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的去留徘徊

杨树达标准照，摄于1952年

杨树达日记第四十六册原稿封一

看《杨树达日记（一九四八——一九五四）》，如书名所标明，实际上是杨树达（遇夫）先生一生所记五十一本日记中的两本，第46和第50，其余全本都收藏在中国社科院，还没整理出版出来（据说2024年6月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这两本是留在家属手上的复印本，由遇夫先生的后人、曾孙杨柳岸点校加注出版。应该说这本书还是很不错的：一是两本日记恰好覆盖1948-1949年、1952-1953年这段巨大变动的年代，日记主人公作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大知识分子，置身其中，多有记载，留下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二是日记整理者的身份、学识是担负这一工作的不二人选。

我们知道，日记整理注释难，不是一般的难，哪怕相隔只有几十年。因为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是随手记的，很多也是私人事务，人名众多，写法各异，缩语、略语、私房话，不是身边非常熟悉的人，往往无法理解。何况大多数涉及的人都是史书不载的人，时过境迁，无从考证。注者杨柳岸是遇夫先生的曾孙，他祖父杨德嘉是遇夫先生的“满崽”，长期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他的父亲杨逢彬是杨树达先生的孙子，在祖父去世后跟祖母生活很长时间，对遇夫先生生前的心态好恶、故交亲疏、人物臧否、生活习性都耳熟能详，这些传达到注者的很多，能帮助他在解读日记的时候如对故人。杨柳岸在学习专业的选择上也继承了曾祖父的衣钵，选择历史文化，使得隔辈交流理解成为可能。

我感兴趣的是52-53年这一段历史记载。因为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高校大裁撤、大合并，高校的教授们命运经受了一场洗礼。当时遇夫先生是湖南大学历史系教授，而湖大面临调整取消的命运，他自己在新时代的发展也处在何去何从的选择之中。虽然他跟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们如毛泽东、徐特立有特殊交情，跟其他将领高官也多有师生关系，承蒙省委重视，邀他担任了省文史馆的馆长，但他更在乎他在学术上的地位。

院系调整，老校长李达1952年去了武汉大学，湖大的文科教授们普遍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去武大，二是留下来，分到马上要成立的湖南师范学院，三是去更远的地方，对他来说就是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古史所。想来遇夫先生还是愿意去北京工作的，这不仅与他早年在北京较长时间的工作经历有关，更与他和最高层的关系有关。从日记看，他关系最好的两个教授、三天两头要见面的，是王啸苏和马宗霍，这两位无论学养还是脾性跟他都很对付。这两个大儒，都留在了湖南师范学院，成为后来师院中文系的发蔸之本（另一位学者骆鸿凯，也就是羊春秋、马积高的亲承导师，好像跟杨、马都不太相投）。

1953年7月13日得到消息，当时的湖大历史系几位教授，汪诒孙、姚薇元配武大，何丽生（竹淇）配中山，遇夫先生留在湖南。到这时他留下不动的消息得到了确证，心里肯定是五味杂陈的。他湖大的学生周学舜和高敏，院系调整去了武大，来看他的时候还“以余不往武大为恨事”。7月23日，负责师院筹备工作的涂西畴从武汉回来，“告以在汉口开会时，李鹤鸣（达）主余到武大，后决定从余意留师院云”。到9月底10月初，走的走了，送别“公饯”宴也参加了，来的也来了，面对这样的动荡，先生的心里会有所触动吧。

1953年10月28日，湖南师范学院成立，他也参加了成立大会，程潜代表官方参加活动，他还“陪谈一刻”，也参加了招待午饭。其实他心里并没有定，各种来人和消息仍然扰动他的心思。26日，他原来的学生，时武大中文系副教授刘绶松来，后又“劝余去武大”。29日，接“六儿书告，在京见峻侄，云京中人决定邀余入京工作，任研究指导，培养新进云云，惜不知其详也。”第二天他就写信给“峻侄”了解其详。武大和北京无疑象征着更好的研究条件、更高的学术地位，是有诱惑力的。

应该说，刚刚挂牌成立的湖南师范学院是拿出了十二分的诚意，院、系领导多方慰留。1953年9月11日，邀去至善村看新房子，解决生活困难。10月26日，遇夫“作信告师院，暂不授课”。考虑到遇夫先生年事已高（69岁），他湖大的老同事，现在已调入师院工作的孙秉莹、皮名举31日多半是奉旨来家，对“不授课”之事表示理解。遇夫先生在日记中对他们代表学校的表态有所记载：“先生不必以不授课而支薪介意，积学者贡献研究，同一有裨于文化，不应与寻常人一例；如研究上有何需要，学校当尽力支援；寒假后容可派一助教相助云云。余云甚感学校此种厚意，以后当努力从事研究，答此盛意；助教如有困难，甚望派一写手，买书事亦望校方相助云。”11月1日，师院副院长涂西畴也来家，再申善意：“言苏联教授不一定上课，请勿介意。遇老在此，足为多士楷模，其作用不必在上课。”遇老听来“其言甚大，余不能当也”。

虽然如此，北京那边又似乎并没有完全放弃促遇老入京，频繁有消息传来。11月2日记载：“《历史研究》事由毛主席发起，郭沫若提名。余名已被提出。”11月6日记载：“峻侄书言，中央恐学术传统中断，故邀请历史语言学者入京从事研究。事由郭沫若主持。据峻所知，见邀者除余外，尚有陈寅恪、顾颉刚云。为学术计，此事至可喜，不关个人也。”不管老先生如何表白不关个人，领袖对专业的重视和自己被首先提名，心里肯定是受用的。但此事过去一个多月，没有了消息。到1953年的年底，遇夫先生的侄女彭慧直接问郭沫若遇夫先生入京的事，日记中有记载：“郭复书言科院成立上古史研究所，郭自兼所长，当请余入所从事研究，不日即成事实云。自十月末有此说，后消息杳然，心疑其容有变化，得此事乃确定无疑矣。”这一回终于得到了准信，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自己去还是不去两说，那边要自己是确定无疑了。

