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成名，是作家所梦想的？

本文节选自《崩溃》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早年成名

十七年前的这个月，我辞掉了差事，或者如果你喜欢换个说法，我从生意场上退了下来。我完事了——就让铁路广告公司靠自己的力量撑下去吧。我这番辞职，并非功成身退，而是穷途末路——债务，绝望，女友悔婚，于是，我连滚带爬地回到圣保罗，去“完成一部小说”。

那部早在战争末期的训练营里就开始动笔的小说，是我压箱底的王牌。先前我在纽约找到一份工作，就把它搁在一边，然而，在整个荒凉的春天，我常常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一如感觉到脚下那双垫着硬纸板的鞋。这情形活像是鹅、狐狸与豆子的故事。但凡我辞掉工作去写小说，我就会丢了那姑娘。

于是我继续在自己憎恶的行业里苦苦挣扎，我在普林斯顿时，还有那段在部队里担任“最逊副官”的傲人生涯中积攒起来的所有信心，都渐渐烟消云散。惘然无助中，我总是飞快地从某些地方走出来——从当铺出来，我在那里留下了野外双筒望远镜；从发迹的朋友那里出来，我见到他们时，身上穿的那套正装还是战前买的——从饭馆出来，之前我掏出最后一颗钢镚付了小费；从一间间忙碌而欢腾的办公室里出来，那里的工作都要留给即将退伍的、他们自家的小伙子。

就连第一个被录用的短篇也不怎么振奋人心。我和达奇·芒特在一间车厢广告标语办公室里坐对面，同一份杂志——古老的《潮头浪尖》杂志给我们俩寄来了同样的录用函。

“我这张支票是三十块——你那张呢？”

“三十五。”

真正要命的是，我这个短篇是在两年前念大学时写的，而有一打新写的却连封回信都没收到过。这似乎意味着我从二十二岁开始就一直在走下坡路。我花掉了那三十块钱，替一个亚拉巴马姑娘买了一把洋红羽毛扇。

我那些没有坠入情网，或者一直在等着别人张罗他们跟“头脑清醒”的姑娘交往的朋友，耐心地作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我不是——我爱上的是一团飓风，我只有拼命旋转，才能把它从脑中驱走，我的脑袋里装满了涓涓流淌的分币和徐徐滑行的角子，那是为穷人常奏不息的八音盒。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因此，我前脚被那姑娘甩掉，后脚就回家去写完我的小说。然后，突然间，一切都变了，本文讲述的就是一夜成名时刮来的第一阵狂野的风和随风而起的醉人迷雾。那是一段短暂而珍贵的日子——因为当几周后或几月后迷雾乍起时，我发觉最美好的已经终结。

它始于一九一九年秋天，那时我正四大皆空，夏天的写作已经把我弄得木头木脑，我就在北太平洋铁路商店里找了份工作，替人修理汽车顶棚。后来邮递员按响了门铃，于是我当天就辞了职，沿着大街狂奔，拦下汽车把这消息告诉我的亲友——我的小说《人间天堂》给录用出版啦。那个礼拜邮递员按了一遍又一遍门铃，我把那些讨厌的小债务都给还清了，还买了一套正装，每天早晨醒来，眼前的这个世界都充满了无法言喻的傲视万物、壮怀激烈的意味。

本文配图|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

就在我等着小说付梓的那段时间，我从业余爱好者到职业作家的蜕变也渐渐完成——那是一种将你整个人生缝合成一幅图案的过程，因此一件工作的终点会自动成为另一桩任务的起点。以前我一直是个业余写手；十月份，当我挽着一个姑娘在南方墓园里的石碑间散步时，我已经成了一个职业作家，某些她感受过、说起过的事物曾让我着迷，如今与这种迷恋并驾齐驱的，是一种想将这些东西写进小说的冲动——小说后来发表时名叫“冰宫”。异曲同工的是，在圣保罗过圣诞周时，某天晚上我参加过两场舞会之后呆在家里写一个短篇。那天晚上接连有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错过了一桩稀罕事：一位本城名人把自己打扮成一头骆驼，还弄了个出租车司机充当骆驼的后半身，结果却跑错了派对。我居然没能在现场，这一点真是把我给吓呆了，于是第二天我拼命收集关于这故事的只言片语。

“呃，我只能说，这事发生的时候很滑稽。”“不，我不知道那个出租司机他是从哪里找来的，”“你得很了解他，才能明白那场面有多滑稽。”

我沮丧地说：“好吧，看来我没法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不过我会把它写得比你说的滑稽十倍。”于是我一口气写了二十四小时，把它写得“很滑稽”，仅仅因为别人再三向我强调它很滑稽。《骆驼的后背》也发表了，到现在还会冷不丁出现在幽默文集里。

时至冬末，又迎来一段殚精竭虑的快乐时光，在我匀出一点时间喘口气时，一幅新鲜的美国生活画卷在我眼前渐渐形成。1919年的犹疑不定已经告终——人们似乎已经不太怀疑将来会怎样——美国正在上演历史上最伟大、最绚烂的狂欢，关于这个可以讲好多好多故事。整个金灿灿的“大繁荣”就洋溢在空气中——它那璀璨的恢弘气度，它那狂野的糜烂堕落，还有“老美国”在禁酒令中迂回曲折的垂死挣扎。所有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故事都蕴涵着某种灾难的意味——我长篇里的那些妙人都走向毁灭，我短篇中的钻石山灰飞烟灭，我笔下的百万富翁都像托马斯·哈代的农民一样，虽然美好，却命运多舛。虽然我的生活中并没发生这样的事，可我很有把握，生活并不像这些人——比我年轻的那一代——想的那样，是那么轻率、粗心的事儿。

