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宋国友：经贸关系依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编者按】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如果没有经贸关系的话，中美其他关系或许早就开始失控、脱轨了。恰恰因为有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中美关系总体上才比较稳定。”尽管中美经贸关系正在经历严峻考验，但是宋国友仍然对经贸关系的重要作用抱有信心。

2000年宋国友进入复旦大学学习国际关系，从学生时代对中美关系“隐约觉得重要”，到后来近距离观察，宋国友的学术方向始终聚焦中美关系的诸多重要问题，特别是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正是基于这种长期的学术研究和思考，宋国友才能够更加冷静地对中美关系作出评判。

宋国友用“诤友”来形容美国在过去四十年中对中国发展的作用。在他看来，美国在中国的发展崛起中既施加了压力，同时也提供了可以借鉴依循的经验。

不过，宋国友也认识到，几十年来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心理都在发生变化，中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模式重塑”的阶段。这其中，最值得担忧的就是中美两国可能陷入到一种自我实现的大国冲突陷阱中去。

“最重要的就是中美要打造一种包容式的发展格局，”宋国友说，双方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损害对方的基础上，而这不仅仅是实际的利益，还包括双方心理的感知。

2006年4月，宋国友（左四）作为中国学生学者代表，参与接待来耶鲁大学访问的胡锦涛主席一行。

从不同层面近距离了解美国

澎湃新闻：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志于美国问题、中美关系的研究？是个人的兴趣使然，还是有其他特别的机缘？

宋国友：我本科是学经济的，后来考研，考到复旦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说实话，那时候只是对国际关系这个大方向感兴趣，至于到底选哪个研究方向，心里没有底。但是，我当时隐约觉得美国很重要，中美关系也非常重要。当时中美之间“炸馆事件”结束不久，中美“入世”谈判已经收尾，大事很多，所以我感觉对于世界格局而言，美国是中国应该关注的重点。尽管当时中美关系还不像现在，处于一种崛起国和守成国的关系架构内，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美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国家。

另外，2001年研究生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要选导师，我选了吴心伯教授做我的导师，他刚刚从美国回来不久，被誉为是国内学界研究美国的“希望之星”，所以各种因素之下就选择将美国和中美关系作为我的研究方向。

澎湃新闻：您曾作为福克斯国际学者在耶鲁大学访学，也曾被公派到乔治城大学做访问学者。在这期间哪些人和事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段近距离对美国社会的体验和观察，是否改变了您对美国原有的认知？

宋国友：复旦大学是耶鲁大学“福克斯项目”（FoxProgram）在中国唯一一家合作伙伴，每年会选拔复旦1-2名学生、学者参加这个项目。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就到了非常有名的耶鲁大学，研究的方向也与中美关系相关。那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了解美国，对美国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

后来2009年到2010年我又去乔治城大学访学，乔治城大学刚好在华盛顿，华府的整个气氛是比较偏政治性的，和耶鲁大学的学术性很不一样。智库性的、政策性的活动特别多，非常热闹。所以，我就有机会去参加一些智库举办的活动，和一些美国专家学者进行交流。这些经历给我的触动是很大的。至少让我知道了华盛顿特区作为美国的政治首都，它的游戏规则是怎么一回事，也知道了美国智库是如何去推动自身的研究工作，以及其中的专家是如何来进行中美关系研究的。

所以在耶鲁大学和在乔治城大学的经历，分别是从学术和政策两个领域、两个维度帮助我去理解应该如何研究中美关系，也帮助我更好地懂得美国国内的一套规则、机制。

澎湃新闻：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问耶鲁大学，您曾经作为学生代表参与陪同，对于这件事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回忆？

宋国友：事前我还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我有幸作为代表。当时，我在国内参加博士论文预答辩，突然接到耶鲁大学校方的电话，通知我在那个时间一定要回到耶鲁。开始我以为是福克斯国际学者项目上的事情。后来才知道，耶鲁校方和中方一起选择我和另外一位同在耶鲁的中国大陆学生来作为中方代表，与美方选定的两位学生代表，一起参加胡主席访问耶鲁的相关活动，主要是一个赠书活动，有一个仪式。

活动是在耶鲁的校长办公室，房间面积不是很大，大概30多平米，里面有一张桌子。房间门口有一条红线，只有安保和翻译能够进来，很多人就在门口之外。胡主席到来后和房间内参加活动的人一一握手交流，随后又到桌子旁边看中方给耶鲁大学图书馆的赠书目录和一些代表性著作。

当时胡主席和我握手，问我是哪里的，我回答说是复旦大学。他听后扭头看外面跟我说，“你看，王沪宁同志也是复旦的。”然后他又问我，做什么研究，研究什么领域之类的问题，大概聊了七八句话吧。

