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黎锦扬:美国华人英文写作开拓者,好莱坞的打油郎

明凤英

2018-11-24 09:3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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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1月8日,著名美籍华裔作家黎锦扬在美国洛杉矶去世,享年103岁。湖湘望族“黎氏八骏”的时代至此落幕。
黎锦扬1915年出生于湖南湘潭。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5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修比较文学,1947年取得耶鲁大学戏剧硕士学位。第一部英文小说《花鼓歌》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且被改编为百老汇音乐剧及电影。他是二战后最早以中国人题材撰写英语小说的华人作家,继1930年代林语堂先生之后,登上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二人。
本文为旅美学者明凤英在黎锦扬生前对其所做访谈,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每次去好莱坞,好像都有雨 。第一次去,是秋天,是微微秋雨。第二次去,雨很大,英文说:雨下得狗啊猫啊的(It’s raining dogs and cats)。第三次去,已经入冬。小雨点从很高的地方飘下来, 车顶那薄薄的灰显出清楚的纹路。第四次去好莱坞,天上压着乌云。
去好莱坞,是去找黎锦扬老先生聊天。他今年已经一百岁了,还是实岁,不是中国岁。前三次去看他,他还九十九。之后再去,他就一百了。他笑眯眯的,神秘兮兮的:“我现在是西洋人。”“什么西洋人?”
他转身指指窗户外边,“夕阳人,夕阳嘛。呵呵。”一会儿,他又自顾“呵呵”笑起来,嘴巴弯成一条小船。
黎锦扬老先生要戴助听器,才能聊天。不戴助听器,也能侃侃而谈, 爱说什么说什么,让我听个够。老人妙语如珠,一直说到名叫Cookie的看护过来说,“午饭时间到了。”他拨浪鼓般摇起头来,“我不饿。”
看护摇着手指头,说,“不可以。我不能让你不吃饭的。”老人想想,说,他要把饭分一半给我。我是自带三明治去的,因为怕他们吵起来,没等开口, 就自动拨了一些他的色拉到自己盘里。午餐一样不少,还有甜点和咖啡。
Cookie 是个非裔胖管家。所谓管家,是真“管”:“以后你不能再吃 了。”老人无辜地说,“为什么?”胖管家说,“外卖里有味精,吃了晚上做噩梦。”老人说,“我没有。”胖管家说, “有。”老人说,“没有。”胖管家说,“有。”老人放弃了,转过头来用中文说,“不要信她的。”胖管家好像听得懂,说,“我听到了,你做噩梦,说梦话。”老人说,“你怎么知道?说不定我作风流梦呢?”胖管家呵呵笑起来,“别跟我说我在你梦里。我不要。”
临走,老人说,“给夕阳人送上一拥?”
我想起来,告诉他,“我的房东太太,玛丽宝儿读过你的书,叫我代她熊抱你一个。”老人眼睛一亮,问道,“你的房东太太几岁啊?”
“九十。”他说,“喔。好年轻啊。”
从好莱坞回来,路上又猫啊狗啊的下起雨来。偌大的城市,车群在蒙蒙雨色里,慢慢移动,一点声音也没有。回到家,车子整个的一个干净。
一生下来,就是“八老爷”
我的奶妈人很懒,每次家里人差遣她做事,她就抱着我找借口,说,“我要喂八老爷吃奶。”听起来不太雅,但大家都哈哈一笑。
明:
您是湖南湘潭人,在北京念中学,西南联大毕业,到美国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留学。后来以《花鼓歌》在好莱坞成为早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是继林语堂先生之后的第二人。可以请您从您的家族故事说起吗?
黎:我的老家在湖南湘潭县,中路铺镇。这是南岳衡山的支脉晓霞山下面,一个不到10户人家居住的小村落。我父亲算是一个乡绅,英文叫gentry farmer。家里的田地都有佃农耕作,平常不大管事,平常就是读读诗,写写字。我爷爷跟我父亲两代单传,都是独子,到了我这一代,男丁旺盛,我父母总共生了八个男孩。另外还有姐妹四人。我父亲心地善良,母亲做事有魄力,这对我们把兄弟都有影响。
我家兄弟八人,我年纪最小,是我家八兄弟里的老幺。我大哥年纪比我大很多,他几个最大的孩子比我的年纪还大。
我一生下来,就是个“老爷”。 那时,我大哥已经成家了,家里人称我大哥“老爷”,称他的孩子“少爷”。我父亲是“太爷”,我爷爷那辈就是“祖太爷”。我跟我大哥同辈,排行老八,所以一生下来,就是“八老爷”。
我家孩子多,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奶妈。我的奶妈人很懒,每次家里人差遣她做事,她就抱着我找借口,说,“我要喂八老爷吃奶。”听起来不太雅,但大家都哈哈一笑。
我们八兄弟后来各有各的天地,都做了一些事情。 这多亏了我大哥黎锦熙。大哥1917年到北京任职,事业稳定以后,把我们兄弟一个个带到北京。他认为一辈子待在湖南乡下不会有出息,当一辈子的土包子,一定要走出去。我大哥是文字学家和语言学家。在北京时,跟钱玄同、赵元任一起推行白话文,和国语运动, 那时候叫“言文一致”“国语统一”。 后来又参加罗马字研究,编定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和简化字。他当过好几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
我二哥黎锦晖是杰出的音乐家,开展了流行歌曲的新格局,组织过“明月歌舞团”,推动儿童歌舞剧。
三哥黎锦曜是采矿专家;四哥黎锦纾是教育家和出版家;五哥黎锦炯是铁路和桥梁专家;六哥黎锦明是作家;七哥黎锦光是作曲家,很多中国流行歌曲,包括《夜来香》等都是他写的。
我家的女孩比较吃亏,她们跟母亲学得一笔好字,但没像男孩那样受到栽培。
明:您是老幺,在家是否特别受宠?
