部发出《关于继续推广普通话的通知》。

1958年3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教学拼音字母的通知》。

1958年7月，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在北京举行。

1959年8月，全国第二次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在上海举行。

1963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1963年上海市推广普通话工作纲要的联合通知》。

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1984年7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普通话培训工作的通知》。

摘选自上海音像资料馆编《上海故事——一座城市的温暖记忆》，原标题为《上海人讲普通话》，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