那次经历之后，我就懂得，原来中美关系从最高层面，从元首外交层面，从其他的重要访问的层面来看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除了在图书馆进行学术研究，在完成论文，以及在民间交往的层面去了解美国之外，还从一个政治的角度，近距离地了解到中美关系大致的发展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2016年8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傅强恩（John Frisbie）到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宋国友参与接待。

经贸关系依然是“压舱石”

澎湃新闻：您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中美经贸关系，2017年2月，您在《利益变化、角色转换和关系均衡——特朗普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趋势》一文中判断，中美经济利益之争不至于颠覆中美关系的根本架构。眼下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您是否还坚持这种判断？

宋国友：对，我当时是从一些角度对中国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国际定位，包括战略走势，进行了比较，并得出了一些结论。其中一个结论就是，经贸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发挥“压舱石”的作用，还是能够帮助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哪怕是现在特朗普对华采取了一种非常严厉的经济政策，我依然认为这样一种观点是站得住脚的。

因为如果没有经贸关系的话，中美的其他关系或许早就开始失控、脱轨了。恰恰因为有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所以中美关系总体上比较稳定。哪怕中美经贸关系本身出现了摩擦，也仍然是经贸关系内部的摩擦，不至于使中美关系整体发生大的变动。

至于特朗普在中美经贸上屡挑事端，其实也并不是要从根本上颠覆中美经贸关系，把中美经贸关系变成一个冲突之源，特朗普政府本质上还是想调整中美经贸关系，还是一种基于既有的中美经贸关系大框架之下的调整，没有动本。

中美经贸摩擦发展到现在，确实有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和美国国内政治的因素，包括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到新阶段的一些最新特征的表现。分析中美经贸关系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从市场、经济利益分配的角度来看；另一种是从大国博弈、权力转移以及中美战略互动来看，也就是政治安全的角度。两种看法都合理，应该融合起来，只从一个维度出发看不透，看不深，得出的判断也很可能出现偏颇。

从两个维度来看，我认为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中美关系能够维持稳定到现在，包括未来，如果还是总体上发展当中有冲突，冲突当中有稳定的话，关键的一个点还是在于经贸。因为中美缺乏其他领域共同合作的抓手和基础。奥巴马时期，朝核问题也好，气候变化也好，金融合作也好，全球治理也好，都构成第三方的一种合作因素。但在特朗普任内，第三方因素的作用大为下降。

澎湃新闻：正如您所说的，分析中美经贸关系有经济和战略两个维度，很多人注意到，中美贸易摩擦的背后是美国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忌惮，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的意图就是要对中国进行战略上的遏制？

宋国友：国内对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分析也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自由主义的、市场的角度，一种是现实主义的、国家权力竞争的角度。关键问题在于特朗普目前对华经贸政策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美国完全是针对中国的话，那么美国就不应该在经贸领域对它的盟友同样也采取非常严厉的保护主义措施，例如对日本、韩国、欧洲等。在经贸问题上，他还是想确保美国利益优先，保证美国利益，他对外是一视同仁的，并没有单独针对中国。

美国之所以关注中国制造业是因为认为现在如果任由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突破，长期而言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是致命的。因为按照中国目前产业布局和结构，如果中国的产业结构完全实现了从低端到高端的覆盖的话，美国几乎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美国要抓住这个时机来争取维护在高端制造业的优势，所以就锁定这一领域打击。

但是，完全从经济上理解特朗普对华经贸政策逻辑是比较片面的，也应该看到特朗普对华政策中的战略考虑。从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来看，几乎把中国定位为敌人。所以美国这么做也有打击中国竞争优势的考虑。在目前中美这样一种“竞合关系”之下，美国的任何一个重大政策都不会只是简单的经济或者战略考量，而是综合性的。

澎湃新闻：为了防止中美关系失控，走向对抗，我们应该怎么做？

宋国友：当务之急，就是要妥善处理这一次中美贸易摩擦，让它软着陆。在未来，包括在战略层面，可以做一些事情，双方要以目前这一次互动为新的起点，来更好地、更为直接地、更为有效率地、更为抓住问题本质地进行一个战略互动。

第二，在经贸层面，过去的模式难以为继了，美国需要改变，中国也要改变。中美双方在解决当务之急的贸易摩擦之后，未来可以再从长计议，勾画出、设计出中美未来经贸关系的发展，更好地去维护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

第三，社会交流这个层面其实也很重要。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未来我觉中美关系可以在人文交往这一块做一些事情，设立一些机制。

只要这三方面做好了，中美关系哪怕再出现一些波折，总体上不会失控，只要不失控就是好事情。历史上像中美关系所处的这个阶段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大家都知道有所谓崛起国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如果中美能够以战争之外的方式，哪怕是痛苦的方式，来协调彼此的关系，处理好彼此的关切，对于中美两国来讲，对于世界来讲，都是一个好消息。

我认为要看到中美关系目前的这种摩擦性，也要看到目前这种摩擦的合理性，甚至是有利性。如果通过这次摩擦能够让中美之间这样一种情绪得以释放，能够去构建一个着眼于未来，比如说10年或者20年的新的互动模式的话，那么这样一次摩擦，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次贸易战，也是有其积极历史意义的。