黎:确实受到大哥很多的照顾。我从小就很好奇,喜欢时髦的东西。到北京上中学,大家都不喜欢中式衣服,喜欢西装,打扮得洋气一点。看见人家衬衫上有英文字,不懂意思,但觉得很新奇有意思。我也喜欢吉他、打字机这些时髦东西。
我也喜欢跟佣人一起吃饭,他们吃的是粗粮,花样很多,说说笑笑很有意思。跟父母长辈同桌吃饭比较拘束,饭桌上是大米白面,越吃越瘦,身体也不怎么好。
我在北京时间比较长,在湖南的时间反而短。念书时是来来去去的。我大哥把我带到北京,小学上红庙小学。到要上中学的时候,我大哥问我,你想上哪个中学呢?那时,北京汇文中学最有名,是长老会教会学校Presbyterian school,我说我想上汇文中学。我大哥就把我送去了。
在汇文中学,有两件好玩的事情。第一是学摩登,第二是被开除。怎么摩登呢?汇文中学什么样背景的学生都有,还有不少留学生。我去到那里一看,哎呀他们好摩登啊,戴太阳眼镜,弹吉他,会说英文,会打字,衣服上还有英文字。我觉得他们很帅。 他们的英文不完全是英文,英文字里夹了中文字。听起来很新鲜,我也觉得蛮好。
怎么被开除了呢? 这是因为我交了一个好朋友,也是湖南人,我们常一起出去玩。有一天,两人玩得很晚,校门关门了,这好朋友是资本家的儿子,不太守规矩,就翻墙进去,自己去开大门。但大门上锁了,打不开,他就到后门去找看门的人拿钥匙,说,“喂,我还有朋友在外面,放他进来。”看门的人不答应,他就自己跳过柜台去拿钥匙。第二天,我们俩就被开除了。
开除之后,我不能上学了,很怕大哥要骂我,但幸好我这大哥是不怎么骂人的。只问我,“那你想怎么办呢?”我说,“不知道怎么办啊。”于是,他透过关系,在别的学校留级一年,之后又念了一年书。那年,我没有参加会考,到山东大学去念书了。
中学的另一件印象比较深的事情是:不敢跟女生说话,很害羞。这害羞的感觉困扰我一辈子。我们汇文中学是男校,没有女生,但后来也有女生来寄读。比如校长的女儿就来寄读过。我心里总在想,要有个女朋友多好。但我胆子不大,总是不敢对女生表示。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坐大圆桌,同桌有个美女,我喜欢她。可是越是喜欢,就越不敢跟她说话,真是奇怪的事情。
“黎氏八骏”
从山东大学到土司衙门
我看了你的书,知道你当时喜欢我,其实当时我也知道你喜欢我。但隔了这么多年,我要问你:你当时怎么不表示啊。可惜,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明:
您先进山东大学,后来随学校撤退到昆明西南联大?
黎:山东大学在青岛。山东有个省主席,以前做过土匪,是个老粗。有一个笑话不知是真是假,说:有一次,有人给这老粗省长提建议,说咱们大家走路,应该靠左边走。省主席听了,觉得有问题,说,“大家都走左边,那右边不就没有人走了。不行。”老粗作省主席,在中国还蛮多的。
我到山东大学后不多久,日本人就发动进攻了。之前,还比较没什么。那时开始有了军训课。这老粗省主席说,年轻学生的生活要苦一点,受军训锻炼起来,将来好打日本人。
怎么锻炼呢?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白米饭里掺沙子。这样,可以把年轻学生的胃弄强壮起来。我们天天吃沙子饭, 把胃搞坏了,都得了胃病。省主席也很同情我们,下令:凡是有胃病的人可以免上学, 到济南一个有名的寺庙去休养。我就不上课,到山上去休养了 。一住就是一两个月,每天跟和尚聊天 。
到山上去养病,虽然不用上课,但也有损失。最大的损失是把我的女朋友搞丢了。让人抢走了。那个抢我女朋友的人不但长得好,而且有钱,所以我的女朋友被他抢走也是应该的。无所谓了。但是,没想到后来他也到了美国留学,居然也去了耶鲁大学,我们就做了好朋友。
这不是我心宽,是不得不宽。他一切都比我好啊。人长得帅,家里有钱,一到美国就开始做人寿保险的生意。那时候,中国人还不大懂保险,但他做得很好,很成功。 后来,我原来那个女朋友也从中国来了美国,他们结了婚,住在一栋大房子里。他们不只有一栋房子,好几处房子,佛罗里达,纽约,都有。人家是一个大亨。
后来我们一直常有来往。
明:随学校撤退到云南,从西南联大毕业以后呢?
