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隽扬：我在联合国环境大会当学生观察员

2月26日至3月1日，我院2021级工程管理专业本科生叶隽扬作为学生观察员，与来自国豪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的同济学子，参加了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第六届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6）。联合国环境大会是全球环境问题的最高决策机制。此次大会有4000多名各国代表出席，各国部长级官员、商界领袖、科学家和环保活动人士等参会者围绕大会主题“采取有效、包容和可持续的多边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审议了多项决议和决定，讨论应对环境危机和由危机所引发的贫困与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等具体社会问题，共商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全球环境治理。以下为叶隽扬同学与大家分享此次参会的见闻与思考，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经管学子有机会参与更多国际盛会，开拓知识的边界、展现经管风采、探索广阔未来。

从上海到肯尼亚，超过14小时的航程与9000公里的距离，作为同济大学UNEA-6代表团成员的我跨越大洋来到了联合国环境大会的现场。戴上写有自己名字的学术参会人员名牌，我们步入绿意盎然的联合国小院，西装革履的参会者握手交谈，紧凑地迈入会场，来自各参会国的旗帜招展，阳光倾泻而下。

密集行程扑面而来

两天的会议日程较满，我们跟随吕培明常务副校长参加了与联合国人居署非洲司司长奥马尔·塞拉(Oumar Sylla)的会谈，来自非洲与中国的学者就非洲欠发达地区的饮用水问题发表了关于最新研究进展的报告，非洲司司长也表示中国的发展是令世界瞩目的，对于非洲许多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性作用。随后我们来到联合国环境署生态司，聆听了环境规划署生态司司长苏珊·加德纳（Susan Gardner）对生态司与同济大学在崇明生态岛的工作总结以及《联合国环境署前沿报告：全球环境的新兴问题》的编译工作报告。

与吕培明常务副校长、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曲辰老师合影

在会中我也了解到，同济大学一直以来也流淌着关于社会责任、全球关怀的使命血脉。学校与联合国环境署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以前，曾经也是通过这样一次次的洽谈推动的联合国环境署-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环境学院已经“生根发芽”，成为了上海乃至中国参与联合国环境项目的窗口，不断为世界环境保护解决方案的提出与行动输入来自学术界与教育界的年轻血液。

会后，我们同非洲司司长一行共进午餐。我与司长交流了会上关于非洲发展阶段与去工业化现状冲突的问题，当年轻的我们走入第三世界国家，方才能感受到可持续发展议题并不仅仅是遥远缥缈的倡议，更是许多地区与国家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

其中，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由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的主席、国家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与哥伦比亚环境部长苏珊娜·穆罕默德在《昆蒙框架》实施倡议国际研讨会上针对生物多样性以及气候变化所作的演讲。苏珊娜部长说：“请让我们所有人记住，我们人类所掠夺的资源、所获取的食物，是那些同样生活在地球上的动物、植物，而他们也是地球的主人。”本次研讨的主题围绕生物多样性展开，但每一次的发言，都无法将三大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以及环境污染分开，任何的治理手段，似乎都离不开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的改变。

黄润秋部长与同学们

会后，黄润秋部长还与我们进行了亲切交流，我们向黄部长介绍了此次同济UNEA-6代表团的组成，他高度赞赏了同济为世界环境保护一直以来的突出贡献，并且鼓励我们要多参加国际会议、拓宽眼界与知识的边界。

环境问题的“经管”视角

在与不同国家、不同专业的参会者交流中我也发现，于经管的学生而言，看待环境问题有不同的切入点，看似纯粹的环境解决方案可能也涉及多方议价、组织管理与效益分析等话题。

还记得会议上，哥伦比亚环境部部长苏珊娜·穆罕默德说：“我们需要去寻找如何能够构建一个体系，能够让我们的环境欣欣向荣而不是不断衰减。”这个体系既有关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业生产的结构性转型，更是有关观念的转变。这让我想起课堂上曾经研究过的塑料固体废物循环产品的销售问题。我们发现，目前在国内除了工厂的二次使用的to B端场景以外，很少有直接面向消费者的to C端场景可以获得可观的盈利，而相比在欧洲等一些发达地区，人们甚至愿意花费比产品本身实用功效更高昂的溢价购买一个资源循环再生的产品，这是观念的附加价值。

在会议中逐渐了解环境解决方案项目的始末后，我也发现目前普遍的环境治理遇到一个深刻的卡壳，那便是所有的环境治理问题的解决需要有资金的支持，需要引入自由市场元素的帮助，但这本身就会造成一个悖论，一个由于自发性消费意识观念与可持续发展需求相违背的悖论。

就像缔约、研讨过程中的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可能来自不同的行业、拥有不同的身份，政府职员可能考虑的是项目对于城市形象的建设作用、与城市事先的规划是否相互吻合；环保人士可能在意的是在项目完成时可以实现的生态保护绩效；而对于出资方或合伙人而言，更多的是追求利益与回报。所以，如何统筹各方的利益成为谈判桌上最焦灼的问题。

与此同时，环境问题的解决亟待生产方式的大幅度转变，在此过程中意味着传统方式被迭代、被更替，意味着损失原投入成本，更严峻的是面临短期经济效益的缩减，这个结果违背了绝大部分利益相关者的自然诉求。如果项目不能给商人带来超过其他非环保项目的收益，甚至不能给他带来收益，那由环保目的出发的动力又能够撬动多少资源呢？这会从根本上导致项目陷入无限循环的悖论。如果在无法创造足够经济效益的条件下推动项目进一步发展，就要使得外部的资金涌入，无论是哪一方出资，都会造成经济发展的迟滞。考虑到目前各个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产业模式结构的对应关系，更多的欠发达国家面临环保的重压。

在这样的悖论中，站在高校、政府的角度，通过教育从根本上改变大家的观念，可能成为解困的支点。如果资本对于资源的态度只是利润转化，那么资源只会无止境地损耗，因为资本永远追逐利润，这是消费主义的永恒旋律。但是假设人们的价值取向不再被快速的工业革命与市场经济所桎梏，摒弃“越贵越好、越多越好”的思维冲动，转而发自内心的认同“越环保越好、越合适越好”，溢价的天平就有可能从所谓消费定义上的品质倾斜向环境友好方向的品质一方，从而使得资本的驱动力调转车头，引导企业、厂商向着截然不同的产品模式迈进，从恶性循环中破局。

今天，在我们的校园里，有许多关于资源循环的倡议，有许多关于对抗气候变化的行动，但即使是“以旧鞋换积分”的环保激励，尚且不足以让许多仍处于闲置的球鞋被循环利用，说明从利益量化的角度，我们仍然在用物质去交换环保的思维支点上，而人类想要在这样的诉求下兼顾发展，这是行不通的。某一天，我们更多地开始用自己的物质利益去交换环保的产品、去支付环保的溢价，就像很多现代公益商品划分出部分利润用于慈善事业一样，当人们从心里认为自己愿意为其支付物质代价的时候，人类的“可持续”与“发展”这两个命题才能互促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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