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祖父杨虎城 | 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125周年

口述 | 杨瀚（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杨虎城之孙）

今年，是祖父杨虎城诞辰125周年。虽然我们的关系至亲，血脉相传，但我对他的了解，却用了半个多世纪。经过几十年后我感悟到：了解他，认识他，就是学习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了解、体会中华民族百年来不屈不挠的牺牲奋斗史，深刻认知中华民族精神、民族魂魄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虽然漫长、单调、困难，但也充满了探索、发现、成功和新的思考。

朦胧之初

我学龄前的童年是在祖母张蕙兰身边度过的，我对祖父杨虎城的最初认识亦是从祖母那里开始的。

在我记事后不久，一年的初冬时分，祖母家大客厅里的条案上摆起一张身着西装男人的大相片。相片面前设了香案，案上燃起了蜡烛和贡香；香案前摆了一张供桌，上面放了一些点心和水果。最特别的是在这诸多的贡品中，有一碗由祖母亲自用菠菜做的绿色面条。午饭后，许多大人陆续聚集到我家客厅里交谈。傍晚时，人们肃立在大客厅里，对着这张大相片说话。我被叫去站在最前面，和大人们一起，向大相片行三鞠躬礼。

以后每年这个时节，都有这个活动。我从家人口中得知，相片里的人是我祖父，叫杨虎城，是个将军，来家中的近百人都曾是他的部下。再后来，一个亲戚给我念了一本描写重庆“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小册子，我才知道祖父杨虎城是因为要求抗日而被蒋介石派特务用匕首杀害的，是位烈士。

祖母平日里也零零星星地对我讲一些祖父的生活与性格特点，但从没系统地说过杨家的身世，我想是她不愿勾起心中的痛苦吧。我生活在祖母身边，直到要上小学时，才回到父母身边。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当时12岁，在学校也想参加“红卫兵”，可入“红卫兵”要查“三代”（注：查曾祖父、祖父、父亲的阶级成分），而我当时仍不了解家世。回家问了母亲才得知，我的曾祖父是个木匠。

1969年春节来临了，"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我家已两年没有团聚在一起过春节了。可喜的是，父亲在被关了一年的“牛棚”后，终于回到家中，我家才过了一个团圆节。

节日里的一天晚上，父亲召集全家说：“我现在觉得有必要将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们知道。”于是，他从祖父家遭横祸，百里扶梓讲起，从西安事变讲到祖父遇害；从他进延安参加革命，讲到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他询问祖父情况的过程……那个晚上，在近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他讲了许多。他越讲越激动，我们五个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闻所未闻的历史、家史所震惊，所感动。那一年我刚14岁，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杨虎城与西安事变。

1996年，我到加拿大后，接触到一些台湾朋友。通过他们我才知道，在台湾，大多数人都不清楚西安事变和杨虎城，知道西安事变的也仅知道是张学良“作乱犯上”，抓了蒋介石，根本不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惭愧的是，我自己也对祖父了解不多，对西安事变也知之甚浅。这一点是从1999年我到美国见过张学良将军后才认识到的。

祖父对张学良将军的真诚，在我父亲杨拯民身上得到了充分继承。他与张将军的四弟张学思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同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其间他们成了好朋友。解放后，来往不断。“文革”前，张学思在天津搞“四清”，经常来我家与父亲畅谈。张将军的胞弟张学铭也是父亲的好朋友。特别在“文革”之后，他有大事总愿找父亲商议，我结婚时，他还送了礼物。张将军的五弟张学森，亦是父亲的好朋友。几年前，张学森在北京突然去世。为了办理好丧事，父亲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曾一天数次去见其家属，忙前忙后，对其女儿张闾蘅更是关怀备至，从政治、生意到生活上都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与关怀。父亲对张家的事，始终当成自家的事来办，有时重视程度甚至超过自家的事。

1991年，张学良将军在遭受长达50多年的幽禁后获得赴美探亲的自由。消息传来，大家都很高兴。邓小平发出“你们要关心这个人”的指示。随即，中央开始作组团赴美看望张将军的准备。当时，中央有一种意见是让父亲去。首先是因为他的身份，并且他与张有过直接接触（这样的人当时已很少了），更重要的是他长期从事过统战工作，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与政策底蕴，能够做张的工作。为完成此行，父亲作了充分的准备。但遗憾的是，中央派了他人赴美，错过了一次促张回国的时机。从此，父亲就有一个心愿：有生之年要见张将军一面。在以后的数年中，父亲时时关注着张的一切，经常托人带去问候与思念。