黎:西南联大毕业以后,我一时找不到事做,在昆明晃荡。
有一天,在学校看见一个广告,说云南边疆地区有一个地方,叫芒市,那里的土司衙门要征一个英文秘书。我就去应征了。
学校一位管事的太太提醒我,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那是夷人的地方,打摆子的,我们汉人没有抵抗力,到那里去是活不了的。那时候我很年轻,胆子大,心想怎么会活不了呢? 我约略知道,疟疾是蚊子传染的,我想只要不让蚊子叮,就不会有问题。反正没工作嘛,去了再说。
到了芒市,土司派汽车来接我,一路开到土司衙门住处。我下车一看,他家有两边,一边是旧式的土楼,一边是新式的现代洋楼 ,完全不同的风格。 我问他为什么要个英文秘书呢? 他说,他每年大概会收到三、四封英文信,我正纳闷,怎么三、四封就要请个英文秘书呢?正想着,听到楼梯蹬蹬蹬,我回头一看,看见楼梯上下来了一双当时最新式的,最时髦的高跟鞋。土司给我介绍:这是我的太太。我才知道,原来土司有姨太太。旧式房子里住的是旧太太,新式的房子里住的是新太太。 新姨太太很漂亮,是英国跟缅甸的混血。土司告诉我,你的任务就是跟她说英文,打鸡毛球。土司的混血姨太太很漂亮,人也很好。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做得很愉快。
土司和混血姨太太结婚,大概是媒妁之言。姨太太有个表妹,也是缅英混血,也很漂亮,常常跟我们一起去玩。我心里喜欢她,但还是害羞,一见美女就话也说不出来。
后来我到了美国,出了书,结了婚。很久以后有一天,突然接到一封信,打开来一看,是土司的混血姨太太的表妹写来的。她说,她定居在澳洲,在街上偶然买到一本书,就是我写土司衙门的那本书。她的信写到出版社,再由出版社转给我。信上说,我看了你的书,知道你当时喜欢我,其实当时我也知道你喜欢我。但隔了这么多年,我要问你:你当时怎么不表示啊。可惜,现在一切都太晚了,现在你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是五个孩子的母亲,too late了。她还说,那时候要是我表示了,可能现在就住在澳洲了,不会到美国来了,生活会整个不同。所以人生很多都是命运啊。
芒市这地方,在中国跟缅甸交界。风土民情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女人结了婚,就把头发梳高在头上,男人看见就知道了是结了婚的,不要过去打扰。未婚的女人就结小辫子盘成一圈在头上,肚子前面穿一条绣花小围裙,蛮可爱。
我这个秘书的任务,除了每天陪姨太太打鸡毛球以外,还要加强她的中国文化,让她熟悉中国的事情。另外,土司也希望我能帮他们挣点钱,比如办学校,开办事业性的生意等等。
明:听说那里的烟草买卖很盛,很赚钱。
黎:土司自己不种烟草,不过每年要买进一些大烟,进贡给云南的省主席。那省主席叫龙云,以前也当过土匪的,很出名。 他是抽大烟的,后来做了省长,他儿子也抽大烟,得买大烟来孝敬他们。
后来,我帮土司想了一个主意,就是种桐树,生产桐油。我知道桐油很卖钱,桐树油可以做油漆。桐树要种在山上,要年轻的“山头人”来种。当时,那里住着三种人:汉人,夷人,和山头人。汉人住在比较好的地方,夷人住在普通的平地, 山头人住在山头上。
不过,这个土司不是当地的夷人,是汉人。 他的祖先在几百年前明清时代,是犯了罪的朝廷官员,被割去了手脚,送到不毛之地,让他们自生自灭。没想到,汉人到底还是比较厉害,尤其是以前做过官,懂得一些做官的办法,慢慢就成了这里的头头,当上了地方官。本地人也很高兴,大概有人管,总比没人管好吧。
不过最后,我还是没帮上什么忙。一来是山头人不会种桐树,二来是大概这里本来就不适合种桐树。种啊种,桐树都死光了。土司赔了本,只好另外想办法。
后来日本人从缅甸那边打过来了,走后门要轰炸中国。土司跟我说,你是汉人,还是赶快走吧。我们虽然是汉人后代,但已经跟本地人通婚,自称夷人了,日本人不会对我们怎么样。
那时,我大哥已经从北京撤退到重庆,我于是赶紧打点,逃到了重庆去。 土司很照顾我,用汽车把我送到半路,还送给我一些现洋,袁大头,西装,打字机,钢笔,吉他,这些很洋气时髦的东西。
到重庆去,一路上真是很危险。日本飞机一路轰炸,半夜摸黑躲警报,脚下有时硬,有时软,硬的是土,软的就是死人尸体,踩下去是有感觉的。我这一生经过很多危险,大难不死,真是幸运。到了重庆,我大哥问我,都带了些什么东西啊。我说,都是些时髦东西。我大哥一看,说,这些都是黑市最需要的东西,送到黑市去卖了吧。
我大哥那时有洋车,让我跟着洋车,把东西拿到黑市去卖。我们卖了东西回来,拉了满满一车钞票,破破烂烂的,那时因为是抗战时期,美国对中国有特别的优惠汇率,美金兑换中国钞票, 好像是20块中国钱,兑换一块钱美金。我是走路跟在车子后面回来的。我大哥一看,满车的钞票,说:够了。够什么呢?够把我送到美国去念书了。