杨树达与王啸苏从时务学堂同学开始，相识相知，是一生的好朋友，马宗霍也是他的密友，三个人此时都供职于岳麓山下，走动异乎寻常的频繁，日记中多有记载。但是关于他赴京之事，到底从命与否，他们的看法如何，在日记中却未有只字提及。倒是在1954年1月8日记载，自己的多年老友、任教于明德中学的陈毖涛“力主余入京。谓系报国之事，所见甚大”。此后一直到2月中旬过年，入京之事未再被提起。

正式的商调，发生在1954年2月24日，“涂西畴来，言京中有电来，邀余到科学院，询余意见”。紧接着“午王平默（王学膺，王啸苏之子，湖大农业经济系教授）来，见示公文，非电也”。这时候“余云，年老不能多受约束；书籍颇多，房须能容纳家口六人，一预备令娴女来京也”。见到正式“商调函”了，遇夫先生才提出了年纪大不能坐班，家里人口多，书籍杂物多，房屋少了不够住的担忧。其实，京中房屋吃紧的问题，早在十几天前“峻侄”就提起过，“科院觅屋不易，余或当以科院名义留湘工作，如此亦佳”。思来想去，科院挂个名头，不必搬家，也不必上班，在家里搞研究，确实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其实，遇夫进京之事反反复复，一时要去，一时无房，传话的声音各异，权威的直通信息皆无，本身就是非常蹊跷的。这还要从遇夫先生的学术地位、他跟领袖的特殊关系（他曾是毛的老师，跟毛多有通信甚至抱怨过在北京出书遇到的阻力）、以及他跟郭沫若的关系来找原因。遇夫先生的专长是古文字学，也就是所谓“小学”，用现在的话说叫“识字达人”，在这方面他有“神州第一人”之誉，而郭沫若虽然是一个作家、诗人，但在学术上立足的本钱，也是“认字”，从研究甲骨文开始，奇峰突起。

遇夫先生对郭沫若其人来说，读《杨树达日记》，可以看出：无一处肯定、无一丝好感、无一点相助！《日记》中提到郭的地方有30多处，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出他的错误，二是品评他的为人，三是沟通协商自己的出书并怄气。首先在辨误方面比比皆是：“郭说郑僭称王，说不足信”（49.12.31）；“‘和’即田和，而郭沫若以为陈乞，大误”（49.3.1）；“如此，郭沫若所题‘大’‘小’适得其反”（53.1.7）；“郭认识能力固远过陈梦家，而学问荒疏”（53.6.23）。关于出书的纠结，在于1952年他刚刚写就的《积微居甲文说》，送中国社会科学院请求审查出版，但不知何故，一年没有音信。老先生去信询问，那边找人再审，回话了，“编局书告，《甲文说》只选十篇，浑蛋，浑蛋！”（53.3.24），用湖南话说就是遇夫先生一个人在家发了“甲脾气”。《甲文说》他写了70篇，那边回话说只有10篇可用，岂不是把他在甲骨文以及古文字研究中的地位彻底否定了吗？这羞辱堪比当众打脸。

遇夫先生思来想去，觉得还是不兜圈子，直接找社科院的领导郭沫若要说法：“连日为《甲文说》事颇懊丧，以余胜意颇多，而浅薄者不能认识，不知以后应如何办也。夜中思此，决定再精简好直寄郭沫若，请其审查决定”（53.3.28）。尽管如此，3月31日他还是“草与毛公书”，估计也要一吐胸中的块垒吧，免不了又告了一个“御状”。到6月中旬，郭有信来，指明删去某篇某篇他认为有误的，理由是“大率孤文单证，且亦无关宏旨。汰之无损于意例，存之不易以征信。”（《积微居友朋书扎》110页）语气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遇夫先生虽然心里不服，但既然说了请他审定，也不能完全不从，只得违心地删去几篇，并没有完全照办。最后先生把被迫淘汰的十余篇编为一册《甲文馀说》，“郭沫若谓，当汰去出版。既由彼掌握，无法抗之，余当别印行之”（53.9.23）。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北京的去留绝不是一件容易抉择的事。遇夫先生正式下定决心，是在1954年的3月了。3月1日，“晚行，触火钵，以右肱着书案，幸未僵仆；神经震动，尚未觉也。”这一天，他在家里脚触到火盆，幸亏右手臂撑住书案，没摔到地上，但是受一惊吓，连续几日卧床不起。后医生来量血压，176/134，连写字都是由夫人张家祓代笔。至此，遇夫先生完全杜绝了赴京的念头，“京行决止”。

3月15日，“移居至善村”新屋，家安顿下来，心也安顿下来了。有师院的同事助教来帮忙搬家，连续几日有文史馆的同事和学院的同事来祝贺和“留午饭”，想必已进70的遇夫先生已经完全接受了留在湖南、终老湖南师范学院的命运！

真正让遇夫老心里完全想通、为自己回绝赴京之邀而庆幸的，我觉得是他得知另外一个受邀的广州好友陈寅恪的决定。3月28日，他收到已去武大的教授姚薇元的信，说到了陈寅恪的类似情况：“云寅恪以多病，辞不北行，举陈垣自代；且谓寅老不满意于科院，……至此老成凋谢之际，乃临时抱佛脚，已有接气不上之象云云。”

陈寅恪先生不久又给杨树达先生来一信，信中“以畏人畏寒，故不北行”。两位老学人的出发点和抉择，何其相似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