1996年春，中共中央批准了父亲赴美探张的要求。他非常高兴，要我与他同行。就在我们完成了各项准备，办好了签证，准备订机票时，北京医院检查出父亲患了癌症，医生提出要马上进行手术。父亲问，手术后一个月内能否恢复？如能，他就做手术，因为他要去见张学良呀。当医生告诉他可以恢复时，父亲当即表示希望尽快手术。正是在要去见张的信念促使下，父亲在76岁高龄做了大手术，承受了极大的痛苦。父亲原本打算术后不久就能赴美国，不料手术后身体恢复极差，探张之旅只得搁下。病榻中他对我讲：“你先出国，等我好一些了咱们再去美国看张。”这样，我就去了加拿大。

到了1998年，父亲身体稍有恢复，他探张的念头又起。这年9月我与他通长途电话时，我们讨论了新的赴美探张计划。谁料想，一个月后，就在参加政协常委会议期间，他竟悄然辞世而去。见到张学良将军成了他最后未了的心愿。

1999年6月，我抱着了却父亲遗愿和对这位曾与祖父同过生死，敢“把天戳个窟窿”的英雄的崇敬，偕女儿好好踏上了去夏威夷的旅途。6月6日，在闾蘅、闾芝两位大姐的热情安排下，我和女儿见到了世纪老人张学良。第二年，我再次赴夏威夷参加了他的百岁寿诞庆祝活动。活动中，我与台湾来的郝柏村将军进行了友好交谈。

两次夏威夷之行，了却了父亲代表杨虎城后代看望前辈的心愿，却无法完成父亲促张荣归故土的想法。

在与张将军的接触中，我感到他不愿再提西安事变和杨虎城，这促使我萌生了探索其中隐情的想法。

多年来在中国大陆，人们对祖父杨虎城以很高的评价，但遗憾的是缺少对他的深入研究（包括我本人）。此前，几十年间，仅出版了米暂沉先生撰写的《杨虎城将军》、吴长翼先生撰写的《千古功臣杨虎城》等少数描写杨虎城生平和思想的传记著作。自从见到张学良将军之后，我便开始收集、研究有关杨虎城、西安事变的资料。

2005年间，我在帮助母亲整理父亲的回忆录遗稿《往事》时，为核对史实，查阅了大量有关杨虎城、西安事变的资料。通过这些资料，我看到了一个前人所不了解的杨虎城。但这些资料中对祖父最初的活动的描述存在许多缺陷，于是，我便根据资料的线索开始了自己的探寻之路。

寻找“大郎庙”

我父亲在他的回忆录《往事》中根据祖父对他的口述，写下了祖父青年时建立农民自救互助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以及组织农会成员参加辛亥革命的过程。我父亲说：“蒲城学案”的结果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热情，也激励起祖父蕴藏在心里的斗志。给予怀有杀父之仇、富有反抗精神、正在寻找生存之路的祖父以很大的启迪。他从“蒲案”看到，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官府也是可以被斗败的。由此他联想到“孝义会”的宗旨目标有很大的局限性。更应该在为解除压在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官府恶霸对农民的压迫欺凌而抗争。经与会员们商议约定，今后若有会员遇官府、地主逼捐逼债的，大家就一起出头帮他，共同应对。不但不给（也实在给不起）还要迫其交出捐单债据当众销毁，今后不得再行讨要。这样，“孝义会”的宗旨就由生活互助演变为经济上的维权了。

几次成功的抗捐抗债活动，激励了当地农民的反抗勇气。人们的胆子大了起来，许多人都要求参加 “孝义会”。到1909年8月，“孝义会”已经发展到有百余人之众。随着人员的增加和组织活动内容、斗争形式的变化，成员们认为“孝义”内涵已不能再概括反映他们的要求了，于是集会商议，改变“孝义会”的名称，商议组建发展大事。

1909年农历八月十五，这天早上 “孝义会”的成员陆续聚集到了甘南村大郎庙前的高地上。当祖父到达时，已先到了上百人，还在会场当中摆了一张木桌。集会上，在推举领头人时，大家鉴于祖父去过省城，有见识，遇事沉着、果敢、不怵头，又能体恤他人疾苦，故一致推举他当会长。祖父说：“要我当头儿可以，但咱们一定要立些规矩，定些条条，要有组织有纪律。”大家同意了他的提议。祖父说：“第一，今天正是八月十五，中秋，这个会就叫‘中秋会’；第二，中秋会的宗旨是打富济贫，打强扶弱；第三，要严明纪律，见义勇为，不准欺凌妇女；第四，同生死，共患难，坚持到底；第五，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第六，不准泄密，破坏组织。违者开除。”就这样，一个由丧葬互助开始的农民自助组织，在时代大潮的推涌下演变成了与旧社会制度抗争的具有一定规模与纲领的农民团体。