我一生经历过很多危险。以前乡下很乱, 小时候我家住在乡下,老百姓过日子都提心吊胆,总怕土匪强盗。从昆明到芒市土司衙门去工作,是搭军药运送车。车在半路上翻了,我跟军火弹药一起滚落山坡。以前的环境是这样的。
到了美国以后,觉得放松一些。美国乡下没有成群的土匪强盗,也没有军阀。要说美国也有危险,什么危险?就是钱和女人。要是没什么钱,也不跟女人乱来,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当时美国跟中国结盟,对中国难民有特殊安排。申请绿卡、学校入学许可,手续并不难。我申请进了哥伦比亚念比较文学,但我的英文不够好,在哥伦比亚上课都听不懂,上课就打瞌睡。 我有一个亲戚,就是我侄女的丈夫,当时是中国制片厂的厂长,他正好从国内到美国考察,顺便去看看我。我告诉他上课听不懂,他说,你不如去学写作吧,以后也可以替我们制片厂写写剧本。我想,这很好啊。
美国最好的戏剧写作课程在耶鲁大学,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就是这里毕业的。但耶鲁大学的学费很贵,我根本上不起。 我大哥的好朋友赵元任那时在《China News》作主任,他帮我申请到一个奖学金,还管发零用钱,每个月有两百块。真是很够用了。
我就专心在耶鲁学写剧本了。但还是个语言问题,我的英文写作太差了,觉得很挫折,想转学。那时戏剧写作系的系主任,叫Richard Eaten,我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说了一句话,把我救了。他说,“你来这里,不是学英文的,是学写剧本的。” 我一听,这句话有道理啊。我就定下心来专心写作,没有追求女朋友,每天专心写。果然他说的是对的,英文好坏是另外一回事,技巧才重要。
我把芒市的故事写了出来,结果在耶鲁大学演出了。当时,耶鲁剧本写作班很有名气,凡是这里的学生作品演出,纽约附近的经纪人都会来看。我的剧本演出那天,有个纽约的经纪人来了,是一位太太,看完戏,递给我一张名片,叫我暑假去纽约找她。这张名片真叫我紧张得厉害,想想自己还没有毕业,居然就有纽约经纪人要见我。我太紧张了,等不及暑假了,那个周末一到,我马上就到纽约去了。
找到这个经纪人的纽约办公室,刚坐下,她就给我泼冷水。她说,中国的故事在美国没有舞台,美国人不喜欢, 挣不到钱,不会有人用的。她说的是对的,中国的故事从来没有在美国舞台上演出过。她建议我,可以写小说。 她说,你写了小说,我愿意替你去卖。
十年寒窗写成的《花鼓歌》
一个是音乐剧公司邀约,出价三千加版税。还有一家好莱坞电影独立制片公司,出五万块买断电影版权。我当然要五万块的。第二天早上,电话来了,我的经纪人说,恭喜你挑了三千的那个,是对的。我说,我没有挑啊。她说,你昨晚告诉我的,现在已经成了定局,要反悔也太迟了。
明:您1947年从耶鲁毕业,《花鼓歌》这本小说是1957年出版的。中间有整整十年的时间。
黎:是的。《花鼓歌》这本书写得也不那么容易,可以说是十年寒窗。
我听了这位女经纪人的话,挣扎了十年,练习写小说。但我一从耶鲁毕业,留学签证就到期了,应该回中国。有一个认识的人跟我说,不需要自己买机票回国,就赖在旧金山,等移民局来抓,把我递解出境,这样回国就不用花机票钱了。幸好不久,我的一篇短短三页的英文文章Forbidden Dollars《禁币》,得了Writer’s Digest《作家文摘》头奖,不但赚到一千五百块美金,还可以因此申请永久居留美国。当时牛肉面一碗2毛5分钱,1500美元养活我一年了。我就搬到了旧金山,决定留在美国摇笔杆过活。
我先后在旧金山的两个报馆做过事情。这些工作很容易,只要会中英文就可以了。当时有个报纸叫《世界日报》,跟后来台湾人办的《世界日报》同名,创办人是夏威夷来的, 风格比较新式西化。这个报纸有个英文版,我的工作就是把一些杂事和八卦都用英文写出来。 后来我换到《中国日报》,是个比较旧式的报馆,但他们的饭很好吃。到了吃饭时间会摇铃,我们这些摇笔杆的就把笔放下来,去吃饭。 每张饭桌十二个座位,常常有人带朋友来吃饭,饭桌上坐十四五个人是常态。我也带过朋友,但我的朋友去了一次就不去了,说太挤。
在那里工作,不但每天三餐有饭吃,退休了,还有地方给你住,可以住一辈子,死了,也会有人安葬你。有个老人,把几十年的薪水都放在床底下,不存银行。他们都是广东人,说广东话我也听不懂。那里就我一个湖南人。薪水三十块一个月。这些经历,我都写在了《花鼓歌》里。
