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与历史之间书写“人民”——论忽培元《郑板桥传》｜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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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八世纪开始出现的追求自然、遵循自然，打破牢笼的进步思想，在“扬州八怪”这类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们身上，表现得更为奔放，更为鲜明，更为彻底。这是思想变革的先声，也是中国文化走向近代进行自我革命的典型代表。忽培元《糊涂百年——郑板桥传》一书，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呈现。

作者忽培元近照

郑板桥是清代文学艺术家，是中国明清时代文化人的典范和代表。对于这样一位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学艺术家，无论是历史还是文学、艺术界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忽培元的《糊涂百年——郑板桥传》一书，从一个独特的层面，深入剖析、刻画郑板桥的内心思想与精神世界，通过他来反映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特质。文学研究与历史分析，构成了此书的重要特色。

文学与历史的交响乐

郑板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经历的独特性和成就的多方面，使得我们认识和把握这个人物的过程变得十分困难。从目前已有的二三十部郑板桥传记来看，大部分研究集中在三个领域，以诗文作品为主展现一个文学艺术家的文学路径，以历史文献为主考证其生活经历与时代变化的历史解释路径，以书法、绘画作品为主展现其艺术经历与特征的书画艺术路径。

但我们知道，对于一个成为一个时代标杆、甚至在精神上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某种符号的历史人物，我们更需要一种超越性的认识和理解，一种超越其具体经历和具体作品、深入到人物内心和精神世界的维度，如此才能达到真正领悟和体会其文化价值的境界。我们也非常明白，郑板桥这样的文化艺术符号，之所以在近三百多年来产生如此持久、生生不息的影响力，甚至对生活在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时代、被人工智能深度塑造的现代人的心灵产生冲击，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某部具体的诗歌、书法或者绘画所产生的影响，而在于其凝聚和蕴含的精神，一种追求独特与卓越，一种扎根平民生活，一种关切苍生百姓的中国式士大夫的精神。

郑板桥自画像

《糊涂百年——郑板桥传》正是以揭示人物的内心思想与精神世界为主要特色的作品。这部作品跨越文学与历史的界限，将历史人物传记资料和诗文书画作品交叉调用，以人物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延展性为主线，不拘泥于零散琐碎的历史档案的编年，也不胶着于个别文艺作品的特色和分析，而是以此为材料，以文学家擅长的人物心理刻画与内心分析为手段，以年谱、传记、碑刻档案为基础，甚至将诗文、书画作品都当作其精神世界的元素，合理应用文学想象与心理刻画，为我们展现了一部18世纪中国底层文人与士大夫的精神与思想发展史。我们知道，历史记述向来被视为“断烂朝报”，其琐碎、片段、残缺的特性导致了我们理解历史人物的困难。而纯文学的历史传记，又不足以展示人物的历史厚重性，很难嵌入历史与时代发展的脉络之中。文学的想象与历史的发掘结合起来，才能发挥这两门学科的优长，实现深入精神骨髓的理解历史人物的境界。这种融合文、史的作品，正是我们的文学和历史市场最为稀缺的产品。这也是阅读《糊涂百年——郑板桥传》的一个突出感受。

“三绝”辉映成心史：

艺术与思想的变奏曲

一部《糊涂百年——郑板桥传》，也是一部板桥诗、书、画的赏析史，更是切入板桥内心世界的思想史。由于作者本人既为文学家、诗人，又是一位有艺术功力的书画家，因此他在撰写板桥传记的时候，处处显示出一种与传主心同理同的境界，作者深入到每一首诗歌、书法、绘画作品中，解读每一件作品蕴含的意蕴与精神，以此为材料构建出板桥的一座精神大厦。