而这段历史，除父亲外其他人都未曾提起过。我想，要考证它，就要找到文中提到的这个庙。2006年春，在华商报两位记者的陪同下，我回到祖居地，陕西蒲城县的甘北村。到了村里，我到处打听“大郎庙”，可村里人都不知道。抱着一线希望，我们又走向甘南村。还没进村，在村边我就急忙向当地人打听，他们也说不知道。说话间，一位大嫂从旁路过，她问我们找哪，我说：有没有个“大郎庙”？她听后，肯定地说：“有！我带你们去！”我顿时喜上心头。跟随大嫂走过崎岖不平、长满庄稼和荆棘的塬上小路，我们终于来到了甘南村头的一个高地上。那里地处方圆几十里的最高点，远望可见泾河流过，近俯甘北、甘南的村落。真是一处好地方。如今，庙已不再，但留下一堆瓦砾。瓦砾中有不少琉璃，证明此处就是“大郎庙”。我当时兴奋极了，从心里喊道：“大郎庙”我找到你了！祖父啊，我找到了你的那段历史！为了保存资料，除了拍照外，我还捡了一块烧有琉璃的瓦砾作为“物证”。

2011年为纪念祖父参加辛亥革命100周年，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西安事变研究会在“大郎庙”遗址建起了一座亭子，李瑞环同志亲自题写匾额“杨虎城革命亭”。亭子当中树立的石碑上正面书写着祖父从事农民运动、成立“中秋会”、率领会员参加辛亥革命的历史，背面铭刻着由著名书法家卢中南书写，反映祖父当年革命豪情的诗篇：

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

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

探访“刽子手”

找到了“大郎庙”后不久，我们便乘坐汽车东出潼关，到河南省驻马店市一个叫周庄的小村落，去找寻一个叫“杨钦典”的人。“杨钦典”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去找他？

我父亲杨拯民在他的回忆录中《往事》 “赴渝移灵”一章中说：“有一天，有个吊唁者要求见我。该人原来是杀害我父亲的刽子手之一，叫‘杨钦典’，是河南人。他来向我表示悔过，说他不是杀害父亲的主犯，掩埋我父亲的花坛就是他向政府坦白的……他对父亲遇害过程讲得比较详细。大家听后都很气愤，张国光提出把杨钦典带回西安予以处决。我考虑，这样做不符合政策，他已经向当地政府坦白认罪登记过了，该怎么处理是当地政府的事情。”据曾任父亲秘书的刘文江回忆，“文革”后，重庆市检察院的人来到北京，要求父亲为在押犯杨钦典提供解放初他们在重庆见面那段情况的证明。

原来，杨钦典在与父亲见面后不久就被重庆军管会释放，回河南老家务农了。这一来，为大陆留下了蒋介石杀害杨虎城的一名证人。谁料想，“文革”中，他被重庆市公安局以“历史反革命”罪逮捕，判处20年徒刑。“文革”后冤假错案纷纷平反，杨钦典也在狱中申诉。他想起当年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杨虎城之子），与他有过接触，随后他就被释放了，便提出找我父亲为他证明。父亲很重视此事，抽时间专门接见了复查人员，并写了证明材料。很快，重庆市法院撤销了错误判决，杨钦典恢复自由，回家务农了。

2005年，我写信给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先生，要求国民党为祖父杨虎城平反，连先生当年作了回应。可当马英九继任主席后，情况却出现了一些反复，国民党中一些死抱尊蒋反共立场的人连非法杀害杨虎城的事情都不敢承认。于是，我去见这位还活着的历史证人，十分必要。

当时的线索只有2005年《漯河日报》关于杨钦典的一篇报道，其中提到了漯河市郾城县大刘镇。车行半日，午后我们到达该镇，找到当地派出所，我拿出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所开具的寻找杨虎城资料的介绍信，得到派出所的接待。我说出查找“杨钦典”后，民警在计算机上认真查找了一番，然后对我说：没有这个人。当时真像头上被浇了一盆凉水，我们大老远跑来，怎么会错呢？我定了一下神，又对民警说：“他是80年代初被劳改释放的，今年80多岁了。”民警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又查找了一番后，告诉我们有一个叫杨轻典的，是1982年被释放回来的，现年88岁，住在周庄村。