报馆都是晚上上班,白天我就在旧金山老中国城附近找灵感。中国城有个花园,我天天躺在那个花园的草坪上,编故事。那时,我住在Kearny街 ,附近以前叫“小马尼拉”,在山坡比较低的地方,住的都是没钱的人。 现在这条街还在,都变成高楼大厦了。旧金山是山坡地形,没钱的人住在坡下,有钱人住坡上头。坡上头叫Nob Hills,Nob正好是英文字snobbish的简称,就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意思。我们都说,Nob Hills是高贵的地方, 只有高贵的人才能住的“高贵地方”。
那个Kearny街上,有个菲律宾的夜总会,我在那个夜总会楼上租了一个便宜的房间。那里白天很清静,睡觉、写文章都没问题,但到了晚上就很吵。后来我的《花鼓歌》卖出去赚了一点钱,就搬到“高贵的”Nob Hills去做高贵人了。
明:您一直跟那位纽约的女经纪人合作?
黎:是的。这个女经纪人一个劲地鼓励我写。这十年里,我写了一些没有用的、不好的,十年之后,才写了《花鼓歌》。 她说,好,这个不错,我替你去卖。但她告诉我,你的作品不知被多少出版社退过稿,只剩下最后一个出版社了。是一个所谓的high brow精英出版社,叫Farrar Straus。他们主要出学术著作,但也出版小说。这经纪人跟我说,这次送出去再没人要,我就没办法了。但没想到这个出版社居然要了,而且还出版成为畅销书。
当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审书稿的人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在病床上看完我的稿子,写下两个字:Read this,就去世了。我一直很感谢他。这个出版社有三个老板,其中一个老板说,这本书未必会卖得好。但这个作者的第二本书可能会好,所以签合同的时候,要求第二本书一起签。因为他们下了一点本钱做宣传,希望在第二本书上把本钱捞回来。后来,我写了第二本书也卖给了他们。合同上都写好了。
这回终于卖出去了,我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寒窗写作,挣扎了很多年,也算得来不易。这其中,我一筹莫展,想过做生意,想去打工,也想给人端盘子,可是又想想,堂堂一个耶鲁毕业生去给人打杂。我这人好面子, 不愿意,就拼命写作。这个经纪人是我的贵人,没有她,我也不会有今天。
明:《花鼓歌》出版以后,您的生活就完全不同了?
黎:是的。那段时间出过一些好玩的事情。我搬到有钱人住的Nob Hills去住,Nob Hills在很陡的山坡上。有一天,我下坡的时候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把骨头折了。我的邻居是医生,给我治骨折,我现在还有一张断脚的照片。
还认识了一位香港太太,有一天说要带个朋友来见我。我说,可以啊。她就带了一个长得很斯文的先生来聊天,问我对香港电影有什么感想。我说很不喜欢,导演不自然,演员不自然,对白也不自然,把香港电影大骂了一顿。后来,那位香港太太才打电话给我,说,你知道刚才那位先生是谁吗?那就是香港的电影大王邵逸夫先生啊。我很懊悔,自己把机会给搞砸了。
朋友越来越多,可是我还是没法找到女朋友。那是我比较烦恼的事情。我想毛病主要还是出在自己害羞这点上,这毛病,我从中学时候就有。大概也算老式中国社会传统的一部分吧。因为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年轻男女没有约会的机会。等花轿到了门口,掀开红头巾,再不投缘的老婆也要一起过一辈子,没办法的。或许是社会的需要,这样,丑女孩才嫁得出去,丑一点的男孩也才娶得到老婆。 这些都是很好的写小说的材料。后来我把这些男孩的害羞心理社会传统也都写进我的小说里了。
明:可以请您介绍一下《花鼓歌》吗?这本书1957年出版,立刻成为畅销书,1958年改编为歌剧,在百老汇上演六百多场。1977年又被环球电影公司拍成电影,得过五项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黎: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会这样。
《花鼓歌》讲的是华人移民的代沟和文化隔阂问题。当时旧金山报上的新闻不是谋杀就是离婚,我想来想去,华埠中国人的家庭冲突多半跟代沟和文化差异有关系。这个故事里,有一对父女,姓李,想在旧金山开餐馆,因缘际会认识了另外一家人,姓王。王家父亲很守旧,大儿子叫王大,专攻西医,父子之间有新旧思想的冲突,也有东西文化的差异。王大爱上李梅,历经波折,最后决定勇敢追求她。