宋国友参加美国商会活动

中美要构建包容式的发展格局

澎湃新闻：在过去这40年中，您认为美国在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宋国友：两方面的角色。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美国在中国战略崛起过程当中的积极因素。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发展的整体和平的环境，包括中国在一些重大政策领域的调整再调整，其实和美国所设立的经验，所提供的一种模板，包括所施加的压力是有关系的。有美国这样一个“诤友”或者说是对手，对中国的发展从积极的角度是好的。因为让我们知道有一种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可循，也让我们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之下变得更好。

但同时也要看到，中美关系现在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已经到了一个模式重塑的阶段。美国对中国所形成的负面战略压力，对我们的干扰在不断地增强。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几乎完全依靠霸权蛮力去调整中美互动，而不去从一个相对客观的历史演进的角度去调整中美关系，对于中国的影响确实是比较大的。

只有两方面都看到，我们才能更加客观理性地去看待中美关系。我觉得到现在中国应该越来越有信心。用我们的能力，用我们的价值理念，去不断塑造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这种走向并不是我们压倒美国，或者完全以美国利益受损为代价，而是通过这样一种塑造，让美国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地接受中国的崛起。如果能够达到这样一种阶段，我觉得对于中美两国来讲，都是非常有利的。

澎湃新闻：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中美两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生了很多变化，包括两国之间实力对比，还有合作基础都在发生变化。您觉得，在过去的40年中，中美关系哪些方面是在变的，哪些是没有变的？

宋国友：首先，中美实力在变化。以前中国那么弱，现在中国的实力总体上对美国是在不断地增强。第二，心理也在变化。中国以前总的来说是一种弱国心理。另外，能力、理念、利益都在变化。按照一般的想法，变才是正常的。

如果一定要找出相对不变的因素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中美两国对于彼此的战略重要性是没有发生变化的。在冷战期间，有这种战略重要性，在现在更加如此。中美关系处理得好与不好，直接影响到中美两国未来的发展。这是我觉得在“不变”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两国对彼此的重要性。

澎湃新闻：我们常说“以史为鉴”，面对中美关系现在以及未来可能的危机和挑战，我们能够从过去的40年中得到哪些经验和教训？

宋国友：最重要的就是中美要打造一种包容式的发展格局。双方都不可以、不应该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损害对方的基础上，所以是强调包容，一定要有这样一种大的格局意识。

我始终觉得，看过去的发展，包容性的、双方共同得益的这种双边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在实际的利益上，而且要在心理的感知上有这种印象。这是一个很大的经验。

第二，一定要避免以对抗，尤其是军事对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中美双方都是核大国，整体的实力处于世界前列。如果中美两国用一种军事的方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摩擦和冲突的话，两方都是输家，对于世界来讲也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中美两国要总体上从合作的角度，而非对抗，特别不是军事对抗的思维，去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澎湃新闻：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您认为，最让人担忧的是什么？

宋国友：我觉得最值得担忧的就是中美会陷入到一种自我实现的大国冲突的陷阱里去。现在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迹象。就是中国和美国总认为对方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发展地位提升，所以总是采取各种各样手段去打压对方。经常发生的话，给双方的战略心理上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

所以怎么样来打破这样一种心理预期，让双方都能够接触到，其实双方是有足够的合作空间的。这样一种正面的预期建立起来，中美才可能真正地谈下一步的合作共赢。

澎湃新闻：您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长期从事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的研究，这期间也与众多来自中美各个方面的学者进行交流。您认为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这种交流对于增进相互理解作用有多大？

宋国友：在特朗普时期，智库交流、民间交流的作用确实是越来越小。因为特朗普非建制出身，不爱听智库、学者提供的一些意见，他相信自己的直觉。所以在美国的这种变化之下，中美智库的交流短期作用是相对受限的。但是，智库交流不是在乎一时一地，它本身就是内化于心的过程。经年累月，通过这样一种长期的发展不断地提高双方的战略信任程度，来传递这种合作的信心。从这个长期来讲，智库交流、人文交往必须要做下去，对于中美关系的稳定能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

我参与过多次由外交部、商务部组织的专家学者小组赴美交流。我认为，这种直接的1.5轨的交流对话，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我们通过这种交流知道美方的想法、战略思维以及其起点是什么。国际关系也需要同理心，我们能够通过和美国较高阶层的、参与到政策设定的官员、智库学者的当面交流，更好地去理解美国。我相信，从美方的角度也是一样的，也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中方对于某一些问题的考虑。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交流能够增信释疑，能够更好地去懂得对方的立场。

我觉得这样一种智库交流以及对话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能够直接在中美两国精英中架起一座桥梁。哪怕中美总体关系有一些大的波折，但这些桥梁存在的话，也有助于增进中美双方相互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