在许多场景的叙事中，能感觉到作家是对着一幅作品在解读，有时候是一幅画作，有时候是一首诗，有时候是一件书法。正是通过这些传世作品的精细解读与共情般的赏析，我们才由此进入了板桥的内心世界与思想境界。历史学的最高境界，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同情的了解”，对历史的共情，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知人论世，谈何容易。近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形成了记录与实录的史学传统。近百年的现代史学，塑造了一种用客观的证据考证、分析历史的现代科学史学。但我们缺乏一种人文的关照，由纷繁复杂的历史记录深入到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学术方法。文学恰恰具有这样的优长，它以独特共情与体验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深入到历史的深处，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心理画卷。《百年糊涂——郑板桥传》在众多的历史传记中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独特魅力，正在于此。比如作家特别引用板桥诗：“读书数万卷，胸中无适主。便如暴富儿，颇为用钱苦……不为古所累，气与意相辅”，非常生动地说明板桥诗书画何以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特立独行的风格，这种随手拈来的佳句，比千百字的论文更能说明问题。甚至，与板桥交往的“扬州八怪”的各类作品，也都被调用来作为探讨板桥内心奥秘的资源。书中写板桥读好友李鱓诗：“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泽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由此指出：“为生计而做官，为能做点儿有益社会的事情、为呵护黎民百姓而做官，这就是浊浪滔天中，多数清流们的政治理想与抱负。既简单实际，又淡泊高尚。”将古代士大夫的精神，通过这首诗的唱和评论，深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大量的此类分析、描述后，作家融入自己的理解，融入古今一体的诗歌精神的理解：

“诗词是什么？在反复地咀嚼自己诗词的时刻，他不止一次地扪心自问。它们就是生命的留痕，像露珠似彩虹，如足迹似留影，更像是一个生命留给大地的种子。诗人就像蜗牛，在痛苦与欢乐中，要把艰难行进的足迹留下来，把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存在与成长的轨迹留下来，也就是把时代与命运的苦乐留下来，把自己周遭的人群，包括所有人间的苦与乐、喜与悲、呻吟与呐喊统统原原本本地留下来。”

郑板桥全集书影

这种观照，只有深入到诗人内心的作家，只有经过经年累月创作积累的作家，才能有如此深切的体会。

书法，本来是一门技艺。但经过历史的累积与沉淀，成为一门凝聚文化价值的独特艺术。板桥书法自成一家，除了突破藩篱、开创新局的自我追求外，更有一种书、人合一，以书品拟人品的境界。传记敏锐地注意到板桥书题《破邪论》的思想价值，引用板桥题文“书法与人品相表里，（虞世南）所书《庙堂碑》及《破邪论序》，介而和，温而栗，峭劲不迫，风雅有度，即其人品，于此见矣。昔有评右军书云：‘位重才高，调清词雅，声华为泯，翰牍仍存’”，作者评论道：郑夑评价古人书品与人品，其实也正是他自己的人生追求。“士固有遇有不遇，虽终其身蓬室枢户可也，岂区区于仕进乎？”可见在仕途与艺术之间，他的态度在于能够相得益彰则已，否则宁愿取文艺而舍仕途也。通过大量的板桥书法作品的分析，揭示出其中蕴含的思想与道德价值，在这部传记中比比皆是，信手拈来。

总是站在“人民”一边

被称为“扬州八怪”的郑板桥，其实经历了传统社会读书人的标准成长模式：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有人认为在明清时代众多的艺术大师中，郑板桥并不算一个标准的艺术家，因为他曾经投入科举考试，并且入仕为官。但是，从这部传记中对板桥仕宦经历的精彩分析来看，这才代表了中国古代有理想、有抱负的士大夫最典型的追求与经历。