这本书卖得好,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纽约时报》的好评。有位评论家把我的书评得非常好,他一说好,《花鼓歌》立刻就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电话邀约什么的都来了,从此不用自己去找门路了。
我的经纪人说,各种各样的邀约来了很多,我替你挑了两个比较好的,你决定一下。一个是音乐剧公司邀约,出价三千加版税,想改成音乐剧。还有一个,是一家好莱坞电影独立制片公司,出五万块买断电影版权。我当然要五万块的。人穷的时候,一定会要五万啊。那时,我住在旧金山一个电影院的楼上。得到这两个邀约,当晚,我就自我庆祝一番,出去买了几瓶酒。第二天早上,电话来了,我的经纪人说,恭喜恭喜。我说,恭喜什么?她说,恭喜你挑了三千的那个,是对的。我说,我没有挑啊。她说,你昨晚告诉我的,现在已经成了定局,要反悔也太迟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选对了。因为如果卖给好莱坞那个独立制片,整个版权就卖掉了,这本书以后就跟我无关了。我选的舞台剧合同,是三个百老汇最出名的人Richard Rodgers、Oscar Hammerstein ,还有Joseph Field联手制作。公司名字叫Rodgers & Hammerstein。他们三个人联手改编了我的书,Rogers写音乐,Hammerstein写歌词,Joseph Field是百老汇的导演,也是作家,负责改我们故事 。三个好手联合把这个舞台剧改编之后,制作推出。
Rodgers & Hammerstein的作品一向卖座,到处巡回演出,伦敦,纽约,各大城市各地,都是票房保证的hit,几乎没有一个例外。他们最有名的电影是Sound of Music《音乐之声》,还有Okalahoma《俄克拉荷马》, 还有King and I《国王与我》等等,每个都挣大钱。当时,美国似乎流行异国风情,比方《国王与我》以泰国和南洋为场景。《花鼓歌》则以1960年代的旧金山为场景。跟他们其他的大戏比起来,《花鼓歌》还算是小意思,属于是挣小钱的。
我写《花鼓歌》,尽管十年寒窗,但大部分还是运气。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是很少有的。 靠这本书的收入,我几乎可以过一辈子。真是幸运。
明:《花鼓歌》电影版推出后,您成了好莱坞的名人。
黎:不只改变了我的生活,连《花鼓歌》电影的女主角关南施Nancy Kwan到餐厅去吃饭,老板都为她安排最好的位子,免费招待大餐。关南施本名叫关家倩,生在香港,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她也是《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的女主角。
《花鼓歌》出版后不久,我就结婚了,太太是美国人。我们一直住在Woodland Hills,接下来整整七年,我没有做事,靠《花鼓歌》的收入吃饭。
我的美国社交活动还是结婚以后才打开的。我从旧金山搬到洛杉矶,一开始也是为了要追求我老婆。当时我认识一位中国摄影师,叫James Wong Howe,中文名字是黄宗霑。得过三个金像奖。他的太太是美国人,他俩组织了一个写作俱乐部(Writer’s Club),请我参加。每次来要带一篇作品来朗读,让大家一起批评给意见。
俱乐部的主持人是Ray Bradbury,是个科幻恐怖小说作家,写过Fahrenheit 451《华氏 451度》。 我答应了,带着一篇小说去参加。但我的英文发音不地道,希望有人帮我朗读,我问,在座有哪位愿意帮忙吗? 有位漂亮的美国小姐举手,说愿意为我朗读。这位小姐念得很好,把我的故事念得有声有色,为我增色不少。后来,她就成了我的太太。
“我的中文世界跟英文世界分得很开”
有人告诉我,你去学跳舞吧,这样你如果倒下去,就会倒在一个漂亮小姐的怀抱里,比倒在地下垃圾桶邮箱旁边好。本来我是不喜欢跳舞的,但是为了健康,也就开始跳了。
明:后来,您也在洛杉矶华人圈里找写作的题材。
黎:是。我开始住在“小台北”,就是因为想到华人圈里找小说材料。有一段时间,我常从洛杉矶西边好莱坞一带,开车到东边的“小台北”去,在麦当劳坐下待一天。我开车技术不太好,那段时间出了很多车祸。后来我太太说,你这样跑来跑去,不如周日找个地方住在那边,周末再回家。我听了太太的话,开始找租房,但租房不如买房,就在“小台北”买了一个。在“小台北”,我认识了不少中国朋友,做了六个文艺协会的顾问,很多交际来往,过得很热闹。 后来在“小台北”住惯了, 我周末回家,太太一开门,我就说国语,好像换了一个文化似的。
明:你游走在中文和英文两个世界里,觉得自己跟哪一个世界比较接近,还是分不清?