就是他！我请民警复印了他的户籍卡，为以后证明杨轻典就是“杨钦典”留下了依据。

出了派出所，我们边走边打听终于找到了周庄，这时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在村民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杨家。杨家的邻居告诉我们：老人现跟孙子住，孙子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孙媳带个孩子和老人。老人前些年身体还好，经常还下地干活，如今已很少看见他出门了。

进村前，我对两位记者说，先不要暴露我的身份，就说是报社采访。进了杨家，有邻居的引见铺垫，他的孙媳态度也还可以。对我们说，她爷爷的身体和精神都不好了，过去别人问他什么他都愿意说，现在不行了，问他都不愿意回答了，今天下午一直都睡着。我请她去看看老人能否接待我们。她进屋后，我们听见一阵对话声，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位瘦高个子的老人从里屋走入我们坐的堂屋。记者上前，向老人介绍说是西安《华商报》的，想让他回忆介绍年轻时在重庆的事情，而老人却低头不语。我和记者以为老人没有听清，又变换着语法再次说明来意，但他就是不接话。带我们去他家的邻居也帮我们动员他讲话，可他仍不为所动。最后他只从嘴里喃喃说出：“我记不得了。”面对这样的尴尬，我便说：“天也不早了，您休息吧。”赶忙告辞出来。出来时，老人的孙媳说，老人头年得了一次病，病后就不爱说话了。

离开周庄，我们商量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大家都认为不能就这么算了，明天一早应该再去。我说，为了刺激他恢复记忆，明天就向他挑明我的身份。同时为了表示对老人的尊重，应给他准备一点小礼物。当晚我们在商店里买了一些水果和蛋糕，还拿出了西安朋友送我的西凤酒。

第二天一早，我们带着礼物再次登门。这一次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老人的精神好了起来，不但早已起床，而且出屋到院子里来见我们。待握手寒暄、送上礼物后，老人和他孙媳都很兴奋。我和老人坐在院子里（屋里光线不好，不便拍摄）开始交流。我从老人家里找来一本记述他曾回忆重庆往事的书，就书中的内容进行交谈。当他断断续续地回忆起他在重庆的往事后，我不失时机，直接说明：“我是杨虎城的孙子，我来看你，希望通过你见证那段历史。”华商报的王冰记述了那一刻：

“你是杨虎城的孙子？”一直把目光停留在手中书页上的杨轻典，抬起头，这句话他说了两遍，口齿有些不清。“好、好。”老人含混地说着，他看着杨瀚。这是他第一次注视和他交流了足有一个多小时的杨瀚。老人的目光长时间盯在杨瀚脸上，老人开始咧着嘴笑，脸上的皱纹更深更密了，包围着那近乎僵硬的笑容。老人笑着嗫嚅：“我只是个当兵的……”

紧接着，很长时间的沉默，老人的头又低下去，盯着书上的某处，那双枯瘦的手不停地翻动着书页。

后来，老人抬起头，抽了支烟，在缭绕的烟雾中，幽幽地说：“你爷爷没关在重庆……你爷爷是在重庆被害的……松林坡，离白公馆很近，害死了……我当兵，站个岗……”这些支离破碎的句子，从老人口中一点点说出来，杨瀚静静地听着。

老人沉默着，回想着，“好多都忘记了……”老人把身子侧到背向杨瀚的一侧，第一次弯曲了腰，他抬起右手掌揉了揉鼻子，抹抹左眼，然后抹抹左眼。他哭了。记者抓拍下了这一瞬间。

“没有关系，我只是来看看您，都是历史的问题，不是个人的事，祝您身体好活到110岁。”杨瀚说。

“你来，见见我，太好了，不容易，我这大岁数，你也不容易，跑这么远来我……”

杨瀚要走了，杨轻典说，以后要常来，常常来。

两人握手道别，杨轻典老人微颤着嘴唇，注视着杨瀚。他们合影。这是跨越57年历史的一次见面。

出门后，杨瀚感慨，杨轻典老人的状况和他之前想象的差不多，生活很艰苦。

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觉得他很可怜，他是蒋介石封建政治的一个具体执行者，同时也是一个受害者。因参与了那段历史，他一生都未能安宁，晚年如此境地，怎能不让人唏嘘。据说，在我见他后的当年，老人因脑出血完全昏迷，第二年便告别了人世。

责编 | 于洋

原刊于《纵横》2013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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