因为我的优势在于，我就坐在那条两代人之间的分界线上——多少有点忸怩作态地坐着。当我收到平生的第一个大邮包——好几百封信都在讨论那个写波波头女孩的短篇——他们居然来跟我讨论这个，这好象挺荒唐的。另一方面，对一个生性羞怯的男人来说，从此“不当自己当别人”倒也不错：当个“作家”，就像先前我当过的“中尉”。当然啦，其实我与作家之间的距离并不比我与军官之间的距离更短，可是好像没人猜测这张假惺惺的面孔后面到底是谁。

统共花了三天，我就结完了婚，而报纸上推介《人间天堂》的力度就跟他们推介电影里的临时演员差不多。

书一出版，我就陷入了又沮丧又抓狂的境地。前一个钟头还在发火，后一个小时就是狂喜，如此循环不息。好多人觉得这本书是个赝品，没准确实如此，还有好多人当它是堆谎言，可它不是。我晕乎乎地接受过一个采访——我说我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作家，还说我是如何攀到今日之高峰的。海伍德·布鲁恩紧接着就引用了这些话，还评论说我似乎是个颇为自负的年轻人，而有时候我又是个特别谦卑的伙伴。我请他吃午饭，用一种和颜悦色的方式告诉他，他就这样让自己庸庸碌碌过一生，真是太糟糕了。他那会儿刚满三十，差不多就在那时，我写下了一个某些人不会让我忘记的句子：“她是个已经凋谢却仍然可爱的二十七岁的女人。”

我昏头昏脑地告诉斯科里布纳出版社，我估计自己的小说不会卖过两万册，等笑声停下来，他们告诉我处女作能卖到五千册就很出色了。事实上，我记得，出版一周之后，它就超过了两万册，可那时我实在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居然不觉得这事儿很好笑。

这些腾云驾雾的日子在一周之后结束，那时普林斯顿开始向这本书发难——并不是普林斯顿的在校学生，而是黑压压一群教工和校友。希本校长发来一封言辞委婉却兴师问罪的信，还有满满一屋子突然开始谴责我的同学。我们曾经参加过一个在哈维开的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派对。当时我们开着费尔斯通的青绿色轿车，路上我还为了劝一场架，眼圈不小心让人给打黑了。这件事后来给渲染成了一场纵酒狂欢，尽管有好多学生代表到校董会说情，我还是有几个月不能参加俱乐部活动。《校友周刊》对我的书穷追猛打，只有戈斯教务长替我说过句好话。这些做法里透着叫人腻味、十足伪善的东西，弄得我火冒三丈，有整整七年我都没去过普林斯顿。后来有份杂志要我就此事写一篇文章，我一动笔，才发觉我其实热爱那地方，相形之下那短短一周的经历只能算微不足道。话说回来，1920年的那一天，我的成功实在带给我莫大的喜悦。

可现在我是个职业作家了——不破旧则无以立新。渐渐地，我培养出一种用来自卫的坚强，可以做到宠辱不惊。有人会喜欢你的作品，但理由不着边际，或者有人喜欢你的作品，而你觉得他要是不喜欢倒反而是种恭维，这样的情形出现得太频繁了。算算自己的钱袋，我发觉在1919年我靠写作赚了八百块，到了1920年我靠短篇稿费、照片版权和图书挣到了一万八。我的短篇单价从三十块涨到了一千块。虽然比起后来“大繁荣”时期，这个价钱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但当时对我的意义是怎么夸张都不过分的。

梦想早早成真，随之而来的既有额外惊喜，也有沉重负荷。年少成名让人对“命运”而非“意志”产生了某种近乎神秘的定义——最坏的结局就是拿破仑式的幻灭。年少得志的人相信，他的愿望之所以能实现是拜头上的幸运星所赐。年届三十才显山露水的人，对于意志与命运之间的比例，会有一套均衡的概念，而直到四十岁才出头的人，则多半只重视意志。当暴风雨袭击你的小船时，这种区别就会显露出来。

年少得志者得到的补偿是，他们相信人生是一件浪漫的事。从最积极的意义衡量，这样人就能永远年轻。

当爱情和金钱的首要目标都成为囊中之物时，我手里还有大把岁月可以虚掷光阴——在那些我其实无法让自己追悔的岁月里，我一直在追寻“永远不散的海滨狂欢节”。二〇年代中期的某个凌晨，我在熹微的天光中驾车沿滨海崖路行驶，整个里维埃拉都在脚下的大海上熠熠闪光。极目远眺，我能看到蒙特卡洛，但那时并不是旅游旺季，也没有俄国大公在蒙特卡洛赌钱，跟我住同一家酒店的E·菲利普斯·奥本海姆是个勤奋刻苦的胖子，一天到晚穿着浴袍——他的怪名字总是让我不可救药地晕头转向，搞得我拦他的车时只能像个中国人那样悄声说：“啊，是我呀！啊，是我呀！”

我在眺望的其实不是蒙特卡洛。我的目光径直回望到了那个鞋底垫着硬纸板、踟蹰在纽约街头的小伙子的心里。我又成了他——在那一瞬间，这个早已没有梦的我居然有幸能分享到他的梦。时不时地，在某个纽约的秋晨或卡罗来纳的春夜，当四周静得能听见邻村的犬吠时，我也能悄悄地靠近他，让他好不惊诧。然而，只有在那个唯一的、转瞬即逝的时刻，我和他才合二为一，志得意满的未来与恋恋风尘的过去才能彼此交缠——在那个绚烂无双的时刻，生活确乎成了一个梦。

原标题：《早年成名，是作家所梦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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