黎:我的中文世界跟英文世界分得很开。我在“小台北”找灵感的时候,几乎跟美国人的圈子完全脱节了。主要也是后来因为我的耳朵不好,不喜欢打电话,慢慢就跟美国圈子疏远了。有时候,有些美国人到“小台北”来找我,联系一些事情,不过他们不太习惯“小台北”。
南加州中国人多,一天到晚吃中国饭,说中文, 跟好莱坞的美国世界完全不同。中国、美国各有好处。比较起来,好莱坞住起来比较舒服,“小台北”那边吃得比较好。
但人跟人之间总是有些麻烦。我的中国朋友还是很多,中国人的麻烦一般都是小麻烦,不很重要的。美国人多半是各管各的,很自由,谁也不管谁,比如我的儿女平常都很忙,平常在外面跑事业,我找不到他们, 也搞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
《花鼓歌》问世以后,有不少美国人来找我,想跟我合作,看看有没有机会去中国拍电影。我也因此, 又写过十一本小说。
住在“小台北”的时候,有个德国人联系我,想做一个有关云南土司衙门的访谈记录片。后来因为这个节目,云南那边还来信,希望我能回去看看。我说,我也想回去,但年纪大了,不方便。还有山东大学也请过我。 这都是原来没想到的事情。
还有一次,我正准备跟这些美国朋友去中国,临行,突然心脏疼。美国医生说蛮严重,要开刀,但我还是去了中国,也在中国看了医生。中国医生跟美国医生看法不同,他们说,我的心脏病还不到开刀的程度,常常散步就可以了。我就每天散步,果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回美国以后,我就继续下去,每天走路。每天看见的风景都差不多,不是垃圾桶,就是邮箱。后来,有人告诉我,你去学跳舞吧,这样你如果倒下去,就会倒在一个漂亮小姐的怀抱里,比倒在地下垃圾桶邮箱旁边好。本来我是不喜欢跳舞的,但是为了健康,也就开始跳了。
在我家Woodland Hills附近,有一个教跳舞的老师,学费收得很贵,但天下的事很奇怪,就是因为贵,反而把我拉进去了。如果有免费的舞伴,我可能就不那么在乎,也学不起来了。天下事就是这样,有正反两面,好的事有坏的一面,坏的事也有好的一面。舞跳了一阵子,身体状况好了很多, 我又找那位犹太医生,但他已经不在了。护士告诉我,他上天堂了,是心脏病。
明:“小台北”的华人圈中,写作的人应该也不少吧。
黎:我在“小台北”那些年,台湾的文学会共有八个,我都是他们的顾问。顾问的工作就是吃饭不要钱,露个面,照个相。也蛮好玩。 但是说来奇怪,这些文学会里,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可以靠专业写作吃饭。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 要有读者,就要有出版,要出版,就要有钱。在中国大陆,有些作家还能靠写作吃饭,而这里的作家都是自己掏钱出版,出版了以后,作者自己送书给读者。也有得卖,但是没人买。
华人的写作协会聚会,都是吃饭聊天,大家什么都谈,就是不谈写作的问题。但美国的写作会,比如以前我参加的James Wang Howe组织的聚会,主要就是谈写作的问题,先讨论这部小说要如何修改,大概会有什么样的读者群,这些问题都讨论过,有了解决的方案,才能吃饭聊天。吃饭聊天是讨论完写作最后的节目,大家去了往往都有些进步。如果投稿成功,就能拿到稿费。
明:这个美国写作俱乐部有多少人参加?
黎:来来去去大约有四十多个人,当中也有的人成名了,就走掉了。
明:场地和经费从哪里来呢?
黎:不需要经费,大家轮流做东,就在大家家里举办。我也做过东。
明:作者们都很认真吗?
黎:是的,要是不认真,也不会来参加了。每次都要讨论作品的。有些作家是全职写作, 可以靠稿费维生。美国的文艺杂志一般稿费都不低,我参加写作聚会的那段时间,像Atlantic Monthly和Harpers这样的文艺杂志,三千字左右的文章,稿费大约是一千块美金。很不错。
明:华人的文学团体,也这样讨论作品吗?
黎:几乎都是吃饭聊天。也有文友的新书发表会,都是大家自己掏钱出版,自己版新书发表会。参加的文友不好意思的时候,就赞助买几本意思意思。
明:有专业写作的作者吗?