板桥中进士后虽然仕途并不顺利，但还是做了十年县令。这十年县令生涯真正地将一代诗人与艺术家的情怀和风骨体现了出来。唯其经历了官场这个大溷坑，而又始终恪尽职守、一心为民，并且能断然舍弃官场名利，毅然回归田间，再次依靠卖画为生，这种彻底的平民精神与平民追求，才体现文人风骨是士大夫精神的终极境界。如果没有这种仕宦经历，就无从谈起“衙斋卧听萧萧竹……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千古绝句，就无从谈起“难得糊涂”的千古浩叹。作者对板桥十年县令期间的宦迹与文艺创作，用了浓重的笔墨进行了厚重的分析与描述。作者对板桥在范县和潍县的为官经历，做了大量的文学想象与描绘，这种想象依据的是板桥诗书画中表现出来的信息，也有作者从板桥的思想出发代替传主发出的呐喊：

“长夜漫漫，衙宅寂寂，诗人义愤填膺，胸中诗情如潮，滔滔不绝，流淌笔端。痛哉，痛哉，天下百姓！清官清官，望眼欲穿！望眼欲穿呀！他暗暗告诫自己，郑夑呀郑夑，你可要用心做个清明之官呀！”

郑板桥《十笏茅斋竹石图》

作者设想郑板桥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文人学士，被迫参加官场的应酬是多么的痛苦：

“一切繁文缛节铺排是不可简化更改的。这是官场上的规矩，是几千年形成的习气。主考官要备酒尚钺，郑夑也不得不强颜欢笑地参加。饮宴中，大吏吟诗作赋，郑夑也加入唱和的行列。不过此时的诗人，不仅为灾民的处境担忧，为浓重的乡愁笼罩，更渴望着风调雨顺和故乡的涛声月色。当他面对这灯红酒绿的场面，萦绕在胸中的是饥民们悲愁的面容，一幕幕凄惨的景象，和一副副官僚们冷漠推诿的嘴脸。一副七品顶戴，那沉重的乌纱帽，似乎压得他抬不起头来。父母官的使命与责任，令他在酒宴中无法释然，只能在无止无尽的灾难与哀号中焦虑、挣扎。”

这种心情的直白，是其它传记作品难以做到的，文学家独特的体验与历史情境互相照应才将一个来源于人民、扎根于人民、回归于人民的郑板桥描绘得栩栩如生。即使到了京城，对高官厚禄、富家豪门毫无感觉，板桥依然做的是平民梦：“不烧铅汞不逃禅，不爱乌纱不要钱。但愿清秋长夏日，江湖常放米家船。”（《燕京杂诗》）

在最终的篇章里，作者特意将板桥自况的一段文字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板桥肚里曾打算过，使酒骂人，本来不是好事，欲图上进，除非戒酒闭口，前程浩荡，达亦何难。心所不甘者，为求官之故，有酒不饮，有口不言，自加桎梏，自抑性情，与墟墓中之陈死人何异乎？天生万物，各适其用，各遂其好。鸟，翼而飞；兽，足而走；人，口而言。有口不言，岂非等诸翼而不飞，足而不走，有负其用，于心安否？官小官大，身外之事耳。适我性情，不官亦可长寿；违性逆情，虽官而不永年。官而夭不如寿而乐，我宁取其前者。”在人民与特权集团面前，坚决站在人民的一边，坚决回归于人民，是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明清读书人与士大夫的终极选择。这种人民性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宝贵、最为珍视的东西。

“天生万物，各适其用，各遂其好。鸟，翼而飞；兽，足而走；人，口而言。有口不言，岂非等诸翼而不飞，足而不走，有负其用，于心安否？”这段话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十八世纪开始出现的追求自然、遵循自然，打破牢笼的进步思想，不仅在袁枚等所谓“性灵派”文人中体现出来，“扬州八怪”这类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们的思想主张，也大都与这样的思想相合，并且表现得更为奔放，更为鲜明，更为彻底。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内部产生的思想变革的先声，也是中国文化走向近代进行自我革命、为近代化转变做思想上的探索和准备的典型代表。通过忽培元《糊涂百年——郑板桥传》一书的思想脉络，我们也才真正理解了板桥精神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思想中的地位与价值。

文章编辑：何晶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历史资料

原标题：《在文学与历史之间书写“人民”——论忽培元《郑板桥传》｜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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