黎:我知道,有一个写武侠小说的作家能靠写作吃饭。除此之外,就没听说过了。
以我自己来说,跟我来往的美国人多半是电影界的人,因为看了我的小说联系到我,希望有机会跟中国合作。纯粹对小说有兴趣的人几乎没有。
明:如果有中美影视合作,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黎:第一:要做中国的故事,但有美国人在。这样两边都会有市场。这方面,还是要有比较流通的关系,脱不了这个。
有一次,有美国制片人欣赏我的《赛金花》故事,我就跟美国制片团一起去了台湾洽谈。 大家谈得很好,一切进展顺利, 但到最后一阶段, 有一个最高层的大老板来跟我们谈,喝酒聊天,席间,他问,你们到底谈的是什么故事?我们说是赛金花的故事。他一听,连说不行,说不能拍妓女的故事。我们说,这不是妓女的故事,是爱国的故事。但大老板说了句很可笑的话:“妓女没有资格爱国。”真是古板得厉害。
早期,曾经有过一些合作的希望。我原来有一个亲戚,在大陆做电影制片厂厂长,但也没有做成。也有过一个做保险的企业家,对我写的有关加州铁路发展的故事很有兴趣。我这本书的名字叫China Camp,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加州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是靠铁路完成的,其中华人劳工的贡献很大。没有铁路的话,加州的发展至少要退后五十年,这是美国人自己的评价。但这个题材也没有搞成。很遗憾。
后来我们认识的一个中国电影摄影师做了文化部副部长。我们到中国大陆去,我们这些外国来的人误以为他们有诚意,有兴趣合作,但我们错了。合作从来没有成功过,我当然是很失望的。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不可能,也不会抱太大希望,耽误很多时间。
但是,现在跟以前不同了,华人开电影公司,搞文化活动的越来越多。因为中国比较富有了。
《花鼓歌》电影
人活着,要保持忙碌,要忙自己喜欢的事,忙得有兴趣
我的一生起起伏伏的,有满意的时候,也有不满意的时候。人生这样才有意思啊。现在年纪大了,是个“夕阳人”,晚上常常做梦,梦有两种:一种是噩梦,里面乱七八糟的。一种是风流梦,哈哈。 
明:
有什么艺术心得,能跟年轻人分享吗?
黎:年轻人最好还是不要把意识形态放得太重,艺术作品还是要有观众, 观众还是很重要的。观众看戏,多半还是要娱乐。艺术界有时候有很强的理念,但即使有理想,还是要有好故事去表达。没有趣味性的艺术,只有高调的理想,是没有用的。
明:愿意分享您的人生智慧吗?
黎:我的人生观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样想,就看得开一点,舒服一点。否则,年轻的时候总是争争吵吵,疑心别人不肯帮助我,跟我捣蛋。人生不免失败,有时是命运如此,要记得成事在天,要把心放宽。
我写过一个故事,讲一个年轻人,特别喜欢修理东西,他不管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修理工具,看见谁家屋里有什么坏了,他就想办法修好。他原来跟母亲住在北京一个小院子里,有一天他母亲病了,给他一个瓶子,叫他去打油。他跟妈妈说,您不用给我钱,那天我给人家修好家里的东西,他们给了我一点零钱,买油足够了。结果,一出门就被拉夫去了,离开家乡哭哭啼啼的。他到了台湾,当兵三年以后,军队就解散了,说可以给每个人一点钱,可以自由做自己的事情去了。他有修理东西的手艺,自己谋生没问题,后来找到一个台湾女人结婚,但婚姻不太顺利,他就想办法跑到美国去了。
到了美国旧金山,那个说好要来接他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来,他等了很久,最后只好请一个好心的黑人把他送到随便哪家便宜的旅馆去。这个黑人人蛮好,把他送到城里最便宜的一个旅馆,把他放下来就走了。原来这个旅馆是在一个很穷的区,住在那里的旅客什么人都有,妓女厨子做生意买卖的都有。他一进旅馆,就看见有人抢,旅馆经理跟一个喝醉酒的客人打起来了,那个客人把经理打得鼻青脸肿。这个喜欢修理东西的男人在军队里面待过几年,打架动武有两下身手,就出手帮忙解围。那个经理是个半工半读的学生,他很感谢他,说这个工作我做不了,还是你来做吧。他就顺理成章地,接下了这个工作,业余有时间还去附近成人学校上点课。
他那喜欢修理东西的嗜好,这时候也派上了用场,把那个便宜的旅馆打理得非常好。旅馆的主人很赏识他,后来把他调到了更大更好的旅馆去作经理。他又结了婚,生活过得很不错。但是他这辈子已经成了习惯,不管到哪里,还是提着一个工具箱,看到哪里房子坏了,他就非动手把它修好不可。他的太太有时候抱怨,说你一天到晚修理修理,从来没有时间清闲一下,一起出去看个电影。
这个故事,题目叫“打油郎”。 他就是个喜欢修理东西,一看见东西就要修理,一修理就高兴的人。他一天到晚忙来忙去,可是永远不觉得自己在忙,做得很高兴。
明:回望自己的一生,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
黎:我的一生起起伏伏的,有满意的时候,也有不满意的时候。人生这样才有意思啊。现在年纪大了,是个“夕阳人”,晚上常常做梦,梦有两种:一种是噩梦,里面乱七八糟的。一种是风流梦,哈哈。
明:如果时间倒退20年,您最想做什么?
黎:我还是搞写作。我天生对写作有兴趣,不是别人强迫我的。我觉得人活着,要保持忙碌。更重要的是:要忙自己喜欢的事,忙得有兴趣。否则是没有用的。
黎锦扬与本文作者
责任编辑:陈诗怀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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